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八）上横山

长安人

文字撰写：杨种田

编辑制作：长安人

文中插图：网 络

第八章 上横山

没办法，我只好回到邮电学校，找了几个和我一样分到陕北的同学。

他们是，分到吴堡县的侯金财，子洲县的刘早科、刘素秋、还有一个财会班的女同学名子记不清了，再就是在省局哭得最凶的线路202班，分到子长县的刘德明。

大家都说没办法，先去陕北看看吧。

我们又商量什么时候去陕北，他们几个人既想在家过了年再走，又怕那时接收单位按省局规定逾期不接收怎么办？拿不定主意。

我也不知道那时怎么那样有主见，我说：“他们还怕咱们不去呢，只要咱们去，不会拒接收。”

这样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过了春节正月初五，初六到火车站集中，动身去陕北。

回到家里，父母亲就紧张地为我准备去陕北的行程。

到韦曲买了当时时兴的帆布旅行提包，到东兆余村的裁缝处给我缝制了当时时兴的毛毛领棉上衣，扯了当时人们很少穿得起的灯芯绒布，母亲动手给我缝了一条新裤子，人们都说陕北气候冷，又称了八斤棉花母亲为我缝了一床新被子。

尽管父母亲在积极的为我去陕北做着准备，但我的心情却极度地不好。

去陕北工作，还是在家务农，心里仍在激烈地战斗。

听说我分到了陕北，会说话的人见到我说：“陕北虽苦，可那个地方出女人，在那里可娶个好媳妇。”

更多的是遇见不会说话的：“咋分到那地方了，那里苦得很。”

对于这些话，我都不爱听，我根本就不想再谈这事。

因此就整天呆在家里，独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父母亲在为我远行忙碌，弟弟却象没事一样，整天乐哈哈的。

一天，兄弟俩话不投机，我当即搧了弟弟一个耳光，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打弟弟。

弟弟向我扑过来时，被父母亲拉住了，并说：“你哥心情不好，你就不要计较。”

弟弟这时也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考虑到这一点，也就收住了手。

真是难得者兄弟啊！

直到我离开家到陕北去，俩人心里的疙瘩还未解开。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次年我回家探亲，兄弟俩啥事也就没有了。

在这里我真诚地正式向弟弟道歉。

1969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初六，这天是我22周岁的生日，也是同学们约定要离开家，到陕北去的日子。

清早起来老天爷就哭丧着脸，阴沉沉的，下着米粒样的小雪。

邻居们及九娃伯伯的老伴（伯伯因病卧床）拿着十个已煮熟的鸡蛋来为我送行，他们把我送到村口，父母亲一直把我送到西安火车站。

那时出行的人不多，火车站上也没几个人。

父母亲扒在火车站的铁栅门外，母亲一再叮咛，注意身体，父亲一再吩咐，好好工作，想家了就写信。

我怕自己控制不住眼泪，一进车站，就头不敢回地进了车厢。

其他同学上车后说：“你妈都哭了。”

我强忍的眼泪，象决堤的水失去了控制，潸然而下。

就这样我也没敢把头伸出车窗外再看父母一眼。

我怕让父母看到我痛哭流涕的样子，使父母更难过伤心。

其他同学都是西安地区以外的人，因此在火车站无人送行。

肯定他们在离开家，离开父母时和我的心情一样。

当天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火车行程到了铜川。

我们六个同学一块到一个饭馆去吃饭，遇到几个从陕北下来到西安去的陕北人，他们一看我们学生样，问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说：“分配到陕北去工作报到。”

他们的眼睛即刻变成了鄙夷地样子，嘻笑着说：“陕北太苦咧，我们陕北人都不想在那里待，你们还到那里去，干什么呀！”

