在新疆南疆时的知青时代

关木

　乌什县是一个山清水秀，泉水众多，气候温和温差较小，同时也是一个边境县，乌什县位于阿克苏地区以西方向，从乌什到阿克苏的距离为112公里。

乌什县县城从东山头到燕子山，只有一条约2公里长的东西方向的马路。按照维吾尔人的说法，从县城的东头喊一嗓子，西头的人就能听见，从这一头滚个热馕过去，到那一头的馕还是热的。

乌什县是维吾尔族聚居区，而当时县城里的汉族人非常少，几乎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当时乌什县当时最困难最纠结的就是汉族人的子女教育问题了，虽然有一个汉族小学，但那时还没有汉族中学，本来让该让上中学的学生却成了难题，有些人无奈只得把孩子送到阿克苏去上中学，每次乘卡车去阿克苏就得五、六个小时，而且两三天才发一趟车，学生出行极为不便。毕竟这不是长久之计，无论如何想办法也得在当地办中学才行，这和其他县的情况几乎都相似，也都没有汉族中学。

于是1963年，乌什县便想办法把温宿、阿瓦提等县的汉族学生招生到乌什县来上学，这才勉勉强强地凑够一个班，在燕子山旁边的汉族小学（第二小学）里成立了第一个初中班。

一年以后，当需要初一和初二两个班级的时候，教室显然不够用了，在县委的协调下，把两个班级迁到乌什县城的维语中学（第一中学），两个初中班由一中学校统一管理。这里的汉语班在一中就成了“少数民族”了，学校对汉语初中班在各个方面非常关心和照顾，当年的中秋节专门为两个班的师生举办座谈会，学校中层以上领导全部参加。一年以来和一中的维族学生相处的非常和谐，初二汉语班和一中的九年级还结成友好班，两个班并在教室里举办联欢会。

还是这个原因，当汉语初中班发展到三个班的时候，在一中的教室就不够用了。乌什县原先有一个党校被撤销了，1965年便把原党校改造成为汉族学校，于是把这里建成为名副其实的乌什县第二中学，汉族学生终于有了比较稳定上中学的地方了，后来学校发展到初一、初二、初三总共有3个班级。

办农场

第二中学正当走向正规的时候，1966年，突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和我们一样全都停课闹革命了。家在外县的学生无事可作，便陆陆续续离开了学校，大部分回到原县。

由于父亲调动工作，和我一起来到乌什县，初到此地一直忙于学业，而现在文革停课了，我就有了大把的时间，趁此饱览乌什的大好河山。游遍了燕子山、九眼泉、古城墙、托什干河、沙棘林、柳树泉、跃进河瀑布、林场果园等……。

我也和当地的学生大约有二十来个，反正每天都是无所事事，同他们一起掏鸟窝、捉野鸡、下河洗澡、河里摸鱼、摘柳树蘑菇，也免不了偷杏子偷瓜、到处闯祸等，每天从早到晚玩的不亦乐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游泳。但心里明白如果长期如此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这也成了学校、家长们和学生自己的心病。

何维生是班里的班长，和几个学生以及学校里的老师，经常在一起反复讨论我们该到底怎么办？这时大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号召城市里的知识青年要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农村，去广阔天地去锻炼自己。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经过分析，看来我们只能到农村去了，到农村去做什么呢？干脆我们自己办个农场吧？与其和其他人一起闹革命瞎胡闹，还不如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最终大家取得了共识，决定就到农村去办个农场。

在哪里去办农场最合适？在全县各公社看了很大地方都不太理想，最终把目光聚焦在阿合雅。阿合雅是乌什县最大的公社，一共有22个大队，其中最偏远也是最特殊的大队却叫名为“荒地农场”，这是乌什县唯一的汉族大队。在荒地农场的旁边有个“农业中学”，在阿合雅公社管辖之下，有几百亩土地，有一排现成的平房以及生活设施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所学校被撤销，看来这是我们最合适的地方了。

在文革中乌什县的书记、县长等全部都被打倒靠边站了，实际上主要由人武部和支左部队维持县委各项工作，下设生产组、政工组等。我们便向生产组打了报告，当时武装部长周玉卿兼任生产组长，他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做出安排部署，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等，要求学校指派由老师亲自带队。同时也考虑你们可以先打前站，将来条件成熟具备，那里就是乌什县的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28日，在乌什县的广场上红旗招展，县委带领干部群众给我们进行了欢送仪式，县委用大卡车敲锣打鼓地把我们送到阿合雅农业中学，同时给我们送一个礼物：半导体收音机，在那个年代可是一个稀罕物件。

这时我们尚稚气未脱，年龄为17~18岁，正处于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本来应该是在教室学习知识，从这天开始可能算是走上社会大舞台了，将来等待我们的是困惑，还是惊喜不得而知。

乌什县到农业中学的距离是75公里，从县城出来沿公路都能见到村庄，而到了农业中学好像是突然戛然而止，再往东去便是戈壁滩了，到了这里有一种走到了天边尽头的感觉。

学校里派来一老师和我们一同来到农场，老师主要负责管理，我们找来一些木板搭了个通铺，一个房间是男生，另一个房间为女生。来到农场时已经进入初冬了，我们到附近的树林里砍伐了几棵树，修建了一个马棚，以及牛圈、羊圈等，既然办农业，就得养一些马、牛、羊等，犁地运输都得需要借助蓄力来完成，还得想法积点肥料，为明年开春做准备。

当时最困难的是冬季取暖，只能八仙过海，可以就近到戈壁滩上挖红柳根用来取暖。从阿克苏到乌什的公路上，特别是经过荒地农场附近的这段公路是搓板路，经常有经过送焦炭的卡车，就会从卡车上颠下到公路上的焦炭，经常把它捡回家去取暖。如果在田间各处发现的牛粪，这时我们才知道，牛粪原来也是可用来取暖做饭，而且效果也相当不错。

1968年12月27日，我们正在室外劳动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隐隐约约的 ‘轰隆、轰隆’的声音，环顾四周没发现哪里有人放炮，也没有看见有什么飞机或飞碟等什么经过这里，从来没有听见过这种声音，好像是天外之音。到晚上在收音机上听到报道，我国今天放了一颗原子弹，这才知道白天的声音原来是从这里而来，没想到从罗布泊到这里距离相隔大约五百多公里，声音竟然能传到这里来。

就在年底前，也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1968年12月22日在收音机上发表了人民日报的文章，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当我们开始听到广播后我们都很兴奋，看来我们下乡是有先见之明了。回过头来再一想不过说的是要到农村去，是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可这和我们现在办农场有冲突吗？在那个年代对最高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才行，这可应该怎么办?

