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九）当兵

长安人

文字撰写：杨种田

编辑制作：长安人

文中插图：网 络

第九章 当兵

1970年10月全国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我感到这是离开陕北的一次机会。

当然还有我婚姻方面的原因，当兵后就可以避开父母安排的1971年春节结婚。

事情是这样的，曾有一段往事，若不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我就和我邮电学校的同学走在了一起。

这个同学家住西安东木头市，在学校我们是同级不同班，所学专业也不同，她学的是无线，我学的是有线。

因此，同校四年多时间，虽多次碰面，但没有交往，碰面点头招呼都没有过。

毕业分配我们被一起分到陕北，她分到米脂，我分到横山，由于在学校彼此不熟悉，所以到陕北报到时我们都没有一路同行。

但由于分到陕北的同命相怜，惺惺相惜，又同为西安人，到陕北后才有了联系和交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到横山后，邮电局报房有个张学智师傅，是佳县人。

那时由于交通不便，他每次回佳县探亲，都要经过米脂县城，因倒车，须在米脂住一晚，顺便到米脂邮电局报房坐坐。

他一次探亲回来，碰到我说：小杨，米脂报房一个说和你是一个学校的同学代问你好。

开始我没太在意，我以为这只是同学的客套话。

因为我知道与我一起分配，分到米脂的有俩个女同学。

到米脂后，学无线专业的分到报房，学长话专业的分到话房，在邮电学校时我们都是同级不同班，所学专业也不同，所以在学校就是相遇都是如同陌路。

后来，张学智师傅每次从佳县回来，都捎话，米脂报房的同学代问我好。

这时我才意识到，报房的同学问我好，是不是还有其他意思，这时我也想到，若能和一个学校的同学走到一起，也确实是件好事。

1969年8月份，我们到横山的付家坪去施工，路经榆林的鱼河堡时，突降暴雨，无定河河水暴涨，我们被困在了鱼河堡，只能住下来。

鱼河堡距离米脂也就是50华里，我便请假到了米脂，找到了报房的同学。

同学相见很亲切，她即刻到街上给我买了碗米脂名小吃——碗饦儿。

谈话间，才知道这个同学叫刘某某〈下称同学〉，家住西安市东木头市〈当时叫反修巷〉，初次见面，其它情况再没多谈。

我返鱼河堡时，她把我送到米脂汽车站，约定今后可书信来往或电话联系。

尽管那时电话很不普遍，但我们两人上班都有公务电话。

话房那位同学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没见到，姓名也没记下。

这次见面，虽说话不多，但增强了我与同学走到一起的信心，心想，咱一个农村娃，能找上一个城市姑娘，而且还是同校同学，着实是件好事。

光阴荏苒，不觉1970年的春节快到了。

腊月十五左右，刘同学来电话问春节回去不？我说：肯定回去。

她说：到时咱们一块回西安，我在米脂汽车站等你。

因当时从横山回西安，米脂是必经之地。

我说：好！到时咱们再联系。

腊月二十二我去电话，说：我准备腊月二十五从横山动身回西安。

她说：我不能与你一路了，当地的师傅们过年都想回家，我只好春节上班，过了正月初五才能回西安。

同时她问我横山的猪肉是否好买，若能买上的话，给她家割5斤肉，麻烦我先捎回去。

她家住西安市反修巷61号，她回西安后把钱给我。

横山副食公司有和我一起从西安商业学校分配来的关中熟人，我满口答应。

腊月二十八回到西安后，我先把猪肉送到刘同学家里。

她父母听到我是他姑娘的同学，分外热情高兴，由于我急于回家，一再叮咛我，他女儿回来后，一定到他家来做客。

正月初八刘回到西安，给我写了封信，父亲在门外晒太阳，邮递员送信，正好送到父亲手里。

父亲一看是西安来信，字体好像是个女的所写，便拿回家给了我。

我拆开信封，信的内容，说她已回到西安，感谢我千里捎肉，让我抽空到她家去，顺便把猪肉钱给我。

这一年我已23周岁了，父母对我的婚姻大事因操心而敏感。

父亲等我看完信，便说：这好象是个女娃的来信？

因我与刘同学近半年的联系，都敲得是边鼓子，没有实质内容，至于谈婚论嫁更八字没见一撇。

所以从陕北回到家后，我也没有给父母说这件事，由于父亲关切地追问，我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父亲一听连声说：好事！好事！明天你就到她家去。

