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坤甸潮州话

黄新聪

坤甸老埠头华人商业区

闲说坤甸潮州话

我2007年曾三赴雅加达，参加庆祝母校——印尼坤甸振强学校建校100周年筹备工作；住在校友会主席许先生家里。许先生原籍广东揭阳，讲潮州话。在他家里，我们常用潮州话交谈，他的印尼佣人——司机、女佣和厨师往往神态讶异地注视我们的谈话，有时还窃窃私语。这是怎么回事？

一天，司机带我外出，突然问我：“端（印尼语为“大人”，对上级和客人的尊称）从中国来，怎么会讲坤甸话？”“坤甸话”印尼语为“Bahasa Pontianak”。我当时愣住了，什么是“BahasaPontianak”？问他。司机答道：“端同大老板平日讲的就是‘BahasaPontianak’！”我幡然大悟。他说的“坤甸话”就是潮州话！

一次，我去探望姑妈，同姑妈和表弟表妹等人用潮州话交谈。回住处时，她家的司机开车送我，上车后，司机笑眯眯地问我：“Tokei（印尼语“头家”，即老板）的坤甸话讲得很好，你们在中国是不是也讲坤甸话？”

原来雅加达有些人把潮州话当成坤甸话。这不奇怪，雅加达的华人原先多为福建、广府、客家人，讲的是福建、广州、客家话，很少听到潮州话。1965年的“9．30”事件时，苏哈托政权以镇压共产党之名，残酷杀害无辜群众，西加里曼丹是重灾区，数以万计的华人惨遭杀害，十几万人因受迫害而流离失所，从西加里曼丹各地逃难到雅加达、泗水等城市，于是雅加达的坤甸人多起来了，潮州话也随之进入雅加达华人社区；这些讲潮州话的人大多是从坤甸来的，因此当地居民就把潮州话叫做“BahasaPontianak”——坤甸话！

坤甸是华人聚居的城市，全市50万人口中，华人就有20多万。华人中以潮州人和客家人为主，在商业区老埠头通行潮州话，隔岸的工业区新埠头则多讲客家话。二战前，坤甸华人社会分帮分派——潮州帮和客家帮，帮派的划分不是以地缘，而是以方言定格的。如历史上为“潮州九县”之一的大埔以及揭阳县属下的河婆（今揭西县）籍居民讲客家话，因此不属潮州帮。为数不多的海南人和福建人因其语言同潮州话同属闽南语系则讲潮州话，归属潮州帮。同样，讲广州方言的广州、肇庆、四邑各县以及广西、江西省籍的居民因其语言接近客家话，都归属客家帮，讲客家话。

潮州帮和客家帮很少有通婚的，子女也都各自到潮州人或客家人办的学校读书。直到二战后，由于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发、进步思潮的冲击和时代潮流的影响，在爱国侨领的倡导和广大侨胞的支持下，坤甸华人社会分帮分派的局面才逐渐消失；青年人崇尚自由恋爱，婚姻已冲破帮派界限；学生也都就近到中华公会主办的“中华公学”名下的中学和各小学读书。学校还

规定，教师和学生一迈入校门，一律讲国语——中国普通话。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坤甸华人社会是封闭的，华人居住的地方都集中在一个区或街道，他们有自己的社交活动圈子，在华校读书，很少同当地土著人交往，除了去“鱼巴刹”、“菜巴刹”（“巴刹”即市场）买鱼买菜，乘坐三轮车和撘乗来往新老埠头的 “舢舨”，需同当地土著人接触外，都不讲印尼话；因此不少华人在坤甸生活了几十年，还不会讲印尼话。这在印尼是很独特的现象。相反一些在华人商店、工厂或家庭做工当佣人的土著人，因生活在华人社会的圈子里，不但听懂而且还会讲潮州话或客家话。这在印尼也是罕见的另一种现象。

1995年，我首次回坤甸探亲，那时还是苏哈托暴政统治时期，虽然中印（尼）两国已恢复外交关系，但当权者对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仍抱敌视态度，中国人成了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对象。我回印尼探亲的“经济担保人”劝导我，在机场等公共场合尽量讲潮州话，那些贪官污吏便以为你是坤甸人，不便对你敲诈勒索。果然如此。一次，我们从雅加达乗飞机去坤甸，在机场过安检关时，我和夫人故意讲潮州话，安检人员把潮州话当成坤甸话，向我们撘腔：“Pulang Pontianak？”（回坤甸？）答曰：“ya!”便安然过关。后面两人因讲普通话，便受到盘问刁难，要他们打开皮箱检查，虽未查出违禁品，但还是给了安检人员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咖啡钱”，才倖然登机。

俗话说 “潮州九县，县县有语”，指的是潮州九个县，每个县都有各自发音逈异、腔调不同的地方方言。同样是潮州话，但潮安、澄海、揭阳同潮阳、普宁、惠来就大不相同。如“鱼”字就有“He”，“Hi”，“Hu”几种读音；有的地区“猪肉”叫“猪ba”；再如“新”字，各地有“xin”“xing”或“seng”的不同读音。潮州话中没有“睡觉”之词，除了“午睡”外，无法书写，有的人把“睡觉”叫做“yeng”，有的人叫做“Uet”或“got”。有的地方方言听起来轻软优雅、娓娓动听，犹如听潮剧《陈三五娘》；有的听起来粗口粗声，如市井打闹嘈杂之声。但都自认为本县的方言最标准最纯正。

