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大蒜的故事

隐身人

两头大蒜的故事卫建平  这是一个延续了五十年的故事，并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一、病魔来袭 时间回溯到一九七零年八月，为了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我们西安市和周边几个城市的两万五千八百余名初中应届毕业生踊跃报名，义无反顾地奔赴三线建设战场，以稚嫩的双肩，挑起了共和国的重担，在陕南的崇山峻岭中，投入到了艰苦卓绝的襄渝铁路建设中。在当时“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政治气候熏染下，我们被称为“三线学生民兵”，简称“三线学兵”。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当年的我 父亲是医生，民主人士。文革中被冠以“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技术权威”两顶“莫须有”的帽子，备受打击和凌辱。我们临赴三线的头一天晚上，父亲被特许从单位造反派严密看管的“牛棚”里回来为儿子送行。与母亲的眼泪和絮叨不同的是，父亲只交给我了一包药（有合霉素、氯霉素、地霉素、四环素、黄连素、痢特灵等等），看到我疑惑的目光，父亲用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你一定把这药带上，肯定会用得着”。稍稍沉吟之后，又说：“这些药你一定要保管好，不要轻易示人，关键时这些药会救命的！” 我的父亲  说完了两个“一定”，父亲便重重叹了一口气，匆匆走了。临出门的一刻，父亲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头为之一震——那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眼神和表情，疼爱、担忧和无奈交织在他那张因精神压力和营养不良而略显浮肿的脸上，与平时的严肃和冷漠判若两人。 父亲和我 　　父亲的“预言”真的不幸被应验了！然而被救的却不是我。     由于三线建设的匆匆上马，有些地段的公路都还没有修通，物资匮乏，运输困难，后勤保障工作相当滞后。所以，当七零年深秋因水土不服和卫生条件不好，导致拉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在全连大面积流行的时候，部队派驻我连的卫生员胡大银大哥的药箱里却只有红汞、紫药水、纱布、绷带和一把银针，不管什么病，都是针灸一种办法。患病的战友们大多因怕疼都不去胡大哥那儿，就那么干耗着，也许他们都不知道拉痢疾的严重后果。     可我知道，父亲曾经不止一次的告诉过我：拉痢疾是会死人的！     也许因为父亲是医生的缘故，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使我到三线以后在饮食卫生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十分严格。凡是认为不太卫生的东西，我宁可饿着、宁可让嘴里漾满口水也不会去动一下。发现馒头被苍蝇叮过，我必须把馒头皮剥掉以后才吃——尽管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扔掉馒头皮我会觉得很心疼！ 也许正是因为这特别的卫生习惯，所以在全连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战友都在“红白痢疾”的摧残下痛苦呻吟的时候，我仍然很幸运的作为健康的强劳力，被安排在施工的最前线——虽然我当时的体格很瘦小。 当年的营房前（右边是我）。  但是，面对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万状的战友，我的心却也时时的被内疚所煎熬——因为我有药，我本可以把药拿出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尤其是面对和我关系较好的战友，我更是如坐针毡，诚惶诚恐，甚至不敢直视他们蜡黄的脸庞和无神的眼睛！     终于有一天，我把父亲的殷殷嘱托丢到了一边，“鬼鬼祟祟”地拿出了一部分药，悄悄地分给了我的两位要好的战友。