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二)

关晓珠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初，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作战中，先后有290余万中华儿女入朝参战，197,653人血洒疆场。他(她)们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以劣势装备抗击由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毙伤俘敌71万余人(其中美军29万余人)；击毁和缴获飞机4,268架；击毁和缴获坦克1,492辆；击毁和缴获装甲车92辆；击毁和缴获汽车7,949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火炮4,037门，打出了军威、国威，迫使敌人停战求和。

这是一场气壮山河、彪炳日月的立国之战，一洗中国百年耻辱！

时至今日，我从报章、互联网、群友、亲朋好友处收集了几十位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同志的照片、简历和故事，我把它们制作成“美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二)》，现与读者分享，谢谢各位！

编者语

70年的时光匆匆过去，昔日战火的硝烟早已在历史尘埃中散尽，但人们依然铭记着那血与火的历史，铭记着前辈们那自豪的面容！

于树昌 山东省莱州市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中共党员，1952年赴朝参战(志愿军第23军73师218团通信连步话机员)，1953年6月30日在与敌军争夺281.2高地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那一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正是来源于当时的志愿军第23军73师218团通信连步话机员于树昌。1953年6月30日，为争夺281.2高地，在战友全部牺牲、阵地只剩下于树昌一人的情况下，作为通信连步话机员，他独自坚守在地堡内，呼唤炮火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最后通过步话机呼唤炮兵“向我开炮”。随后，他砸碎步话机，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攻到地堡口的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

于树昌的故事，写入了原23军战史，他所在的连队被誉为“于树昌英雄连”，他的英雄事迹被收录进1954年出版的战地纪实通讯集《志愿军一日》。据《英雄儿女》编剧毛烽讲，当时他看了《志愿军一日》一书上“向我开炮”一文后，“王成的形象瞬间脱颖而出”，不加任何虚构，把这段事迹搬上了银幕。电影中王成的战斗牺牲过程和于树昌的英勇事迹基本一致，特别是有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同为步话机员呼唤炮火“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第二是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于树昌最后爆破用的手榴弹，电影中王成最后的爆破将手榴弹改为爆破筒，手握爆破筒冲向敌群的壮举，来源于杨根思手拿爆破筒形象）。

和于树昌邻村并一起参军的战友孙焕友回忆说，他们1948年8月入伍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部队在浙江沿海训练，后来就参加了抗美援朝，这也印证了于树昌的身份和经历。“当时我当舵手，他负责抛锚，我们在一条船上，他因为呕吐受不了，去当了步话机员。”此后，孙焕友和于树昌失去了联系，于树昌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也是孙焕友从于树昌战友那里得知。

“历史不能忘记，于树昌的英勇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65447部队副政治委员王伟表示，“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不仅是对部队官兵的要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强音，我们追寻他的足迹，就是要宣扬好英雄的事迹，传承好英雄的精神。”

资料来源: 齐鲁网

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取材自于树昌的战斗事迹。

于树昌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资料来源: 齐鲁网

汤忠群 女 85岁(1935年出生)，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随原南京军区总医院呼吸科在战场进行伤员救护。

2020年11月的一天，汤忠群来到报社，向工作人员讲述了当年在战场上，自己曾有一段终身难忘的战地三姐妹深情。

汤忠群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随原南京军区总医院呼吸科在战场进行伤员救护。“战地三姐妹的深情是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瑰宝，我缅怀了几乎一生。” 汤忠群语气中带着些许哽咽。当年，3名素不相识的女护士汤忠群、彭迪先和胡勋贵，因为抗美援朝而相识。她们不仅是老乡，还有着相似的长相，相同的年龄、血型、身高，整个野战医院都把她们叫做“战地三姐妹”。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汤忠群三姐妹都要搬运伤员，背上超过自己体重的伤员往返奔忙在夜路上，她们个个都行。有一次，一位营长左下肢炸伤，出血过多急需O型血。听闻消息的三姐妹急忙放下手上工作，几乎同时赶到抢救室要求献血。医院里伤员不断增加，输完血的三姐妹马不停蹄立即投入抢救工作。五次战役结束后，三姐妹全被评为模范团员，并各记三等功一次。

1951年3月，在一次野战医院随军行动中，三姐妹中的胡勋贵不幸牺牲。从此，汤忠群和彭迪先陷入对她的无限追思中。当时战争尚未结束，她们不能懈怠消沉，每天除了在战场上继续救死扶伤，每个月，两人都会以女儿胡勋贵的身份给胡妈妈写一封“家书”。直至战争结束后的许多年，每到春节前夕，两人都会给胡母邮寄生活费和生活补给。

资料来源: 杨子晚报网

“战地三姐妹”战场合影，左起: 汤忠群、彭迪先和胡勋贵。

资料来源: 杨子晚报网

李增发 89岁(1931年出生)，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1947年6月参加革命，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空军第一批轰炸机飞行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36师副师长。1951年，李增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10师第28团一大队飞行员入朝作战，与战友驾驶轰炸机夜袭大和岛美军雷达基地。

李增发的军旅生涯:

1947年，16岁的李增发怀着一腔赤诚参军入伍，来到西北第一野战军一军二师五团服役，先后担任步兵侦察员、骑兵侦察员，还当过营部参谋。经过解放战争战火的淬练，李增发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军人。1949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计划分步骤地筹建人民空军，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训，李增发光荣地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

李增发: 11月4日，我去位于长春的老航校报到。1949年12月开始，到1950年，这一年，我们学了理论，飞了三个机型的飞机。一个是初教机，一个是中教机，第三个飞机，我飞的是图-2战斗机。如果按照现在的大纲，在航校里需要飞四年才能毕业，但是我们只用了一年，才飞了80多个小时，就毕业了。

采访者语: 1950年12月，李增发从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航空兵第十师二十八团一大队。没过多久，他和战友们接到新的命令，加紧训练，准备飞赴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李增发：我们只有这么多人，飞了三个月，一共80多个小时，就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抗美援朝的任务是艰巨的，朝鲜战场很需要我们。但是从敌我力量对比这个角度来说，敌人的航空、火力、装备都比我们强大，我们只是刚刚从航校毕业的小飞行员，1950年，我才19岁。

