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是怎样建成的

乔俊勇

大明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皇帝颁布诏书，将营建北京告成的喜讯郑重地昭告天下。我们把这一天看作是明代北京城与明代北京皇宫建筑的诞辰，按公历是1420年12月8日，到今天已经整整六百年。

作为古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营建故宫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需要做出怎样的部署？故宫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又与北京这座城市的布局及功能有着怎样的联结？

故宫前副院长、古建筑学家晋宏逵在最新出版的《故宫营建六百年》一书中，从元明两朝建城起笔，一直写到宫殿落成的漫长的营建历史。

永乐四年闰七月初五日（1406年8月18日），靖难之役的第一功臣淇国公丘福，带领文武群臣，恳请皇帝“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

我们无从得知君臣事先是否有所沟通，但是丘福肯定是说出了永乐皇帝的心里话。所以这个动议不需要讨论，皇帝随即做出部署：

第一，采伐大木。派遣工部尚书宋礼到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到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到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到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到山西，监督军民采伐。

第二，烧造砖瓦。命令泰宁侯陈珪、北京行部侍郎张思恭督造。

第三，征发天下各行业工匠，工部负责。

第四，选取军工，由南京、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中选派。

第五，选取民工，由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取。各处工匠和军工、民夫，定于明年五月俱赴北京，每半年一更换。凡征发军民的地方原有差役税赋一律停止。

是否可以认定“永乐四年闰七月初五日”，或简化为“永乐四年”是营建北京开始的标志呢？历史学界和建筑史学界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永乐皇帝没有像他父亲建南京那样，举行隆重的告天仪式作开工典礼。而且到预定的明年五月工匠集中时间，史料中也没有任何一座建筑开工的记载。

所以有人认为，不可以认定永乐四年是营建北京开始的日期。但是笔者认为，四年以后的数年间，永乐皇帝多次告谕臣下，要善待营建北京的军民，这是工程正在进行的证据。

明成祖朱棣像轴，现代，杨令茀摹，故宫博物院藏

四年九月，刚刚确定了营建北京的宏大目标，皇帝就叮嘱长期驻守北京的重臣陈珪说，我当初举义旗，多亏北京军民提供了军需，十分辛劳。

这几年虽然免除了北京的一切赋税和劳役，但是也还没有完全恢复。现在国家不得已还需要借重北京的民力，你应该体会我的用心，“役之有节”，先安排好他们的生计，免除饥寒的后顾之忧，再让他们去上工。

这个敕令代表了永乐皇帝征集全国工力的指导思想。六年六月，即两年之后，皇帝向北京行部各司的群臣重申了类似的要求，他说，最近营建北京，是国之大计，不得已而为之。

严厉地批评有些官员“重劳下事之人，略不究心，驱迫严苛，贪渔剥削”，一旦被我发现、落实，一律依法处理。同时他再一次敕谕陈珪和北京行部，现在天气盛暑，必须体恤和照料上工的军民，按时饮食作息，不要过于疲劳。如果发生疾病要给与医药。你们要体会我的用心，“敛怨为功，朕所不取”。

八月和十月，皇帝分两次给“赴北京工匠”和“北京营造军民夫匠”钞袄、衣鞋。这些记载说明营建已经在进行之中。

七年正月，在天下朝觐官员一千五百四十二人参加的“陛辞”仪式上，皇帝向全国各省直至各县级官员，再次重申：“比者营建北京，国之大事，不得已勤劳军民。尔等宜善加抚恤，无为贪酷以重困之。”（《明太宗实录》卷八七）说明在永乐七年的时候，为营建北京征调力量遍及了全国。所以可以认定“永乐四年”是营建北京开始的标志。

另一方面，营建北京宫殿显然不是“盖造房屋”这么单纯的建造任务，不能用是否开始“盖房”来界定其起始时间。这个伟大的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筹备阶段，需要动员和改变社会的很多方面。