除了悄悄告诉他们服用的方法外，还特别“羞涩”的叮嘱他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这里有药。     令人惊奇的是，父亲交给我的药竟然出奇的灵，或者是因为这些城市来的学生从来没有过拉痢疾的体验，所以对药效特别敏感的缘故吧，两位战友服药不到两天，痢疾便止住了！看到他们终于有力气站起来了，我内疚的心也悄悄地得到了一些安慰。     然而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这里有药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了！几位拉的快要死去的战友像找到了救星，接二连三的到我这里来求药，看到他们被人搀扶着步履蹒跚、有气无力的样子；面对他们可怜巴巴，几乎是乞求的眼神，我根本硬不起心肠拒绝和隐瞒，反而像做错了事似的，红着脸儿把父亲精心包装好的药一包包、一瓶瓶的拿出来分发给他们，每发一个人，我都会一次次难为情地嗫嚅着叮嘱他们：“可别再告诉别人啊！”     就在这一次次尴尬的叮嘱中；在战友的情谊和给自己“留一手”的矛盾中；在同情、怜悯的天性与父亲的特别嘱托激烈的碰撞中，药包渐渐见了底，最后，连四环素、地霉素等与肠道传染病不太对症的药也都发完了。我陶醉在服药以后病愈战友对我的千恩万谢中，却又困窘在无药可给时战友那怀疑的目光里。直到我把那个印着“战斗在襄渝线上”的绿色旅行包翻了个底朝天，把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都倒在地铺上以证明我的“清白”时，失望的战友才讪讪地走了。看着他们病弱佝偻的背影，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亲密战友（背景是当年在建的任河铁路桥，右边是我）。 痢疾那可怕的阴霾仍然继续在各个帐篷里蔓延，终于在有一天黑压压的罩住了我，而且那病势比别人还要严重的多！ 1970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突然发起了高烧，一连烧了三天。听胡大哥后来说：体温最高时已达四十多度！且不断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胡话，唯独能听清楚的一个字就是“爸！”胡大哥不解，说人在遭难时多是不由自主的喊妈，你怎么光喊爸？我无语，只有我知道为什么会喊爸，因为在我感到病入膏肓的时候，只有爸和爸的药能救我！而我却违背了爸的特别嘱托，把药都给了别人…… 三天高烧刚见消退，来势凶猛的痢疾便开始了！起初拉的全是暗红的血，一天至少拉二、三十次，腹部一阵阵地绞痛，两天以后又有了粘白的脓液——典型的“中毒性红白痢疾”，拉得我几次晕厥在厕所！ 那些天，我时时会感到生命正在走向终结的恐惧和悲哀！战友们上工走了以后，我常常会蜷缩在帐篷里哭成泪人儿——“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才十七岁啊！独立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还没尝到真正意义上“生活”的滋味呢，难道我就要死了吗？ 还有爱我的爸爸、妈妈！临来三线的时候，我曾雄心勃勃地暗暗立下宏誓：定在三线“一刀一枪搏个功名”，给爸爸、妈妈的脸上增光添彩，给“家庭成份”的黑色背景上增加一点“红”色，改变爸爸整天被人批判、受人凌辱的恶劣境遇——可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实现了吗？也许我死在了三线战场，战友们会把我装在棺材里，隆重地掩埋在附近的山林里，为我默哀，为我致悼词，会说我为三线建设而死，死的光荣，让我不散的幽灵得到一丝安慰！可是，我死了，爸爸妈妈会有多难受啊！ 每每在这时候，我会一次比一此更加深刻地痛悟爸爸在和我告别时那“回头一看”的复杂含义；才真正理解了爸爸在当时说出那两个“一定”时的语气为什么会那么异样的沉重。也只有在这时候，我才清清楚楚的感知到了生命对于人是多么的珍贵；感到了爸爸所说的“拉痢疾是会死人的”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施工现场  为了保住这条小命，每天我都会挣扎着到连部找胡大哥扎针——没有了药，这只能是唯一的办法了！