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院住宅大院的童年趣事

芬芳如兰

原创/芬芳如兰

图片/源于网络

　　

 记得法国电影 （蝴蝶梦）一拉开序幕，一个女声缓缓的说：昨晚，我又回到了曼德利……。随着音乐响起，那个幽幽的声音一直萦绕耳畔。一个人印象深刻的生活场景，是深深印在脑子里的，特别是童年那些快乐的往事，近乎疯癫的举动，更是久久不能忘怀，那些带给我无限甜蜜和刺激的日子，经常在梦里浮现，那是我童年最开心，最美好的时光，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甚至有些无法无天。昨晚，我又回了童年居住的医大住宅大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有三个附属医院，都担任教学任务。第一医院是综合医院，我父母就在这里上班。第一附属医院和医科大学校区在同一个院子，分属不同的楼房。医科生们实习就到医院的病房，走路三五分钟就到了，很方便。家属大院也在一起，校部,院部混住在不同的家属区内。分别有第一住宅，和平里，狗圈(医院做生理实验的狗和小白鼠的饲养基地。由于地方大，旁边盖了家属楼)，博爱里等。中国话有无限想象力，语境也很重要。大人们很平常的问，你住哪里，答:狗圈。如果孩子们问，你住哪里，答:狗圈，那就不得了了，此狗圈非彼狗圈，于是便引来一阵大笑，只要遇到住在那里的孩子就发问，乐此不疲，大家也不生气。我们家住在博爱里，里面有一栋栋蒙古包式的小别墅，还有大走廊的青年公寓，后来变成了住宅，称为红楼，红油地板，有厨房，卫生间，暖气，煤气一应俱全，还有专门供保姆用的保姆间。

　　医生们有从英,美,俄,日回来的，有东南亚华侨回来的，有京津沪,川鲁浙等地来的，不同风情，不同口味，不同方言，五湖四海好不热闹。由于条件优渥，生活讲究，所以每天上下班，他们身着旗袍,布拉吉,或西装革履，在医院的林荫道上，鱼贯而出，就是一道道靓丽的风景。医生们有了语言优势，私密空间就大了。如果说的事情不想让孩子知道，家长们就狂飙英俄德日，不想让外人知道，就叽叽呱呱的说起方言，熏的孩子们根据家长的语言优势，都会说点简单的日常生活外语；熏的孩子们都能听懂点会说点吴侬软语，四川方言，道地京味；都被邀请到各位叔叔阿姨家去品尝各地名菜；都慢慢学会欣赏些黑胶里的西洋乐曲，国粹经典；或学着拍照洗像片热衷集邮，到了假期，各种乐器声更是此起彼伏，处处莺歌燕舞。

　　医生的职业冷静，高傲，使得他们看起来有种独特的韵味，孩子们很崇拜父母，惟妙惟肖的模仿他们的举动。家长们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舞会，冷餐会。其中，中苏友协的舞会最浪漫洋气。有个邻居伯伯从俄罗斯回来，家里一派俄风。他两个孩子经常邀请我们去他家玩，然后把爸妈的衣服翻出来，每人轮换，人模狗样的装扮，随着大喇叭的留声机群魔乱舞。觉得大人快回来了，就把衣服胡乱往箱子里一塞，若无其事的看书，我们都鸟兽散。直到有一天，他爸妈要去参加舞会，打开箱子，衣服褶褶巴巴的堆成一团，气的头大，情急之下求助我们家老阿姨前去帮忙熨烫，救急。事后，姐弟两被罚一个月没有零食，我们这些参与者，被大人狠狠责骂一顿。

　　外科医生的手修长，身体强壮，做手术十几个小时的站着，缝起刀口像绣花一样精细。他们的妻子大都是手术室一把护士，因为传递器械的精准，敏锐的反应，心灵的默契很重要，关键时刻一个眼神，就知道需要什么器械，多大尺寸。有一位阿姨是外科的护士长，她管理的外科整洁干净，她发明的用潮湿毛巾掸病床的方法被大力推广，因为有点潮湿的毛巾不起灰尘，减少创口感染机会。医院里的护士很漂亮，也很厉害，特别是外科护士，住院医生来了先要过他们这一关，调理小医生很有一套。比如让他给男病人插尿管，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很有技术含量，由于器官构造，往里插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技巧，否则累的满头大汗，病人直喊疼，出血了也插不进去，这时护士就告诉你应该是怎样的角度才行。如果哪个医生木讷点的，笨点的，就惨了。年轻医生不敢惹她们，就在背后起绰号，称护士奶奶。大人们回家当笑话的说，今天某某又被奶奶恶作剧了，孩子们听的好开心，然后悄悄去科里看看那位可怜的小白鼠。我父亲科里来了一位年轻医生，护士们总调侃他，父亲说他很优秀，但是很shyness(英语很羞涩的意思)，以后我一看到很腼腆的男孩，就想起这个单词。

