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齐默尔曼翻译

沈宪

从上海的“人民公园”来到维也纳的“人民公园”

九十年代初，欧洲人学中文很少，年岁大的更是凤毛麟角。

文明虽然悠久，方块汉字太难，经济科技弱小，生活制度甚远。

宗长申离开麦当劳后，在一家中餐馆做跑堂，遇见一位维也纳老人，是老板的朋友。同事称他“外国老头”，说他“很好玩”，上海人说“老好白相咯”，他来饭店学中文，练口语，听发音。

在大多数人眼中，学习是为了生活，为了赚钱。有理想主义精神侨居海外的华人，看人对事较多采取比较功利的眼光，因此就看不懂这个老头，认为他有点傻。

他家庭中没有华人，也不可能这样学中文去做翻译。

每次来饭店，他总是手拿一小扎四、五枝鲜花，和大小不同的巧克力，进门向老板娘献花，用中文讲几句赞誉和祝福的话，然后把巧克力分给大家，口口声声“每天甜甜蜜蜜”。

他叫齐默尔曼，住在维也纳城外，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高高的个子，日耳曼人的脸型，年轻时一定是超过1米90的美男子。淡褐色的眼睛，温和慈祥的目光，眼圈周围有明显多余肉圈。脸上皮肤光滑，额头上的皱纹平时看不见，在他讲话时如水波流动，下巴留着一些银白色胡子。

空闲时，长申很愿意与他多聊天讲话，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多瑙河流经维也纳城郊小镇“克洛斯特新堡”

一

几个月后，长申也开餐馆了，老人闻讯找上门来。宗太太见他送来一把十枝非常漂亮的鲜花，又分巧克力给儿子和员工们，很尊重这位如长者自然又亲切的高个子外国老人。每次他很认真地讲中文，也夹着几句德语，最后关切地问：懂吗？发音不准成：冻妈？没有人纠正他。

饭店音响机在播放《日瓦戈医生》的电影插曲。

老头问长申：

“看过这个电影吗？”

“没有”，电影插曲听了很多，电影看过很少。

“知道这本书吗？”这还有一本书？

“这是一部小说，在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者是前苏联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长申对《日瓦戈医生》这本书一无所知，出国后，关心的事是另一个方向。

“我家里有《日瓦戈医生》德文版，前两年俄国刚刚为作者平反，才公开出版这本书，我又去买了俄文版，准备学俄语了。“

讲此话时，他的神态是认真而坚定。七十几岁的老人，经常来学中文，又要学俄文。天生好学，是快乐的源泉。

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日瓦戈医生》

齐莫尔曼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战士

　　在此后与他接触交谈中，长申想多一些了解他的身世。他很愿意讲自己的过去，讲述中他练习中文口语和许多单词语法，多次讲没有人对他的过去那么感兴趣。许多回忆虽然很不愉快，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

齐默尔曼是住在郊外，“克洛斯特新堡”，维也纳北山格林村山后，蜿蜒曲折蓝色的多瑙河在小镇前流过，父母都是当地祖传的手工业户。1938年，他二十一岁，满怀理想参加了奥地利军队，属于维也纳步兵44师。在二战中奥地利有近130万人直接和间接参加了战争，因此也有25万人死亡。

1941年2月苏德战争爆发，他的部队改编成德国45步兵师上前线，攻下边境城市“布列斯特”后，六、七月间转向进攻莫斯科，闪电战失灵，在冰天雪地中停止了攻打莫斯科，惨败而退，这是第三帝国第一次败仗。齐默尔曼没有战死，也没有被冻死，他开始对战争恐惧，对自己参军的悔恨，但一切太晚。

四二年七月，又随德国第6集团军向苏联南方城市“斯大林格勒”进军，在城内的巷战中，他只知如何保命。苏联猛烈反攻，在1943年2月，德国第6集团军被全部消灭，总司令被俘，他也成了战俘，在被押向西伯利亚后方时，他成功逃离，转回奥地利方向走。

在靠近乌克兰的山林中，他被追兵子弹打中手臂，大量出血，遇到一位好心的苏联农民妇人帮助，养好了伤，隐藏在无人的乡村中，住了几个月。妇人希望他留下，他恐怕战后被查，连累他人，还是打算回奥地利。在农妇家中，学了一些俄语口语，这让他在此后回国逃亡途中很派用处。1945年苏军打进维也纳城，他已经在靠近波兰和苏联的边境地方，也遇到过苏联农户的帮忙而逃生。四五年底他才回到维也纳。