采访者语: 当时，在朝鲜战场，掌控制空权的美军频繁对我志愿军实施狂轰滥炸，广大志愿军官兵在浴血奋战的同时，迫切需要空中力量支援。但人民空军刚成立不久，年轻的飞行员都缺乏经验，怎么办？李增发老人说，师长刘善本尽全力为他们制定训练课目、传授飞行经验。刘善本曾是国民党第八飞行大队的飞行员，开过B-24轰炸机，有着丰富的飞行经验，因为不满国民党发动内战，毅然奔赴延安，担任了解放军空十师的师长，成为李增发和战友们的飞行老师。

李增发：我们的任务要转为抗美援朝，他就提出来，我们要飞夜航。因为夜间飞行隐蔽性比较大，能够发挥出我们的优势。可是，夜间怎么飞？飞夜航是有规定的，需要飞过一定的课目，考核成绩优良，才能开始飞夜航。我们白天的复杂气象都没飞过，简单气象只飞了百十来个小时，而且当时又年轻，什么也不懂。

李增发老人说，飞行员是勇敢者的职业，即便不上战场，也会有流血牺牲。比如夜航训练，要求高、风险大，对年轻飞行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年，他的两名战友就是在夜航训练中牺牲的。

李增发：我们在飞夜航的时候，一个星期飞三个飞行日。飞夜航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错觉。航空专业中，叫错觉，我们平时把它叫做掉向。这种错觉不仅对飞行质量有影响，对于飞机的安全、飞行员的安全都有影响。因为夜航中飞机是平稳的，可是你总觉得它是歪的。如果按你的感觉，就要把它摆平，这样一来，非要出事不可。抗美援朝那段时间，天气都很冷，训练返回后，飞行员基本都是满身大汗，为什么？因为他老感觉飞机飞得不对，思想上不适应，压力就会很大，训练几个小时后就会满头大汗。因为飞行错觉这个问题，我们在飞夜航的时候摔过飞机，一个中队长、一个大队长都牺牲了，后来调查结论就是因为错觉。

采访者语: 战友的离去，让李增发心痛不已，也真正见识到了飞行错觉的可怕。训练中，他和战友们更加从严从难。就这样，从地面蹒跚起步到空中振翅高飞，这些年轻的空军飞行员们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脱胎换骨般的成长。

1951年11月29日，对于李增发老人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最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轰炸机飞行员，在朝鲜战场第一次真正参战。

李增发: 那个时候，在朝鲜边境上有个悬崖，崖边有一条山路，在路上点一堆火，用火做出一个箭头，这个箭头就指向大和岛方向。当时我们采取夜间长途这样的队形，运用十机跟线的方式进行照明轰炸——十架飞机在一条线上，每隔一分半钟起飞一架，就这样一个一个起飞。那天晚上，我驾驶的是第九架飞机，第一架是我们大队长驾驶。在我们飞过去的时候，万炮齐发，轰炸就这样开始了。

采访者语: 夜袭大和岛，李增发和战友们驾驶10架图-2轰炸机，间隔起飞，按照规定高度差飞行，轮番进行轰炸，最终成功完成任务。默契的配合、精彩的战斗，让李老至今回忆起来依旧热血沸腾。他激动地说，这是志愿军空军首次执行夜间空袭任务，第一次使用了电子对抗、跟进照明轰炸等技战术，非常成功，从战略上震慑了美军，美军万万没想到初出茅庐的志愿军空军竟然具备了夜间轰炸能力。

李增发：照明弹投下去以后，照得天空特别亮，大和岛上的敌人也出来了，“这是啥家伙，是不是原子弹”，感觉特别害怕。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拂晓时分，陆军登岛作战，打扫战场时才发现防空洞里还有好多人没出来。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我们前一天晚上看到这个情形，好像是投原子弹，害怕，不敢出来。”原来是因为我们前一天扔炸弹，把敌人震慑住了。打完这场仗以后，上边给我们传达消息，说美国人对这场战斗有反应，但是他们瞧不起我们，说这不是亚洲人干的，是欧洲人干的。无论怎样，这次轰炸对敌人震慑很大，甚至大和岛都解放了，他们才反应过来。

李增发老人说，在战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上，作为一名新飞行员，面对的却是世界头号空军，所以每次战斗都很惊心动魄，因为每次出战都可能有去无回。但无论有多危险，只要有任务，他和战友们都会争先恐后请战。

李增发：一旦打仗，就有牺牲的可能，这个思想，我们都是准备好的。听说起飞前有个签字仪式，要留姓名和地址，也就是留遗书。我们没搞这个仪式，但是战前动员的时候，大家都表态了，不怕牺牲。其实在平时的训练中，就难免发生事故。所以做飞行员，难度很大，随时要准备牺牲。

从朝鲜战场回到祖国后，李增发作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一直奋战在我空军部队，直到1982年，才告别飞行事业。在长达34年的飞行生涯中，他先后驾驶过7个机种，飞行时长共计3800个小时，战功卓著，两次荣立二等功。回顾一生的飞行员经历，到底是什么给了自己不畏强敌的力量？李老说：靠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李增发戎装照。

李增发机组成员合影。

李增发在国产轰炸机前留影。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杨作云 88岁(1932年出生)，贵州省镇宁市人，1951年随部队入朝作战，在金城前线的618高地战斗中，一人击退敌人17次反扑，坚守阵地三昼夜，荣立二等功。

杨作云战斗故事:

1951年，杨作云随部队奔赴朝鲜。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杨作云所在的志愿军12军35师105团2营5连接到攻占618高地的战斗命令，部队还未到达阵地坑道，就有4名战友牺牲在敌军炮弹下。

“排长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既然来了，就干到底！”杨作云回忆说。

乘着夜色，杨作云带领两名战士深入前线观察敌情，3人刚到达618高地对面的小山上，就见近百名敌人钻出来，向我军阵地行进。“我们回是回不去了，只能逮着机会就打！”说到这儿，杨作云大手一挥。

待敌人靠近，杨作云抓起一把土就往敌人眼里撒。“我拿起冲锋枪扫射，哪里有声音就打哪里，他俩还扔了几枚手榴弹。”

敌众我寡，他们又找准机会回到阵地坑道内，发现连队已经历一场恶战，拿下了618高地。此时，由于战斗重点转移，全排已按命令转移到另一阵地，排长便让杨作云与两名伤员留守618高地。

