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喇叭”的兴衰

杨学军

“小喇叭”的兴衰

杨学军

提起“小喇叭”，人们或许会很自然地想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学龄前儿童的广播节目。“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节目里孙敬修爷爷、曹灿叔叔的声音，吸引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小听众。不过，本文所说的“小喇叭”却另有所指，即农村有线广播节目的收听工具，也就是挂在农家后墙上、屋檐下的“话匣子”。作为当年农村千家万户接受新闻、获取知识、分享娱乐的重要媒介，“小喇叭”还可以被引申为农村有线广播事业。

由于工作经历的关系，作者与农村有线广播结缘较久，了解亦深。本文所要涉及的，也正是与这只“小喇叭”有关的事情。

一

1970年初，13岁的我随父母下放到江苏省泗洪县农村。几个月后，国家拨款给我家新建的草房还没入住，一只崭新的“小喇叭”已被装进了家门。

这是我与农村有线广播的最初接触。

据前来安装“小喇叭”的小队会计毛大叔介绍，“小喇叭”与当地的农户，已是“老朋友”了——在我们家下乡之前，它已经在这儿“落户”了好多年。

后来了解到，毛大叔所说的“好多年”，其实也不过两、三年光景。有关农村有线广播产生、嬗变和发展的历程，并不是毛大叔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而我，也是在进入“广播人”的“圈子”，并且有了一些学习和调研经历之后，才大致理出点儿头绪。

首先可以断定：广播不是新中国才有的，但“小喇叭”是。

新中国诞生后，百度待兴。基层工作的千头万绪，一刻也离不开上级党政组织的指导和帮助。这些指导和帮助，通常是通过开会和下发文件来实现的，而报刊和广播等新闻媒体，则是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当时的状况是：报刊发行量小，读者范围窄，使用率不高；无线广播则受到电力和收听设备的限制，远未达到普及的水平。鉴于上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在总结基层经验的基础上，于1950年4月22日，下发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要求各市县人民政府，以及有条件的机关、部队、团体、工厂和学校，都要建立收音站，配备专职收音员。与此相适应，中央和省级广播电台在原有的新闻节目基础上，创办了《记录新闻》节目，定时用记录速度播报新闻，供基层收音员抄收。中央台还开办了每周一次的《收音员服务》节目，专题解答收音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地方收音站的任务大致有五项：一是组织干部群众直接收听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节目(以新闻和对农村广播为主)；二是从《记录新闻》节目中抄收新闻，供领导参阅；三是记录和发布天气预报；四是检查指导面上的广播收听工作；五是及时收集反馈听众的意见和建议。

与实际工作量相对应，县级收音站一般配备1至3名收音员，归口党委宣传部管理，业务上接受省电台指导，所需经费除人员工资外，其它业务性支出如电(池)费、维修费等，均由省台供给。泗洪县首任收音员陈兴仁回忆说：当年我一直挺自豪地认为，咱收音站就是省广播电台的一个分支机构。

江苏省成立之前，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和南京市，分别就开办收音站事宜专门发文，并组织实施。1952年11月，上述两区一市合并成立了江苏省。为统一全省收音工作规范，布署今后工作任务，新组建的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于翌年2月在南京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广播收音工作会议。据出席会议的泗阳县“老广播”杜中介绍，本次会议的与会者达百人之多，这在当时抗美援朝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是十分难得的，可见广播收音工作的重要。会后，年轻的杜中信心倍增，准备大干一场。泗洪县的陈兴仁，此刻也是信心满满。只不过，他所在的泗洪县，当时还属于安徽省管辖。尽管属地不同，但陈兴仁和杜中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及其要求都是一样的。早在1951年5月1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召开广播大会(即著名的“五一广播大会”)，辖区内有700万干部群众收听了大会盛况。这里面，自然少不了陈兴仁、杜中这些收音员的精心组织和安排。1955年初，安徽省的泗洪、盱眙两县划入江苏省淮阴专区。在淮阴专区随后召开的首次收音工作会议上，陈兴仁以及盱眙县的陈树标与杜中等同行初次见面，从此建立了工作联系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年5月，洪泽县成立，该县收音站于次年7月1日成立，这是淮阴专区也是江苏省最后成立的县级广播收音站。