在1955年，奥地利国家迎来自由的时候，他老婆带着儿子跟一个美国兵去了纽约，他就没有再结婚。在林茨钢铁厂做工，到85年退休。

齐默尔曼讲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拍的很好，长申马上去借片子看。一年之后回上海，去书店买了中文版《日瓦戈医生》。

那本书让长申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断断续续地读完，产生很多问题，想与老头讨论，这期间他也来过几次，留在店里的时间很少。以前对他无所谓的时候总觉得他经常来，现在要与他多讲讲这本书的时候，很少能够见到他了。

苏联红军进入维也纳城市

《日瓦戈医生》中男女主人翁

二

开饭店四年后，长申顺应中餐馆在维也纳饱和形势，开始送外卖，当初全维也纳只有一两家，不做外送就是等死。营业额随着一次又一次大量发广告单，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饭店出现了惊喜好局面。

看完了《日瓦戈医生》电影和这本书之后，主要有两个方面，很想与老人讨论交换想法。

首先，作者把那些苏联人民的苦难和缺憾，作为小说存在主题的基本特征，现实中还有另外的生活。这也就是57年当时苏联官方不允许这本书发行的理由。

看完《日瓦戈医生》和以前在国内时看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都有一种相同的感觉：就是压抑。

这也正常，生活环境距离太大，历史境况又太遥远，阿屙卵冒充金刚钻，就是指长申这一类人，主要是他三年中学只有一年在上课，能看懂理解这两本俄罗斯的著名小说，那么朋友家的鹦鹉也可以读圣经了。

虽然看过很多小说，为什么总是被俄罗斯那些悲情小说击倒，走进去而走不出来，上海话叫“闷嗒”，一时讲不出什么。俄罗斯民族独有的以苦难救赎人生的宗教情怀是一个经常让人讨论的文学话题。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和生活较为久远，贵族思想境界像他此类认识有限的小人物是很难理解。日瓦戈医生和拉拉女人的生活和制度离自己很近，他们就如自己亲友中一个从医的、街道邻居中一个男医生，一个亲友中做护士的，悲剧命运一直粘附在身的某个邻居，他们在二种生活制度交替前后为适应变化，屈从无耐，忍辱自制，灵魂深处的自我斗争之激烈，与小说中情况多有相似。小说把长申拉回到过去城市生活，那些旧中国小资阶层人物常常在眼前出现。

进入小镇时的地名

第二个问题是老头讲了，自己去参加侵略苏联战争，成为战俘后又机智幸运地逃回维也纳，在逃亡路程中接受了几户苏联农民妇人的帮助。苏联男人刚刚在前线与齐默尔曼刀枪搏斗，妇女知道他是德国人，如何照顾帮助他的。

大多男人想知道的故事除了冒险就是情爱，过去老头讲了前者没有展开后者，此类的内容和情节也如“男人的药”，这些药和平时食品中的调料有着相同的作用，毕竟这也是与人类繁衍有关。如果老头有几个特别吸引人的爱情故事，长申再把情节改变一下，苏联女人跟随他一起回到维也纳来了，他们两人相互拯救对方，生活和思想如何适应奥地利的一切，胡天海地，东拼西凑写一本书，也可以像《日瓦戈医生》一样，拿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伟大作家，就不用天天骑摩托车送外卖。他就是那种没有文化的人，口气总是比力气大。朋友劝他不要胡思乱想，小心送外卖的摩托车上摔下来。

想入非非虽然很荒唐，与每星期六花十个先令，买一个LOTTO一样，能让人愉快一些时间，要想让脑子不生锈，想入非非是廉价的润滑油。奥地利有位作家讲过：我今天真的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给我留下了也许是今天唯一可靠的财富：感觉到自己内心的自由。

大作家讲自己内心的自由，就是会想入非非，上海银刚：瞎想佰想老开心咯。每个人千万不要去剥夺别人的和自己的这个权利。

时间一长，心头再大的疑问也会慢慢消退，然而长申不再想这本书和自己过去生话时，齐默尔曼老头又来了。

美丽鲜花把他的愉快心情亮丽地表现

非常精致的奥地利巧克力

国宝级的奥地利蛋糕“卖相”一般，级别太高

与往日不同，这一天他用双手捧了一把很大很大的鲜花，由颜色精心搭配，豪华非凡，贵气十足，大约有50多枝名贵鲜花组成，与过去仅仅三四枝鲜花相比，让人大大地吃惊。

“老头怎么了？”