第二天，父亲特意给我借了辆村长才买不久的新飞鸽牌自行车。

我到了刘同学的家，她们家人即刻忙碌起来，为我这个新客人准备饭菜。

同学家除她当时上班的哥哥没在家，其他几个妹妹父母都在家，好像她们家是个独院。

一会儿同学的母亲从厨房传出声音：M L，你和你同学到街上转转去，我们做饭，到时回来吃饭就行了。

我与同学出东木头市上东大街到钟楼，又从钟楼向南走出南门到省体育场，体育场当时四周都是农民的菜地，冬季菜已收，土地都休眠而荒裸着。

我们继续从体育场东南方向的菜地穿过到雁塔路，从雁塔路进和平门到东木头市回到同学家，一路步行，边走边聊。

记得从体育场荒裸的菜地到雁塔路的途中，我问同学，你们家是啥成份？同学迟疑了会儿，说,中农。

我又问，你们是城里人，怎么是中农？同学说，她们老家是富平的，是中农，她爸十几岁出门来西安在药铺给人家当学徒，学徒期满后，开了个药铺自己干。

我继续问，那你们在西安的成份是啥？同学忐忑地说：是资本家……听到这三个字，我火热地燃烧着的心，犹如突遇暴雨浇身，我的心凉了。

但我嘴里还是依当时的社会语言说，出身不能选择，讲成份，不唯成份，国家政策也是重在表现。

我草草地在同学家吃了饭，便骑自行车回了家。

自行车骑到村口，便看到父母在家门口等我，回到家，父亲问我：咋样？我说：可能不行，她们家是资本家成份。

父母也都不吭声了。

隔了会儿，父亲问：什么样的资本家？我说：解放前她父亲开了个药铺，解放后定为资本家。

父亲听到这，便说：这应该是一般的小资本家。

咱们村有好几家子亲戚解放前在西安开的酱油铺子，鞋铺子，解放后都定为资本家，公私合营后，人家现在仍旧干他们的营生，这没有啥。

母亲接着说：咱不管这，把娃叫来，咱看一下，到底咋样。

父亲也是这个意见，我一时没了主意。

因我正月十六就要回陕北，父亲当即让我写了封信，让弟弟骑自行车送到东木头市同学家。

记得那天是正月十二，清早起了，看到天下了一晚上的大雪，我想，同学肯定不会来了。

没想到大约上午11点，刘同学进了我们家的院子。

母亲赶紧开火做饭，同学很有眼色，也去帮忙。

吃过饭，正好那天舅舅也来了，父母亲和舅舅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母亲说：我看娃可以，父亲和舅舅也随声附和。

母亲说：咱们看可以，不知人家是不是同意咱们,是这样，你不是回来给卉〈妹妹学名〉扯了条凡立精做裤子的布料，人家走时给她拿上，她如果接手，说明就有这事，人家如果硬不接手，也就算了。

下午，同学走时，母亲用毛巾裹上布料，装在细塑料绳编织的网兜里说：娃呀，你头一次到家里来，也没啥给你带，这是块裤子布料，你拿上。

同学不好意思地推托了下，还是接在手里。

正月十六我要到陕北去了，父母把我送到村口，脸上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一再叮咛到陕北后，多写信和你同学联系，明年春节就给你们把事办了。

我们走后，两家老人也有了来往，紧锣密鼓地准备儿女来年春节的结婚之事。

婚姻之事毕竟是我的人生大事，到横山后，我的心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和斗争。

国家政策是讲成份，不唯成份，重在表现。

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社会现实情况是，在下边的执行中.，往往是宁可偏左不得偏右，越左越革命，偏右你就是右派，是右倾机会主义者。

那个时代是一个政治运动的时代，国家三天两头搞政治运动，每次运动，资本家与地主成份一样，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靠边站”，“受敲打”，包括子女、亲戚都要受到株连。