广播收音网的建立并逐步形成规模，有效解决了农村基层新闻来源“有”和“无”、“多”和“少”、“快”和“慢”的问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原有的收音站已不能满足干部群众的需要。针对这一情况，各地一方面积极向下延伸，增设镇区和工矿企业收音站；一方面积极改革广播信号传输方式，探索试办有线广播。1952年4月1日，吉林省九台县在原广播收音站的基础上，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县级有线广播站。江苏省的第一家县级有线广播站，是1954年4月27日在宜兴县成立的，而山东省的“第一家”，则是同年下半年在聊城县开播的。随后，各地又风起云涌般地成立了一大批县级有线广播站。需要厘清的是：一些地方在撰写史志或介绍情况时，往往把广播收音站的成立时间误为广播站的成立时间，以致出现了某地的广播站成立时间竟早于九台县广播站的说法。尽管收音站是广播站的前身，但广播站的确切“年龄”，还是应当从广播站正式开播之日起算。

1955年8月，全国首次农村有线广播座谈会召开。会后，国家广播事业局下达了《关于今明两年在全国有条件的省、区逐步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的指示》，对“建站”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作为江苏省的业务主管部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承担起了贯彻这一指示精神的政治责任。鉴于当时的省情，省台选择了经济相对薄弱、农村人口最多的革命老区沭阳县作为“建站”的试点。当年秋后，省台派出的2名技术干部，带领省广播技术骨干培训班的53名学员，进驻沭阳县，边建站，边示范，边培训。1956年1月1日，沭阳县广播站正式开播。这是苏北地区第一个县级有线广播站，当年年底，江苏省“建站”工作全面完成。

据老同志回忆，初创时期的县广播站，其主要任务是定时转播中央和省级电台的节目，例如《新闻和报纸摘要》、《对农村广播》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等等。由于没有自办节目，站里一般只设收音员(任务依旧)、机务员和播音员(负责呼号和天气预报播出)，再加上站长，总共也不过三四个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加之设备条件的改善，广播站的自办节目应运而生。到50年代未，各地广播站普遍设立了编辑部(后统一称编播组)，开始自办节目，内容主要是本地新闻，后又增办专题节目和地方文艺等。开始，各地的自办节目均采用直播，播音用房大都未作特殊处理，隔音效果较差或完全不隔音。以致于多年以后，泗洪县的一些老听众，还会忍俊不禁地提起，曾经在本地新闻节目里听到过鸡叫声。

二

1981年，24岁的我被分配到泗洪县广播站编播组任编辑。

这是我与“小喇叭”正式结缘的开始。

早期的县广播站编播组，一般为5人左右(含播音)，后增加至8到10人不等。1974年5月，我作为中学生代表，应邀到县广播站(当时还叫“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出席一个录音座谈会。会前，老站长单青林带着与会者参观了编播组和播音室。我有幸第一次看到了有着超厚隔音墙的播音室和专业级的“601”录音机，惊羡不已。没想到7年之后，我竟成了编播组的一员。更没想到的是，我与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翟秀明竟在这里成了同事！我所在的编播组，当时有编辑记者5人，播音员3人，每天自办文字节目25分钟。

融入了这个集体，我渐渐地发现，在县广播站当编辑记者，级别虽然不高，但“地位”却不低：县里几乎所有的重要会议和活动，都可以(或必须)参加。遇上县里开大会，主持人没准会对着话筒问一声：“广播站的记者来了么？”确认记者已到，方才宣布开会。1982年植树节，我提着录音机准备搭乘县政府的小车去植树现场采访，发现车上的座位已被几位县领导坐满。我正为不能及时赶到现场而发愁呢，已经上了车的副县长王道美，竟出人意料地把座位让给了我，并连声说：我去迟点不要紧，可你要去采访，迟不得！