说得大家本来就冰凉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脚心。

第二天正月初七，我们五点钟起床，爬上了去延安的大卡车班车。

卡车车厢前面铁撑杆上挡了块帆布，好象为了以挡风寒。

那天，天仍然是阴沉沉的，下着七零八落的小雪。

大家把铺盖卷放在车厢里坐在上面，因天气太冷，而且是越走越冷，大伙挤在一起，胳膊交叉放在膝盖上，低头枕在上面。

人常说顾头不顾尾，我们这时是顾脸不顾头顶。

当时的公路还是石子土路，车走起来，前面是呼啸的寒风在耳边呼呼地作响，车一旦刹车，黄土就被卷进车厢。

汽车象蜗牛似的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爬行。

晚上到了延安大家都成了土人，身体冻得车都下不去。

第三天，雪已停了，天仍是阴沉沉的。

我们又是五点钟起四床，简单洗漱后，又爬上大卡车班车，继续向北进发。

气候明显比西安冷得多了，西安的棉衣、棉鞋根本抵御不了陕北的寒冷。

我1964年飞行员复查身体，坐电轮椅旋转都不晕的人，那天晕车了，车越走越难受，越走越恶心。

班车到了子长县，刘德明下车时，我实在想与刘一起下车，不走了。

但想到自己的目的地还未到，一旦下车，再往北走就剩下一人了，只能咬紧牙关，爬上汽车继续走，总算下午四点左右到了綏德。

每个人一生中有一条主要的路，但一生中可能要遇到多条岔路，也可说是断头路，有些只能说是憧憬之路。

如笔者1959年与唱戏擦肩而过及上面提到的飞行员复查，都是我人生的岔路和憧憬之路。

岔路和憧憬之路也是人生的经历，也应该算是往事之一，有必要在此作以赘述。

1964年，我初中即将毕业时，国家在长安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学员，长安二中四个应届毕业生班中的男生都报了名，经县上组织的医院体检，二中只有两人过关，我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高兴得我整个晚上都没睡好觉，脑海里一直憧憬着飞行员的美好生活。

回到村里，有见识的人说，当一个飞行员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都是用金子堆成的。

后来我们两人到西安再次复查，其中眼睛检查是C字型灯箱，开口极不规则，我的眼睛都是2.0，其它检查项目也都没问题。

最后两个项目：坐轮椅检查，电动轮椅急速旋转，停后，指东南西北，我都过了。

全裸体检查，检查到双手交叉置于脑后，身体下蹲脚趾着地，后脚掌竖起向前移动时，医生发现我脚后跟有冻伤的痕迹，说你可以穿衣服出去了，飞行员的梦想又与我再见了。

飞行员当不成了，到陕北去的这条路还得继续走下去。

到绥德后，剩下我们五个人，因去不同的方向，难兄难弟们明天就要分手了。

我们象讨饭吃地似的背着铺盖卷，提着行李，满面灰尘的到汽车站售票窗口去买各自的车票。

记得那天是星期二，那时绥德到横山方向每个星期只发两次班车，分别是星期二和星期五，当天星期二的班车清晨已发过了，下趟到横山的班车，在绥德要等到星期五。

我只好买了去榆林的车票，心想到榆林后再说吧。

第四天到了榆林。

见到了比我早一届分到榆林的校友杨建民、张惠琴、薛青等。

榆林当时是吃两顿饭，我到榆林正赶上邮电局吃下午饭。

校友们见到我说：“你是有福之人，迎接你的第一顿饭是陕北的糕。”

我说：“和咱西安的油糕差不多吧？”

他们说：“不一样，咱们那儿的糕是糯米做的，这儿的糕是软黄米做的，反正你吃上就知道了，陕北人招待新女婿就是吃糕，因此说你是有福之人。”

我说：“看来我将来要当陕北人的女婿了。”

校友们说：“榆林城的姑娘可不敢找，找上了就回不去西安了。”

榆林的第二天，榆林线务站的杨建民，给我借了件老羊皮工作服大衣，加上榆林邮电局的薛青，我们三人步行到榆林城北边的红石峡、镇北台去游玩。

红石峡名人、侠士留下的“中蒙一家”、“天堑通途”等悬崖绝壁上的石刻，苍劲有力，回味无穷。

站在镇北台的废墟上，远望茫茫大漠，大地上还有未消融的片片白雪，耳边寒风呼啸，我和薛青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第一次听校友们调侃榆林城的姑娘：“穿的新，走得快，肚里装的烂白菜。”

城市人生活都如此，农村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一叶知秋，见微而知著，对陕北人的生活有了感性的了解。

在榆林玩了几天，我的心情总算晴朗了一些。

1969年2月28日，我的脚步踏进了横山县邮电局的大门，开始了我人生的就业生涯。

横山老城原来在山上。

因革命斗争年代横山是个“红白拉锯”的地方，即今天红军战领，明天国民党军，谓白军战领，后天又红军战领，周而复始，来回拉锯，直到解放。

所以横山老县城因战斗频繁成了一片残垣断壁地废墟，瓦杂滩。

解放后几经周折，新县城才建在了老县城山下的芦河河滩。

所以新县城没有居民，只有县机关、单位及职员家属。

故人们当时戏言，下午四点钟机关、单位下班后，一盒纸烟，从县城南头散到北头，一盒烟散不完。

可见当时县城人很少，就是四、五千人吧。

县城只有南北一条主街道，长不足一公里。

后街一条榆林至靖边的过境公路，街道、公路都是石子土路。

县城当时白天没有电，只有到了晚上八点至十点钟，由县农业机械厂的柴油机发电，供人们两个小时的照明。

电压很不稳定，电灯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淡。

在横山邮电局，当时我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是大家认为的知识分子。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文革时期，人是划分为阶级的。

工人、贫下中农是革命的主力军，依靠的对象。

革命的对象是牛、鬼、蛇、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知识分子。因知识分子排在革命对象的第九位，所以人们叫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毛泽东主席文革后期曾说过，老九不能走，就是说知识分子不是革命的对象，这都是以后的话了。