　　急诊室还经常遇到咬鼻,劫“机”,断耳,尿盆等突发事件，比如两口子打架飞尿盆，可寸了，就套到头上拿不下来，时间越长，脑袋水肿越拿不下来，患者头顶尿盆被送来，赶紧到颅外科切割；经常有患者捧着被咬掉或剪掉的器官残部来就诊，这些都让当班医生哭笑不得，紧急处理，然后再问明原因。各种状况层出不穷，只有你想不到，没有遇不到的。还有患者受到强刺激，神经一过性失语，张嘴说不出话。我父亲主治，疗程结束，让她大声说话，立即恢复常态。还有癔想杀人症，看到前面有人，就认为要杀他，出手就把人杀了，这要鉴定到底是故意杀人还是精神有问题的过失杀人，犯人被押解带着手铐前来接受诊疗，看看是假性还是真性。花絮很多，大人们回来就在饭桌上讲，孩子们听的目瞪口呆，第二天就传遍大院。

　　大院里谁家发生身体紧急状况，很方便，立刻处置。记得皮肤科医生的老父亲吃地瓜噎住了，不能呼吸，他当时就傻了，站在那哭喊，邻居外科医生正好在家，冲进去拦腰抱起强力腹压，老人一口将地瓜喷出来，解除危险。还有一位基础部老师的母亲，突发脑梗塞，倒地呕吐，也是一位神经科医生邻居紧急施救，才避免不测。医生们不知为啥，给自己家人治病总是出状况，不是治残，就是治死，院里有好几个例子。所以父亲说，医生要有大爱，但是面对家人，一定要保持冷静，理智，不要感情用事。对亲人治疗可以出方案，不可以亲自操作，一定要信任别的医生，否则情绪波动，治疗容易出意外。 四个家属住宅区除了“狗圈”外，都离医院很近，就是十多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们没事就去逛一圈，比如去校部宣传栏看校内新闻，教学治疗动态，去科室借故找父母，看看他们怎样看病,治疗，去营养部买菜肴或点心，他们做的月饼特别好吃，现在还有很多外面的人，中秋节排队买医大的月饼。医大的大礼堂很大，除了开会，每逢周末就放映电影，印度,墨西哥,法国,美国的电影，我们没少看，特别过瘾。

我们院有个锅炉房的通道，是有点倾斜的平台，那是院里孩子们发布消息的地方，各科的孩子们把从大人那里听来的消息，每天发布一下。学校基础部的孩子们没有这样的故事，但是也不甘寂寞。有个孩子，就根据他爸爸讲课内容，整天和我们说巴浦洛夫神经学的反射条件，无论干啥，都称为反射，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反射斯基。还有个孩子他爸爸是解剖教研室的，家里挂着骨骼挂图，他弄的门清，经常借故找他父亲，出入解剖室。所以他一天到晚给我们讲骨骼结构，我们就叫他解二斯基(因为他不可能第一)，在他的忽悠下，我们就组团去解剖室，谁要是不敢去，就别在院里混了。看着摆放的不同姿势的骨架，看着尸体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的状态，看着瓶子里的各种标本，然后他得意的给我们讲解从他爸爸那里获取的知识，以及由于解剖的神秘和恐怖所带来的一些民间轶事。

　　有位外科名医生的儿子，也很牛气，一天，他拿来一套手术刀具(一般家里都有简便的医疗器械，小病小疾都不用去医院)，宣布第二天要去南湖解剖死孩子(冬天，南湖上面能走人，经常发现冻死的私生子)，他让我们同行，观看他“手术”，尽管是死孩子，但是真动刀切割，好恐怖啊，没人去，大家咋劝他也不听，最后我们向他父母告发了，才制止这个荒唐举动。长大后，他当上外科医生，很优秀。我也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就有状况。一次，我母亲有病了，需要做个病理切片，父亲那天出诊，就派我去，告诉人家我很能干的。那只是一个在处置室做的小手术，可是刀一切，血流出来了，我立刻满脸惨白，毫无征兆的一头倒地，晕了。大家赶紧做人工呼吸，以为是心脏出毛病了。被大人们看好的医生接班人，居然晕场，好丢人。很长一段时间，伙伴们只要看到我，就坏笑着问，听说你昏了，成了笑谈。