这一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并感动不已的往事，反映了地方领导对有线广播重要性的认同。据住在县政府机关家属院的翟秀明老师介绍：虽然有线广播是面向农村和农民的，但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人的家里，也都装有“小喇叭”——通过“小喇叭”，他们既可以了解“下情”，也可以了解“上情”向下传递的情况。假如哪一天家里的“小喇叭”突然不响了，领导会第一时间打电话报修。这，不仅是认同，简直就是依赖。

对于“小喇叭”，领导是这么个态度，广大农民听众又是如何呢？结论同样是肯定的。农民听众的话直白而贴切：“小喇叭”上接天(中央大政方针)，下接地(本地实际)，讲“地方话”，说身边事，跟俺们走得太近了！这一生动的评价，不仅有着极强的认同感，也可以反过来证明：只有把听众所期待的“地方话”真正说好，才能赢得更普遍的认同和拥护。

毫无疑义，要说好“地方话”，必须在自办节目上下功夫。对此，从上级主管部门到基层县站，都作了积极的努力。其主要措施，一是大力培养基层编播骨干，二是与上级广播电台同步开展新闻创优活动。从1983年起，国家广电部门打破传统壁垒，吸收县级广播站参与全国优秀广播节目(稿件)评选，得到全系统的积极响应。先后有包括泗洪县广播站在内的数百家县级广播站的作品在历次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国奖项。四川省金堂县站的广播节目，更是力压群芳，先后夺得四个特等奖。

平心而论，要办好节目，光靠编播组的这几条“枪”远远不够，还少不了基层通讯员的积极参与。为建立起稳定的通讯报道员队伍，不少地方的广播站与公社(乡镇)协调，配备了驻社(乡镇)记者或专职报道员。由于没有统一的规范，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山东省寿光县从各公社放大站中抽出一人，明确为专职报道员；江苏省盱眙县则经过公开考试，招聘了一批专职报道员。我所在的泗洪县，虽没有实现报道员的专职化，但各公社也都自行聘用了以采写通讯报道为主要任务的工作人员。专职报道员的配备，有效地解决了县级广播站优质稿源不足的问题。我在泗洪县广播站工作的十年期间，每年的来稿数都在8000篇以上，其中专职报道员的来稿突破了5000篇。

广播系统内有一种说法：城市广播电台是“正规军”，农村有线广播是“游击队”。这就是说，后者的运行体制、硬件设施、管理水平、工作质量乃至人员素质，与前者相比，都有着很大的差距。就新闻采编播而言，经过多年的“历练”，“游击队”的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编采播人员包括专兼职报道员从“游击队”中脱颖而出，或演变成“正规军”，或走上了县、市甚至更高的领导岗位。眼面前的例子就有：曾任海南省长和江苏省政协主席的蒋定之，就于1975年至1977年，在江苏溧阳县埭头公社担任过通讯报道员。

三

1991年，34岁的我调离县广播站。

时也运也，我在广播站工作的这十年，恰恰是农村有线广播发展的鼎盛期。

产生于建国之初的农村有线广播事业，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是与“小喇叭”自身的功能定位有着密切关系的。按业内权威人士的表述，农村有线广播具有发布新闻、宣传教育、舆论监督、普及知识和提供娱乐五大功能(本人一直认为，还应加上“服务听众”这一功能)，而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这些功能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因此，有线广播在取代了收音站之后，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独领风骚”了几十年。时至今日，那些伴随着“小喇叭”成长起来的老听众们，依然坚称“小喇叭”是自已的“老朋友”。

