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_我的第二故鄉

刘树东

在20世紀6、70年代，能参軍入伍是一件極為光榮和自豪的事情，1972年我當兵了。当時我髙中畢業，那个時代虽然還没有唐代“詩鬼”李賀詩句中“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的豪情，但想到從那以後就能够親自手握鋼槍保衛國家、保衛毛主席、保衛無產階級政權，還是使我熱血沸騰。

        1972年的12月5日，我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和身體檢查，以全優的體檢和政審結果應徵入伍，成為光榮的人民解放軍的一名戰士。12月10日穿上了嶄新的軍裝，由延安市的黨、政、軍各級領導及各條戰線的優秀代表參加，在延安市的“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禮堂”舉行了歡送大會。在歡送會上，延安的各級領導和應徵青年的家長代表們，對我們延安地區的50名應徵青年語重心長，千叮嚀萬囑咐。12月12日一大早，我們肩負著老區人民的重托，告別了革命聖地，踏上了征程，乘敞篷車從延安出發。當天下午到達銅川，然後換乘火車登上西去的列車，於14日淩晨到達蘭州西站。

        到了蘭州，我們的新兵連就駐在黃河北岸的徐家灣。聽老兵講，此院落曾經是軍閥馬步芳的一處私人官邸。在這里我們度過了3個月的新兵訓練生活，1973年的2月下旬，我們從延安來的8名新兵分配到團後勤處汽車班。

        在蘭州學習、訓練和工作了3年之後，1976年的3月中旬，團後勤處的張克敏處長找我談話，通知我去格爾木測向中隊（60年代該中隊的代號為777部隊直屬空軍情報部）。因為在1975年，空軍情報部根據直屬一團的提議，給格爾木中隊配備一輛車，該車是我去蘭空後勤部倉庫接回來的，等到磨合期跑完之後，又不讓我上高原去。結果，這輛車在使用和管理過程中出問題了，沒過半年，中隊個別領導和個別戰士無証駕駛，被蘭空通報批評。張處長找我談話的內容就是一要保障安全和中隊的戰備值班、工作、生活需要； 第二是嚴禁非駕駛人員駕駛汽車。

在新兵連教唱的第一首歌

    格爾木測向中隊，1964年開始籌建，由蘇繼澤隊長、郎宗仁技師負責營建，1966年7月正式擔任作戰任務。第一任中隊班子，李學義任政治指導員、蘇繼澤任隊長、吳學文副隊長；而後，政治指導員由李介祥擔任（李介祥到70年代中期擔任格爾木場站政治處副主任）。        

          到1970年，“空軍技偵十團”組建後，777部隊由空軍格爾木場站代管劃歸十團編制，指導員：葛萬良、隊長：陳繼先……。

        只有你親身走近柴達木，格爾木、崑崙山、唐古拉、摩天嶺時才知道天有多髙，地有多厚，髙原有多寬，青藏線有多遠。只有你親歷軍旅生涯才可知戰友情有多深，多真！

        我同原駕駛員在蘭州舉行了車輛的交接之後，開着這輛部队的解放牌老軍車從蘭州出發，經西寧沿着青藏公路駛入湟源，爬上日月山，並出現了搓板路和很匀速的咯噔咯噔的顛簸之聲。在日月山的巔峰下車背過迎風撒尿時，看到了草原、青海湖、青海人、藏胞、羊群和犛牛。時而也可聽到茫茫草原上飄來牧民一曲曲悠揚的歌聲。途經倒淌河、江西溝、黑馬河，翻越象皮山到達茶卡；到茶卡之後車往西南方向走（習慣上叫做南線、如走北線則從茶卡往西經烏蘭藏族自治縣、德令哈、大小柴旦再往南到格爾木），翻越雙星嶺到都蘭藏族自治縣、香日德、翻越多多山、進入浩瀚無邊的柴達木盆地。諾木洪，一條筆直的路一眼望不到盡頭，尕牙臺，一座盆地中的小島一天也去不了身前。搓板路旁一團一團的黄草在强風下搖曳，戈壁灘上不計其數的小沙丘遠遠的抛在了車後，映入眼帘两邊的自然景色由近即遠，与那盆地南沿髙大、上白下青的崑崙山脈和浩瀚無邊的戈壁灘形成了髙原獨特的壯觀美麗的畫卷。