“618高地是战友们浴血奋战夺回来的，我非守住不可！”杨作云加高加厚掩体，把枪支弹药集中起来。

这次战斗，杨作云立了二等功。他的立功证书上这样写道：“在金城前线的六一八战斗中，英勇顽强、坚忍沉着，一人击退敌人十七次反扑，坚守坑道三昼夜……”

“618高地被削平1米多，到处都是被炮弹炸出来的坑，还有看不清楚面容的战友遗体。”杨作云回忆说。

旁边坑道里2班的副班长在战斗中头部中弹，昏迷之际想要喝水，可美军对坑道部队与后方的交通线实行严密炮火封锁，早已弹尽粮绝，杨作云就看着战友牺牲在自己怀里。“那种滋味儿太难受了。”杨作云说。

增援部队来了，排长让杨作云下山吃饭，营长还给他做了炒鸡蛋。“可我心里难受啊，根本吃不下，看着那盘炒鸡蛋，我哭了很久。”杨作云说。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杨作云跟随部队回到国内。1976年，他转业到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工作，致力于公益事业，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主动号召家人捐款。

“战争结束就什么都好了，既然活下来就要继续为国家作贡献。”杨作云说。

资料来源: 新华网

杨作云的立功证书。

资料来源: 新华网

崔洪滨 93岁(1927年出生)，辽宁省宽甸县人，1948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崔洪滨的军旅生涯:

1948年1月，年仅21岁的崔洪滨参军入伍，加入了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先后参与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随部队一路南下。在河南安阳的一场战斗中，他只身一人，高举一枚手榴弹，在一处地窖中抓获了5名土匪。

    崔洪滨对后辈们说:  “1950年10月，我被编入志愿军42军126师378团二营五连，当时所在部队是志愿军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那天我们趁着夜色，秘密地跨过了鸭绿江。那时我虽才23岁，但已是一个打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老兵了!” 说起保家卫国，崔老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当时我们的作战武器与敌人相比落后许多，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食物更是很难输送到战斗前线。我深刻地记得，我们连队仅靠着一袋炒面及阵地上艰难收集的其他食物坚守阵地17天。当时就凭着一股劲和敌人拼杀。那时候战场上十分艰苦，也十分的残酷，但每一个志愿军战士都不曾退缩。”

  “由于敌军惯用大量的炮弹进行强攻，前线阵地经常都是炮火连天。我记得，有一颗炮弹飞来，就落在了我们团长身边，轰的一声，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倒在血泊中，就这样我们团长就没了。后来我们政委指挥了那一场战斗，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天亮，战斗过程中你都不知道谁还活着，谁已经阵亡，只有在清点人数时，才会发觉你身边的战友已经走了，永远走了。”此时，崔洪滨老人的眼角已泛着泪花。

 在一次战斗中，崔洪滨所在的一个班偶遇敌人，双方发生了猛烈交火，停火各自撤退后，在检查自身装备时，崔洪滨发现随身的行李包有一个弹洞，子弹差一点就打入了他的身体。

 “如果没有身上的那个行李包为我挡了那一枪，也许当时我就牺牲在战场上了！但是很多战友就没有我这样的运气，他们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

 “当兵不能怕死，怕死就不能当兵。战场上的每一天，大家精神都高度紧张，每一次战斗都异常激烈，惊心动魄，很多战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崔洪滨继续说道。

崔洪滨参加了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中的四次战役，在1951年年底的龙头里战斗中英勇负伤并在组织的关怀下于1952年3月回国休养。

 1955年，崔洪滨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到了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滨江矿场（清远监狱前身），在矿场一干就是30年，于1985年光荣离休。离休后的他，更是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总是说，自己一切都好，不想给组织添加丝毫负担。如今的他，每天仍然坚持到江边散步，锻炼身体。他讲到，如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他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资料来源: 广东省清远监狱(原崔洪滨的工作单位)

崔洪滨戎装照。

资料来源: 广东省清远监狱(原崔老的工作单位)

崔洪滨向后辈们介绍自己获得的立功奖章和纪念章等物件。

资料来源: 广东省清远监狱

崔洪滨收藏的立功奖章、纪念章和其它物件。

资料来源: 广东省清远监狱

张英鸣 95岁(1925年出生)，广东省陆丰市人，1943年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51年9月赴朝参战)，1954年转业，曾在广东陆丰县(现陆丰市)陂洋镇供销社和食品站工作，1984年离休。

1951年9月，张英鸣从东莞常平坐火车一路北上，从辽宁安东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老人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他经历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经历。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吃饭也成问题。

张英鸣当时住在山脚下的防空洞里，有时在山上和敌人作战，需要潜伏一整天，有一回因为随身携带的压缩饼干吃完了，山下往山上送粮食的路线也被敌军封锁，张英鸣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吃东西，双手双脚都被冻得僵硬。

讲起抗美援朝的经历，张英鸣时而激动得高唱志愿军战歌，时而想起牺牲的战友又黯然落泪。“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在朝鲜战场上，我4次死里逃生。”张英鸣说，第一次是他刚到朝鲜一个月时，当时他和战友们住在防空洞里，结果敌机前来轰炸，防空洞因为不牢而垮塌。“我当时所在的位置有一个树桩撑着，没垮下去，算是捡回一条命。但我当时在废墟中拼命喊着其他战友的名字，都没了回应。”第二次是1951年11月，当时张英鸣和战友到“三八线”附近的森林砍树，当时他们开了6辆车。结果却惊动了敌军，其中5辆车都被敌机炸毁，张英鸣所在的车因为位置比较靠后躲过一劫；第三次是1951年12月，敌机突然前来轰炸，张英鸣因为身手比较灵活，赶紧在雪地中躺下并打滚，最后滚到了附近的一个水坑中存活，而其他几位战友都牺牲了；第四次，敌人从空中投掷炸弹，张英鸣赶紧卧倒，但几枚弹片还是击中了他的双腿，直到现在还留着伤疤。“如果我当时卧倒得慢，就没命了。”张英鸣感慨道。

张英鸣坦言，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每天都在经历生死考验。很多战友出发时都没来得及跟家人道别，所以到了朝鲜后要给家人写一封家书，张英鸣因为读过书，经常帮战友写信。“很多战友的家书，实际上都是遗书，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随时可能牺牲，所以会提前把一些事情交代好。每次我写这样的书信，心里都很难过。”

