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奇”连载（18）/赵顺年

顺年文集

韩美林画猪

我们那个年月的“佩奇”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18）

赵 顺 年

（上接连载（17），第33章）

第三十四章
1972年春节，诸城县委机关干部都分配到了一副“猪下货”，大家在一年的高兴中盼望着1973年春节再如愿以偿能拿到一副“猪下货”回家过年。可是，就在1972年的一年中，从春天就开始干旱，全县大部分公社又缺乏水浇条件，山区有山区的困难，平原有平原的苦衷，农业歉收，农户养猪也受损。亓廉芳书记在“三秋大会战”前，被调到黄岛建港指挥部担任副指挥，（指挥和其他副指挥，都是国家、省和昌濰地区的领导，我知道并认识的就是中共昌濰地委副书记梁云清和亓廉芳，他们二人是最后两名副指挥）主持建港指挥部日常工作并筹建中共黄岛区工作委员会。
亓廉芳书记调走后，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工作调整，原来跟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张修林同志服务担任秘书工作的李宗友同志到孟疃公社党委任职，老李的秘书工作由我接替。
“三秋大会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我跟随张政委到益都县（即现在的青州市）参加中共昌濰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开了两天，实际是两天两夜，晚上加班开会，一开就到深夜。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实现全地区粮食产量“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在全面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的同时，保证大城市生猪调拨计划的完成。
这是三件大事，也是三项任务。地委要求严肃，任务必须完成没有讨论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会议议程是典型引路，各县委书记表态发言，并要求必须用文字发言稿，发言稿要在会议秘书处留存。用地委主要领导的话说，“就是‘头拱地’，各县也要完成地区下达的任务。”
那次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和地委领导以及地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个大会议室，我们各县的书记秘书在另外一个小会议室。我们秘书们在那个小会议室里是通过一个有线喇叭聆听会议精神的。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懂得了什么是粮食产量“上《纲要》”、“跨‘黄河’”、“过‘长江’”的概念，学会了“头拱地”这个新鲜的名词，当然更清楚了从1973年春节前开始，上级调拨猪肉，已不再是只要“白条肉”，而是活猪。
会议头天下午报到，第二天上午地委领导作报告，下午典型经验介绍。作典型经验介绍的首先是益都县委书记徐正吉，然后是胶南县委书记迟敬德。两个县委书记的经验介绍，各有所重，但都是突出了粮食产量和生猪调拨任务的完成。他们的经验介绍令人振奋，倍受鼓舞。晚上是地直几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发言。
第一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1：30。回到房间的时候，我便开始写张政委的发言稿。因为除那两个县的典型经验介绍之外，其他各县委书记都是表态发言，就是如何完成那三项任务。
那个晚上，发言稿我写了三遍，张政委一直等着，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直到最后一遍时，张政委看完了才说：“可以了！”
我说：“政委你快睡吧，我再抄好就行了！”
张政委在床上躺下的时候，他看了看手表说：“快三点了，你抄好也抓紧睡！”
我答应了一声，只听张政委躺下时还说了一句话：“老亓同志调走了，再过年机关干部每人也就捞不着一副‘猪下货’了！”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即益都县委书记会议后，上级调拨猪肉由原来的“白条肉”变成了调拨活猪，连续多年，诸城县委机关干部过年每人一副“猪下货”的“特殊供应”从此“拜拜”，尤其是1974年诸城县遭遇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洪涝灾害，全县生猪存栏量严重受挫，猪源陷入更加紧张的状态。
1976年初春，我调到诸城县解留人民公社工作，担任中共解留公社党委副书记。
1976年4月7日那天，我正式到解留公社党委报到。