   從蘭州出發，經過三天的行車到達目的地__格爾木。這 “格爾木”古为羌地，自東晉至清隸屬吐穀渾、威定縣、吐蕃王國、角厮羅政權、吐蕃等處宣慰司、曲先衛、欽差辦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務大臣。

        民國18年（1929年）青海建省後屬都蘭縣、通新設置局。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派駐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那時，進藏部隊的物資供應十分緊張，從數千里外馱運物資進藏，同年8月，當西南軍區以張國華、譚冠三領導的18軍從西南方向一面修路一面向西藏進軍時，西北軍區的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命令：範明為司令員、慕生忠為政治委員的西北進藏部隊。這是慕生忠（陝北吳堡縣人，30年代初參加紅軍）第一次進藏。他們選擇從西南方向，也就是從青海香日德向南，走到巴彥克拉山下的黄河源。這條道路有豐富的水系，但到處都是爛泥灘，一腳下去就拔不出來。第一次進藏的第一天部隊就損失了20多人，騾馬損失了幾百匹，加上有些騾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近千匹。当年11月底，这支部隊终于到達拉薩，但慕生忠卻没有多少喜悦，他們損失的不光是近四個月時間，還有許多人員和三分之二的牲口。

        進藏後，範明擔任中共西藏工委副書記，慕生忠擔任工委組織部長。他們協助中央代表張經武及張國華、譚冠三等，一起領導著和平解放不久的西藏的黨政工作。这時，一個現實問題摆在了大家面前：供應。兩路進藏部隊共约三萬人，每天僅糧食就要消耗四、五萬公斤。爾中央對進藏部隊有明確規定：“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用牲口馱運的糧食連塞牙缝都不够。極度緊張的供應狀況很快出現，最困難時，每人每天4兩面都難以保証，爾市場上1個銀元只能買到作為燃料的八斤牛糞，1斤銀子只能買到1斤面！為了援救飢餓中的駐藏部隊和工作人員，1953年，中央政府委托西北局組建了西藏運輸總隊，徵購全國各地的駱駝，向西藏趕運糧食，慕生忠兼任運輸總隊政治委員。 

         1953年春夏之際，從陝、甘、寧、青 及内蒙等地 徵購的2.8萬峰駱駝連同雇傭的民工1000多人，集合在了運輸隊的大本營香日德。為了尋找“噶爾穆 ” 避免再次陷入黄河源沼澤地，運輸總隊對這次進藏的路線重新作了選擇。1953年5月的一個晚上，慕生忠聽運輸隊員說，從香日德向西約600多華里，有個名叫“郭里峁”或“格里峁”的平川，旁邊還有一條南北向小河。沿那河往南，就能沿雪山邊緣，越过崑崙山和唐古喇山，經黑河（那曲）去拉薩。那天晚上，慕生忠一直在心里念叨著：“郭里峁”是什么意思？在什麼地方？第二天一醒來，慕生忠就吩咐部下找來一張馬步芳時期留下的地圖，在上面找了又找，终于找到了“噶爾穆”三個字和一个小黑點。他心里想，“噶爾穆”會不會是“郭里峁”？他叫人去問周圍的牧民，回來的人興奮的沖著他大聲喊“噶爾穆”是蒙古語名字，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而且，那張地圖上還標出從香日德通往“噶爾穆”的一條公路，也就是說，馬步芳以前在這里修過公路。這个发現使慕生忠極為興奮，他立即命令助手張震寰和趙建忠帶了一个小分隊，拉着几峰駱駝，去找这个叫“噶爾穆”的地方，小分隊一路走走停停，見人就問：“這是不是噶尔穆？”一天傍晚，他們走到一個地方，突然看見一片蘆葦，許多黄羊和野馬在追逐著。張振寰立即派人回去告訴慕生忠，但一點都不能肯定這就是“噶爾穆”。慕生忠領著大隊趕到，大家聚攏在一起爭論，这里到底是不是那个“噶爾穆”。慕生忠開始一言不發，後來就說了句：“帳篷駐在哪儿，哪儿就是噶爾穆”。然後轉身走了。第二天，隊員們醒来的時候，看到一块牌子插在帳篷旁邊，上面写着三个大字_“噶爾穆”。这個由6頂帳篷劃定的“噶爾穆”，就是後來的進藏大本营_格爾木市的雛形。1953年10月，西藏運輸總隊格爾木站正式成立，駐站的十多名工作人員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一代格爾木人。