而朝鲜战场上最让张英鸣感到激动的场面，则是他雪夜偷袭敌军，抓获两名敌军俘虏。那是1951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副连长带着张英鸣和5名战士，每人带着4个手榴弹、一杆卡宾枪和一张白床单。借着大雪的掩护，他们来到了距离敌人500米的一处营地。“遇到敌人的探照灯时，就把白床单盖住身体，这样敌人也看不清楚。”当时，敌军正在进行交接班，两名美国士兵刚离开了。10分钟后，张英鸣等7人到达敌军营房，出其不意将剩余的两名士兵按倒在地。这次俘虏敌军收获颇大，也让志愿军获悉了敌军在这一带的部署情况，志愿军连夜突袭打了一次小胜仗。这次经历也让张英鸣获得了部队的立功表彰。

张英鸣说，因为朝鲜天气酷寒，不打仗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躲在防空洞里等候指令。而防空洞里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几天下来，当大家从防空洞里出来时，鼻孔和脸都已经被煤油灯熏成了“黑包公”，战友们看着彼此哈哈大笑，这也是在战场上难得的轻松场面。

资料来源: 大洋网 肖欢欢

张英鸣的立功证书和离休证。

资料来源: 大洋网

利世彬 87岁(1933年12月出生)，广东省南海县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加过抗美援朝；1955年12月转业。原广州市长途运输客运公司安监科科长。1993年12月退休。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利世彬戎装照。

利世彬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利世彬的转业证。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利世彬的亲笔签名。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王学智 90岁(1930年出生)，安微省涡阳县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西南战役等众多战役。

　　“军人的脑子里不能有‘退却’二字。”王学智先后多次负伤，却未下火线，坚持战斗并接连立下战功。1950年，在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上，20岁的王学智作为“全国战斗英雄”，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王学智所在的西南军区15军属于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于1951年入朝。

　　“我在国内参加过那么多次战斗，但从没有打过这样的仗。”王学智说，当时，志愿军和美军装备差距极大，美军巡逻、轰炸的飞机多，为躲避飞机，每天白天，他们都藏进路两边的山里，只能晚上赶路，背着近二十公斤的装备，一晚要赶上百里路。夜晚的路上，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人山人海，这边是奔赴战场的和运送军粮、弹药的，那边是拖运伤兵往回走的。而每次晚上的战斗打响之时，炮弹、照明弹纷飞，“战争激烈到什么程度？打到夜里亮得跟白天一样。”

　　那时，他们经常吃的是大米磨成的粉，随便捧几口水吞下去。有一天，他们接到指令，白天也要照常赶路，一直赶到晚上时，大家吃到了一份“大餐”——每人一个牛肉罐头和两个白馒头。

　　“吃这顿‘大餐’，就意味着接下来会有一场硬仗要打。”当时已是排长的王学智才21岁，而排里大多数的战士才十八九岁，“大家其实心里头都清楚，吃完这顿饭后，可能就要牺牲在这里了，但大家不讲出来，都一副吃得很开心的样子。”

　　战斗打响，王学智带着50多名战士在前方突击。经过一番硬拼，志愿军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还俘虏了一批***士兵。然而，排里牺牲了30多名战友。来不及悲伤，在补充兵力后，他们又奔赴其他战场。

　王学智印象最深的一场战斗发生在上甘岭附近的沙乌狼市山，美军在周边占据了七八个山头，而王学智所在营的任务就是要与其他营配合攻下其中一个山头。王学智率领的一排再次担任突击排，兵力也已补充到55人，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一晚攻下山头的一个碉堡。

　　“我们冲锋时，美军一打照明弹，所有人都被照亮了。”碉堡内的机关枪不断扫射，上空的美军飞机也趁机轰炸，第一次冲锋，副排长牺牲了，全排只剩下20多人。

　　“牺牲大，但不能退！”王学智着手准备第二次冲锋。此时，他听到营长在下面大声喊：“王学智！王学智！”他答应道：“我在这里！”

　　“你还活着？”营长欣喜喊道。王学智在战火中回答：“我还没死咧！”营长问了他全排所剩的人数后，很快又补充30人给他。

　　第二次冲锋展开，与他们一起冲锋的，右边有一个营，左边还有一个连。“这次冲锋更难，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炮声把脑壳都震晕了，但心里只想着要把任务完成。”

　　然而，当距离碉堡只有数十米远时，王学智突然觉得腿一麻，低头一看才发现左大腿已被子弹击穿，血流如注。他撕烂衣服包扎伤口止血，随即意识开始模糊。

　　隐约之中，躺在地上的王学智意识到战友们最终攻下了山头。很快天就亮了，为躲避敌方飞机轰炸，战友们很快撤离了战场。恢复意识之后，王学智已无法行走，只能爬着躲进一个坑里，后来他才发现，自己的营长也牺牲了。随后的两天两晚，他靠从牺牲的战友身上找水和干粮充饥。

　　“本以为没希望了，但后来还是得救了。”第三天，志愿军大举反攻，王学智被其他部队的战友发现并救了上来。几名战友用担架将他抬到了马路上的车上，然而，美军的飞机再次飞来轰炸，他眼看着刚刚抬过自己的战友被炸死。

　　“太多年纪轻轻的战友牺牲在了朝鲜，但那时大家心中的信念都很强，在朝鲜奋战同样是保卫咱们的国家。”王学智至今还记得，当时，他们的军长在战前表达永不退却的决心：“如果打得只剩下一个团，我就当团长；如果打得只剩下一个连，我就当连长。”

　　受伤之下，王学智被送到长春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因腿伤严重，后来又被送到苏联的一所医院治疗。

　　1954年，王学智转业到河北邯郸，几年后，举家来到妻子的家乡——长沙。此后几十年，王学智勤劳的身影，先后出现在长沙市公安局通泰街派出所、市第十六中学、市财贸委员会、市饮食公司、市二商业局……每到一个单位，这位“战斗英雄”都深藏功名，直到1991年离休。

　　如今，虽然经济条件改善很多，王学智仍住在不到70平方米的老宿舍房内。别人家的房子早已翻新过了，他家的墙面、家具都还是老模样。

　　“我从不跟任何人去比，如果要比，我只跟那些抗美援朝牺牲的战友比，当时他们才十八九岁，他们牺牲了，我还活着，还活到了90岁，满足了。”王学智动情地说这些话时，不禁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资料来源: 长沙晚报 易隽