报到后的第三天，公社党委召开常委会议，对党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进行工作分工。这次公社党委常委会议，很明确的一点，就是因为我的刚刚到来，党委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原来工作分工的格局要打破，重新确定各自的分管工作。也就是说，由于我的新来乍到，分工给我的工作要从别的常委们既定的分管工作中匀出一部分给我分管。
公社党委常委会议给我的工作分工，用那时的话说，我除了驻点包片外，主要分管财贸系统的工作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两条“战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并且都有时间限制，有的要按照县里的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完成。全年四个季度，每个季度都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工程项目，而1976年的春天到麦收前这段时间，解留公社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有三大工程，即从解留公社最南端的吕兑大队（村）到最北边与相州公社分界线的招呼店子大队（村）整个解留段近20公里的潍河大坝石头护坡，这个工程必须在夏季汛期到来之前完成，不然，整个工程就会半途而废；第二个工程，是潍徐路即206国道铺垫沥青前解留公社所属路段的路基石块石子的筹措、调配、运输。这个工程是上级分配给沿路所有公社的任务，谁都不能耽误整个国道的施工；第三个工程是本公社益民河深挖找水抗旱保麦工程。全公社遇到了严重的干旱，麦苗已经出现了干枯，抗旱保苗已迫在眉睫，而解留全公社没有一眼地下“机井”（可用机器抽水的井）。这三大工程均属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范畴，不仅都在我分工的工作范围之内，而且都围绕着我驻点的大营片大营大队（村）周围展开，且基本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同步进行。这样，就设立了一个“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指挥部”，统一指挥这“三大工程”，我便自然而然成了这三大工程的“总指挥”。
为了调度与指挥方便，指挥部就设在我驻点的大营大队（村）。
当三大工程的任务全部下达到各个工作片和大队后，一天，我在指挥部专门召开了公社供销社、粮管所、食品站等我分管的财贸系统几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会议，与他们研究如何保证这三大工程的后勤供应。这个专门的后勤保障会议结束后，食品站站长老孙悄悄问我：“赵书记，这三大工程同时动工，村里的一大部分劳力都上了阵，尤其是潍河护坡，各村都采取办法开了伙房，集体做饭吃，食品站宰杀的生猪猪肉用量就会大，据我估计，一天最少需要宰杀一头猪，甚至两头，但‘猪下货’毕竟太少，没法往各村各片供应，是不是将他们全部拿到指挥部来，指挥部三、四十工作人员，让炊事员把‘猪下货’做好了供应给指挥部的工作人员？”
我一听，当即表态说：“那不行，‘猪下货’是紧俏东西，价格又便宜，你拿到指挥部来，下面村里、片里不就有意见了？他们有了意见，到处一说，反映到公社其他领导那里，我不就成了搞特殊吗？我刚到解留公社工作，就赚上个在生活上搞特殊，那就不好了！”