        新的進藏路線選定後，運輸隊不用再走沼澤地，但是，被稱為生命禁區的連綿雪原卻給習慣於吃髙草的駱駝帶來極大的災難。雪地无髙草，自帶的草料不幾天就吃完了，身軀髙大的駱駝不得不彎下脖子去啃地皮上的草根，很快，一個個瘦成了骨头架子，随即淌著傷心的淚滴倒在了路旁。他們馱運的糧食開始是加在其它駱駝身上，最後，駱駝越死越多，寶貴的糧食只好被拋棄在路邊。再次進藏的艱難經歷終於讓慕生忠明白，靠原始的運輸方式來保障西藏的供給，决非長久之計。於是，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進京向彭老總請命！

        1954年2月，正是北方最冷的季節，慕生忠穿著厚厚的皮大衣，帶著被髙原風雪磨礪的十分粗糙的皮膚，從青海來到北京。這時，彭德懷剛從朝鮮戰場歸來，慕生忠立即登門看望，並把修築青藏公路的設想，給老首長作了彙報。聽完彙報，彭德懷踱步走到掛在墙上的中國地圖前，抬起手從敦煌一下子劃到西藏南部說：“這里還是一片空白，從長遠看，非有一條交通大動脈嘛！”臨别前，彭德懷要慕生忠寫個修路報告，再由他轉交給周恩來總理。幾天後，周總理批准了慕生忠的青藏公路修路報告，同意先修格爾木至可可西里段，拨30萬元作为修路經費。隨後，彭德懷又安排蘭州軍區為慕生忠拨出了10名工兵、10輛十輪卡車、1200把鐵鍬、1200把十字鎬、150公斤炸藥等物資。慕生忠後來在回憶中多次提到这件事，說：“没有彭老縂，就没有青藏公路！”

        7个月零4天創造奇跡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帶領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和战士出發了。築路隊伍在格爾木河畔、崑崙山口、楚瑪爾河拉开戰場，他們邊修路邊通車，只用了79天就打通了300公里公路，於1954年7月30日把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慕生忠立即召集干部會議，做出了繼續向前修路的部署。隨即，他又一次趕往北京，再次向彭德懷請示下一步工作。這一次，慕生忠滿載而歸，國家拨給了200萬元經費，100輛大卡車，1000名工兵。8月中旬，築路大軍翻越了風火山，向沱沱河延伸；10月20日，戰勝唐古拉，向在海拔5300米的冰封雪嶺修築公路30公里；11月11日，公路修到了藏北重镇黑河。12月15日，慕生忠率領2000多名築路英雄，100台大卡車，跨越当雄草原，穿過羊八井石峽，直抵青藏公路的終點—拉薩市。慕生忠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个坐着汽車進拉薩的人。7个月零4天的時間，25座被切斷的雪山，1283公里的高原公路，創造了新中國公路建設史上的奇跡。12月25日，康藏、青藏两大公路的通車典禮在拉薩舉行。通車典禮結束後，慕生忠帶上他的人馬，浩浩蕩蕩回師格爾木。望柳莊、十八間窯洞、格爾木農場在荒凉的戈壁灘上平地爾起。