饭店里来吃饭的客人都露出赞赏眼光，老头又从包里拿出很精致的三盒维也纳名牌巧克力放在酒台上，长申太太马上拿出大花瓶放在酒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长申先开口：

“你结婚了？”自他老婆去美国之后，他一直单身到现在，

老头回答：比结婚还愉快的事。此时他拿出一个圆铜牌，这种形状和颜色的铜牌长申见多了，每次卫生警察来，和那些刑事的警察来饭店总会出示。

“刚从维也纳翻译局拿到的：俄文国家翻译。”

一个饱经战爭折磨，妻走儿别的老人，从“莫斯科大战”，“斯大林格勒大战”中逃出来的老兵，对世上一切人间喜乐悲哀已经无所谓了，看到了他返老还童状态。几乎是手舞足蹈地拿着这个铜牌给我们每一个人看，还拿给边上有兴趣的客人看。

毕竟是近八十岁的人，一个翻译执照又有那么使人特别兴奋吗？长申和太太当然要多讲几句祝贺的话，这一大把鲜花和巧克力是价格不菲呀。

长申太太开玩笑地说，你为什么去考一个俄文翻译，而不去考中文翻译呢？我们需要中文翻译的帮忙。

他笑着回答，我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92年苏联解体了，他要把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愿望变成具体行动，要回到苏联去看看那些救助过他的山区农家妇人们，还有她们的孩子们，说不定也有他的孩子。他知道二战以来这些人生活很差，苦于政治环境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一个奥地利人很难去苏联旅行和探亲访友的。

原本对此生能回到那里去，完全没有希望了。平时手上有多少钱就花在隔壁邻居小孩子身上和帮助工厂东欧的同事们。生活简单朴素，从不去度假，只是爱好看看书，学学语言。现在突然出现这么大一个问题，他第一个想法是先把父母留下的那一栋房子和地产出售，另外用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去银行贷一些钱来，等从苏联回维也纳努力想办法再还给银行。

开始学一些俄语，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搜集地图，他主要去地方有三个，俄罗斯近乌克兰地区和两个在波兰附近。俄罗斯大使馆一直要他等消息。

他就加紧学习俄语，等待俄方回复，这一段时间他晚上经常梦见自己又行走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俄罗斯大地山林中。那里的山河依旧，人民已经很难相认，人们贫困几乎与当时没有区别。

老人在维也纳大学 俄语短期班努力学习

他夾着旧皮包在大学学习，在这扇大门里进进出出

三

齐默尔曼在一个俄罗斯人聚集的咖啡馆找人练习口语时，得到了一个信息，近期从俄罗斯来的人逐渐增多，德俄翻译工作很需要，特别是有国家牌照的。

苏联是闭塞时间很久的国家，又有一个官僚主义盛行的行政机构。对外来私人旅行者是有极大的防备心，大使馆给老头的回答是：目前几年里要开放私人自由行是需要耐心等待的。

鉴于以上两种情况，老头决定去维也纳大学上俄语课，争取在一、二年时间里考出那个翻译牌照。决心已定，此辈人生虽无大的成就，只想再做这一件事。特别是看了那本俄语版的《日瓦戈医生》，对苏联人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心。

从维也纳大学外语学院俄语课程初级班开始，中级班，高级班，口译班和笔译班等等短期进修课程。两年时间里外出很少，除了大学就是家里，有空还去俄国人的咖啡馆，在那里有些不需要牌照的翻译工作，他几乎是只收一些公交费和一份客饭的钱。

在学俄文的过程中，他对《日瓦戈医生》这本俄文版的书是反复地阅读做笔记，对作者具有诗意写法的文字和段落，景色描写，意象的手法，叙事方法的特色，用象征来表示人物心理，都一一做了很好的笔记。非常生动的叙述，总是大段大段地抄录下来，有许多词的应用与以前俄国名作家的小说中的应用做比较对比。学习了解小说中对俄语语汇的延续性和创造性的应用。