孙站长感到我说得不无道理，但他又觉得往村里和片里供应难度太大，毕竟僧多粥少，伙房多“猪下货”少，给了张三就得罪了李四，他便继续做我的工作：“赵书记，这‘猪下货’拿到指挥部伙房来，又不是你一个人吃，怎么也不能算你在搞特殊吧，再说，这三大工程集中成了一个指挥部，伙房吃饭的人多，不光公社的施工员和各片的工作人员，还有县水利局和县交通局及县公路站的技术员、施工员，开伙就五、六十人吃饭，并且地区公路部门的人也经常过来吃饭，为了这几个工程，让指挥部的同志改善改善生活是应该的，再说，这每天一套两套“猪下货”根本摆弄不着，我看就拿到指挥部来吧？”
孙站长这样说着，我的大脑在急速地运转着，我想到了每逢过年时县食品公司在“猪下货”供应上的紧张情况；想到了年届五十的县委办公室我的同事老于春节供应给他的那副“猪下货”被狗吃了，他坐在地上心疼得大声哭泣与悲伤的样子；想到了那么多同志在劝说老于别伤心别哭了而没有一人说出将自己的“猪下货”让给他的场面；想到了县委书记老亓同志让我把他自己分到的那副“猪下货”拿给老于而我只拿给老于一个猪头，老于才停止了哭泣回家过了个欢乐年；想到了春节后亓书记的儿子追着我向我要猪头跟我不依不饶的模样；想到了老于听我说不是另外协调而是亓书记将自己的已经拿到家就要下锅煮的猪头让给他而被深深感动落泪的情景；我还想到了当我将自己分到的那副“猪下货”拿到家父亲让我把猪头送给我的二大大，我的二大大再三推辞要我再拿给父亲并要求我如何干好工作，如何为人处世的教导；想到了我的两个侄子要我再过年时多捎猪头回家那天真渴望的眼神。当然，我也想到了整个社会上广大群众和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对一副“猪下货”哪怕就一个猪头的种种无法形容无法描述而又那么迫切那么渴望那么欲求得到的现实，尤其是我想到了我到解留公社工作以后听到的关于过年时因为一套猪下货一个猪头发生的各种各样奇特的故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某大队腊月二十八偷杀了一头猪（那时不允许村里自行杀猪），猪肉没有敢抢的，但“猪下货”却被社员群众哄抢精光，有的抢到一只猪蹄，有的抢到一个猪耳朵，还有的抢到半截猪肠子，而大队干部被公社严厉批评并追究了责任；有一个社办企业的负责人带着一套“猪下货”回家，刚走出企业大门，就被埋伏在门口的本企业职工蒙着面全部劫走。最为严重的还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有位片长，他的片驻地因距离公社驻地太远，食品站专门在他的片驻地设了屠宰点，因为杀了猪猪肉卖不出去，平常基本不杀猪。到过年了，便杀了一头，屠宰点上的同志就将“猪下货”卖给了片长。那个片长把“猪下货”绑到自行车后货架上准备回家过年时，走到村头，就被村里的社员群众拦住，硬是叫他把“猪下货”留下，他跟社员讲理，说是自己花了钱的。社员们说你花了钱也是赚了便宜，这便宜不能你一个人赚（一斤猪下货比猪肉便宜两毛钱），他们不由分说，有的上去解“猪下货”，有的阻挡推搡这位片长，结果，把片长推倒在棉花柴垛上，衣服被刮破，脸上、脖子上多处被棉花柴戳破皮，流血不止，那个年他都没敢回家过。再一件事是到了腊月二十九就要过年了，公社驻地几个村的病退复员军人集体到公社党委办公室又是静坐又是下跪找公社领导要猪头，公社党委负责同志一出面，他们便跪下，面对着办公室墙上的毛主席像大声哭着喊：毛主席万岁……
我还想到，党委常委分工后，“班长”个别跟我谈话交流情况时强调的应特别注意的几个方面的工作和曾经发生的问题，其中就有过年时由于“猪下货”的紧张所发生的各种矛盾情况，包括某村自行杀猪“猪下货”被哄抢和那个片长因为买了一副“猪下货”被社员群众拦截推搡到棉花柴垛上戳伤，年都没捞着回家过的事件。
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刘复溪摄影作品选