　　当时医大的医生们真是医术精湛，好多疑难杂症都手到病除，那时对医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大院里有位外科一把医生，技术高超，还有一位眼科医生也是大拿，他们两都出了医疗事故，被判刑，结果在监狱里被安排在医务室，好多人都慕名去看病。孩子们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的接受了医疗常识，还学了不少术语。比如腹部手术，割开后拉钩，我们都知道把刀口两边撑开，比如麻醉，有全麻,局麻,硬膜外麻醉，比如切开后的血水流出来，他们称之组织液，术后，必须处理干净才能缝合，而且一定要当场检验用了多少器械，多少纱布，回收数目是一定要和发出的一致，很严谨。家里收拾鸡鸭鱼肉时，就说要让组织液流干净了再下锅，我们都习惯了。但是到了外面，就闹了不少笑话。单位同志来我家吃饭，备料时听到了，觉得太好玩了，都笑的不行。关键是我刚结婚时去婆家做饭，收拾完鸡和鱼，嘱咐我爱人放一段时间，让组织液流干净，被公婆听见了，觉得太新奇了，不经意的大笑，说你做饭还有术语，文绉绉的。他们是善意的，可是我觉得好尴尬，幸亏我干活利索，做菜美味，才不动声色的为自己找补回来。

　　医院有个老中医特别有名，他祖上是皇帝御医，皇帝出关，就归他祖上管。他看病真好，手轻轻一搭，就知道病情，然后开一个小方，几毛钱，三副必好。药方的字就是一幅书法。大人们总去向他请教,问方。一看孩子眼睛水汪汪的，就知道要有病了，赶紧喝水，睡觉，哪个孩子要过生日了，就要注意防范，因为有生长期不适，自然发热，哪个孩子便秘了，就赶紧反复捏脊，特灵。孩子发烧了，先物理降温，用酒精擦全身，实在不退，就吃片扑热息痛。所以，我们小时候几乎没打过点滴，打针也很少，还有的孩子缺锌，不爱吃饭，到医院在孩子脚后跟上做药物透入，一个疗程后，孩子就大快朵颐。很自然，这些方法也被用到我们自己孩子身上，所以，大院里的二,三代孩子，都免去不少打点滴，打针的痛苦。为什么像医生,戏剧演员,文物考古,杂技,武术这些技术性强,并有匠人特质的职业，都特别强调家传，因为他们从小就浸润其中，有与生俱来的资源传承优势，不仅知道其必然，还知道其所以然，所以做起来得心应手，不生疏不生涩。

　　那时父母几乎不管教孩子，任其发展。不像现在这样知识传授狂轰乱炸的。我们只要写完作业就疯玩。但是父母要求午睡，要求吃饭细嚼慢咽，让唾液和食物很好融合，吃饭都是分餐制，每人一碗一碟，有公筷母匙，菜都夹到个人的碟子里自己吃。洗手是常态化，记得父母回家，洗手很认真，每一个手指都洗半天，身上永远都是浓浓的来苏水的味道，以至于我现在一闻到消毒水，就莫名的激动，兴奋，一看到医院的白床单，蓝窗帘就幻想住院，就想起那个叫反射斯基的孩子。医生打孩子，也很独特。有几家阿姨，打孩子之前，都要把笤帚在来苏水里泡泡，揉揉，洗完甩干了再打。本来只是一家阿姨那样干，后来阿姨们切磋，觉得这样好，既加强教育，又安全卫生，屁股打破了也不怕感染。所以那几家的孩子一看盆里装来苏水，就知道不好，撒丫子就跑，可是能躲得过去吗。

　　医生们经常到农村去巡回医疗，去农场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时间最少的也得半年。回来后，真有改观。我母亲回来后，我们给她沏茶，她说不用，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接上凉水就喝，看的我们目瞪口呆，当然，这不可能是常态。有一位伯伯，上海人，头发永远梳的整齐，皮鞋永远擦的铮亮，回来后，去我家串门，边说边挠，父亲说怎么了，他很自豪的说，告诉你们，我长了革命的小虫子。那认真的,诚挚的神情，在我看来有点幼稚的，真的触动了我，至今，我还能想起他当时的样子，他真的觉得自己改造的很好了，都长虱子了，还不怕。医生们真的是很热切的投入到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中去，而且，他们的巡回医疗很有成效。确实帮助了缺医少药的农民兄弟，培训了很多基层医生，解决了农村看病难的问题。