疼、麻、胀、酸、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感觉已深深烙在了我的“神经根”上！足三里、合谷、气海、关元，每天都是这几个穴位，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强烈的求生欲望，已使我的意志变得异常坚韧。眼泪早已偷偷地流干了，剩下的只有麻木和忍耐。可后来胡大哥的一句话和两头蒜，却使我的眼泪又涌满了眼眶……     那已是我拉到第十天的下午了！虽说拉的次数和量已少了一些，但脓和血却还未见明显减少，腹部仍是一阵阵地绞痛。那天，胡大哥给我“留针”的时间很长很长。一次次的捻针、弹针、加针，显得特别有耐心。我一声不吭的强忍着这酷刑般的折磨，只是额头的冷汗在悄然滚落，嘴角的肌肉会抑制不住的一阵阵痉挛。     收了针以后，胡大哥长叹了一口气，向我翘起了大拇指，十分深情地看着我说：“小卫，你真行！”之后，从他的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里摸索出了两头紫皮大蒜，郑重地交到我手里说：“如果怕辣，就把它烤了吃。不怕辣，就生吃，生吃的效果会比烤着吃好。”     就在那一瞬间，我原以为已经干枯的眼眶里倏然间又盈满了眼泪——在那些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两头大蒜该是多么贵重的救命良药啊！不知道胡大哥珍藏了多长时间，又是下了多大决心才舍得拿出来给我的，正如我当初把药拿出来救别人的命一样！     什么样的疼痛我都忍了，还怕什么辣哟！如获至宝的回到帐篷里，趁着没人，我立刻便把那两头蒜全部剥了皮，就那么空着口嚼了。为了使它们发挥充分的治疗效果，我尽可能把蒜嚼的稀碎。有道是“葱辣鼻子蒜辣心，芥末辣着后脖筋！”尤其是紫皮大蒜，那更是辣的厉害，真是辣了嘴巴又辣心，口腔、咽喉、食道、心口和胃里一霎时像着了火一样，“烧”得我眼泪鼻涕一把把的往下流，可我硬是强忍着把两头蒜一颗一颗全部送到了嘴里。     不知道该归功于胡大哥的银针还是大蒜，拉到第十二天半，赖在我腹内的痢疾病魔终于被赶走了！可还没等我喘口气儿、走路两腿还在发飘、嘴里、胃里还因为那两头蒜的烧灼隐隐作痛呢！第十三天早晨，我就被动员加入了背粮的队伍。好在这次只到四十多里山路外的瓦房店，比以往在紫阳县城背粮近了二十多里；我气喘吁吁，摇摇晃晃地挣扎着还总算回来了。     不过，在瓦房店物资集散地的磅秤上，我发现自己的体重只剩下了八十五市斤，比患病前整整少了二十斤——那一刻，我好伤心啊！ 背粮路上 上山背柴 隧道施工 二、寻找   胡大哥给我的这两头蒜一直深烙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了，它们的形状、颜色，和那火辣辣的味道一直还在我的眼前和味觉里清晰地浮现和搅动。我一直认为：如果没有胡大哥的那两头蒜和认真负责的针灸治疗，我或许早已把生命献给“三线建设”了！因此，对胡大哥的感激始终藏在我心灵深处，总想着该怎么样才能把我的这份儿感激向他表白。然而在襄渝铁路施工中那紧张的没日没夜、拼死拼活的环境下，似乎一直也不容许我有这样一个抒发情感的机会。只是每天上下工路过连部帐篷的时候，我都会有意无意的往里面看一眼，看到胡大哥了，我便会向他点点头，用目光传送我心中的感激；看不到呢，我则会怅然若失……后来，连着好几天没有看到胡大哥的身影了。怀着一丝不安到连部打听，才知道胡大哥已经回连队了。再后来，又听说胡大哥已经在1970年底转业了。1973年，我们终于完成了襄渝铁路建设的艰巨任务光荣“退场”了。随着岁月的迁延更替和年龄的匆匆老去，三线战场上的滚滚硝烟和隆隆炮声也已渐渐淡出我的记忆。但对胡大哥的感激和那两头蒜的“不了情”非但没有淡漠，反而越来越强烈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网络信息化程度的提高，2005年，三线学兵有了自己的网站——《三线学兵连》。我曾在网站先后发表了我在三线的四次九死一生经历，其中就谈到了这“两头蒜的故事”。后来又相继在纸质的《三线学兵连丛书》和陕西省老干局主办的《金秋》杂志上刊出，不绝如缕地表达了我“寻找和感激”胡大哥的强烈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发出的强烈信号一直如石沉大海。 我曾负责和参与编辑的部分书籍 《三线学兵连丛书》中登载的有关“两头蒜的故事”。 