        1956年，彭德懷來到了格爾木，登上崑崙山口。當他看到千里戈壁灘上栽种了白楊，泛起一片片綠陰，當年野獸出没的荒原，蓋起了一排排整齊的房舍，沉寂的處女地上穿梭著滿載物資的汽車的時候，開心的對慕生忠說：“感谢我們的築路英雄們為開闢青藏公路付出的辛勞，應該為你們寫一本書。”

　　青藏公路的修築就介紹到此，咱們言歸正傳。經過三天的長途跋涉，一路顛簸終於到達目的地_格爾木。沿著青藏公路往西行，眼前的縣城简陋到幾乎祇有公路邊的幾排土坯房子，“河東”是縣委機關、商場、汽車站的集中地，北部是“农建12師”的師部。所谓商场，大約一两百平方米的面積，叫做“格爾木東風商店”，挨著這個商場，僅有的一個小郵局，一個小照相館，一個小飯店，一個理髮店，一個旅館，一個汽車站。

        汽車沒走幾分鐘就到了一個“大轉盤”，實際上是沿著青藏線格爾木段展開的。在河西“大轉盤”周圍的望柳莊及街道零星點綴著孤零零的幾棵楊樹和柳樹。從崑崙山口流出的格爾木河，自南向北直達察爾汗鹽湖，因此格爾木人習慣性地用“河東”与“河西”劃分城市。在街道最西头，有一棟兩層樓，這棟樓和河西的將軍樓隔河相望，成為當年格爾木最豪華的建築。

        格爾木當時的交通主動脈為三條公路，一條是東西向的格（爾木）_茫（崖）公路，從青海格爾木抵達新疆与青海交界的茫崖;另一條南北向的格（爾木）_敦（煌）線；又一條就是由西寧至格爾木到拉薩的青藏公路，三條公路的交叉處，就是格爾木當初奠基的西藏駐格爾木辦事處所在地。當時的進藏物資和人員，既可以經湟源到達格爾木，或者走蘭新線的柳園到敦煌、華海子、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大小柴旦到格爾木，再從格爾木到拉薩。

        實際上，當時格爾木的行政劃分一共有三大塊，一是部隊、二是西藏駐格單位、另一塊才是當時還是縣級機構的格爾木。當時這三個行政單位的分佈是与那條漫灌渠的位置為界線的，河的西邊是部隊和西藏單位，東邊則是格爾縣。“大轉盤”的路口處是与進藏聯繫最緊密的“西藏駐格爾木辦事處”（簡稱為“西格辦”），跨越路北約4平方公里的範圍。它形成了格爾木當地最大的一個獨立系統，下屬40个單位，其中有21個交通運輸部門、4個汽車隊、1個汽車大修廠，再加上職工醫院、學校、商場等配套設施。

        隔路相對的南面，則是同樣規模龐大、占地幾平方公里的部隊駐地，包括解放軍總後勤部、蘭州軍區、3405兵工廠等，陸軍和空軍在這裡的團級以上單位近30個。雖然占地遼闊，高牆大院裡仍是一色的土平房。格爾木被譽為“汽車城”、“兵城”就源于上一世紀5、60年代，也源於這两大系统。