钱俊明 95岁(1925年出生)，湖南省株洲市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赴朝作战(第16军工兵独立团)。

　

　

　　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号召响彻中华大地。当年25岁的钱俊明是株洲农村的一名木匠，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和我一起去朝鲜的还有几个同村人，他们中有的就牺牲在朝鲜。”钱俊明回忆起战友时，神情肃穆。

　　1951年，钱俊明跨过鸭绿江，正式入朝作战。他是16军工兵独立团的首批战士。

　　“我刚到朝鲜时，也怕啊，敌人的飞机天天在头顶上飞，我又有点水土不服，身体疲惫，歼击机和大炮的轰鸣声时常在耳边回响，真有些不适应。”钱俊明说，他第一次拿到地雷时，双手禁不住颤抖，根本握不住。

　　但木匠出身的钱俊明很快适应了工兵的作战环境。“工兵和木匠一样，制造物品既要速度，也要质量。”他告诉记者，作为工兵，一要胆大心细，随时随地就地取材；二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既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又要警惕敌人伏击。正因如此，心理素质过硬、学习能力强的钱俊明很快成长为排里埋地雷最快的兵，经常被排长第一个叫去执行任务，以“排头兵”身份为其他战士做出榜样。

　　偶像是黄继光，为救副班长被炸伤

　　“当年打仗那是真的很艰苦。敌人的飞机天天轰炸，很多战友在我们身边倒下。”血与火交织的战场很快就锤炼了钱俊明。“作战不怕死，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这句话成为当时很多志愿军战士的信念。

　　“我尤其佩服黄继光，想向他学习，把生命交给党和人民。”钱俊明说。1952年，他被派往朝鲜北部交通运输线，守护这一保障前线补给的交通命脉。当时，为切断我军补给，美军飞机不断飞来投掷航空定时炸弹，炸弹的引信故意设置成延时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天，对我军后方补给线造成了严重威胁。拆除定时炸弹，保护补给线正常运转，成为头等大事。

　　谁去拆弹？钱俊明自告奋勇。“我要向黄继光同志学习。”钱俊明动情地回忆道，在战场上，他始终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守护补给线，从白天守到黑夜。如何拆弹？他比划道，用铁丝把炸弹捆住，再用木棍拖拽到安全的地方进行拆卸，真正保证“争分夺秒”。

　　钱俊明的右手在战场上受过伤，至今还有深深的伤痕。他自豪地回忆说：“那是为了救副班长受的伤。在一场战斗中，敌人的飞机投下一个炸弹落在副班长身边，我赶紧冲过去把副班长抱住，其他战友则冲过来用身体把我们护住，我的右手被炸弹碎片炸伤了。”当时鲜血直流，但钱俊明顾不上手疼，随便用一些布带把手缠住，继续战斗。

　　战斗过后，排长介绍他入了党

　　由于学习能力强，钱俊明很快成为朝鲜战场上的“拆弹专家”。“我拆除的炸弹里，最多的装有二三十斤炸药。”他和战友们死守朝鲜北部交通运输线，彻底粉碎了美军试图在3个月内摧毁朝鲜北部铁路的狂妄计划。

　　由于战斗英勇，钱俊明多次受到表扬，他期望着以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向党组织靠拢。很快，机会来了。

　　有一场战斗，需要5小时内在一条20多米宽的河上架一道桥，让物资顺利通过。时间紧任务重，当时接到任务的共有19人，其中18人全是党员，只有钱俊明一人不是。“排长就跟我说，你入党的机会来了。”钱俊明回忆说。于是，钱俊明迅速投入架桥的战斗，并得到朝鲜老百姓的帮助，他们只用5个小时就把桥架好了。“很多朝鲜的老百姓把自己家里的门板、木板拿来让我们架桥。”钱俊明说，“桥刚架完，我们赶紧组织老百姓疏散，这时敌机就来了。”

　　由于出色地完成了架桥的任务，钱俊明荣立一等功。战斗过后，排长作为介绍人，介绍他入了党。“入党仪式非常简单，直接宣布，入党人钱俊明，然后再宣布介绍人。”说到这里，钱俊明一脸自豪。

资料来源: 长沙晚报 易隽

张绍仁 91岁(1929年出生)，湖南省湘潭市人，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抗美援朝。1950年11月入朝作战(志愿军第26军)。

　张绍仁在战场上四次荣立个人一、二、三等功，多次获得参加战役纪念章。

　　19岁参军入伍，出生入死为解放

　　张绍仁出生在湘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家中孩子里最小的一个。19岁时，张绍仁和同伴从长沙辗转来到江苏沿海的一家盐场打工，遇到了党的地方武装。“愿不愿意当兵？”“愿意！”张绍仁一跺脚参军入伍，从此书写了一段不凡的革命历程。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场上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

　　1950年5月，张绍仁接受组织上培养，调入26军文化教导团，学习文化。“没学多久，朝鲜战争爆发了。党中央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年10月，张绍仁所在的部队被调到山东，为赴朝作战做准备。队伍短暂休整后，又行军至辽宁。11月底，张绍仁随队伍乘火车到丹东，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脚指甲被冻掉，穿上大号鞋再行军

　　“进入朝鲜那天晚上的情景，现在仍记忆犹新。”张绍仁回忆，当晚下了好大的雪，看不见人；气温达到零下30℃，作为南方人，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战士们满身都是雪，脸上是霜，脚都冻木了。

　　“美军飞机不断扫射、搞侦查，人在雪地里，目标会更明显，志愿军行动都是在晚上。”张绍仁回忆，那时正值隆冬，为了尽早赶赴战场，每天部队冒着严寒急行军几十公里。在一次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来，一枚炮弹在离张绍仁很近的地方爆炸。卧倒在地的张绍仁全身都是泥土，幸亏没有受伤。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张绍仁借宿在朝鲜一户有热炕的百姓家中，淳朴的朝鲜百姓见张绍仁被冻得够呛，拿出家中仅有的一床棉被给他焐脚。但由于气温反差大，双脚开始肿胀发麻，张绍仁一觉醒来时，十个脚指甲全部发紫掉落。第二天，张绍仁发现，自己的脚趾“肿得像红萝卜”。集合号令已经吹响，没有脚指甲保护的双脚势必会感染。“军队不等人，再苦也要撑下去。我不能掉队，不能给队伍拖后腿。”张绍仁急中生智，找战友借了一双大号鞋子套上，忍着剧痛跟上了大部队。