首先是“正名”，整饬与“京城”不符的名号，建立与京城相适应的机构，按照京城标准管理北京。

这类工作在改北平为北京就开始了，我按时间顺序列一个清单，从永乐元年开始。五月，以原顺天府学为北京国子监，它的学生拥有了国学监生的资格。

永乐三年五月，铸“北京内府”各门关防印记，十月，设置官员专管北京“皇城勘合”，即出入皇城的凭证。这时候的北京内府、皇城，显然就是以前的燕王府，需要按照皇城的规矩管起来。

四年八月，设北京兵马指挥司，这是只有京城才设置的武装队伍。造夜巡铜牌十面，由赵王直接掌管，“关领夜巡，一如京师之制”。

六年八月，设北京会同馆，略相当于国家宾馆，接待外夷蕃国使节。十月，提升顺天府税课司为都税司，下设丽正门、张家湾、卢沟桥宣课司，安定门、宛平、大兴税课司，文明门、德胜门分司。

七年正月，由于皇帝即将“巡幸”北京，礼部提议应该改正原燕王府的宫殿和门的名号。具体什么名号，《明太宗实录》没有记载，但是按照情理，应该是把南京宫殿及门的专属名称，移植到原燕王府来。

这样就可以用旧燕王府充当皇帝巡狩时驻跸的宫殿了。二月初，工部又领命铸造了北京皇城四门铜符及夜巡铜牌，这次所铸应该是新的名号了。

四月十六日，铸“内府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夜巡关防条记”。这一记载，没有明确是南北两京的哪一京。但是这时皇帝正在北京巡狩，认定是为北京内府铸造，应是合理的。

这一年，还增设了北京宝钞提举司、扩充了北京五城兵马指挥司，如南京之制。

另一项重要的筹备工作是提高北京的物资运输能力，增加物资储备。

洪武年间至永乐初，北京、辽东军饷都依靠海运从南方运去。为此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设置天津卫，并建设转运粮仓。

营造北京和将来迁都，朝廷官员的俸禄、营造工匠军民的口粮、木料砖瓦，都需要取自南方。海运风险大，运力不足。疏通水路、提高漕运能力十分紧迫。

清乾隆时的天津，[英]威廉·亚历山大绘

于是在北京至通州运段，疏通利用了元代通惠河。为增加补给水的流量，进一步开发西湖景，即元代的瓮山泊。

永乐四年（1406年）八月和次年九月，“修治”西湖景的堤岸和各个闸口。五年五月，修筑从西湖景通向下游的河道，整理从文明门至通州的各闸。

六年四月、十月，先后设惠河、庆丰、平津、澄清、通流、普济、广源、文明等八座闸的闸官，掌管启闭，保障畅通，说明这次“修治”成功了。

通州迤南的运段，即京杭大运河的山东段，元代至元年间开凿有会通河，自东平至临清，长四百五十余里，但是已经淤塞了大约三分之一。

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帝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主持疏浚工程。宋礼不辱使命，他听取汶上老人白英的意见，在一处叫做南旺的高地上筑堰和坝，使汶水分流南北，“十之四”南流，“十之六”北流，接济漕河之水，使运河畅通无阻。

漕运到北京的粮食一年可达百万石。到永乐十三年，彻底停止了海运。

与提高水运能力同时，陆路也增设了“递运所”。永乐五年十二月，因为营建北京，需要运输的物资众多，所以在卫辉、汤阴、大名、浚县和南馆陶增设了五所递运所。

永乐七年（1409年）十月，从良乡到景州再增加九所。永乐十六年四月，又一下子在北京、河南设了二十一处。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洪武时期所建的递运所每所需要民丁三千人，车二百辆。老百姓常年奔波，不得休息，永乐时期运输任务只能更加繁重。漕河和递运，把营建北京所需海量物料运进北京。

“四年闰七月初五日”之后，采运大木很快就开始了，这是筹备建筑材料的艰巨工程。

永乐五年正月，皇帝命令工部，春天是农忙时节，军民伐木不止，会影响农时。要求去核实，凡是一户之中人丁少，或屯田的士兵，要放回来。

这个命令至少在四川没有执行。五月初十日，在那里采木的工部尚书宋礼给朝廷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有大木数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天谷，达于江，盖山川之灵相之”。（《明太宗实录》卷六五）皇帝喜出望外，制止了群臣称颂他的功德，把这件奇异的事情归功于山川之神的奉献。