在俄语班中学到的知识，丰富了他的基础俄语知识，也帮助他对《日瓦戈医生》研究，他的俄文水准和对小说的研究程度就达到了一个很好水平。

一个思想观点与众不同的前苏联医生

两年后他报名参加考试，翻译牌照。当时有15个报名考试，全都是一些中年人，在维也纳出生的，读大学专门俄语，也有青年人从俄罗斯移民来的，又在维也纳读了七八年大学，德语都在硕士水平，也有博士生。仅仅齐默尔曼是一个特例，他只有大学各类进修班的学历，他的第一个条件不符合必须有大学本科的学历。

他再三与院方交涉和一次又一次地去政府发牌照的机构咨询。考试局同意他例外地参加考试，因为他能考出的概率几乎没有。但事先跟他讲，参加面试的考官都是维也纳最好的俄语教授，他们一般对应试者有很高的要求，其中两位是维也纳大学俄语老教授，另两位分别是格拉茨大学来的俄语教授和从沙尔茨堡大学来的俄语方面的专业人才。

在笔试都通过的情况下，面试一天只能进行两位，每一位大约有两个小时的面试，应对考官的发问。大多数考生在一个半小时就被停止考试了，因为考官们对水平不高的考生就不愿再考下去。

4位考官每人分工，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法律哲学，医学神学，每个考官都提两个问题，齐默尔曼俄语回答使他们很满意，第1轮考试进行了45分钟。

第二内容，主考官出一个主题，考生发挥演讲，讲完一个小时，这难度最大，许多考生很难组织好自己的俄语知识。让每个考官都满意。

主考教授是维也纳大学的，从1938年始学俄语，已有50多年的教学经验，教授看到齐默尔曼与自己同龄，生活经历是戎马生涯，做工后半辈，近两年参加大学短期班。主考官也是马上要从大学退休的人，他怜悯齐默尔曼，心中有许多不理解。老人应该好好地休息，享福了，所以不想让他通过。

主考官：你自己找一个主题，讲些时间吧。

齐默尔曼听后想一想，就认真地回答：我就俄国近代文学作品《日瓦戈医生》，讲讲我的理解以及对小说的评介。

四位考官平时一般到这阶段，已经精力不集中。听上半个小时，随便提一个问题，能难住考生，就可以让这个考生结束了。

《日瓦戈医生》俄文版是八八年出版，距现在只有六年左右时间，四位考官不一定每人都认真看过，更谈不上研究分析。

而齐默尔曼在五六年后出版德语版时，他就非常喜欢这本书，对人物情节，语言甚至作者的一些诗歌都有了研究和阅读。自学俄语后，对这本书的不同语言的研究是起到了互补的作用。

主考官没想到他讲这本书，在俄语系中也不是每一位老师都能够讲好的，没开讲之前各位考官就有了一种敬佩。

老人讲述中，把故事中的人物，情节用诗一样的俄语串联起来，又把作者在小说中要向读者讲清楚的“历史观”，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这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也是得奖的主要原因。对作者在书后部分一些诗歌，也从艺术语言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声情并茂的朗读，背诵了小说中的一些诗歌，让几位教授觉得这位没有读过俄语专业大学的考生是在发表自己的博士论文，而且是非常优秀。

齐默尔曼带有故事性的讲述，已经能够抓住这几位教授的注意力，他分析小说已经是有专业文学的水准，完全超出了仅仅俄语翻译的范围，有些问题是有争论性的，他也把各种观点阐述的井井有条，并且有他独到的个人观点。

这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五位考官都忘记了时间。那位监考局的在此时猛然想起，必须给四位考官送咖啡了，平时在这个时间点，大多数都结束了。考官们在一个小时中已经忘记了身份，忘记了应该拿一杯咖啡喝，也忘记了不是来听文学专题报告的，坐在对面是为了翻译的牌照，为了多一些收入。

考官们想，这个没有好好读过大学的老人，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把俄文学到这般地步，让自己另眼相看，一定有特殊的动机。

主考官就向齐默尔曼问这个问题：你生活中不缺钱，过惯了简朴生活，年龄已经是该享福的时候了，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考到这个俄语翻译牌照？