　　冒死送弹药，坚信正义之师必胜

　　那时，中国部队武器相对落后，而美军却拥有机械化、自动化装备，双方装备差距悬殊。尽管如此，张绍仁依然坚信正义之师必胜。

　　张绍仁回忆，战场上的生活异常艰苦——米饭蔬菜吃不上，就把炒米磨成粉，放点盐、加点水搅拌一下喝下去；有时候水都没有，就抓点雪化成水拌一下吃。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最苦的时候，部队16天没见过米饭和蔬菜、油、盐，大家靠发放的压缩饼干、百姓家中的马铃薯充饥。

　　1951年春，张绍仁回吉林长春、辽宁本溪等地接新兵，当年5月再次入朝后，他被安排到26军特务团担任司务长。“部队供应紧缺，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改善生活。”张绍仁的意见被领导采纳，他主动带炊事员、翻译到大后方买菜。“我们带着扁担、绳子，一次走几十公里，听到敌机来了就躲起来，一来一回要四天时间。”

　　尽管没有在一线作战，张绍仁积极组织团部炊事员、通信员、勤务员为前方战场运送弹药。“战斗激烈，敌人的炮火满天飞。只要炮火一停，我们就往山上高地送弹药。我当时没有爱人、儿女，没有顾虑。上面交代任何事情，都必须完成。”

　　“原来一起打过仗的班里12名同志，都牺牲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排长陈金玉也牺牲了。他们当时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都没有享受过如今的幸福生活。”回忆起当初的老战友，张绍仁眼含热泪，颇为感慨——志愿军付出惨重代价，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离开原来的班，自己也极有可能牺牲在朝鲜；如果战友们还活着，这盛世应如他们所愿。

资料来源: 长沙晚报 易隽

王清珍 女 84岁(1936年出生)，贵州省威宁县人，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赴朝参战(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135团7连卫生员)，是电影《上甘岭》中的女卫生员王兰的原型。在上甘岭战场上，她悉心护理伤员，并为他们唱家乡民歌，鼓舞他们战胜伤痛，以出色的表现荣立了二等功，被授予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王清珍的感人故事:

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在回忆上甘岭时记述战斗场景时充溢着必胜的豪情，但这位多年出生入死的铁血将军，在写到自己的部下时却饱含深情：“一三五团七连在坑道里七天缺水，当运输员刘明生将 路上拾到的一个苹果送给连长张计法时，张计法又交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忍着干渴，又将苹果传给一个重伤员。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一圈，又完整地回到连长手里。连长流着泪，带头咬了 一小口，再往下传，每人都只咬一点点，一个苹果在坑道里转了两圈才吃完。我们为什么能够守住五圣山，为什么能够坚韧不拔地抵挡住那么猛烈的攻势？这个苹果的故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做 出答案……还有一个女战士使我印象至深，她叫王清珍，是个铁路工人的女儿，只有十七岁。她在五圣山后面的坑道病房护理二十多个重伤员，喂饭、换药、洗绷带，还要背伤员出洞解大小 便。有个伤员嘴巴化脓，不能咀嚼，她先把饭嚼烂，像大人喂孩子一样一口一口地喂到战友的嘴里。还有一个腹部重伤的伤员，不能动弹，躺着解不下大小便，又憋又胀，十分痛苦。这个姑 娘为了解除战友的痛苦，帮助伤员排尿，情操之高尚，令人肃然起敬……””

具体事迹

一天夜里，王清珍正在巡回查护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洞口传来轻缓而又沉重的“哎哟”声，她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朝出声的那个洞口走去，来到病床前，借着暗淡的煤油灯光，王清珍看到呻吟的伤员就是当天下午刚从火线上抬下来的一位姓曹的排长。

曹排长的脸色很不好，头上冒着细细的汗珠，看那情形一定很不舒服。当他见到女卫生员进洞时，便停止了呻吟。

“同志，哪地方痛？”“我，我要……”，曹排长欲言又止。王清珍明白了许多：“是不是要解手？大解还是小解？”曹排长低声地回答：“小解。”当王清珍把罐头盒拿来，想帮曹排长脱裤子的时候，他吃力地用手推了推说：“这事就让我自个儿来吧！”王清珍习惯性地转过身来，走到洞口。

“哎哟！”，又传来曹排长的一声呻吟，王清珍闻声迅速回头一看，只见曹排长手头一软，空罐头盒“叮当”掉到地上。她急步赶到床前，心痛地说：“同志，我们死都不在乎，还在乎这点事干什么？还是我帮你吧！”话语之中，饱含着战争年代革命战友发自内心的关切之情。

洞里的伤员也不知什么时候都醒了，纷纷劝导曹排长，“曹排长，你身体伤势太重，还是让她帮忙吧！”“曹排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好几个人都是靠她帮忙解大小便。”……在众人的劝说下，曹排长同意地点了点头，可年轻的曹排长还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尿不出来，王清珍并不知道这一点，以为刚才只是他翻身引起伤口疼痛，于是慢慢地替排长解开裤子，小心谨慎地将罐头盒接了上去。

曹排长再一次使劲，还是没有尿出来，伤口的剧烈疼痛使他禁不住又叫了一声：“哎哟！”王清珍这才明白了排长的情况。原来，排长因腹部中弹，泌尿系统受到重伤，已不能自己控制排便。她一摸排长的小腹，圆鼓鼓的，显然已经胀了很长时间，必须立即导尿，否则，就可能导致尿中毒甚至膀胱胀裂的生命危险。

王清珍迅速从值班室里找来了导尿管，涂上润滑油。因膀胱的极度胀疼而无法自制的曹排长也不再推让，咬着牙一声不吭地配合王清珍的救护。让人大失所望的是；导尿管塞进去了，尿液还是排不出来，若是在平时，马上就有人拿来大管注射器吸尿，可王清珍没有大管注射器。