经过讨论后，既然现在已经有了最高指示，那也得按照指示我们也去农村插队吧，于是向县委打了报告。在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都是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在等待结果。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如没有主要的事情，都会竭尽全力与家人团聚。我们都是从小长大从未离开过家，翻过年眼看着春节就要到了，反正现在也无事可做，先回一趟家春节以后再说，结果这里班车暂时停用只能望尘莫及。干脆我们自己在农场举办一小型联欢晚会，如唱些当时的流行歌曲，或者跳维族舞等，为此打发日子。

在即将快要开春的时候，终于得到了县委的结果，让我们就近就到阿合雅公社三大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学校里来的带队老师自然回到了学校。

俄勒克大队

树木还未发芽，气候乍暖还寒，我们的房屋里已无需生火取暖了。这时春耕生产还没开始，无所事事地躺在宿舍门外的玉米杆上，晒太阳是我们最惬意最舒服的时候了。

三月初的一天，我们惊喜地看到一队马车由远而近奔驰而来，这是来接我们去三大队的，在我们住房前面的空场地上瞬间马撕人叫，热闹不已。这是我们一直盼望的日子，行李早就打好了，无需再耽搁上车就走。

在马车上，想到我们很快就要开始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新生活了，我们都有一点激动和兴奋，一路上情不自禁放声唱着那时候的流行歌曲，时间过的真快在不知不觉中到了阿合雅公社。

在公社院内，公社的维吾尔族玉山社长正在迎接我们，一见到我们就大踏步迎上前来，并热情地说：“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知青到阿合雅来插队，从三大队到阿合雅很近，你们今后有什么困难就喊一嗓子，我们就能听到，”。很多农村往往没有准确的路程远近的概念，“喊”的时间越长说明距离更远，其实这也是维吾尔人特有的幽默调侃方式。

在公社给我们做了个简单的欢送仪式，然后我们五、六辆马车浩浩荡荡便直奔三大队。

在这之前何维生已经接到通知书应征入伍了，很多人做梦都想当兵，在那个年代能够当兵可是无比荣光的事情，但还是念念不忘当时的农场时的同学们，何维生把我们从农场一直送到三大队才恋恋不舍地回到部队。

建国后这里成立了公社，许多人习惯性地一般都把这里称为三大队，其实过去一直有一个当地自己的名字即“俄勒克”，汉语意即“富饶”，可能是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吧。

来到三大队以后并非把我们安排在知青点，而是把我们分散到不同的小队，平均每个小队分配四个知青，每个小队基本分配两男两女。三大队一共有六个小队，把朱淑芬、刘秀元、刘克敏、沙成分配到一小队，把田少华、柳桂华、张立才、陈必援分配到二小队，把郭秀芸、倪桂珍、倪希智、周建文分配到四小队，把索兰芳、马春燕、张立荣、郑迪荣分配到六小队。三大队如此安排可能是其他小队都希望要知青，因此只能平均分配，另外因为一时难以解决知青点的住宿问题。

紧接着又有了新来的知青来到三大队；马瑞琪、法秋琳、法秋荣、尹咏、赵平英、马永辉，先后都分散到其他小队。

我们住在一个果园里有几间房屋，这是生产队的果园，这里面生长着杏树、桑树、酸梅、核桃、苹果等，没想到我们竟然会居住在一个好像是世外桃源的果园里，这简直是太有诗意了。将来和我们朝夕相处的知青是；张立荣与我个头相当，虽然话不多，总是笑咪咪的；索兰芳是回族女孩，做事非常干净利索，谁知她的眼珠却是淡黄色的，在我所知道的人中也非常少见；马春燕也是回族女孩，长得胖乎乎的，走路是小心翼翼，生怕踩了蚂蚁一样。

我们的到来在俄勒克的历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村民们每天都会三五成群地前来看望我们，不光是村民就是我们自己也都很兴奋。买买提是六小队生产队的会计，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人，便请问我叫什么姓名字？我说到“我叫郑迪荣”，买买提问“吉什么迪荣？”，我的“郑”音怎么也发不出来，再次纠正还是念不准，原来在维语的语言中就没有“知、吃、识”等这类音。无奈之下买买提说干脆我给你起一个维吾尔名字好吗？我们就給你起名为“居麦洪”，同时给另外三个人也都重新起了个维族名字。

一天傍晚，我们刚收工回到宿舍，有一人来到我们的果园里，来人戴着坎土曼帽子（鸭舌帽），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的样子，自我介绍：“我叫阿布力子，我家就住在六小队，现在任大队委员，专门请你们到我家里请客吃饭”。来到阿布力子家，宰了一只鸡来招待我们，家里只有他和姐姐两人，他的姐姐还一点残疾，家里几乎家徒四壁没什么家具，看到他们家里情况还要请客，在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

来到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天星期日恰逢阿合雅的巴扎天（维语叫巴扎，汉语即集市或集日）。从六小队到阿合雅公社的距离大约有五公路，我们也逛一逛阿合雅的巴扎。在阿合雅发现了一家茶馆，是一维族老汉开的，正好口渴便去喝茶，喝罢竟如此香甜无比妙不可言，后来每次来阿合雅我都会忍不住来这里喝茶。在文革中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在这里能喝到香美的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无比的享受，后来才知道这是酥油茶。