赐这座贡献大木的山名“神木山”，派礼部官员前去祭祀，为山神建祠堂，命令翰林院侍读胡广撰写碑文记事。胡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件神异之事，说宋礼在马湖府深山采伐到径围逾丈的几株大木，正谋划需要万夫才能运下山岭，一个夜晚，大木突然自行，吼声如雷，把一块挡路的巨石冲开，自身毫无伤损，这显然只有神的力量才能做到。

他顺势把神的护佑与营建北京联系起来：“壮哉北京，龙飞之所。帝用诒谋，大启厥宇。……神衷显宣，嘉征斯应。以兆皇基，万世永盛。”（明·胡广《敕建神木山神祠之碑》。转引自《史料长编永乐洪熙宣德朝卷》，第一九八条）

宋礼在神木山采伐的大木是楠木，是永乐年间北京宫殿大木构架使用的主要建材。至今在鉴定故宫古建筑年代时，主要结构是否使用楠木，仍旧是判断明代建筑的一个重要依据。

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他的著作《广志绎》中，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楠木的性状。凡世间之树，全都树干弯曲，枝条扶疏，长着巨大的树冠，只有楠木和杉木树干笔直。但是杉木的根部虽粗，树梢却很细，不符合做建筑材料的要求。

楠木则高数十丈而树干上下径围相似，树干上又不生枝杈，直到树顶才散干布叶，像撑伞一样。所以天生楠木，好像是专供殿堂柱梁之用，非楠木不能满足殿堂高大之需，非殿堂不能使楠木物尽其材。

王士性认为，楠木主要生长在贵州一带人迹罕至之处，运木出山，非常困难，“一木下山，常损数命”。朝廷在湖广、四川安排采木，只是因为这两处较贵州便于管理而已。

采运大木到底有多困难，清代巡抚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德地《题报采运楠木疏略》说得最清楚。

康熙六年朝廷议建太和殿，派员到四川督采运楠木。他亲自跑到贵州绥阳县调查，当地居民告诉他，绥阳在明代设有木厂，专设官员管理。

每木厂招募专业工匠二百一十名，有架长二十名，负责勘查楠木从山里运输到水边的路径，在途中搭设拽运大木的木架，垫低就高，称为找厢。有斧手一百名，负责砍伐树木，在原木上穿鼻，以便拴缆绳拉拽和绑扎木筏。

有石匠二十名，负责凿山开路。有铁匠二十名，负责打制采木的所有铁工具。有篾匠五十名，负责编缆绳，还要用打缆绳的下脚料润滑“厢”上运木的轨道。放倒的木材从山里外运，以长七丈、径围一丈二三尺的为例，需要拽运夫五百名。

沿路安塘，每十里一塘，一塘送一塘直到江边。这些工匠、架长和斧手需要从湖广辰州府招募，他们世代以此为业。其他工匠在本地招募。

木材到水边交割给运木官员，每八十根打一个大木筏，另招募水手放筏，每筏水手十名，夫四十名。采伐大木，只能利用秋冬两季，九月起工，二月止工，否则三月起河水泛涨，找厢无法施工。

马湖、遵义两府，山里的溪流都会合于重庆大江，由重庆出三峡到湖广，最后到北京，仅水运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康熙《四川通志》卷一六上）对于督木官员，采运也是个苦差事。宋礼曾经五次入蜀，少监谢安驻蔺州石夹口采办，自己耕种粮食，二十年才出山。

《飞桥度险图》，图中所表现的，可能就是“找厢”（引自明·龚辉《西槎汇草》卷一，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王其亨教授提供）

烧造砖瓦是筹备建筑材料的另一项重要工程。故宫博物院的前辈专家于倬云先生估算，“紫禁城宫殿所需砖瓦，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也是十分惊人的。

其用量大不仅在于房屋多，城垣大，而且与一些特殊工程作法是分不开的。如庭院地面，至少墁砖三层，甚至墁上七层。全部庭院估计需用砖两千余万块。

城墙、宫墙及三台用砖量更大，估计所用城砖数达八千万块以上。每块城砖重达48斤有余，共重193万吨，因此在生产和运输上都是非常艰巨的”。（《紫禁城宫殿——建筑和生活的艺术》。商务印书馆，2002年）记录在《大明会典》上永乐时期的砖窑有临清窑和苏州窑，实际上这是两大砖窑系统。