与早年的广播收音站相比，有线广播站的显著优势，就是能有效地扩大广播的收听范围，变被动收听为主动服务，体现了广播宣传的针对性；而与无线广播电台相比，它又具有传播对象固定、地方特色浓厚和适合内部教育等特点。我的老站长单青林曾列出这样一个等式：有线广播=收音(录音)机+扩音机+导线+喇叭。其中，“导线”就是独具特色且至关重要的硬件条件，相当于“过河”所必须的“船”和“桥”。为解决广播信号传输问题，国家广播事业局和邮电部于1956年4月联合发布了《利用县内电话线路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网的暂行规则》，规定现有的县至乡镇的电话线路，每天让出部分时段供县广播站传送广播信号，实现“一线双用”。这就成功地化解了有线广播发展的致命“瓶颈”。乃至多年之后，广播战线的同志仍友善地戏称邮电部门是自已的“亲戚”或“摆渡人”。

有了外界的帮助和自身的努力，再加上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尽管当时还实行着“收听费”制度(每只喇叭年收听费1-2元)，农村有线广播的建设进度依然呈“井喷”状态。根据1958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精神，许多县都提出了“社社队队通广播”的目标，山东省更是提出了“一年建成十年广播网”的口号。到1958年底，该省90%的公社、80%的大队和50%的自然村通了广播。与山东一样，江苏的工作势头也十分强劲。与建站试点沭阳毗邻的泗阳县力拔头筹，以全县安装喇叭7250只的好成绩，光荣地派代表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接受周总理的亲自颁奖。到1959年底，江苏省广播喇叭总数达到39万多只，是1957年的5.7倍。在当时的农村，一户人家能装上“能说会道”的“小喇叭”，绝对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有些姑娘找对象，甚至把对方家庭有无“小喇叭”作为条件之一。多年之后安装在我家墙上的那只“小喇叭”，据说是公社送给下放干部的“政治礼物”，足见其珍贵。

毛泽东主席“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题词于1965年发表后，农村有线广播的事业建设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69年1月，全国取消有线广播“收听费”制度，并将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的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1970年，在国家下达的国民经济计划中，把办好广播与出版毛主席著作、办好报纸，并列为第一项任务。于是，围绕广播专线化和“户户通”的目标，大办广播的热潮再度兴起。当年年底，江苏省的县至公社广播专线首次突破1万公里，公社以下广播专线14.4万公里，广播入户率达到72.98%。一度停滞的兴建公社放大站的工作也重新展开，江苏省2045个公社中，有1836个在此期间建立了广播放大站，每站设工作人员2至3名。印象很深的是，由于当时农村大部分地区还没通电，许多放大站得靠柴油机自发电，除了设备用电，其剩余电力可供公社机关照明。我家所在的兴隆公社就是这类情况。得益于此，我们这些住在公社院子里的人(当时我随母亲住公社)，便成了每天晚上能享用两个多小时电灯的“高级社员”了。美中不足的是，每到晚上八点半，中央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结束曲《国际歌》一响——这是即将停电的信号——我便不得不赶紧“洗洗睡”了。

放大站的功能，主要在于对信号功率的放大，本质上还是转播，即转播县广播站的全部节目信号。但也有例外，例如围绕洪泽湖而建的洪泽县，其部分公社(乡镇)与县城隔湖相望，县与公社走水路可直达，走陆路须从外县绕行。因而，县里的广播信号无法直接送达乡下。无奈，这些地方的放大站就成了“小广播站”：除按照县站的节目表按时转播中央和省台节目外，还要播放县站头一天自办节目的录音(工作船每天带来)。这种情况，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有线广播事业在整顿提高中稳步前进。当我成为广播战线之一员时，有线广播已进入了“线杆水泥化、传送专线化、喇叭动圈化”的发展平台，全国的“小喇叭”总数突破了8000万只，而江苏省则率先突破了1000万只。80年代中后期调频广播的兴起，给有线广播带来了技术革命。不少地方以发射无线调频信号代替有线传输，广播站的呼号也纷纷更名。例如“泗洪县人民广播站”，就在那时被改成了“泗洪人民广播电台”。