　　医生的卫生和饮食习惯固然好，但是也带来诸多烦恼。我下乡后，同学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找思想改造差距。给我提的意见有两条，一是太骄傲，瞧不起人，因为谁在我铺位坐一下，人家刚站起来，我立刻拿笤帚扫床，第二，太讲究，吃饭太慢，和劳动人民差距大。其实扫床真不是故意的，就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是下意识动作，我改了好长时间。第二条，我觉得自己大口吃饭很快的呀，不服气。于是我们寝室两面炕的十几个同学，一起坐我对面看我吃饭，终于找到原因，我属于大口吃饭，干吃不咽，要嚼十几下才能咽下去，这个习惯不好改，因为只嚼几下，真咽不下去，大家同意我慢慢来。

　　我小时候在南方，快上小学了，才回到父母身边。外婆家独门独院，所以我整个童年都是安静的。到了东北，一个大院子都是小朋友，呼天喊地的疯玩。而我太文静了，说着吴侬软语，弱不禁风，大家结伴来我家看我，感觉新鲜，我也从来没见过 这么多孩子一起玩，好有趣。上学后，学习好，又当了大队长，学校开大队会都是我主持，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宠爱，刚刚来东北时的忐忑羞涩一扫而光，东北的空旷和高远给了我奇思妙想的空间。我喜欢夏天的磅礴大雨，然后在漫过小腿的雨水中淌水,喜欢大雪过后，在雪地里打滚，把头发弄湿，感觉雪在头上融化流到脸上的凛冽,喜欢聞雪的通透鼻腔的清新气味,喜欢冬天看窗户上的冰凌花，有树林的,白菜的,雪花的，形态各异。充分的自由让内心的野性开始复苏，开心的不得了。划冰车,抽冰尜，堆雪人，翻杠子，轱铁圈，攀登烟囱，凡是我没玩过的，都要体验。因为不会玩，经常搞得灰头土脸，伤痕不断。母亲说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丝静气，满脸野性，后悔把我接回来。而我回上海呢，亲戚就笑话我东北腔的上海话，说我老土，回东北呢，这里的人又笑话我很嗲的东北话，我用了很长时间才融入了语言环境。

　　我每两年就回一趟外婆家，那时特快列车也要坐三天两夜。因为到了南京浦口，火车要松开挂钩，用轮渡把车厢几节一船的运到对岸，然后重新排列，继续前行。后来长江大桥修成，就快多了。火车路过微山湖，远处水天一色，我就想那边是什么样子呢？路过田野，看到一座座房子，就想里面的人在做啥呢？到了符离集一定买烧鸡，到了苏州就买豆腐干，一路上见闻不断，故事很多，绿皮火车丰富了我的阅历和想象力。有时也坐轮船去上海，在大连上船，晚上月光照在海面上像绸缎一样闪闪发光，进入黄浦江时，海水和江水界限分明，一条线旁两种颜色。这些难忘的感受让我兴奋痴迷，每次回去要给南方亲戚的孩子讲，回来还要给这边的伙伴和同学讲，让他们分享我的快乐，我父母调侃我说，回一次外婆家，南北讲课很累吧，我们都大笑不止。后来我热衷旅行，一定是儿时的经历所致。

　　每年假期 我都组织大家慰问 军烈属,老红军，到人家打扫卫生，组织扫雪，护林，到工地干活，到菜场帮忙，开学后，学校都能收到很多表扬信，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时候也干些疯狂危险的事。我们院旁边新盖了四层楼，刚封顶，我就领着大家到四楼平台，从平台往下面接砖头的网上跳，结果两个人脚插在网眼里崴了，一个人把鞋弄坏了；突发奇想组织大家做鞋，打胳贝应该用碎布头一层层用浆糊粘起来，然后叠加纳鞋底，小伙伴说家里碎布太少，我说把家里的布或床单剪了，然后往上刷浆糊，一帮孩子们在暑期纳鞋底，鞋底纳好了，鞋帮没做呢，就被家长叫停了；还有就是暑期动员大家把好好的鞋子剪了，前面四个洞一边两个，像蝴蝶一样，后面把鞋后跟剪了一个洞，艰苦朴素；最危险的是领着大家学习赤脚医生，练习针灸。扎合谷穴，足三里穴也就罢了，还要扎头顶的百会穴，我自己带头扎，还说一定要有麻的感觉，不麻就继续往里捻针，然后有的孩子出血了，有的头疼。结果这些受伤的孩子,剪鞋的孩子，剪床单的孩子,头顶出血的孩子家长一起来找我母亲，平时她们也都喜欢我，但是不能忍了，这孩子想法太多，万一出啥事呢。人家很客气婉转的说，你女儿组织大家搞活动不错，但是她太小了，不知道风险，针灸扎脑袋容易扎坏的，上房顶也很危险的，床单也要不少布票呢。我母亲一听头好大，怎么干了这么多疯狂的事，她都不知道，面子上很过不去，情急之下顾不得矜持，一句上海话就冒出来了，侬脑子瓦特了(坏掉了)，然后再三向人家赔礼道歉。