《金秋》杂志登载的寻找胡大哥的文章。 直到2020年11月初，我应原单位“省政府招待所”的邀请，就“传承和延续‘三线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主题进行宣讲的《课件》，经原5809部队学兵15连的张有安战友推荐到《铁道兵战友》网连载发表，又经该网站负责人郑建平及几位编辑的热心呼吁，经过了一番番抽丝剥茧的深挖线索和悉心寻觅，特别是在我们铁二师九团马骏生、赵发秀等热心战友们的大力协助下，我终于在2020年11月16号，通过电话和微信，听到了胡大哥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又通过视频连线，看到了胡大哥50年后的模样。虽说胖了，也老了，但他那一直珍藏在我心底的微笑和眉眼却还依稀可辨。屈指一算，从我被两头蒜留住了小命到这一刻，恰巧过去了50年又半个月——半个世纪啊，胡大哥，我终于又见到您了！那一瞬间，我的心跳陡然间加剧了许多…… 原单位门前。 会议室门前有关“传承弘扬三线精神”的电子横幅。 我在原单位宣讲主题为《传承和弘扬“三线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的场景。 胡大哥很谦逊，一再表示作为一个卫生员，他当年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反倒为当年由于药品的匮乏，让那么多学兵的身体受到了疾病的伤害而感到无奈和歉疚。还对我这么多年对他的记忆和寻找一再表示感谢！对我们学兵当年付出的种种辛苦，和为三线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作为一位老铁道兵，胡大哥如此豁达的胸襟和超然的境界真让我肃然起敬！通过交谈，我了解到胡大哥于1970年底转业到了新疆石油系统工作，后辗转调回了湖南岳阳老家，现住岳阳市岳阳楼区，今年已经73岁了。 胡大银大哥 三、感谢    我和胡大哥之间相互都发出了热情的邀请，邀请对方来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旅游、作客。完全可以想象，见面的那一刻，我们一定会以一个长久地热烈拥抱，来传递一个老铁和一个学兵之间深厚的感情，我们都很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殷切地期待中，我突然想到原5809部队学兵16连的祝新民战友也在岳阳居住，何不让他先代我去看望胡大哥，尽快把我珍藏了50年的感谢当面向胡大哥表达呢？于是，我迫切地联系到了祝新民战友。说明我的想法后，祝新民战友慨然应允。 原5809部队学兵16连祝新民战友近照。 然而没想到虽说同在一个中等城市，居然相距也有20多公里！且毕竟年事已高，又值隆冬天气，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安。但祝新民战友丝毫没把这些困难放在心上，一再向我表示：这都不在话下！11月29日上午，祝新民战友置办了一些礼物，迆逦来到了胡大哥家里，郑重地带去了我的真诚感谢！并发了同步视频，以及胡大哥和老伴儿一起与祝新民战友的合影照片给我。真可谓“世界很大，有时候也很小。”只要有缘，距离都不是问题。胡大哥和祝新民战友聊起来不仅同是当年二师九团的战友，居然后来还曾是一个系统的同事，有很多相同的话题让他们谈兴愈浓、滔滔不绝。虽然相隔千里之遥，但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战友相见时那热烈而温馨的气氛，不禁让我对祝新民战友的托付感到了一丝欣慰。 借此机会，特别向祝新民战友的慷慨和热情表示感谢！ 胡大银大哥和祝新民战友。 胡大哥和老伴儿合影。 胡大哥两口子和祝新民战友合影。 两头大蒜居然能成就一个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故事，而且它以小见大，形象地见证了三线建设的艰苦卓绝；见证了无坚不摧的“三线精神”是如何炼成的！深厚的战友情赋予了两头大蒜传奇的色彩，而且这个“传奇”一定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当年同甘共苦，曾经血汗交融。 今日重返襄渝线，战友情谊永不减！ 谢谢亲爱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