其实此时4位考官都已经在评语中给了最高的成绩，

老人的回答非常谦恭，他讲：对不起，各位考官和监考先生，在此只能简短地把我在38年至45年二战中的经历叙述一下。老人在讲完后，补充说从1938年至1941年，他是作为军人专门负责押送坦克，那是在奥地利中部城市圣. 瓦伦丁的坦克工厂生产的坦克，通过火车押运到慕尼黑。

作为一个奥地利人，自己一直在忏悔参加德军把战争加害于苏联人民，我在他们面前是一个罪人。

见面前五位考官神情凝重，他从自己的座椅上站立起来，把西服袖子推到弯肘之处，解开衬衣的纽扣，卷起衬衣的袖管，一道又宽又红的大伤疤露在考官面前。

在逃亡中，受到追兵的枪击，子弹打中了自己的手腕，流了很多血，是苏联山区的农民把我从树林中背回家中，我才活下来。

你们都知道在日瓦戈生活的那个时代，他的妻子离开他去法国巴黎，日瓦戈深深地爱自己祖国和土地，小说结尾他还是死在了苏联。

现在的苏联人民，与五六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新时代的日瓦戈们和拉拉们，已经丢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幸福自由生活让他们等待太久太久，他们意识又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地球之大，到处都有他们追求理想的空间，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

我是一个曾经拿着枪去射杀他们的奥地利士兵，现在不能在漫漫长夜的忏悔中死去。我要拿出我的所有力量去帮助那些来自苏联的移民们，让他们安心开始新生活。我看到世界到处都有与他们一起创造幸福生活的朋友，这就是时代在进步，人民在觉醒，土地还是一样的土地，人们的认识已经不一样了。一个一个不能发挥专长的“日瓦戈”医生们，一个一个在苏联浑浑噩噩生活的“拉拉”们，他们移民开始的生活是那么艰难与无助，他们的父母帮了我，我有义务帮助他们。

“柏林墙”的倒塌，“东欧阵营黑幕”的刺破，我曾经想回到当时救我的苏联农民和妇女家中去，帮他们把生活改善。现在他们的制度还是不允许我自由地去旅行，我只能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用在这些来奥地利新移民身上。只有这样我白天吃饭才有味，晚上睡觉前，手捂着胸口，可以对上帝说：我问心无愧，我可以安逸睡觉。

这一切就是我看了《日瓦戈医生》和回想人生对我的启示，作者从日瓦戈一生苦难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宗教情感，激励着我为那些新移民服务。

老人放下衬衣袖管和西服袖管，从口袋中拿出一块布手帕去擦掉脸上的泪。

“非常对不起”，老人停顿了几秒，欠身弯腰，低下头，“我的回答演讲完了”。

一位奥地利老人的修养，当自己无意中挑起了他人的情感或者情绪时，最好认真地讲一声“对不起”。

主考官对监考官员说，“我们的考试结束了”，监考官对齐默尔曼讲：你可以走了。

老人慢慢地站起来。再次地弯腰，表示谢意和尊重，拿起在桌子上的帽子，一直拿在手里，走出了房间。

考官们同时都情不自禁地鼓掌欢送。主考官没有鼓掌，因为手中拿着刚擦过眼睛的纸巾。

奥地利高等法院大门外

高等法院墙角上的柱子雕塑

四

长申卖掉饭店后，经营“亚洲超市”。齐默尔曼去法院大楼做翻译，他会顺道来小店。

小小的超市，帐台上出现几枝鲜花，几块巧克力。小店成了他与长申夫妇见面的新地方。他走进来，如上帝老人，带来礼物和欢笑，此刻小店像天堂一般的祥和。

商店顾客多的时候，他无声地站在角落边，客人走了，请他坐在帐台里唯一的椅子上，他是近90岁的老人了。还是不断地用中德文询问生意如何？健康好吗？儿子现在学什么？有什么打算？一定要让儿子讲中文，学好中文。这是老人每次不忘的关照。

他学中文的认真与15年前一样，讲了许多中文之后，还是那两个字“冻妈”，理解最重要。长申开玩笑说，是不是还想去考一个中文翻译牌照。

当太太也在店里时，长申就把老人请到对面意大利饭店喝咖啡，吃披萨。安安静静地不受打扰与老人多聊一些时间，而且总会谈起在二战中的往事，现在的翻译工作。

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不再结婚，生活上可以有些相互照顾，他讲有一个女人，但不生活在一起，他完全可以照顾自己，婚姻是帮助那个女人，他不愿再多讲。长申也明白七八分，莫非他也在假结婚过程中，只是不知道假到什么程度？当然周围人真结婚，也不知道他们真到什么程度。要什么都搞清是不可能的。