逛完巴扎离开阿合雅返回住地，我们一路上边说边笑，只见前面路边有很多人熙熙攘攘。走到近前只见一个维吾尔年轻人迎了上来，眉开眼笑地对我们着：“你们是知青吧？这里正在进行婚礼，我们邀请你们参加这里的婚礼。”按照这里的距离计算，这里肯定不是三大队的，我们也不好意思多问，看来知青下乡的事情在这里已经不胫而走，这么说来我们在这里还是很有面子的喽。

维吾尔当地的结婚要比汉族简单多了，除了一些基本的程序形式外，主要的内容就吃饭。进餐前专门有人提着水壶给人倒水洗手，再用毛巾将手擦干净，将布单铺在地上，几人围着席地而坐。维吾尔人结婚或者重大活动吃饭就是吃抓饭了，抓饭是用羊肉、胡萝卜、洋葱做成的米饭。向来维吾尔人吃抓饭就是用手来抓着吃，看我们是知青便给我们提供了勺子，看别人都在这样吃我也得入乡随俗，结果满脸上都是米粒尴尬无比。邻座的人发出善意地笑声，并教授给我吃抓饭的方法，看来这么简单的吃饭也是需要技巧的了，这和外国人刚来中国时，使用筷子也需要培训是同样的道理。

　当地的主要粮食是小麦、水稻、玉米等，维吾尔最喜欢的蔬菜是胡萝卜、皮牙子（洋葱）、恰木古（蔓菁）、水萝卜等。除了最著名的抓饭之外，最常用的食品是拉条子。但没想到在维吾尔中还有一种食品在当地叫做“曲曲”，这和北方叫做馄饨，四川叫做抄手，广东叫做云吞，其实都完全一样，看来这种食品在全国各地都喜欢这种食品。

馕是维吾尔人的主食，是经过几千年的演变而形成的特殊方式，制作而成的一种烤饼，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馕在维吾尔人中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食物，每个家庭都不可缺少馕坑，将柴火在馕坑中间点着，等馕坑烤热后，把面饼贴到坑壁上，成熟后取出便可。

于是我们也和别人一样依法炮制，也学会烤馕方式，如果大批量制作比较划得来。但后来发现我们只有四个人口，每次考馕一次吃不了那么多，对于能源浪费太多。那时，如何对付百分之七十的玉米是一种考验，通过摸索用锅贴要对我们更现实，内焦外软口味适中，几年来不但适应，后来把吃锅贴甚至吃上了瘾。

我来到南疆以后，便知道维吾尔人最主要的文化习俗就是清真，这一点我们都很非常注意，为了防止产生误会，在生产队时我们一直没有购买过猪肉，因为有些人是比较忌讳。没想到生产队竟然非常开通，一天生产队抓了一只小猪仔，来到我们果园里，为猪仔修建了个猪圈，并且说由我们知青来负责饲养，一直到长大最后出售。

学维语、学农活

我来到乌什后一直上汉族学校，一直没有学习维语的机会，张立荣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本来就懂维语讲的就非常好，索兰芳和马春燕也懂维语。所以我是一个完全的生葫芦，开始有什么事要和老乡交流时，我都要靠他们来给我做翻译，但长期以来总不是长久之计，日子还长着呢，狠下一条心决心学维语，很多事情都是被逼出来的。

亚克西（好）、好西（谢谢）、亚蛮(厉害)、巴么(有)、要克(没有)、耐奇毛(不少钱)、皮夹克（刀）……

苏（水）、牙（土地）、巴郎（男孩）、克姿（女孩）、阿奇可（酸）、特德勒可(甜)、可拉（黑色）、阿可（白色）……

布合袋依（小麦）、古粒西（大米）、库纳可(玉米)、塔吾子（西瓜）、库洪（甜瓜）、阿特（马）、阔依(羊)、卡拉(牛) ……

很快学会了维语日常用词，到了第二年我的维族话，好像是忽然开了窍似得突飞猛进，从此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语话。这和我们过去学外语一样，只能在这种环境下学习语言效果才最好。

1977年我离开乌什调动工作来到了北疆，大约有四十多年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讲维语的就会了，单词忘记的太多了。特别是得了脑梗病时，把自己曾经的语言等能力丢得一干二净，更不用说维语了，这不能说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在乌什地区的维吾尔人的农村里，除了公社或乡所在地会有比较集中的村落，其它的农村里基本上没有“村”的概念。乡村里的户家都是像星星一样散布在田野里，这里是一户人家，在很远的地方又是一家，每户人家之间的距离都在百米开外。

当地农村建造房屋采用的是类似于干打垒的方式。首先在打算建房的场地上的旁边，挖一长形的池子，把池内的土挖松，在池内注满水使其土渗透。搁置一天到第一天的早晨，赤脚进入池内把泥土翻一遍，将泥土反复踩实。用一带把的专门制造的三角形铁铲，用铲把池内的泥切成长条形，将成型的泥挑起砌垛在需要的墙上。如果是用打土块建房屋在当地算是现代建筑了，在公社或学校的房屋应该是最好的房屋了。

坎土曼是新疆最常用的劳动工具，也是万能工具，挖土、锄地、平地等，全靠它来完成。坎土曼是男人的基本标配，出门出工不管做什么活计，只有带上坎土曼就行了。

独轮车则是农村维吾尔妇女的标配，独轮车在维语中被称为“阿勒德格”，运输肥料、粮食、饲料、土方等全靠它们来完成。但这和内地的独轮车车型有所不同，车身设计小巧，运输量要比内地的独轮车要少多了，好像是玩具一样过家家的感觉。

　过去在城市都是按照时间上学或者下班，我们一般认为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来到农村后的作息时间一瞬间一切完全改变了。一般来说都是天一亮就得去上工，劳动工作大约两个小时后，然后收工回家再做早饭。有时收工回来已经筋疲力尽，饿的前胸贴后背哪有心情做饭？所幸这不，我们这里不是还有一个果园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爬到树上先吃一肚子杏子再说。

在当地农村上工一般都是从天一亮开始，除上午和中午回家做饭稍做休息，一直上工到天黑为止。可是一般来说工作效率都不高，相当的工作都是磨洋工混时间，或者打打闹闹玩点荤段子等，其实就是大锅饭，但并非完全都是如此。