　　因为父母都是主治医生，带学生，还要经常做手术，无暇顾及我，平时都是我家老阿姨带我。她对我特别好，总是宠着我，所以父母啥也不知道，以为我很乖，因为只要一看到他们回来，小朋友的流动哨就发警报，我马上飞奔回家，打开书本，他们每次回来都看到我在读书。有时也觉得奇怪，因为看书咋还红头胀脸，满身大汗呢，但是老阿姨告诉他们大扫除刚回来，孩子那么累还看书呢，就混过去了。那天晚上，父母两人对着我，晓之以理，(没动之以情，因为气坏了)严肃的说了我很长时间，给我说的痛哭流涕，边哭边想，人家都打孩子，打在屁股上，疼一下就完了，说我多难受啊，脸面上过不去。

　　父母在医疗上也很严谨，从不跟风。有一段时间，医学界都认为扁桃腺是个没用的器官，它一发炎化脓，就引起发烧，所以主张割掉。我们院子里好几个孩子都割了，很简单，打上麻药，一割一拽就下来了，他们每个人都捂着喉咙，脸色苍白，不能说话，不能吃饭，只能喝牛奶，吃冰棍，只能用眼睛看着你，缓缓的点头或摇头，缓缓的走着。我觉得那个样子简直太美了，病态的孱弱的美，真是羡慕的不得了，我和父母提了好几次，也要割桃子，其实我就想体验那种感觉，也要那样的走路，那样羸弱的病态。但是父母坚决不同意，母亲说我，你怎么好奇心那么重，手术也要尝一尝，我沮丧了好久。实践证明，父母的坚守是对的，这是很草率的医疗行为，并没有经过反复论证，不了解带来的副作用。割桃子的那几个孩子，后来很痛苦的，有病不发烧，浑身难受表现不出来，到哪看病都没症状，不知如何用药。因为扁桃腺属于免疫系统，它像门卫一样守着喉咙的大门，它化脓，是和细菌斗争的结果，把它割了，就没有了屏障，细菌长驱直入。

　　我12岁生日那年，，父亲写了一幅对联送给我，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认真的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我才知道自己原来就是这样一副样子，父亲的教育令我羞愧。人的长大不是渐进式的，是瞬间完成的，在我懵懵懂懂的时刻，父亲对我的一次很重很深刻的人生教育，给我触动，让我想了很多，觉得自己忽然长大了。那时的父母真好，不给你压力，不说教让你好好学习，就是让你好好做人，没有严厉的责骂，云淡风轻的一幅对联，就把我收服了，我收敛玩心，很安静的看书，关键是以前看书只是接受，没有反思，以后的看书就有了比较，有了思想，即使好奇常常萌动，也是野性优雅，不敢造次。那次谈话，对我影响极深，一生难忘！

无忧无虑的生活到文革戛然而止，院子里几乎每个家庭都受到严重的或惨烈的冲击，那是不可触碰的痛，这里就不说了，因为那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虽然每个个体会有不同，但时代的悲剧是共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政策得以落实，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们院里几乎90%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有的一家考上好几个，70%的孩子子承父业，当上了医务工作者，有的定居在国外，有的学成回国，为祖国和人民效力，令人欣慰。

　　时光荏苒，转眼就是甲子。那些医学界叱咤风云的长辈们都驾鹤西去了，邻居家的大哥大姐们也渐行渐远了，当年的我们也奔六奔七了，时间好快啊。但是那些快乐的日子，那些疯狂的举动却越来越清晰的固执的出现在眼前，挥之不去；发小们见面依然不分性别的熊抱，不论职位的直呼绰号，但是饭桌上经常是菜未动，酒已干，说说唱唱，哭哭笑笑，回不去的童年，道不尽的年少。回首往事，尽管后来有很多成功的喜悦，有很多高光时刻，有很多荣耀，但是远不及童年那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纯真美好。

童年如一树花开，朵朵鲜艳，也只能 采撷几朵以慰风尘。谨以此文慰藉我的大院情结，了却一个记录的心愿，祭奠我的美好童年！文章有点长，谢谢朋友们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