烧造地段并不只是临清、苏州两地，而是分布在南、北两京的直隶地区，和山东、河南两个省的运河沿线。烧造工作包括了征采芦柴，炼泥制坯，设窑烧造，运送北京等一系列工作，从朝廷到地方都需要设官管理。

除了工匠之外，河南、山东二都司和中军都督府直隶军卫、地方政府都还要配备巨量的军民人夫，才可能在较短时间，烧造、运送大批符合质量的成品。所以需要安排重臣来督造，又在永乐六年六月初十日，命户部尚书自南京抵北京，缘河巡视运木烧砖。

苏州陆慕御窑旧址

临清窑主要生产黑白城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和方砖，方砖又有二尺、尺七、尺五、尺二等四样。城砖在正品之外，还要预烧一定数量的“副砖”，以备正品不满足质量要求时替补。

明嘉靖中期，临清窑烧造白城砖的额定数量每年二百万块，斧刃砖四十万块。在营造北京期间，窑座数量比嘉靖中期要多出很多，成品数量也肯定远远大于每年二百四十万块，才能在十数年间，积累到营造所需数量。

苏州窑是南直隶一带以苏州为中心的砖窑统称，产品是二尺、尺七细料方砖，后人称之金砖。

正德时期的金砖，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藏

明代嘉靖年间的工部郎中张问之写了一卷《造砖图说》，描述金砖生产之难。原书已佚，所幸还有一篇提要留存。

他说长洲的窑户，必须从苏州东北的陆墓（今相城区陆慕）取土，干土要呈金银色。挖出后要运到窑座所在地，然后经过晒、敲打、舂碎、磨细、过筛，成为和泥的土。再把土放进三级过滤的水池沉淀，泥浆过滤去掉杂质，在夯实的土地上晾泥浆，放在瓦上进一步干燥，最后经过人的踩踏，成为作坯的泥料。

坯料用手揉，逐块放在托板上压实，用木掌拍打，成型后放到避风避日的室内阴干，每天拍打，八个月成坯。入窑烧需要一百三十天，依次使用糠草、片柴、棵柴、松枝，逐渐加大火力。最后停火窨水。官府选砖的标准，“必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燥纹，无坠角，叩之声震而清者，乃为入格”。

成品率有的三五块选中一块，有的甚至几十块选中一块。张问之的督造任务是五万块，三年多才完成。有窑户因为不堪赔累而自杀。（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四）

营造所需要的石材和烧制石灰的石料基本是在北京附近地区开采。“白玉石产大石窝，青砂石产马鞍山、牛栏山、石径山，紫石产马鞍山，豆渣石产白虎涧。大石窝至京城一百四十里，马鞍山至京城五十里，牛栏山至京城一百五里，白虎涧至京城一百五里。折方估价，则营缮司主之。”（《明水轩日记》。引自《日下旧闻考》卷一五○，第2403页）

大石窝在今北京房山区西南部，石矿开采使用的历史可上溯到隋唐时期，名称白玉石。安禄山在范阳用白玉石做成鱼龙凫雁、莲花甚至石梁，献给唐明皇。雕琢之精巧，似非人工可为。（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4年）金代在燕京中都皇城正门外建有龙津桥，宋朝使臣范成大形容“燕石色如玉”，“雕刻极工”。（宋·范成大《揽辔录》。引自《说郛》卷四一）北京市的考古工作者在房山区发现金陵遗址，出土一些雕刻非常精彩的白石栏板，证实了金代“雕刻极工”的水平。

前文已经说到，元大都宫殿中白玉石使用更为广泛。明代宫殿和陵寝也普遍使用“白御石”。“乃近京数十里，名三山大石窝者，专产白石，莹徹无瑕，俗谓之白御石。顷年三殿灾后，曾见辇石入都，供柱础用者，俱高广数丈。似天生异种，以供圣朝之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四，第611页。《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7年）清工部颁布的《工程做法》中，出现了“旱白玉石”的名称，也有人写为汉白玉石。