情况越来越严重，曹排长喘着粗气，头上的汗珠更多了，面孔也因痛苦开始变形，眼角还流出了泪水。钢铁般的战士被子弹打穿肠肚、被炮弹炸掉胳膊时都很少哼叫，此刻却因不能排尿而被折磨得生不如死。膀胱的极度胀痛，那难受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没有体验过的人是无法说清楚的。

见此情景，洞里的其他伤员急得连连叹息，王清珍更是心急如焚，身如刀割，一时想不出任何法子。不知哪位伤员满怀歉意地说：“要是我们哪个能够动一动就好了，用口吸也不能看着曹排长被尿活活地憋死！”

“用口吸？”王清珍顿时心里一亮，可马上又迟疑了，自己毕竟还只是个17岁的少女啊！然而看到曹排长被胀痛折磨得变形的脸庞，王清珍又怎能看着死神把自己的战友从身边拉走，迟疑仅在一刹那间，她不顾一切地俯下身，含着导尿管，使劲一吸，一口、二口……尿液终于流进了罐头盒里。

第二天，伤员向卫生营领导反映了王清珍救人的经过，营首长根据王清珍入朝参战以来的工作成绩，为其上报三等功一次，师领导了解情况后，为王清珍改记二等功。

资料来源: 小央视频 搜狗网

王清珍戎装照。

王清珍戎装照。

资料来源: 小央视频 搜狗网

彭梦华 85岁(1935年出生)，湖南省湘潭市人，1950年3月入伍，1951年入朝作战，1958年转业。

1950年3月，15岁不到的彭梦华正在学校上课，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政治部到学校招志愿军，虽然年纪小，但彭梦华深知“没有国哪有家。”凭借着这样一种信念，彭梦华放弃了象牙塔中的学生生活，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成为了志愿军中年纪最小的军人。

和家人朋友们匆忙告别后，彭梦华老人跟随部队开始了训练，1951年，随部队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9月的一个傍晚，在朝鲜东线的文登里984.2米高地与敌军战斗时，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又“不知天高地厚”，彭梦华独自向敌人机枪手扔去两颗手榴弹，却没发现自己当时已经脱离了队伍，冲进了敌军的阵地。

“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我发现敌军的机枪手已经倒地后，立刻冲出了他们的阵地进行隐藏。”彭梦华回忆说，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但后来回想起来，却是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那场战役持续了一天一夜，战争结束时，天已经放亮，共消灭敌人1000余人，活捉敌人数十人，并缴获各种武器一批。不久后，因为出色表现，彭梦华被保送空军航校学飞行。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条件真艰苦啊。”彭梦华老人说，参加战争时，部队的条件都很艰苦，吃着干粮喝着雪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了太多，每天有肉吃，冬天再也不用受冻，国家变得更强大，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好。”

1958年，彭梦华转业回到湖南衡阳工作，结婚生子，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不在部队，可彭梦华依然保持着军人的习惯，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也十分严格，除了生活中军事化的管理，在思想和行动上也要严格要求，“外公从小就教育我们爱党爱国，积极上进，工作要认真努力。” 彭梦华的外孙女彭雪说。

“我85岁了，从前很多的战友们都没能看到如今这个强大的中国，我替他们看到了。”虽然身体不太好，但彭梦华老人回忆起那段过去依然激动不已，饱含深情。“看到我们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觉得我们抗美援朝的那段日子，苦但是值得。”

资料来源: 红网 王诗颖

彭梦华保存的空军徽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

资料来源: 红网 王诗颖

殷鲁 女 85岁(1935年出生)，河北省衡水冀州人，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开赴朝鲜。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多次随部队参加反击战，并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

殷鲁：参军后，我被分配在207师宣传队。后来上级给我们一个名额，可以到河北艺校学习，部队领导就让我去了。在那里，我学习了话剧表演。朝鲜战争爆发后，单位围绕抗美援朝进行动员教育，大伙儿都积极报名，希望能够入朝参战，我也报了名。但报名的人不是都能去，我是三番五次提出申请，最后才被批准的。那时候，我十四五岁。199师回国招人，就把我带走了。进入朝鲜时条件非常艰苦，有很多困难。朝鲜的山很多，白天飞机轰炸得厉害，不安全，我和战友们就等着运送副食品的车，坐在装粉丝的麻袋上，进入了朝鲜。

1952年，17岁的殷鲁坐着闷罐车，一路翻山越岭，奔赴志愿军67军199师驻守的朝鲜甘泉里地区。随后，根据组织的安排，她和战友冒着随时遭遇敌机轰炸的危险，穿过炮火封锁区，来到597团1连，为前线的志愿军将士慰问演出，鼓舞士气，激励大家的斗志。

殷鲁：1953年，抗美援朝反击战打响了。当时我参加了若干次小股反击战。每次部队行动之前，文工队的队员们都要先进行慰问演出，有时候，我们还会把上级组织交代的任务写成文艺节目。我入朝学的第一首歌就是“志愿军打美国鬼子，真正厉害，嗨、嗨、嗨……”。那时候，我经常到前沿防空洞里给战士们唱歌，表演节目，战士们都非常感动。有一次，师首长在信中鼓励道：“这次你们的任务艰巨，但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你们要克服困难。”

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作为一名战地女文工队员，殷鲁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慰问演出之中，战士们想听什么歌曲，她就唱什么歌曲，喜欢看什么表演，她就表演什么，一个坑道一个坑道地走，一场接着一场地演。就这样，经过战火硝烟的洗礼，殷鲁从一名话剧演员，逐渐成长为战地文艺工作的“多面手”。

殷鲁：那时候，要求我们“一专三会八能”，要会唱歌、朗诵、跳舞等，管理道具、管理服装，也要略知一二。那时候人少，我主要表演话剧，后来我表演朗诵，还要当报幕员。我也说过快板，唱过独唱。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几年时间里，殷鲁和战友们在进行慰问表演的同时，还要到班里进行战前思想鼓动，这也是文工队员肩负的一项光荣使命。时隔60多年，对于在坑道里热情演出、和战士们促膝谈心的场景，殷鲁依然记忆犹新。殷老说，有一次，她正在给一连担架班的战士们做思想工作，突然遭遇敌机轰炸，坑道瞬间坍塌，生命危急关头，战士们冲上前去勇敢地保护了她，这让她终生难忘。