这是我和张立荣第一次参加夏收，被抽调出来组建了青年突击队抢收小麦。可能是我们还没有掌握好方法，也是首次参加如此强度的劳动，我们埋头尽管割麦，无意中抬头一看其他人早以遥遥领先，已经坐在地头上开始悠闲地休息喝茶了，等我们好不容易赶到地头时，其他人已经开始下田再次去割麦去了，这简直是不给我们喘气的就会，这不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有一种看我们笑话的感觉。

麦收完成后，公社提出新要求各生产队派出人员参加挖渠，我们和张立荣再次荣幸地被抽调出来参加挖大渠。这次改变了工作方式，凡是来参加挖渠的人，给每人划分了大约三米长的渠，这就是一天的工作量，谁先干完谁先可回家。工作是要把3米深的渠底的泥土用坎土曼扔到堤坝上，但一次性根本甩不上去，只能用接力的方式，需要通过两次台阶才能扔到堤坝上去，工作量非常很大。按照以往一直都是懒洋洋，这次一改往常争前恐后，一个比一个干的欢实。当时我和张立荣的年纪才17岁，我们的体力和壮劳力压根都无法和其他相比，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任何人能给你帮忙，只能硬着头皮拼命干，跟头绊子好不容易才没有落在最后，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要面子的。

其实就是初级的承包制，这种方式和什么民族或者地区都无关，这取决于市场经济政策。

犁地赶马车

我们过去一直在城市生活和上学，初来到维吾尔地区的农村，看到什么都感到很新奇的，对什么都感兴趣。

在农村里磨面基本上也是用水力来完成的，用水冲击到一个水平面的叶轮上，带动到磨面房上，使得石磨转动，磨面的内容基本是小麦和玉米两种。

大部分的生产队都有碾米房，采用的也是用水力，碾米装置全都是用木头来制作而成。把水引至冲击到一个直立形的叶轮上，带动到一个类似磕头机的装置上，一般磕头机四个为一组。这四个磕头机连接到都碾米房的四个类似大臼凹上，将稻子放入臼凹里，磕头机轮番冲击稻子，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不亦乐乎。

农村使用的基本上还是一种原始的榨油技术，维吾尔人称之为“巨洼孜”。即在一节杏树的树墩中间掏一个圆锥形的喇叭口，再用一根硬木，将一头削成锥形插入喇叭口中，另一头斜挂绳子，绳子下悬一大石头并有挽绳，操作人将油料加入喇叭口中，再由牛或驴拉着旋转，在硬木的挤压之下，便可榨出油来。

那时土地基本上都去种粮食去了，大家肚子里都没有油水，每个人食油定量250克，所以人们都缺油水。后来我每次把甜瓜吃完以后，便将甜瓜子收集起来，全部送到巨洼孜来去榨油，没想到甜瓜子竟然也能榨出不少油来。

那时我们年轻觉得如果每天从早晨到晚上挖坎土曼觉得太没劲，想做一些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那才有意义才带劲。于是我和张立荣找到小队长，说我们想学习犁地，本来以为可能会费一些口舌，没想到竟然痛痛快快地就答应。队长名字叫阿德勒洪他把我们带到牛棚，饲养员把牛和农具交代给了我们，同时教会我们如何使牛，如何犁地。当时我们都兴奋不已，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饲养员给我和张立荣分别给了两头牛，这些牛个头高大齐肩高，但非常温顺。用的是新式步犁，犁地时将土翻向右手。

当我们晚上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敲我的门“哐！哐！哐！居麦洪，靠帮（起床）”这是队长敲我们的门，让我们赶紧上工。一个跟头翻起身子打开门一看，天还是黑咕隆咚的，这才几点了？深更半夜叫我们上工？这时从不远处传来鸡叫声，那时我们都没有钟表全靠公鸡来叫鸣。

模模糊糊地把牛和犁具带到田边，把牛套好赶紧开始犁地，太瞌睡了还没完全睡醒，扶着犁一边走一边犁着地竟然就这么睡着了，也不知道就这么走了多长的时间，一个激灵突然清醒了，低下头往下一看正在犁的地竟然一起正常，抬头一看这时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一般来说犁地的牛都是训练有素的，在犁地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靠右边的牛肯定会自觉地走在田沟里，人只要扶着犁，牛就不会犁偏。

开春四月份是农忙最紧张的时候，犁地的、挖渠的、平整土地的、送粪的、栽树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犁地的是重中之重，如果把地犁不出来一切都是闲的，有时着急的时候，甚至还要把马匹拉出来，套上犁具也来犁地。

好不容易把生产队该种的地都犁完了，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当地的主要大田种植业是小麦、玉米、胡麻，还有必不可少的水稻，在整个新疆产出水稻的地方较少，乌什是其中产出水稻少数之一，否则我们想吃抓饭时该给谁交代？当时种植水稻都是采用是撒播方式，只是拿出几亩土地来试验插秧。种植副业主要是甜瓜、孜然等。

我们六小队和四小队的土地相邻，在劳动时遇见了在四小队的知青倪希智和周建文，在聊天时倪希智告诉我们：“我听说戈衍庆、史晓光他们下乡到洋海公社去了。”他们也是我们的中学同学，他们比我们下乡晚了几个月。

张立荣说：“我也听别人说过，不知道都有谁？”

周建文说：“还有蔡耀平、周以新”

这时我便说：“既然农忙已过，我们找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他们如何？反正离我们这里又不远。”

张立荣说：“要不下个巴扎天我们去？”

我说：“我们怎么走？有没有马车可搭吗？还是步行？”

倪希智说：“走路过去没劲，干脆我们骑毛驴过去？”

周建文说：“我们可以从老乡那里借到毛驴。”

张立荣说：“好主意，我们生产队就有几条毛驴，从饲养员那里就可以借到。”

我兴奋地说：“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下一个巴扎天，把他们几个家伙好好地给镇一下。”