说我是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就是“臭老九”的范畴，就是革命要改造的对象。

因此，具体分配工作时，我被分配到外勤机线班，爬电线杆子，以接受艰苦岗位工人阶级的教育。

能分配到这个岗位，我可以说还是幸运的。

分到吴堡县的我的同班同学侯金财，到吴堡后，又被县邮电局分配到基层寇家塬邮电所，当了一个送信送报的投递员。

一个生长在关中平原礼泉，国家培养了十三年的学生，被分到山大沟深的山区，去干一个只要识字，就能干好的送信送报工作。

一次送信途中骑自行车下一山坡，不慎掉进山沟，摔得鼻青眼肿，不省人事，被人救起，住了好长时间医院。

就我所知，侯金财是家里唯一一个独苗，我们在西安上学时，听说其父母已60多岁了，幸亏没出大的问题。

这就是当时国家培养了十三年的，一个所谓“臭老九”的改造。

刚到横山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不通。

一次机线班开会，赵石畔驻段线务员刘仲玉师傅，开完会，回赵石畔，他已骑上了自行车问我：“小杨，到赵石畔‘渴不渴’？”把我问住了。

他怎么问我喝不喝水呢？我只能嘴打呜啦，点点头。

事后我问其他人，才知道“渴不渴”是“去不去”的意思，刘师傅是问我到赵石畔去不去。

陕北人喜吹锁呐，机要员左子珍师傅是个爱好者。

一次，我听到他正在吹奏，出于好奇，便走进他的宿舍，看他吹锁呐。

看了会儿，我问他：“锁呐的指法是啥？”

他说：“害不哈”。

我等划着说：“就是这锁呐的音怎么按？”他还是说：“害不哈”。

把我吓得不敢问了，因为我一问，师傅就害怕。

以后我才知道了“害不哈”就是“不懂”的意思。

左子珍师傅他确实不知道锁呐的指法，他的吹奏全凭耳音。

当时在陕北的民间艺人中不管是吹锁呐的、拉二胡、弹三弦的大都是凭耳音，不识谱，不懂指法。

由于语言的不怎么通便，加之性格的原因，自己不善交往。

每天下午四点钟下班后，灶上吃过饭，就没事干了。

为了岔心慌，我就一个人爬上县城旁的山腰，席地而坐，鸟瞰横山县城整个布局，从北看到南，又从南看到北。

横山县城整个建筑，基本是青一色的平地而起的砖、石窑洞。

个别窑洞是两层，如县革委会、人武部的窑洞，其它大部分窑洞都是一层。

错落有致，鳞次栉比。

看了几天，我灵机一动，突发奇想，何妨不把整个县城平面画下来，一个单身汉，有的是时间。

这样我每天下午下班后，吃过饭，只要天气允许，就拿着笔记本、铅笔上山，从南至北画横山县城的平面图，包括大街小巷，每孔窑洞、房屋。

这确实是我岔心慌，打发下午难熬时光的好办法。

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睡觉前这段时间，最难熬。

我就一个人独自在宿舍拉二胡，不由自主地就拉起了“江河水”、“二泉映月”、“不忘阶级苦”等一些节奏缓慢，悲痛伤感的曲目。

直拉得局院对面电报房，上夜班的陈玉英师傅泪流满面。

陈玉英师傅是榆林城里人，是当时横山邮电局革委会委员，丈夫和孩子都在老家榆林。

由于我悲伤地二胡曲，引发她也更加思念丈夫和孩子。

一次她碰到我说：“小杨，听到你的二胡曲，我就知道你很想家。每次我上夜班，听到你拉二胡，就听得我心里很难过，难过得直流泪。你若吃不饱饭，我们女同志灶上的馍馍都吃不完，我把吃不完的馍馍都凉成了干馍片，你要不嫌弃，可来拿。”