殷鲁：那时候，战士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有战斗，大家都写请战书。有一次，一连要上战场了，我被分在了担架班。我当时正在坑道里，突然坑道口被炸塌了，战士们第一反应就是过来保护我，炸起来的土都快把我们埋住了。

在采访时，殷老告诉记者，当年，志愿军官兵跨过鸭绿江之后，就没有前后方的区别了。空中敌机疯狂轰炸，地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但只要战斗打响，她们既当文工队员，又当战斗员。不论是在战地救护站、防空洞，还是前线阵地的坑道里，到处活跃着她和战友们的身影。在轿岩山反击战的一次战斗中，只有她一名女同志上到前沿阵地进行战场鼓动。

殷鲁：天上飞机炸，地下大炮轰，风险太大，团里不让我去前沿阵地，但我们自己要求去。坑道很矮，高个子在里面跪着不能站起来。因为只要露出头来，敌人的高射机枪“哒哒哒”就打过来了。

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对志愿军将士来说，文工队员的歌声或许是最温情的声音，能够给他们带去精神激励和心灵慰藉。而不惧强敌的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殷鲁，让她心生感动与敬意，始终激励着她不怕危险，勇敢顽强地工作在战斗一线。

殷鲁：我记得有一名炮兵，耳朵都震聋了，让他下阵地，他说不行。“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是战士们经常挂在嘴边儿的话，现在想想那些人，真是最可爱的人。

回想起那些血洒疆场、将年轻生命永远留在异国他乡的战友们，殷老泪湿双眼。她含着泪说，与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是幸运的。那么多次奔波于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身体都没有受伤。而且，让她还一直引以自豪的是，1953年5月，当志愿军发起金城战役，7月13日晚在金城一线展开全面反击时，殷鲁在战地鼓动组，光荣地担负起战地前线广播任务，有幸亲眼目睹了这场伟大的胜利。

殷鲁：金城反击战打成了停战的局面，朝鲜战争就结束了。当时是7月27日签的停战协定，7月29日部队晚上点名，队长就说，“这回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在外面晒太阳了，现在你们听，不打炮了吧，停战啦”。大伙儿高兴得不得了，说以后可以在外面有太阳的地方排练节目，不用成天待在坑道里了。

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1953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女文工团员殷鲁和战友们在灿烂的阳光下从容地合影留念。她们一边在朝鲜进行休整，一边编排相关的文艺节目，歌颂志愿军将士的英雄事迹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战绩。一直到1954年9月，19岁的殷鲁才离开朝鲜，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殷鲁：我那时候年轻，没有多高的思想境界，想不到无私无畏，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就应该不惧艰苦。那时候，也没想能过上这么安定的生活，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党培养了我们，感谢组织对我们的关怀。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1953年5月，朝鲜西洋洞，殷鲁和战友们在粘贴枪杆诗，鼓舞指战员们的士气。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殷鲁戎装照(1954年5月在朝鲜)。

资料来源: 央广军事

吴秀林 90岁(1930年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滦南县人，1944年2月参加八路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跟随东北野战军解放东北、华北和华南)和抗美援朝(1950年第一批入朝部队)。1983年离休，少校军衔。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吴秀林戎装照(一)。

吴秀林戎装照(二)。

吴秀林立功证书。

吴秀林亲笔字。

资料来源: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黄自渠 1932年7月出生，广东新会人，1950年2月参加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

原广东省石油公司科员，1992年8月退休。

黄自渠的革命军人残疾证书，因战致残: 六级

黄自渠保存的“广东省革命残疾军人学校”徽章。

黄自渠的亲笔字。

资料提供: 广东长征文化促进会

广东省委老干部子弟联谊会

高志仁，1930年8月8日出生，黑龙江省鸡西县第八区裕国村人 ，1946年2月自愿参军，1949年4月28日入党，先后在第四野战军第10纵队30师、47军141师、47军军部担任战士、通讯班长、文书、通讯排长等职，参加了辽沈、平津、宜沙等战役，南下湘西、转战川东、湘西剿匪，在战斗中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志仁随志愿军第47军，于1951年4月入朝作战，先后在志愿军第47军军部秘书科、志愿军安东机要干部训练队、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二分部机要组担任通讯排长、秘书、队长、组长等职。

机要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必须准确译电，安全保密、准时地上传下达文件和命令。为此，每位战士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一次战斗，部队经过激战，攻克敌方阵地。担任军部通讯排长的高志仁奉命骑马传递命令到前方部队。途经激战过的阵地时，只见硝烟弥漫，遍布伤兵和尸体，大部队正向前开进。他骑在马上，机警前行。正当他回头观察，突听到枪响和感到脑后发热，但未在意。待他安全送达文件后，歇息片刻时，部队首长突然问：“你怎么脖子出血了？” 他于是用手一摸，感觉脖后粘糊糊的，满手是血，这才感到疼痛，体力不支而昏迷。卫生员抢救时，发现高志仁颈后有子弹贯穿伤口，幸未伤及颈椎。原来，藏在暗处的敌军伤兵见有志愿军骑马，趁乱开枪 ，高排长警觉回头，子弹打偏了一点儿。

高志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工作标准，圆满完成机要任务，曾奉命参加板门店谈判的机要任务，荣获三等功勋章一枚；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二分部通报表彰一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银质奖章一枚。1952年11月，高志仁执行任务时，再次负伤：右脚后跟骨关节被子弹击穿，伤势严重，被送回祖国治伤疗养，鉴定为：三级甲等战伤。

1953年，中南军区鉴于他的身体状况，介绍到中共华南分局机要处任职（仍是现役军人）；1955年4月，高志仁被中央军委抽调回中央军委机要干校学习，后于1957年转业。此后，高志仁服从组织调动，先后在广州港务局、广东省经委、外经联络局、省军管会、北江钢铁厂、省石油化学工业厅等单位任职，于1986年离休，享受厅级离休待遇。

高志仁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祖国的解放，为抗美援朝的胜利，为八一军旗増添了血染的风采，先后荣获党和国家颁发的建国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章、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如今，高志仁已是93岁高龄，回顾自己浴血奋斗的一生，感到无怨无悔。

资料提供：郑阿克

高志仁的解放军戎装照。

高志仁志愿军的戎装照。

高志仁和志愿军战友的合照。

高志仁在中共华南分局的戎装照。

资料提供：郑阿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