那时也算是比较现代的交通工具了，我们四个人每人骑着一条驴得意洋洋地上了路，延着戈壁滩的边缘直接插向洋海公社，大约一小时多的路程，远远看到他们的住处。

这时戈衍庆正好从房门出来，一见到我们惊奇地喊叫起来：“你们快出来，看这是谁来了。”这时我们正在跳下毛驴。

柴跃平说：“我的咣当！你们是从哪里找出这么多的驴？”他的年龄比我们长几年，当时正在阿克苏上中学，文革后无事可去便跟着去下了乡。

周以新一看迫不及待地喊起来：“快让我骑一下，我从小长大还没骑过毛驴呢。”

史晓光一看我们也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走亲戚了。在他们的门前，生产队给了他们一块自留地，地面上种的是玉米。我怎么没想到，我回去也应该向生产队要块自留地。回去后真的跟生产队要了块自留地，我们全部都种成胡麻了，因为那时我们的肚子里最缺的就是油水。

开春以来我们把地都也犁完了，这是一个闲暇空挡时间，忽然对马匹发生了兴趣，便对队长提出想学赶马车，我们还是如愿以偿。给我的是一匹白色带黑点的马，给张立荣的是一匹棕色的马，给我们配的还是那种传统木制的车轮和车厢等。

牙生是生产队里的车把式，他热情地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如何套车，如何养马等注意事项，和我们成了朋友，他性格开朗、淳朴，他赶的是生产队里唯一的一辆胶轮马车，这是一辆得用三匹马拉的胶轮大车，所以这是技术水平最高的。

他告诉我们说；几年前我们生产队里曾发生了火灾，把马号里的马匹、牛等，几乎全部都被烧死，现在的这些牲畜都是阿合雅公社各大队捐赠的，就是凭借这些牲畜这才把生产队重新组建起来。也是当年牙生赶马车送学生去乌什县上中学，送完学生后驾辕的白马当场突然得爆病死亡，就在学校的操场上，牙生抱着白马嚎啕大哭，正因为以前曾发生火灾，所以社员们对牲畜都很珍惜，得知后也都非常伤心。

又是一个农忙时节，七月分正是杏子成熟的时候，也是夏收小麦的时候。男人主要是割麦子，这是一个强劳力，妇女主要是把割好的小麦打成捆，再将麦捆送到马车上。我和张立荣的主要任务就是用马车将把麦捆拉到麦场去，准备将来设法脱粒。

突然听到惊叫声，抬头一看不远处，只见张立荣自己驾驶的马不知何事马给惊了，只见马拉着马车一通狂奔，吓得人们到处躲避马车，这时我也吓得不知所措。说时迟那时快，张立荣稳稳地站在马车上，只看他临危不惧，用双手死死地勒住缰绳，终于制止了惊马，真是有惊无险。我赶紧跑过去心有余悸地对他说：“把我们都吓死了，当时你不知道害怕吗？”张立荣当没是一样从马车上跳下来说：“哪来得及想别的事情，只想的是要是马、车伤了人那可怎么办？”

粮食收完了以后就要交公粮，粮食还得用马车送到粮站去，本来以为是简单的事情，没想到送粮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我们自己背着一百公斤的麻袋，要扛到高高的粮垛顶上去。粮垛上斜搭着木板，扛着麻袋走在上面晃晃悠悠，腿稍微一软一跟头就和栽下来，不敢泄气硬是咬着牙屏着气，好不容易才拼到终点，放下麻袋人都快瘫痪了。

赶马车从表面看很风风光光，长期赶马车人会越来越懒，甚至连一步路都不想走，这次我们可风光不起来了。

回城

有一天，在洋海下乡的知青史晓光和周以新突然来到我们六小队，因为他们那里已经断粮了。史晓光急急忙忙告诉我们；“我们知青的粮食一直都是由粮站来供应的，现在我们洋海那里已经不给我们供应粮食了，而且生产队也不给我们粮食，因为生产队没有收到通知。听说其他的有些知青也已经断粮了，估计你们这里早晚也会断粮的。”所以我们跑过来就是和你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大事情，便急忙和其他小队的知青召集起来，商量也没有什么结果，那我们就到公社去反映问题吧，说走就走门一关我们人员悉数尽出。先来到粮站才知道确有其事：从那以后知青的口粮将由生产队来供应，如有什么问题可到公社去咨询便可。随后来到阿合雅公社，谁知公社根本就无人搭理我们，好像我们是要饭似的，看来我们只能到县委才能解决了。

可能是文革中大家都忙着革命去了，无人对接，我们便就断了顿。

这时天色已晚，在当地阿合雅公社附近找了一个小旅社先住上一晚。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赶紧就赶路，出了门以后，旅社人员从后面追了上来，跟我们要住宿费。便说我们是知青自己那里有什么钱，跟前跟后跟我们要住宿费，在公社本来就生了一肚子气，于是我们也是如出一辙，反正那时的旅社都是国营的，我们也不搭话尽管走人，最终只能悻悻而归。

我们离开阿合雅一路步行两个多小时赶到洋海公社，这时我们饥肠辘辘找到一饭馆想赶紧吃饭，饭馆老板看来有人吃饭也很热情，不过得让我们先开票，便说我们都是知青自己身上都没有钱，那就无能为力了。在饭馆里周以新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盘子上去自己就去盛饭，上来了两个大汉把周以新架在胳膊上，就给扔出了街道。

我们只能扫兴而归，抬头一看街道两边是两排梨树，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可以吃，这是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便爬到梨树让我们扫荡了一顿。洋海公社的这些梨树，过去这里的人们一般都不敢碰这些梨子，后来才知道这是香梨，当时都比较稀罕。