每次与他分手，特别是最后几次，摸着他越来越瘦的大手，少了很多的热量，不能用很多力气了，一份隐隐的担心。90多了，前胸又倾斜一些。夹着旧皮包，风雨中来来回回，咖啡馆中讲解，有叫必到，奔走在各个国家机构。

维也纳一些小路终端会有一些台阶，对老人是不方便的。

08年夏天，长申收到一份葬礼的通知，是齐默尔曼老人，两个月前还见过他。

葬礼在十九区山上墓地，长申和太太在上山去墓地的路上，见两旁停着许多豪华的小车。走近墓地的小礼堂时，听到了音乐声，《日瓦戈医生》电影插曲。悲伤的心情缓和了一些，如果不是手中的花圈，还以为参加音乐会。

长申和太太放下手中的花圈之后，得到一把鲜花和几块巧克力 ，说是老人遗愿，女的送花，男的送巧克力。这天特意准备了二百小包鲜花和二百份巧克力，最后全部送完。主持的人也讲，今天全部奏《日瓦戈医生》音乐，是老人最后的愿望。在礼堂一角，七个人的小乐队，他们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这音乐。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也有些与众不同。

礼堂中放满了花圈，有些只能放在礼堂外面，许多来参加葬礼的人看上去都非常有钱，女的穿深色衣裙，男的全部黑色西装，举手投足间珠光宝气十足，但大家都相互很敬重，友好礼貌，安静文雅，彬彬有礼地交谈。尽管今天下葬的老人与他们关系很远，有的仅仅是一面之交，有些闻讯而来，老人在众人中有口碑。

有一个叫娜拉，三十几岁的俄罗斯女人站在留言本边上，她是齐默尔曼太太。留言本上极大多数写的是俄语，有些人写的多一些，几乎每个人都写上一两句，也有德语。

长申和太太中文留言：

再也听不见你的“冻妈”，我们都懂你的一生，你做的一切。天堂不需要牌照，好好休息吧。

你给我无数美丽鲜花，教我真正的维也纳语，我会给你送上鲜花和巧克力，讲中文给你听，好好休息吧。

盖棺前，看见在老人胸前衣服上放着一本小说《日瓦戈医生》和一块铜牌，边上是那本大家的留言本。

女人们都拿着色彩鲜艳的一小把花

五

一个月后，长申在俄罗斯人咖啡馆得到齐默尔曼太太的电话号码，请她来小店对面意大利饭店吃饭，想问她一些老人最后时间的情况。

在长申和太太面前出现的娜拉，她的身材，她的脸样，特别是她的蓝眼睛，很像电影《日瓦戈医生》中女演员“拉拉”的形象。因为是与齐默尔曼有关，三人心里都有一种不太一般的心情。娜拉想，老头的朋友中还有一家面相看上去和善的中国人。宗太太看着娜拉，被她认真眼神所吸引。长申很自然地滋生“爷叔”的感觉。宗太太先与她抱一抱，贴一贴脸，长申也照样做一遍。太太看店做生意，长申就带她到对面的意大利饭店。

面对面地坐着，印象最深就是她的蓝眼睛，不说话时就直盯着看你，想看出你的下一句话。第一次见到她，当时头上顶着一条透明黑纱巾，落下搭在两边肩上，遮住大半个脸和眼睛，看不清全部真正的眼睛颜色，悲伤心情让上部的眼皮遮盖了一半的眼球。现在正对面，让长申想起安徒生在《海的女儿》中“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像最深的湖水”，她自然地透露出灵俏机警神色。听她讲话时，马上会被她的嘴唇吸引，毫无疑问是很性感的，涂了光亮透明唇膏，对男人的诱惑极大。长申此时心里在讲：这就是可以当演员的俄罗斯女人吗，电影中的拉拉。马上又提醒自己：我是来问她老人最后情况的，不要被她的漂亮容貌看花了眼，忘记了今天的事。

四年前，娜拉认识老人也是在俄罗斯人咖啡馆，他几乎免费地为她翻译了全部学历证明，最后还是不为大学接受。眼看签证马上要过期，娜拉请求老头与她假结婚，先在维也纳住下来，她要借钱付假结婚的费用，老头阻止了她，表示不收钱。