我没有找到永乐时期开采和运输白玉石的记录，但是明代中后期有不少同类记载可供参考。“乾清宫阶沿石，取西山白玉石为之，每间一块，长五丈，阔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凿为五级。以万人拽之，日凿一井，以饮拽夫，名曰万人石。”（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二，第46页。《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2年）这里所说的阶沿石“每间一块”，是中国古建筑常见的石料使用规则，即每两根柱子之间的阶条石，必须使用一块完整的石料，不得拼接。宫殿建筑间量特大，石材也就必须特别长大。

超常的规格和重量，造成了开采运输的极端困难。万历二十四年为重建乾清宫和坤宁宫备料，工部营缮司郎中贺盛瑞查阅了嘉靖朝的资料，当时“三殿中道阶级大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同知通判县佐二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船、资渴饮，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贺郎中实施的时候，采纳了主事的建议，专造了十六轮大车，用一千八百头骡子拽运，运输时间缩短了六天，经费只花费不到嘉靖时的十分之一。

贺郎中还注意到，石料出塘也十分困难。“照得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车，非万人不可。合无咨行兵部，将大石窝除见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马鞍山除见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应用。”（明·贺仲轼《两宫鼎建纪》上卷和中卷）

烧瓦采取了官营的形式，在北京办理。明代工部营缮司直接管理两大窑厂，一座琉璃厂，专门烧造琉璃砖瓦，平时也烧供内府应用的琉璃器用。在南城墙外，丽正门和顺承门之间。清代康熙二十年迁往京西琉璃局，在今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而南城的原址发展成著名的京城古籍古玩市场。

琉璃渠村三官阁过街楼



一座黑窑厂，更在琉璃厂之南，由于常年取土，留下的“窑坑”积水成湖，备极荒凉，人迹罕至。清康熙年间工部郎官江藻督厂事时，就民间小庙慈悲庵建成陶然亭，从此成了北京名胜。

这两大厂在北京，可以随着工程进展来安排烧造，所以不再另设成品仓库。但是从外地采运烧造的海量大木、城砖等建筑材料则需要周密安排，妥善保管，所以工部还直管神木厂和大木厂。

顾名思义，神木厂储藏南方楠木。它的位置在广渠门外二里左右，通惠河庆丰闸遗址之南。清代这里还有偃卧的大木，《春明梦余录》记载，这些大木都是永乐时的遗物，其中最巨大的名为樟扁头，树径围达二丈以上，骑马走过其下，对面不见人。乾隆二十三年皇帝便中一览，写了一首“神木谣”，因为神木位于京城东方，赋予它生生不息的含义。（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八九，第1518页）大木厂也保管来自南方的木材。

正统二年八月，行在工部报告说，齐化门外积存的楠杉大木已经有三十八万根，保存不善。于是皇帝命征集一万民夫来修理厂房。

按《大明会典》的记载，琉璃厂、黑窑厂、神木厂、大木厂，还有一个台基厂，合称工部营缮司大五厂，台基厂堆放柴薪和芦苇。

其实，营造北京期间，还有不少建筑材料的生产与保管场所也设了厂。比如在通州和张家湾，临近运河码头设有料砖厂。北京地区的马鞍山、瓷家务、周口、怀柔等处烧制石灰，各置灰厂。明代有一个很“烂”的制度，即让宦官来参与管理建造活动，这个机构叫内官监。“内官监，掌木、石、瓦、土、塔材、东行、西行、油漆、婚礼、火药十作，及米盐库、营造库、皇坛库，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并铜锡妆奁、器用暨冰窖诸事。”（《明史》卷七四《职官志》）

一个工程之前，要烧多少块细料方砖，多少片琉璃瓦，要等内官监开数，工部才照数下达烧造。内官监也管理有厂，如方砖厂、铸钟厂，都在鼓楼附近，保管细料方砖。内官监办事机构和库府、作坊的所在地，即今地安门内大街以西到北海公园东墙的大片地区。

今天的方砖厂胡同

本文摘自《故宫营建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