从阿合雅到乌什距离42公里，公交车一直不太正常，就算能乘的上可也没钱，只能徒步步行到乌什县了。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回来了县城，从农业中学办农场，再到俄勒克大队，离开县城已经大约有九个月了，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到县委接待我们的是综合组的组长是范维山，那时我们已经饿的头昏眼花，一看有气无力的样子几乎虚脱了，这时什么也顾不了了，就像土匪绑架人一样，两人架着范维山的胳膊就直奔饭店。其实我们和范维山本来都非常熟悉，连说带笑有带开玩笑，意思就是让县委来给我们买单。饭后也带我们去了招待所，开了房间，以及后期的食宿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到昌吉，偶然得知范维山也调到昌吉银行学校，我专门去看望他，他是我的长辈，立马在酒店款待我，我很感动，这是我在昌吉见到的第一个乌什老乡，感到非常亲切。

在县上呆了几天，县委很快就对我们的问题给予答复，按照政策解决了我们的口粮，并让我们自己带着有关文件回公社。

临行之际，县委突然接到告急，托什干河上游牙满苏公社一段发生大洪水，县委里的干部全都去抗洪去了，急需人手要求我们都去帮忙抗洪。只见河水汹涌澎湃，托什干河上震耳欲聋，看得出来当时情况比较非常危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将石块扔进铁丝笼里，设法把铁丝笼放入水前以保护堤坝。

一直到抗洪结束，这么一折腾便进入冬季了，也应该回生产队了。回到生产队睡到半夜给冻醒了，赶紧爬起来翻出来一个塑料布盖在被子上，你还别说保温效果还真不错，不过早晨起床叠被时发现被子却都湿漉漉的，原来塑料不透气，自己身上的气体凝固成水分而导致。前一天打回来一桶水，早晨起床做饭才发现，这桶水已全部结成了冰。这是我们在农村过的第一个冬天，照这个架势这冬天肯定是无法熬不过去的，赶紧我们到亚森艾买提那里去讨教一下，你们当地冬天是怎么过冬天的？

亚森艾买提是生产队的保管员，和我们也是邻居，个头与我相当。从长相上就看得出来，他很厚道极为淳朴，但凡是有事都喜欢和他商量。他不仅助人为乐热情好客，如果亲戚朋友来人的话，肯定就会邀请去他家来做客或借宿，假如不想做饭了便到他们家里去蹭饭。一次亚森艾买提请我们吃饭，还举办家庭买西拉普（歌舞会），亚森艾买提的夫人名叫阿同汗，即席引航高歌嗓音极好，嗓音可以拔到一般人无法想象的高度。如果放在现在的改革开放以后，假如在有条件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高音歌唱家。

亚森艾买提一看我便说：“你们从县城回来了？我就知道你们肯定就会来找我”于是告诉我们这里到冬季取暖都需要到戈壁滩去打柴火的，有柴火的地方比较远，赶马车一般得两天的时间，除此而外也无可选择。也是从老乡那里借到齐脚髁子高的，没有熟好的，没有挂面子的白板老皮袄，打开皮袄一闻一股骚哄哄的味道差点熏人一跟头，这时什么也都管不了了。

亚森艾买提给我们指了个方向，只要跟着车印走就行。我和张立荣赶着一辆马车，为了能当天赶回来，大约从半夜1点左右开始启程。走在空旷的戈壁滩上，除了我两人之外空无一人，月光皎洁车印清晰，所以也无需点灯，我们现在也是赶马车的“老把式”了，懂得老马识途的道理，所以反正闭着眼睛信马由缰吧。

我赶着马车在戈壁滩上按照方向尽管往前赶路，开始我们还一边说话聊天，说着说着张立荣的眼睛就睁不开眼睛了，便在马车上靠在车厢的栏杆上就给睡着了，不知怎么回事栏杆竟然脱落了，张立荣顿时失去平衡一个头朝下栽进车厢和车轮之间。吓的我一个激灵，条件反应地拉住缰绳让马逼停，赶紧从马车上跳下来，把张立荣从车轮边拉了出来，他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还稀里糊涂地还问我出了什么事了？真是让人虚惊一场，让人哭笑不得。

一直到天亮的时候就到了打柴火的地方了，半夜时还冷的人发抖，太阳一出来马上就得脱皮袄，新疆的气候本来温差就大，有一句话说到：“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

这里能打柴火地方主要是红柳、梭梭等，甚至还能见到胡杨等，看得出来过去生产队附近曾经都可以打到柴火，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远了。

在戈壁滩最常见的植物就是红柳，一般多半成敦成片，红柳上花开紫红色的碎花，红柳树大约比我们身体大约高一点，树枝一般粗不过手指头，属于灌木哪一类。其实在这里我们打柴火主要是挖红柳根，别看树枝纤纤细细的，可柳树根却出奇的粗硬，和人腰身那么粗，。由于戈壁滩沙漠雨水少，为了生存红柳就得拼命往地下发展。

正是因为红柳根既粗又深，要把它挖出来可费了不少的劲，大约用了4--5个小时，再把柴火装到马车上，然后赶马车原路返回，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

托什干河

今天晚上在阿合雅公社要放电影。自从文革以来再也没有看过电影了。在那个时候甚至想找一些书籍也是无处可找，那时可以说是文化沙漠，我们还能放得过这种机会吗？。

下了工连饭也没顾不得吃，直往公社飞奔，从六小队到阿合雅公社的距离大约五公路，步行走路大约一个小时，为了看电影跑这点路算得了什么呀。

我们连跑带走总算赶上了电影，是在公社的空场上放露天电影，放的是“智取威虎山”，虽然是黑白的已经很过瘾了。

在电影散场的时候，库尔班跑到我们的跟前，他是公社的一位干部，和我们都很熟悉，他神秘兮兮的对我们说：“你们想不想抓鱼？”

我觉得奇怪地说：“在我的意象中你们维吾尔人好像向来不吃鱼？你们打算想用什么方法来抓鱼？”不像汉族关于捕鱼、捞鱼、打渔、钓鱼、摸鱼、网鱼等方式而不同，维语里关于捕鱼的词语比较少，维吾尔则统统称为“北勒克图图西--抓鱼”。

库尔班对我不屑的说：“只允许你们会抓鱼吃鱼，难道我们就不会学吗?我们找到了一副拉网，人手少了不行，如果想来下个巴扎天来公社找我”