两人私下签了一份协议，需要才拿出来。现在她已经享受国家给她的“寡妇金”，这是奥地利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补贴。她想找一份工作。长申问她四年来靠什么生活，她讲前二年，她用两个手做了一个动作，长申明白这是一个表示性交的动作，她是性工作者。后两年，在饭店里做酒台和跑堂，同时在学护士课程，希望以后在医院里做护士。

老头在公证处有一份前两年写的遗嘱，把父母留下的房产和一小块土地，和自己留下的房产和全部财产，其中一半交给一个人，去找到自己在苏联时的那些农民妇人，分发给她们，或者她们的后代。另一半在维也纳交给一个人建立俄语学习班。娜拉同意明年去俄罗斯找那些帮助过老头的农民妇人，娜拉也同意以后在俄语班中做义务的教师。看来一个人做过某种职业，并不代表没有高尚向善的灵魂。一些人什么都有，就是缺少高尚向善的灵魂。老头当初看娜拉是好人。

长申问娜拉，老人以前的个人家庭生活，是不是知道？她睁大蓝眼睛机警地问长申：为什么？

他开玩笑地说：只是为了和你多一些时间讲讲话，听你多说说知道的老人。娜拉马上显出俏媚的眼光，判断出对方无恶意和不良之心，她是一个机灵的人。齐默尔曼以前也对她讲起过这两个中国人，他们的饭店和商店，和老板讨论《日瓦戈医生》，知道很多他二战中去苏联打仗的事，还教老人许多中文。她明白长申只是出于一个朋友的关心和了解，因为老头值得让人记住。

意大利饭店的牌照总是这三色

咖啡店是各类人聚会的地方

娜拉一直不停地讲着，引起了饭店那位“西西里”老板的注意，他特意地走过来，看了一眼她，笑嘻嘻地对长申说，你又有了一位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做了相互介绍之后，聊了几句，长申有意地讲了一句，老板如果有工人的需要，她可以过来试试，老板随意答了两句话后，也就离开去了。

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也有一位从俄罗斯来的年轻妇女，从靠近波兰边境地区的苏联小城市来，还带了一个小孩。中介收了钱就找不到了。母女俩人几乎流露街头，有人请老头想办法帮帮忙，老人见她带着孩子，非常怜悯她的处境，他不收一分钱就办了假结婚的手续。让母女两人住在家里几个月，后办好了“工作证”，有了工作后，母女才搬出去住。那天葬礼时她一家人也来了，她的丈夫也是从俄罗斯来的医生，现在收入很好，老人葬礼的钱她拿出了10万欧元，（尽管老人存钱足够）还讲以后墓地有什么账单可以直接寄到她家里。

老头因为与这个女人的假结婚，还闹出了一件事。

在俄罗斯人中间，有人向警察局诬告老头“假结婚”，接受这个女人很多钱。

维也纳有关机构把他们两人同时传呼到两间不同的办公室里，其实他们两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女的胆小怕事，被问了许多问题，在办公室里就开始哭哭啼啼。

老头开始以为是自己翻译的事，当被问第一句话时：你老婆昨天晚上的内裤是什么颜色？

老头马上明白问话者的意思，回答说，如果你是个人想要问我这个问题，你应该先去问问你爷爷和你爸爸和你边上那位同事这个无聊问题。

两位问话的官员一听此话，脸由白转红。外事机构的官员是整个政府机构中油水最大，要想到这个局来工作，背后没有一些人推荐是没有门的。但面对这个80多岁的老人，先压一压心头的火气。

老头又讲：如果你是代表国家问我这个问题，我要先问问你，德国奥地利在二战中让俄罗斯人民造成了多少灾难？在战场上死了多少俄罗斯人民。我是一个二战的老兵，为国家卖命，听国家指挥去杀戮俄罗斯人民，差一些死在俄罗斯。现在有几个俄罗斯女人，儿童想来移民奥地利，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应该为她们提供方便。所有外来移民中间，应该以赎罪的心态来对待苏联的移民 ，特别是妇女儿童。

拉拉学生时的形象

办公室很热，老头就开始把衬衣的袖扣解开，卷起了袖管，露出了他手上疤痕，两位官员明白了，这是一个在战场上受过伤的老兵 ，万万不可与他爭辩。

你们还没有问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们，我没有为此而收一分钱，如果你们要以知道不知道女人的短裤颜色，来判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婚姻是假的，你们已经超过了宪法和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利。你们没有资格坐在这里问我。