第三十五章

我的大胆设想是：从现在开始，让公社食品站在按月完成上级调拨的生猪任务之外，凡是本站宰杀的所有猪的“猪下货”全部找地方冷藏存放起来，积攒一年，到过年的时候，尽管不能敞开向群众供应，但完全可以专门照顾公社机关干部和大队（村）以及社直部门主要负责人，还有全公社烈属、伤残复退军人，以解决到过年时他们买不到“猪下货”的无奈和焦灼，也是对干部们的奖励和对烈属、残废军人特殊照顾。想到这里，我便以商量的口气跟食品站孙站长说：“孙站长，对这些‘猪下货’，我有个想法，你看是否可行？”

孙站长两眼看着我道：“赵书记，你说！”
我便把自己的想法跟孙站长大体说了一遍，然后问他：“能否想办法把咱们平日杀的猪所有的‘猪下货’全部冷藏保存起来，到过年的时候咱们统一安排？”
孙站长一听，高兴得一拍大腿说：“赵书记你这想法太好了，我也有过这个想法，你不知道每到过年时我这个食品站长有多难受，可县食品公司的肉联厂大冷库还没建好，小冷库根本不可能给咱们用，存放‘猪下货’我想也是空想，赵书记你这一说，肯定有办法找地方存放了？”
我说：“地方可以找，县外贸的小冷库刚刚开始启用，咱们可以找县外贸。我就是不懂这‘猪下货’怎么能放好，需要占多大地方。”
孙站长说：“这个好办，关键是你想过年的时候是一副‘猪下货’作为一份供应一个人呢还是将一副‘猪下货’分成两份供应两个人。如把猪头单独作为一份，其它的肝肺肠子作为一份就很简单了，咱们就把它分别装到两个个尼龙编织袋里，往冷库里一放就行，到时候往下面供应分配也省劲。”
听孙站长如此说，我也很高兴地说：“那咱们就一副‘猪下货’作为一份存放，这样存放和分配时都省劲。如实在紧张，咱们就一副分成两份，猪头一份，其它一份，分时敞开袋子把猪头拿出来就行。孙站长，我今天就把潍河护坡工程的事再安排下，明天咱俩人一起去县外贸，先找董局长，董局长同意给咱存放了，你就和具体负责冷库的同志接上头，只要杀了猪，就把‘猪下货’及时送过去，再去送时也就不用找董局长了。”
“县外贸”，是我们诸城人当时的一个习惯称谓，就是对县外贸局和县外贸公司的统称。所谓外贸局，在那个外贸出口业务很小的形势下，全国县一级政府序列部门中基本不设，即便有外贸局的，也大都未真正纳入政府序列部门。诸城县外贸局就是如此。外贸局就是外贸公司，外贸公司也就是外贸局，两个机构一套班子，主要负责人就是董文焕，局长、经理一人担，“二把手”党委书记张云震，还有其他几位副经理。
那个年代不管企业是大是小，即便是央企或是国企的经理，也没有称总经理的，对董文焕更没有叫“董总”的，如你这样叫他，他就会跟你翻脸。现在张口就是什么“总”，那“张总”“李总”“王总”的称谓在那个时候实属罕见！
董文焕是一位真正的传奇人物，是诸城外贸的创始人。他的传奇有着很多故事，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在诸城县委机关干部中传播最广的一个顺口溜：“周局长不像没有事，李局长不像没有劲，王局长不像没有睡，郑局长不像不生气，董局长不像不识字”。那周局长说话办事几乎从来坐不下，都是站着来回踱步或转圈，说话语速特快且急，给人的感觉如同火烧眉毛，那个架势非常明显后边还有很多事急着要办，所以“不像没有事”；李局长说话声音洪亮，嗓门特大，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人又长得五大三粗，在人们的眼里就是一个“大力士”的架子，所以“不像没有劲”；王局长平常看人看事两只眼睛眯成很细很细两条小缝，如同闭着眼，尤其是在办公室里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别人一看就像睡着一样，但不管是谁，在干什么，说什么，他比谁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给人的假象却“不像没有睡”；宋局长“不像不生气”，说的是宋局长不管对谁说话都是咬着牙根，狠声狠气，并且脸上从来没有笑模样，再开心再高兴的事他都不会笑，恰似现在的方清平说单口相声时的样子，据说宋局长的面部神经有毛病，年轻时报名入伍应征飞行员，所有条件都合格，就是因为不会笑而未被空军部队录用；而董文焕董局长，确实不识字，而又做外贸工作，并且做得风生水起，所以“不像不识字”，这是褒扬之词。当然，在他那“不像不识字”的后边，还有许多随后的编排和调侃：有的说董局长平常“上衣口袋里都是插着三只钢笔”，叫人一看“不像不识字”；有的说，给董局长文件看，他拿过去时都把文件倒着很认真地瞅，给他文件的人便提醒说：“董局长，文件你拿倒了。”
董局长接着说，“我是倒过来让你看的……”
而就是这位董局长，就是这位不识字的董局长，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七、八个人几十几只兔笼子的“外贸接货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诸城县（市）外贸公司，曾创下了黄烟复烤出口和肉食鸡分割出口分别占全国对美对日出口总量三分之一的惊人业绩。业绩之所以惊人，作为一个县级城市的外贸公司确实非同小可。在董文焕主政诸城外贸期间，他亲自率领干部职工，在诸城建起了祖代肉食鸡种鸡场和商品代种鸡场，创建了从鸡苗配送、技术服务、饲料供应和成鸡收购“四到门”服务的生产经营方式，成为“诸城商品生产大合唱”和“诸城‘贸工农’一体化”的领头企业，打造出了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肯定与赞许的农村振兴的“诸城模式”。
如果说诸城外贸初期的创业到成为全国先进典型的辉煌一直到“诸城模式”的形成有山东省、潍坊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持，有诸城县（市）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持，有全公司干部职工和诸城人民及各行各业各部门的艰苦奋斗与实干努力，那么，董文焕功不可没，当属头功，这是谁也抹不掉抢不走夺不去的。
可以说，在“诸城模式”熠熠生辉的丰碑上，董文焕是最耀眼的一个名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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