我兴奋地连忙说：“没问题，我们下个巴扎不见不散，”这样的好事情岂能放过我们？

托什干河是乌什县的母亲河，泉水众多，河水密布，不管哪个渠道里随时都可以抓到鱼，那时维吾尔人大部分人还都不知道抓鱼和吃鱼。抓鱼的方式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最简单的方式是钓鱼，有条件的是用撒网来抓，用拉网来这还是第一次。文革中不少人用炸药来炸鱼效率更高，但对鱼资源破坏极大。

从阿合雅公社向北方向大约三公里。我和张立荣、倪希智、周建文等几个知青，还有库尔班等几个公社里的干部，大约中午时分十来个人，带着网来到我们打算捕鱼的托什干河，拉开网约30米长，这是当时我所知道最大的网了。

正值枯水期，河水一般齐腰高，河水少而又清，我们顺着两河岸向前拉去，除了网两头各有两人拉着网，其余人员下水跟在网后密切关注。在拉网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动静，屏着呼吸心情有一点忐忑不安，难得这里真的没有鱼吗？在拉到一多半的时候，我在水下看到鱼了，在网里的鱼里像惊弓之鸟到处乱窜，大家都激动不已看来没有白费。突然从水面上跳出一条鱼，接着网前的水面就像开了锅一样，网里的鱼儿开始噼里啪啦地沸腾了起来，水面上阵阵翻着水花，见许多鱼跃出水面此起彼伏，有条鱼飞出水面从我耳根前飞到了网后。

托什干河里主要产大头鱼和草鱼，大头鱼在网里比较老实，草鱼则喜欢到处乱跳。这是我捕鱼一来最激动、最过瘾的一次，也使我见识到了鲤鱼跳龙门的景观。

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带回来的鱼得赶紧快吃完才行，那时还没有出现冰箱，吃不完就得坏，从早餐到晚餐天天吃的都是鱼，那时又没有什么调料，最后一看到鱼就想吐。

有一天一位老人来到了我们的住处，抬头一看我便惊奇地喊到：“王县长！你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只见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我想在这里和你们作个伴，不知道你们是否欢迎我？”我当时不明就里便说：“求之不得”。

这是乌什县的现任县长王二成，也是资历较高的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如果他再多几个月的军龄就是老红军了。当时县委的书记县长等，有一个算一个几乎全部被打倒，或者靠边站。王二成在县委里也被带高帽子，在大会上也进行批判，甚至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暴打一顿。实在招架不住，于是找了个理由说要到农村搞调查，其实就是躲避批判。

新疆的气候雨水向来就很少，在南疆气候更为干燥难得下一场雨。谁知这几天雨却下个不停，雨下的并不大就是毛毛雨，这一下就是三天，这在当地可是破天荒的事情，下雨不打紧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漏的一塌糊涂。让我们无处可住无处可逃，我们想起生产队曾修建一个地道，一直无人使用，我和王县长以及几个知青一起钻到地道里，在那里住了三天。

亚满苏

转眼到秋末了，农活也不多了，便想去他们洋海那里去走走亲戚。听说戈衍庆被抽调到洋海公社去看磨面机了，过去我们所见的都是水力磨面，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电力带动的小钢磨。

史晓光告诉我们一件事，快到冬季了，县委要在亚满苏水力工程上进行大会战，凡是大会战基本都是放在冬闲季节。到时各个公社都会派人员去参加，意思是说叫我们都去参加，到时我们天天都可以见面。每天在生产队里免不了寂寞难耐，还不如到工地我们凑个热闹。

当向生产队提出想去亚满苏工地时，生产队正在发愁让誰去，我们一提出巴不得让我们去。本来和洋海公社的知青们与我们一起去亚满苏工地，没想到我们去亚满苏之前，戈衍庆被招工到阿克苏石油公司，张立荣也招工到县油库，只能我和史晓光、柴跃平、周以新几人前去工地了，少了几人总觉得有些遗憾。

工地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这是当年乌什县最大的水力工程，亚满苏被翻译为汉语则为“厉害的水”。一是看是否能一劳永逸解决每年的洪水难题，二是修建到亚满苏公社之间的大桥，过去每年为了来往过托什干河经常为此淹死人，这是乌什县人们多少年的期盼。

在工地上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两人合作用抬把子将石沙运至大坝上，在那个年代很少有机械，基本都是靠人工来完成。没想到这个工作量太强大了，不光是我就连生产队里的老乡，都招架不住纷纷叫苦，最后队长当场就承诺，凡是参加工地的人员，每人每天的工分提到45分，在平常生产队里强劳力最多也超不过10分，在这里其工作量之大便可想而之。

正在发愁怎么才能熬的过去时，县水电局的干部在工地上突然发现了几个知青的身影，正在想办法找些多少有些知识的人来给帮忙，水电局得知如获至宝。其实在县城多年对我们都相互非常熟悉，他们就把柴跃平抽调出来看管发电机。他的父亲一直就是乌什县的水电站站长，八十年代后县委为了发展经济在乌什修建了最新的水电站，多年后柴跃平成为新一代的水电站站长，看来他们父子和电力有不解之缘。

接着我被抽调出来让来看管柴油机，好不容易把我给解救了出来，而且还能学习一些技术，史晓光和周以新则没有这种缘分，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的工作很简单，当需要抽水的时候，发动好柴油机调好油门就可，不需要抽水时关掉油门停机就行。一次柴油机正在工作时，柴油机莫名其妙转速越来越快，想关闭油门关到最底也都不起作用，柴油机震动的都快跳了起来，吓的我不知所措。这时水电局的一名干部，找来一棉衣死死地堵住柴油机的进气口，机器才慢慢地终于停了下来。这才知道这是为飞车，如想解决问题需要釜底抽薪的方法才行，在那个年代的机器技术还不太成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个多月的时间，三大队的工作完成了，终于可以打道回府了。回到生产队正在当年分红结算，我们生产小队当年一个工值结算为0.85元，这和其它生产队相比看来还不错，我一共分红得现金120元，我来到六小队以来得到最多的一笔钱，从小到大这是第一次用汗水得来的收入。