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革命对象的子女、亲戚也是不可靠的。

因此国家好多单位，尤其是国家要害部位，这些人的子女、亲戚也是不得进入的，包括当兵保卫祖国，这些人的子女、亲戚也是没有资格的。

当时我想，自己一生不奢望升官发财，只求一生平平安安，有一个工作，把它干好就行了。

若有一个资本家的岳父，政治运动一来，本人提心吊胆，不得安宁不说，今后有了孩子，子孙后代当兵的资格都没有了，更别说进国家要害部门工作。

那个时代，个人的婚姻大事是要向组织进行汇报的。

1969年12月由于防修备战的原因，邮电系统首次分为两个单位，邮政局和电信局。

邮政局交地方由交通运输部门管理，电信局划归军队管理，专业原因我划到了横山县电信局。

在百思不解，愁肠百结的情况下，我只能征求组织的意见，便向军队代表黄柱科汇报了此事。

黄讲：“你后生哪里找不上婆姨，为什么找资本家的女儿，如果这样，你现在的工作，在载波室就不能干了”。

电信局当时是国家的通讯要害部门，横山县电信局的载波室不但担负着地方政府的通讯任务，还担负着军队，北京至新疆的军事通讯任务，更是国家的要害的要害部位。

看来这段往事只能就此而止。

但由于自己生性怯懦，心软爱面子，让别人伤心的话，更是难以开口，一日拖一日，和同学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拖”的态势。

当然，刘同学也是个聪明之人，当年九月份，她来了封信：看你态度不热不冷的样子，你是否嫌我们家是资本家成份，若是这样，我绝不会连累你。

就是这样，我还是不忍心给同学写回信去电话。

心想这不是同学的错，但迫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压力，又没有办法。

对父母我更是不知道怎样解说清楚，总怕伤了父母的心。

正在我越来越熬煎的时候，1970年全国冬季征兵工作开始了，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亮，何不当兵去。

这是离开陕北难得的机会，当兵后，1971春节年结婚之事自然就回避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当兵去。

当时横山武装部的人员，绝大部分是西安、关中地区的人。

我们这些当地人称为的外地人，平常大家也都熟悉。

为了当兵，我便去找这些乡党，让他们能从中帮忙。

通过体检，政治审查，竟然应征入伍。

在乡党的关照下，我被分到了乡党们认为条件相对较好的新疆部队，而未去西藏。

他们同时给新疆部队接兵的首长，全面的介绍了我的情况和特长。

直到12月29日，新兵已集中，即将出发，我才给刘同学写信告诉了她，我要当兵去了，咱们的事以后再说吧……

1971年元月三日，横山县城锣鼓喧天，秧歌开道，为我们送行。

我们将走向当时的防苏反修前沿，参加保卫祖国神圣疆土的新疆部队。

当地的新兵与父母、亲人挥泪告别,我既无父母相送，也无亲人告别，我的心坦然而平静。

只与为我送行的同事和朋友们挥挥手，再见了——横山。

这一年春节,刘同学回西安探亲,又到我们家。

进门见到我父母就哭，我和种田的事不成了,去年那块料子给我妹做了衣服,我又扯了块布料。

放下布料，转身就要走。

母亲拉住刘同学说：你甭哭，料子你拿上，我们还不知道事情咋成了这样，俺种田从小听我们的话，让他大〈爸〉写信问他，给他说。

刘同学勉强在我们家吃了饭，回西安去了。

到新疆部队后，我们就开始了紧张地新兵训练。

同时我也接二连三地收到父亲、姨夫姨姨、舅舅的来信，都苦口婆心地劝说我，刘同学是个好姑娘，不要伤了人家娃的心，刘家父母也是通情达理的一家人。

姨夫姨姨、舅舅信中写道：婚姻大事，父母意见还是要三思而行，认真考虑。

父亲来信写道，他已风烛残年，多么盼望你和同学早日完婚……

儿女婚姻确实是作父母和长辈人最为纠结的事情，尤其儿女的年令，谈婚论嫁迫在眉睫，可儿女又远离父母，鞭长莫及，更使父母日夜牵肠挂肚。

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儿女的处境和为难，父母又怎能理解呢？

这种代沟只能由时间慢慢地抚平吧。

后来，刘同学给我寄了一张10钱的汇票，应该是同学第一次到我们家，母亲给刘同学布料折合的钱，其实我扯那块布料实际只花了8元钱。

汇款留言：别来回信。

一个缘字，包涵了多少偶然，相逢相散，又充斥了多少无奈。

我们分手后，听说刘同学找了一个西安医学院毕业，分到米脂卫生系统工作的上海人。

果不其然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刘同学因家庭成份问题逼迫离开了邮电系统，随夫去了米脂基层一个公社卫生所当会计。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以后又随夫调到上海附近。