老头从旧皮包里拿出一张名片放在了官员的面前。

你们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智商还不及我家邻居的那只猫，我为你们的愚笨提问感到耻辱，听到你们的提问，我屁股下的椅子也会恶心，我的屁股也感到。老头特意把“屁股”讲得很响，这是维也纳人侮辱对方的说话方法。

两位问话者一看，名片上的名字是：彼得.齐默尔曼。他们知道这是维也纳赫赫有名的大律师，看名字好像是他的兄弟。

把自己唯一兄弟名片递上去，他知道维也纳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愿意与他打官司。在老头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一直出钱让这位兄弟读法律大学，老头第一次利用兄弟的名片。

见两位官员几乎讲不出什么，老头想他们大概处于“恶心”状态，也就理也不理他们，拿起包，神气地大摇大摆，不忘讲一声“再见”，最后的发音拖得很长，走出了办公室。

这个故事在维也纳俄罗斯人圈内传得很多，也有许多人讲得很神奇，加油添醋的，甚至有人讲，两位官员跪求老头不要把这件事讲给自己的律师兄弟听。

咖啡馆里什么话都可以讲，这就是咖啡馆在世界上那么多的原因。在西方社会，国家和国家工作人员是平民最喜欢揶揄、调侃、发泄、吐出肚中最无聊和甚至最肮脏词语的对象。咖啡馆像一个减压器，很多人从那里出来后，心情舒畅、心无旁骛，把自己刚才慷慨激昂的语言忘得一干二净，对一切都大度地释怀了。地球还是老样子地转，那个刚才像政治家一样纵论天下大事的人，无意地去摸一摸口袋，零钱是不是够买一个面包。

直到最后，长申才想起问老头是生什么病而去世的？

娜拉也表示对不起，忘记了讲这件事。她脸上马上显出沉思又不快的回忆神色。

两个月前，老头在咖啡馆，与一位新来的俄罗斯青年讲解房契条文，这种讲解，他是从来不收费用，有时候一个晚上总有四五个人在那里排队等待他的解释，有些维也纳个别人利用契约设立“陷井”，让新移民经济受损失，老头经常很生气。

老头经常给那些没有经济能力新移民，解释结婚契约，租房合约，租店合约，做工的合约等等。

老头明白自己不仅仅是文字语言的翻译，在法律知识上必须了解很多，他去研究和掌握熟记甚至背下来，他认为这样做到了对帮助那些新移民有好处。有些法律条文实在搞不清楚，他只能请教兄弟。两人感情很深，不会收老头一分钱，还带他到律师事务所下面的维也纳“咖啡中心”去吃饭，喝咖啡，兄弟老是劝他可以少管一些移民的事了。

那天晚上，咖啡馆里有两位俄罗斯黑社会的人因某些事情发生争吵，最后双方拔出手枪，齐默尔曼在不远，不幸被乱枪击中腹部，马上去医院取出子弹。回家后，一个星期后就死在家中。

战场上他多次地避过了弹，上帝一定要让他饮弹而亡，只有听从。

外国移民经常要进出法院和翻译的帮肋

两个星期后，娜拉开始在对面这家意大利饭店上班，她从那位“西西里”老板口中知道：没有对面中国人的介绍，就是自己不拿工资给老板洗碗，也不会考虑。她甚至想，他们是不是一伙的。

那天在对面吃饭的时候，娜拉问长申家里情况，什么时候来奥地利的。当长申讲起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娜拉闪一闪她的漂亮蓝眼睛，笑嘻嘻地说：那么我做你们的女儿。长申本来眼睛就又细又小，此时开心地笑起来，让人觉得有些色咪咪的，按当前流行的说法，就是有些“三观”不正。

她是个聪明人，她说想学一些中文，就问长申：爸爸的中文怎么讲。

长申就假装很认真地说：

“爷老头子”

其实这是上海话，爸爸的意思。从娜拉脸上的神情看出，中文父亲的发音是有些复杂的，没有办法，中文就要这么讲。

沈宪 小说《齐默尔曼翻译》

维也纳 2020 .12 .5

献给齐莫尔曼翻译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