当时我们每个月粮食定量是30斤，比在西安上学还少。

这30斤粮，百分之七十杂粮，杂粮就是玉米面。

百分之二十小米，仅百分之十的面粉，这就是说每个月只能吃上三市斤面食。

蔬菜基本就是酸白菜、土豆，由于气候寒冷，近乎半年多时间根本没有什么青菜。

当时陕北单位和家户一样，一天两顿饭，当地人说，一天一斤粮吃三顿饭，顿顿吃不饱。

一天两顿饭，每天都要吃一顿大家称为牛粪圪堆似的半斤重的一个玉米馍，所以好多人，尤其女同志都吃不完。

经常吃的小米蒸饭，外地到陕北的好多人都吃不惯，咽不下。

我由于从小苦难的原因吧，到陕北后，生活上对陕北的饭不是咽不下，吃不惯，而是吃不饱。

因此，陈玉英师傅的干馍片，我也就不客气了，饿了就去拿。

对陕北的生活，所谓大家说的“苦得很”，我的感觉对工薪阶层来说不是大问题。

当时在陕北1元钱可买20个鸡蛋，羊肉三、四毛钱1斤，若买活羊自己宰杀，陕北人叫“打平合”，1角5分钱就可吃上1斤肉。

因此说，只要有钱，生活上不是大问题。

对于陕北的寒冷气候，室外的确要比西安冷得多。

但由于陕北榆林地区遍地是煤，夏季暴雨发大水，河道的煤就被洪水冲出来了。

陕北冬季取暖条件很好，很方便。

铁炉子及炉筒烧得通红，炕烧得不能睡人，我只好在炕上铺垫了木板睡在上面。

离家时母亲做的8斤重的棉被根本用不上，睡觉盖上太热。

西安时每年冬季我的脚、手、耳朵都要冻伤，但到了陕北后从未冻过。

1983年调离陕北时，我最留恋的是陕北的煤和羊肉。

要说陕北生活艰苦，苦的是当地农村生活的老百姓。

当时确实是吃糠咽菜，土豆、酸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品。

但看陕北人的容颜，却个个红光满面，这就是当地人们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970年春节回家探亲，我给家里人讲陕北老百姓仍然吃糠咽菜的生活情况时，父亲赶紧说，在外边不敢乱讲，小心出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陕北人的热情，纯朴，厚道，我慢慢地适应了陕北的生活。

清早上班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前，就是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先要组织职工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人民日报《社论》等。

我发挥特长教大家学唱“革命歌曲”、“样板戏”。

对于当时铺天盖地的“红海洋”，邮电局营业室门头上面要画一毛主席巨幅头像和写毛主席语录。

当时用电线杆搭的工作架早已搭好，就等着县文化馆的美术工作者来画来写。

文革中“红海洋”的时代，美术工作者是大忙人。

基于这种情况，我便找到局革委会主任姚建高，毛遂自荐，主动请缨，说我可以干好这件事。

姚主任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你能成？”

我很自信说：“没问题。”

姚主任才说：“这架子早已搭好，文化馆就是排不出人，我也正为此发愁呢。既然你说能成，你就先搞吧，可随时请教文化馆的人”

征得姚主任同意，在邮电局大多数人怀疑地目光下，我爬上了营业室门前的工作架。

我先画了毛主席头像，头像四周画上太阳光光芒四射。

再在下方用篆体字写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光芒四射的两側，用仿宋体，左侧写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側写着“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过十多天的爬高下低，我圆满地完成

了任务。

解了姚主任的燃眉之急，征服了邮电局职工怀疑的目光。

同时在横山小县城引起反响，人们相互传说，邮电局来了个大学生（注：误传），叫小杨，吹拉弹唱，写写画画啥都会。

县剧团找来了，叫我去拉二胡。

县宣传部找来了，让我去帮忙。

小杨，在横山小城一下子家喻户晓。

常言，优秀的孩子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成人何尝不是也爱听赞扬的话。

其实受赞扬也是一种快乐，一种满足，一种幸福。

我除积极发挥特长,主动推销自己，做好社会工作。

同时也尽量不遗余力地做好本职工作。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上，本地人都回家过节去了。

晚11点钟，横山至殿市方向电话线路出现故障。

该段机线员艾绍占师傅，因一个人夜晚上山查线不方便，我主动陪艾师傅一块上山下沟去查线路。

横山距殿市60余华里山路，查到快到殿市时才找到故障，天已大亮。

鞋子灌满了沙土不说，脖子、头发中也都钻进了沙土，浑身上下成了土人。

因为查找电话线路故障，只能沿电话线路逐杆查找。

这趟电话线路都在山上，遇到山，爬上去，遇到沟，为了节省体力，就象滑溜板一样，就势滑下去，陕北榆林地区都是沙土地，所以难免沙土灌身。

当时我心里想，就是咬掉牙咽肚里，也不能让人说，这“臭老九”不行，也不能如母亲说的，让人在背后指脊梁骨。

当年九月我被调到内勤载波电力班上班，由于我的突出表现，赢得了工人阶级的认可。

当年及1970年都被邮电局评为“五好职工”。

从工作分到陕北起，我就没有想着在陕北长期工作下去。

可我的想法是，在陕北一天，就要毫不含糊地把工作干好一天，就是明天离开陕北，今天照样把工作干好，不能让人过后说，这后生不行，做到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但只要有机会，我就想方设法离开陕北，回家乡或调到距父母亲近一点的地方去工作。

古训讲“父母在，不远行”，横山距离家乡太远了，回一趟家实在太不方便了，再则谁不爱自己的家乡。

至于大家说的陕北生活太艰苦，对我来说不是主要原因。

1969年冬在横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