我衷心地祝愿同学人生幸福。

我当兵走后，父亲到长安韦曲邮局取我从横山当兵走时寄回的衣物包裹时，见物不见人，百感交集，悲从心起，耽忧而落泪。

他肩挑着我的衣物，回家的路上，一路走一路哭，一直哭到家。

我当兵时，正值我国与前苏联，两国关系极其紧张，剑拔弩张之势。

1969年，东北珍宝岛两国交火，打了一仗，据说苏联未占到便宜。

尔后苏联便在新疆中苏边界处，屯集重兵，滋事干扰，寻机挑衅，制造事端，我当兵去的地方正是新疆边陲这个事非之地，更使父母为之担忧。

再就是我婚姻方面的原因，常言：父短儿一妻，儿短父一葬，父亲又是个久病不癒之人，在他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儿子结婚吗？

难免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伤心落泪。

去新疆的征途，第一站我们从横山乘军用帆布棚大卡车到铜川。

在铜川上了军队专列火车，车皮就是人们所说的“闷罐子车厢”。

因为那个时候准备打仗的气氛很浓，因此军队出行都是保密的，乘火车都是闷罐子车皮。

车门关了，外表看是货车车厢，车厢里，铺盖就地拉开就可睡觉，其实拉的是军队。

新兵的缘故吧，拉我们的专列是临时列车，只要有正常列车通过，我们的专列就得避让。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在车厢里活动，只有到了兵站，才可下车吃饭，排大便。

小便在车上也可以解决，车门拉开个缝就行了。

就这样专列走走停停，停的时间比行驶的时间长。

一路送走了七个白天黑夜，才到了新疆乌鲁木齐。

下车后又乘军用大卡车，走了近一整天，终于到了我们的营地——独山子8012部队。

在火车上，接兵的首长从横山武装部已知道了我的情况，指定我为新兵班长，并安排我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

我们这批新兵中绝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好多是文盲、半文盲，有的甚至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便成了这些人的文化教员。

到营地后，我被分到8012部队三营机枪连。

我们这个部队是个独立师，直接由中央军委指挥。

历史上是骑兵第一师。

1964年，骑兵建制撤消后，改编为陆军独立第八师。

这个部队的前身是刘志丹的白马连。

解放初期的1950年、1951年北京国庆阅兵，曾以骑兵团出现在检阅部队中。

1958年的甘肃南部剿匪，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曾立下赫赫战功。

1963年随着中苏关系紧张，新疆“东突”份子不断制造事端，组织边民叛逃事件时有发生，这个部队又开赴新疆开展了对“东突”的斗争。

中苏关系恶化后，这个部队直接站在了防苏反修的第一线，被苏联军队称为中国的王牌师。

我们到连队后，首先就是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这三个月的训练，要实现新兵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因此训练紧张而艰苦。

清早起床，训练整理内务，棉被子要求疊成有楞有角的豆腐块。

白天队列训练，练齐步，踢正步，向左向右向后转，有的新兵腿都练肿了。

晚上训练打背包，紧急集合。

睡觉前的紧急集合还好说，夜间的紧急集合，对新兵来说是一个极大地考验。

训练了一天的新兵，倒头就睡着了。

正睡得香甜，突然哨音响起，这是夜间紧急集合的信号。

常言老兵怕哨，新兵怕号，其实新兵更怕哨，特别是夜间的哨音，急促而阴森。

大家急忙起床，穿衣、打背包。这时电灯不能拉，包括手电，一点光亮都不能出现，新兵们乱成一团。

好多新兵，尤其是年令小的新兵，急得衣服穿不到身上，腿蹬进了罩裤里，棉衣穿了一个袖子，一只脚穿了自己的鞋，另一只脚穿了别人的鞋，背包打不到一起……

新兵为期三个月的训练还沒结束，我就调到部队宣传队，主要从事音乐工作，拉二胡、弹三弦、吹长号、打新疆手鼓等。

第二年就担任了乐队班长。

第三年在宣传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3年10月，是部队宣传队间歇期，我又回到原来的三营机枪连，被任命为连队文书。

当时义务兵的时间是三年，1974年初我们这批兵也就到该复员的时候。

我想我的年令在这批兵中为二老大，复员应该没有啥问题。

没想到复员名单宣布时没我的名字，我去问连长，连长说：“因你的工作无合适人选，再干一年吧。今年第一个安排你探亲。”