潮汕人通常都认为潮阳话最“huai”，而潮阳人又偏偏认为其它县的潮州话最不纯正，只有潮阳话最纯正、标准。因此潮阳人常自诩：“潮州九县，县县有语，独独我潮阳无语”（此处的“语”，指不纯正的发音和腔调）。1991年新年伊始，我随广东新闻代表团访问泰国，泰国华人报业基金会主席陈世贤先生元旦下午带我们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拜年。席间，上任伊始的李世淳大使向陈先生询问泰国的华人情况，祖籍潮阳的陈世贤主席答曰：泰国的华人潮州人占多数，而潮州人中又以潮阳人为多。陈先生接着又介绍潮州各地的方言，他不无自豪地说，潮阳话最标准最好听，其它县的潮州话都很“huai”）。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以证明自己的说法：泰国有些潮阳大老板喜欢娶潮安“姿娘”（女子）做“细亩”（小老婆），当他们在商场失意时，便回家打“潮安细亩”，小老婆被打得哭哭啼啼，那声音软绵优雅，比戏曲更悦耳动听，满腹忧愁郁闷的老板顿时喜笑颜开，心情欢愉舒畅，精神振奋。陈先生的故事惹得举座哗然，笑声四起。

坤甸的潮州话为潮州九县何处方言，我未曾探讨过。据说，坤甸潮州人以揭阳人居多，当地的潮州话应是揭阳话，但也掺杂着一些潮安话。我自小生活在坤甸潮州人族群中，听惯了坤甸的潮州话。只要坤甸华人在一起讲潮州话，我凭感觉便可认定他们是坤甸人。1993年，我随同羊城晚报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新华社资深记者杨木先生带我去吃潮州小食，到了一家卖“五味汤”的小食店，老板娘一开口，我就认定她是坤甸人；一问，果然是二战后迁居新加坡的坤甸华侨。1997 年我到杭州出差，在杭州西湖碰到几位印尼老华人在游湖，讲的是潮州话。我对陪同的《杭州晚报》记者说，他们肯定是我的坤甸老乡。一问，果然是坤甸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在祖籍国见到了我这个坤甸人激动不已，互问对方情况，其中一位老人还是我父辈当年的朋友，没想到一朝邂逅成相识。

2007年重返坤甸时，我发现坤甸的潮州话又发生重大的变化，就是青年人在讲话时的表情和语调有些近似印尼人，这可能是苏哈托政权1966年封闭华校后，学生都到印尼学校读书，平日多同印尼人接触，经常讲印尼话所致。他们讲的潮州话或普通话都带着印尼语的腔调，犹如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我们讥笑那些从爪哇来的老师、学生讲的普通话为“爪哇国语”一样。但老一代人还保持着过去比较纯正的潮州话。2007年11月，在庆祝振强学校建校100周年的联欢会上，一些年已古稀的老人以潮州话演出话剧、小品，唱潮州歌册等，博得从中国内地和香港、欧美国家和地区来的几百名振强学子交口赞誉，一些从潮汕地区回来的校友更为他们用纯正的“府城话”演出惊叹不已。

正如讲英语的国家中，有所谓美国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和南非英语一样，坤甸的潮州话也有其特点，除了讲话的表情、语调不同于国内的潮州话外，还夹杂着很多印尼话和外来语，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潮州话。如坤甸人讲潮州话， “马那”、“撘干”、“打比”、“沙央”（即“那里”、“怎么”、“但是”、“可惜”之意）不离口。一些日常用语，如“工人”叫 “估厘”，“打工”叫“吃估厘”，“工资”叫做“卡日衣”，“退休”叫“吃班匈”，“医生”叫“鹿特”、“警察”叫做“哦巴特”、“警察局”叫“哦巴特寮”；“汽车”叫“摩多卡”，“货车”叫“罗厘”，“摩多车”叫“摩多比特”，“空调”叫“阿些”；“土豆”叫“干当”，“包米”叫“耶贡”、“猪肉”叫“猪巴”，“牛肉丸”叫“牛巴梭”，“鱼丸”叫“鱼梭”，“矿泉水”叫“阿瓜”；日常用的“肥皂”叫“萨文”，“纸巾”叫“蒂殊”。有趣的是坤甸的潮州人，将所有的塑料制品都叫做“原子品”，如“塑料袋”叫“原子袋”，“塑料桶”叫“原子桶”，“塑料鞋”叫“原子鞋”。坤甸潮州人将“动脑筋”或“考虑问题”说成“行脑”或“行行脑”；批评人家不动脑筋，说此人是“虾头”或“柴头”。“柴头”容易理解，至于“虾头”，据说印尼人认为“大虾的头装的全是屎，因而不会思考问题”，故

有“虾头”之说。粗略统计，这些非潮州传统用语，几乎占了坤甸潮州话的10％以上。难怪有些坤甸潮州人回家乡探亲，家乡人总要说，你们讲的潮州话并不“huai”，但有些话我们怎么听不懂！？

坤甸老埠头芳伯纪念厅副厅（昔日坤甸客家人的活动场所） 坤甸宗亲会——江夏世家（黄氏宗祠）。昔日这里曲音悠扬的潮州音乐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