自从来到六小队以来，好像我们知青点好像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除了我们四人以外，后来从阿克苏来了一位女孩名叫尹咏，看去比较清高和别人都不来往，据说她的母亲是阿克苏地区的专家医生，不到半年就调走。还是从阿克苏来的一女孩名叫赵平英，性格开朗和其他人都能谈得来。当时二小队也有四个知青，后来其中陈必援招工到供销社，柳桂花招工到地区石油公司，这样一来这个知青点无法存在下去，便将张立才和田少华两人调到我们六小队。

后来五小队的知青也调来我们六小队，这段时间是我们知青人口最多人丁兴旺的时候。但好景不长，不久其他人陆陆续续都被招工了，最后六小队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马永辉是回族，另一位是维族，他的名字叫阿布力米提，我们都称他为阿里明，他的父亲是县委的干部，他们家人一直就懂汉语。

这里冬季是最难过的，前年我们曾经打好的柴火早已用完，但不管怎样这日子还得过呀。人们总是想办法解决问题，以前我学会了打火墙的技术，便想方设法找到一些砖坯，砌了一个火墙。在生产队里有许多弃子无用的麦代克（汉语：玉米芯），全部都收集回来用来做饭取暖。家里有一半导体收音机，让我带回生产队给我们解闷，要不然这个冬季真不知该如何才能熬的过来？

看望乡亲

整个俄勒克大队其他的知青全部都招工走完了，最后就剩下我们三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里，好像是被世界给抛弃的感觉。原因是我的父亲是当时被打成“走资派”等，我当然成为不折不扣“狗崽子”，自然也没有哪个单位不敢要我，那时我心里非常失落。

1971年的夏季，终于我被招工了，是到乌什县油库工作，没想到的是竟然和张立荣是同一单位，看来我们的缘分还真是不浅。我已被招工以后，阿里明和马永辉便被调到大桥公社知青点，我们的六小队包括整个三大队的知青点从此彻底清零了。掐指一算我们在俄勒克大队劳动生活整整三年的时间，这和其他知青相比我们的时间算是较短的，原因是乌什县的汉族有文化的年轻人实在太稀缺，所以我算是下乡时间最长的人了。

斗转星移，光阴如箭，日月如梭。

1973年，张立荣考上喀什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1977年我调到昌吉，从此离开了乌什县，我和张立荣一南一北相隔几千公里，当时觉得我们能够见面的可能性很小了，若想再看望俄勒克大队六小队更是微乎其微。

让我们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弹指一挥间，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使我们的国家竟然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以前觉得很难完成的事情，现在让我们变成为可能性。

2003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家中阅报，我家的电话忽然响起铃声，我拿起电话，从电话的那头传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我是张立荣呀，你还认识我吗?”

我惊奇不已：“离开乌什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也曾一直想办法和你联系，可那时我们都没有电话，你给我打来电话非常高兴。”我们俩在电话上聊了很长的时间。

张立荣最后说：“我们学校里已经放暑假了，也是多少年没去过乌什了，不知道是什么样了，所以我想回去看看，不知你有没有时间和兴趣，我们一起回去一趟乌什县？”

我毫不犹豫地说：“你的建议好极了，正想睡觉给我送来枕头正中下怀”

我们约定分头出发，于7月20日在阿克苏会合。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通电话一下子激起了我对几十年前知青岁月的记忆。夜幕降临，已经到了深夜，我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农村时经历的点点滴滴往事，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一个个闪过。那一晚，我几乎彻夜未眠，可以肯定张立荣和我一样也是同样的心情。

过去我每次出差去乌鲁木齐时，乘卡车两头不见太阳需要三天的时间，如今阿克苏通了火车，如今我们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可到阿克苏。我和张立荣会合后乘班车来到乌什县，同时也带着我的家人一起来到乌什，也想让他们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我和张立荣这次来乌什虽然什么都没有讲，但我们心里却心照不宣，是来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想看望一下当年的六小队，与我们那些曾经患难与共的乡亲们。

到了乌什县见到了当年的老班长何维生，这时他早已退伍，现已在县委工作。于是他把现有在家的知青们都召集起来，找了两辆车直奔俄勒克大队六小队。沿路过去惊奇地看到各村各乡通上了电，曾经低矮的泥土房都变成砖房。

听说当年六小队的知青回来了，当地的乡亲们纷纷奔走相告，三五成群前来看望我们了。了解到当年我们很熟悉的老人很多已经不在人世，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也是胡子一大把，此情此景令人感慨万千。特别是老人家看到我们，便激动地忍不住就一直抹眼泪，拉着他们的手我的鼻子上一阵发酸。

　文革中在县城上忙着阶级斗争搞的如火如荼不亦难乎，派别争斗人际关系比较紧张。当回到农村好像到了世外桃源，维吾尔人好像与文革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当地维吾尔人善良极为淳朴热情待客，凡是来过新疆的人都为这里热情好客而著名，主要就是受到维吾尔人性格的影响。

我们在六小队时三年的时间中，多少年来乡亲们隔三差五就会来请我们去吃饭，但我们从来没有请过任何一个乡亲们吃过一顿饭，当然那时我们也没有那个条件。不管怎样现在回头想想我们那时太年轻不懂事，当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不知道我们将来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请乡亲们来吃一顿饭？

因为后面还有人要用车，我们在六小队只能逗留一个小时，就不得不返回，乡亲们恋恋不舍地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送到车上，一直到看不到身影。

当时张里荣已经招工到县油库工作了，实在忘不掉思念，便骑着自行车相隔40公里，专门跑来看望六小队的乡亲，和我们还正在的知青们。

我离开阿合雅以后，在乌什工作六年的时间，调到昌吉后更换过许多工作，我国经过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我也到深圳工作同样也是三年的时间，很多事情随着时间都会逐渐淡忘，而且已经事过将近五十年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俄勒克大队六小队竟然让我如此念念不忘难以割舍？唯一的期盼就是像俄勒克的名字一样，这里的乡亲们越来越“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