连长、指导员平时和我关系也不错，再说名单已宣布，部队讲的是命令，多说也无用，只好就此作罢。

连队文书等同班长，仍属士兵。

可连队首长对我却刮目相看，从未把我当成士兵看待。

为实战需要，尤其在寒冷的冬季，部队当时要经常远离营地到野外拉练训练。

拉练训练要求所有官兵打起背包，扛起武器弹药，跨上干粮袋等进行实战性训练。

这样的训练除过连首长的背包可放在随军的马车上外，其他官兵的背包、武器弹药、干粮袋都必须各自携带。

每次训练连长都告诉我，把你的背包也放到车上去。

我一个一般士兵怎么好意思把背包放车上呢。

只有看到有病体弱的战友累得跑不动了时，我才会把我的背包放车上，替这些战友背包，扛武器。

我们连连长刘楚生是湖南人，指导员是河南人。

他们两人都喜欢喝点酒，下酒菜他们可通知炊事班去做，但平时喝酒，得拿自己的酒，因部队规定平时不能喝酒。

连部吃饭，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及连部四大员（文书、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都在连部的一个桌子用餐。

有时吃饭连长酒瘾上来了，便指示通讯员，去到炊事班让加两个菜。

菜来后，连长拿出自己的酒说：“文书过来，咱俩喝两杯”。

过不了几天吃饭，指导员肯定同样说：“通讯员，到炊事班让加俩菜。”

指导员拿出自己的酒说：“文书过来咱俩喝两杯。”

一年春节年三十，连长说：“文书，我家的电灯坏了，初二你能来我家看一下。”

在部队我不但能修电工故障，还会修钟表、手表、收音机等，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特长。

我知道连长这是叫我到他家去喝酒，初二我到了连长家，果然是喝酒。

指导员和连长住的是隔壁，当然也就知道了我到连长家喝酒的事。

正月初四上班，指导员见到我说：“文书，我知道你春节走的是啥路线。”

其实工作生活中人们难免有矛盾有磨擦，这种矛盾磨擦只要不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从旁观者来说，也很有意思。

更有意思得是尚指导员的前任，1959年当兵的甘肃人余全成指导员。

因文化程度较低，部队每次的政治教育活动，活动还未进行，就让我写活动总结。

我说：“活动还没搞怎么写总结？”余指导员说：“你咋写，咱们活动就咋样进行。”

这不是笑话，但反映了当时部队的真实情况。

其实余指导员给我的印象，小小的个子，胖墩墩的身体很结实，如小钢炮，军事技术过硬。

尤其在单、双杠上的动作，标准而优美。

人很朴实，他与连长的配合还很合套。

1970年，全军开展的冬季野营拉练活动，首先是由我们这个部队开展起来，推广到全军的。

1974年冬季，我们连野营拉练从独山子到精河，夜晚部队就在冰天雪地的戈壁滩宿营。

睡觉一个班搭一顶帐篷，我们连部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和连部四大员一顶帐篷。

帐篷的搭设，第一步先扫去地面的积雪，后铺上两件雨衣，再在雨衣上铺上羊毛毡，羊毛毡上铺上棉褥子，然后雨衣连接起来搭成帐篷。

人钻进去，脱去棉衣棉裤，保留绒衣绒裤，棉帽还得戴在头上睡觉。

两个人一个被筒，脚打蹬。

人睡后，拉倒帐篷撑竿。

夜晚下了一整夜的大雪，第二天清晨，全连百十好人，除去哨兵，不见了人影，都被积雪覆盖了。

雪地睡觉我和指导员脚打蹬，一个被筒。

睡在被窝里，尚保清指导员说：“文书，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雪地睡觉咱们两人脚打蹬”。

确实这些艰苦的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只可惜现在与连长、指导员他们都失去了联系，若能碰到一起，说起往事，肯定是拥抱，开怀大笑。

每想到这些难忘的经历，深感部队是个大熔炉，是年青人吃苦锻炼的好地方。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最缺乏的就是这些艰苦的锻炼。

1975年3月，经过四年多的部队生活，我被批准复员了。

离开部队的那天，部队首长及留队的战友、家属为我们送行。

连长、指导员给我的孩子拿来了当时走后门，才能买得到的紧俏商品白糖、奶粉，与我告别。

平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七尺男儿，这时也都是那么的脆弱，大家拥抱，痛哭，告别。

车已离营地很远了，我们的脸上仍挂着泪花，遥望着越来越远的营地，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难忘的8012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