　　汽車到“河西”的“大轉盤”之後，沿著格（爾木）_茫（崖）公路一直往西前行，路邊依次為人口聚集地“小岛工程團”（農十二師的農場），然後是324部隊（簡稱“大站”）的農場。當看到路的北面那天線林立，就是“503”（我們部隊和總參787部隊的發射台），過了河之後就是茫茫的戈壁草原，遠處隱約看到一排土坯房。位於市區西郊，距“大轉盤”7㎞，這裡叫“哈區”（阿爾頓曲克哈薩克自治區“阿爾頓曲克”_哈薩克語，意為“金色的山峰”）以前叫郭勒木德鄉，1953年因安置前蘇聯流散到新疆，輾轉至青海的哈薩克族牧民而成立的（1985年當地哈族群眾遷往新疆後撤銷）。“哈區”的周圍被那幾個白色的“哈包”（哈薩克族居住的氈房）點綴著，就象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绿色的地毯上。往西望去，遠處是空軍格爾木場站。一輪紅彤彤的夕陽正在緩緩地滑落在西方的天邊，不知為什麼，西下的太陽看上去特別的大，特別的紅，所散發出來的光彩也特別的耀眼。天邊，最靠近夕陽的一撮雲是硃红色的、是橘紅色的，還混著點黃色；再遠一點儿就各種色彩都有。仿佛是哪位天才的畫家，用飽蘸夕陽餘輝的彩筆，在天空這塊板上精心描繪迷人的畫卷。車到這裡右轉向北駛去，上了個小坡，眼前一亮，道路兩旁整齊而高大的白楊樹像列隊在歡迎我，路的西面是“魚骨型”天線直插蒼穹，占地足有十個足球場那麼大；路的東面是一個足球場。轉眼間就來到了一個非常氣派的大門口，並且有陸軍站崗，崗廳北面的大院里是全軍統一的那種禮堂，然後就是整齊的幾排磚混結構的平房，硃红色的大玻璃門窗，在夕陽照射下發出刺眼的光芒，猶如一塊熠熠生輝的黃寶石。這時太陽像一團燃燒的火焰，慢慢地向下移動，到處染上了一層金色的光輝，一幢幢房子像披上了一層金色的紗，一片片雲霞更像一隻金鳳凰，在天空中展翅飛翔。正在夢幻著新單位的大院是多麼的氣派，但是，坐在我駕駛室右邊的嚮導副中隊長姜玉先告訴我“向右拐”。汽車沿著787的南側圍牆与足球場之間的簡易路往東行駛，大約行駛了100多米，車子又向北行駛了200多米，再往西一拐就看到了我們真正的營房。營房的東、北、西沒有圍牆，全部用鐵絲網圍起來，鐵絲網上不均勻地佈滿了“馬口鐵”的罐頭盒子，猶如當年的“上甘嶺陣地”，南面緊鄰787部隊的圍牆，營區的東邊是籃球場，我們的籃球場大概是全軍獨一無二的，是用察爾汗鹽湖的鹽巴鋪的，兩排營房互相垂直成“L”型佈局。汽車進入營區是由東向西行駛，向前望去，天邊那連綿起伏的崑崙山的輪廓線在夕陽的照耀下顯出點點金光，漸漸的，紅霞佈滿天空，太陽羞答答的藏住了它的小半邊臉，好像很捨不得離開似的，我把車停在了院子中央。

        我把我的行李拿下來，放到早已為我準備好的小房子里，西邊是炊事班的宿舍，東邊是中隊的無線電修理室，然後洗簌完畢就直接去飯堂兼會議室。進來之後看到的是中隊會餐基本結束，是歡送指導員張相生調咸陽中隊擔任指導員、陳繼先隊長轉業到地方工作的歡送儀式。張相生指導員吩咐炊事班再加倆菜，讓我和剛“下機”的值班員一起就餐，這就算是給我的歡迎儀式。在我吃飯的時候聽到了汽車發動機的聲音，我趕快放下碗筷走到飯堂門口，一看，有兩位中隊的領導先後上車，把汽車往前開了幾米。我看著他們倆這樣，我無語。他們這樣分明是向部隊的紀律挑戰？還是要向我發出什麼信號？……

        

“克劳特” 的俄文名字为“KOPOT”，其一代机的主要部件为电子管，由苏联设计制造，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为苏联立下过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给了中国一批这样的无线电接收机，其灵敏度高、接收性能优良，但因体积大、分量重，得好几个人才能抬得动，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当时得到军一级才能配发一台。之后，我国按照一代机的图纸造出了“克劳特”二代机，除关键原部件由苏联提供外，其它原器件均由我国自主生产。二代机与一代机的区别是体积小、分量轻，一个人可以拿得动，但其成本太高，依然只能配发到军一级。

“一部二代‘克劳特’在当时的价格是155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辆北京吉普车的价格，你说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