四

进入90年代，也就是我调离广播站前后，伴随着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县级广播台(站)的任务也从单一的有线广播向有线广播、调频广播、卫星接收、电视转播“四头并进”转变。这也同时意味着，有线广播所占的空间和份额，客观上受到了挤压，其在农村新闻媒体的“唯一性”也面临挑战。这一切，也集中反映在广播宣传上。90年代初，我所在的泗洪县办起了报纸，县电视转播台也试办了新闻节目，这就使有线广播宣传“一家独大”的“天之骄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尤其让人备感失落的是：遇有重大活动，有些主办方竟绕过广播站，仅通知电视台和报社派人参加。有人揶揄但不失形象地说：报纸是“固体”，电视是“液体”，广播是“气体”。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有线广播之现实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有鉴于此，国家和省广电部门一再强调有线广播的重要性，各地对有线广播的考核力度也不曾降低，业内的有识之士更是一再呼吁：要研究新形势下媒体竞争的现实问题，用提升服务质量来巩固有线广播“正统媒体”的地位。且不说有线广播长期充当党和政府喉舌、权威解读方针政策的“功劳”，就凭着“小喇叭”为农村改革辛勤歌咏、为科技普及竭力奔忙的“苦劳”，也应该留住这块经营了几十年的阵地。作为有线广播条线上曾经的一员，作者见证了农村有线广播走过的最富成就的发展阶段。出于对有线广播的情有独钟，我自然也不希望她就此走下坡路。结合工作实践，我连续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上发表3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县级广播站的发展路径和前景。其实，围绕着农村有线广播的前途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的争论，早在1984年举行于江苏省宜兴县的“农村有线广播30年”纪念会上就初见端倪。当时的形势是，“无限派”在争论双方仍居压倒多数。可惜，在此之后，同样选题和规模的纪念研讨活动未再举办。这一事实本身，无异于宣告上述争论结果的“反转”。不容置疑的现实是：随着调频广播信号质量的日益完善，更随着有线电视入户率的不断飙升，全国农村的“小喇叭”总量从8000万只的平台渐次下滑，以至逐步被无线广播和有线电视所取代，最终退出了政府的年度考核体系。

农村的有线广播事业，经过了“上升——巩固——下跌”的“马鞍型”发展轨迹，最终走向衰落。诚然，这一结局并非决策失误或经营不善所致，但一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最终“打败”有线广播的，居然是其“同门兄弟”无线广播和有线电视。这就像风光了百年之久的“绿皮客车”，最终被高铁的“和谐号”、“复兴号”所取代一样，让人从阵阵欢欣中咀嚼到丝丝苦涩……

农村有线广播的“小喇叭”，曾进入过千千万万的农民家庭。说它是“全民大办”、“全民共享”的产物，一点也不夸张。在全民的关注和惋惜之下，这只装满了故事、备受听众喜爱的“小喇叭”所代表的农村有线广播事业，已悄悄地走入低潮，走向式微。近年来，有学者围绕农村有线广播展开学术性调研，发现个别地区的有线广播在乡村到农户这一层面依然比较活跃，因而试图从“乡村文化构建和受众心理认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并以此论证有线广播在农村继读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与有线广播逐步走向式微的趋势相比，这一声音显得十分微弱。值得庆幸的是，在庚子新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中，有线广播总算又重新崭露了一下头角。据人民网报道：

疫情初期，“分布在江苏省宿迁市各地的应急广播喇叭纷纷响起，向居民播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最新情况，并宣传相关知识。据统计，宿迁全市共建设并投入使用点位11000余个，其中自然村庄以高音喇叭为主……”

相信宿迁市的这一状况，应是疫情背景下全国各地农村的一个缩影。尽管文中提到的11000余只喇叭，已不能与当年同一地区数十万只“小喇叭”同日而语，但是，它却说明农村有线广播毕竟还没有彻底“寿终正寝”。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实现“小喇叭”的复苏甚至“东山再起”，是否还有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