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出版搬家记

袁州逸民

　　2003年6月初，位于海河之滨、广场桥附近的天津出版大楼即将拆毁，楼内各出版社均已搬走。我在大楼门外一堆乱石杂物中，无意间看到一件深蓝色铁皮门牌：“张自忠路189号”门牌。我心中顿时闪过一个念头：这可是天津出版史的一个见证物啊！赶紧将它拾起，拭去灰尘，拿回家用布包好，细心存了起来。之所以对它如此看重，除了它是一段地方出版历史的见证之外，还有我内心的一份深深的感情——我的编辑生涯的前半段，就主要是在张自忠路189号出版大楼中度过的。当这栋大楼被拆毁后，一段历史也就永远成为了过往的记忆。

由此，又让我联想到几十年来，天津人民出版社社址的变迁——搬迁过多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承载着一段岁月芳华。不记录下来，那一切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可能堙灭无闻，于是我想，仅就我所知，写下如下文字吧。

天津人民出版社建社70周年了，70年的辉煌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出版界走过的发展之路。由于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局内各出版社多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母体衍生而来，因而叙述人民社社址变迁，实际上也相当于记述除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之外的局内各社的早期历史变迁。

以下依据不同的社址，依次记述本社的变迁概况。

出版大楼曾位于张自忠路189号，此为正规门牌号。大楼门边墙上原钉有尺寸约为30×40（cm）“张自忠路189号”铜牌，楼拆毁后不知去向。

（1）知识书店时期

1950年5月，由原来地下党创立的读者书店（负责人任希儒）和知识书店（负责人杨大辛）二店合并，定名为知识书店，是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前身。虽名为书店，但它内部已具备编辑、印刷、发行各主要出版元素，实际上就是后来所称的出版社。

知识书店总店设在原罗斯福路（今和平路）261号（今已改成其他门牌号），即锦州道与和平路交囗处靠西南一侧。另外，百货大楼斜对过的新华书店店址，以及与该店相对的马路对面的两个店(十几年前犹为科技书店和少儿教育书店)，其店面过去也应该属于知识书店吧？如今这些店面已成服装商店之类了，不复闻书香。

此外，在原河北路71号（四平东道与河北路交口处）设有编辑出版部。当时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知识书店的出书方向，以少儿读物及大众普及读物为主，出过《怎样读书》《邪不压正》《列宁传》之类的通俗读物。

和平路上最大的新华书店，原是知识书店总店所在地。

（2）从天津通俗出版社

到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2年9月，以知识书店的编辑出版部为基础，成立了天津通俗出版社，自此与书店有了明确分工。社址设在嫩江路159号（后改名锦州道6号，几十年后又变成10号），该楼是一栋旧时的公共建筑(旧银行)，地上三层，下有地下室，外观为红砖面。

天津通俗出版社出过《广播曲艺选》《朝鲜民间故事》《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评选劳动模范》《更广泛更充分地发动群众参加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之类政治类和文化类的通俗读物，出书仍以普及文化知识为主，其中提高思想觉悟为中心的书籍增多，反映出当时政治运动日盛的实况。

1956年3月，天津通俗出版社改名为天津人民出版社，林呐任社长。孙五川于1959年1月起任党总支书记。社址没变。大门口挂的“天津人民出版社”牌匾上的字是郭沫若所书（该牌匾在90年代初单位搬迁中被毁弃，可惜了）。

此后，出书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出版政治方面的通俗读物和理论读物外，也少量出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如陈邦怀《甲骨文零拾》《殷代社会史料征存》、陈直《汉书新证》、陆文郁《诗草木今释》、朱星《古汉语概论》、柯应夔《中国女性骨盆》等，俱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津人民社出版的社会反响较大的书，还是在思想教育方面的丛书，其中包括安子文《千锤百炼，改造自己》等书，很受大众欢迎。

1958年8月，在本社第二编辑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百花文艺出版社。但当时实际上还是一个出版社而对外两块牌子，因为两个社只有一套领导班子，内部设第一编辑部，负责人民社的编辑业务；设第二编辑部，负责百花社的编辑业务。（大致由孙五川负责人民社业务，林呐负责百花社业务。）百花社当时多出版散文诗歌、文艺理论读物，并与一些著名作家建立了联系，后来出版了如冰心《樱花赞》、梁斌《播火记》一类的有影响的书。

2000年，笔者曾到锦州道10号原旧址探访，其时已成居民杂居之地了。又过二十年，如今，该地早已建起了恒隆大厦，更不见旧社址的踪影了，令人有不胜今昔之叹。

锦州道上的出版社旧址。牌匾上的字为郭沫若书写。

（3）迁入哈密道《大公报》旧址

1961年，社址迁至哈密道12号（这是当时的门牌号）。此地是民国时期《大公报》社旧址。《大公报》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民间大报，它的巨大影响力，为天津新闻史上一大奇观。人民社能坐落于这样一家名报的旧址，也算是荣幸。旧址为一栋两层的老楼房，至今犹存，现为永真眼镜店。但人民社范围不止于此，大致在哈密道一侧，从和平路直延续到张自忠路的一段全是。1960年已由一轻局划归人民社领导的印刷厂，也迁至此地(称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50多家小厂子和60多个资本家资产合并而成的印刷厂)。自此编辑、印刷业务均集中在了一起。

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政治理论读物（称“学习与修养丛书”）渐成气候，先后出版了《浅谈“两点论”》《你能划清这些界限吗？》《锐气集》《生活·斗争·修养》等十余种，每种印数都是动辄几十万册，很受读者欢迎。但“文革”爆发后的最初几年，出版业务不能正常开展，当时的主要任务只是配合政治形势，编印政治宣传方面的活页文选之类，摘编“两报一刊”上的文章而已。可以说出版的图书乏善可陈。

   1967年，因“文革”混乱，一批干部群众被打倒，百花文艺出版社停办。原编辑部改称为编辑组。当时的大字报以″捣毁‘百花’黑店，砸烂津沪黑网″为标题，狠批津沪文艺界。姚文元说过:"上海有一些最坏的书是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而天津有些大毒草是在上海出版的。反正都是一丘之貉。"当时清理所谓毒草，上海出版的一批天津作者之书，如孙犁《文艺学习》、田间《短歌》、李霁野《卫国英雄故事集》、梁斌《砸古钟》……被当作毒草予以清理;天津也把在百花社出版的一批上海作者的书″批倒批臭″，如王西彦《唱赞歌的时代》、巴金《倾吐不尽的感情》、陈伯吹《礼花》、贺宜《我们开辟的小花园》……颠倒黑白的形势下，完全没有了正常的出版秩序。

和平路与哈密道交口处，大公报旧址，人民社也曾在此待过。

（4）迁至赤峰道

1969年1月，出版社又迁至赤峰道124号（后改为130号）。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则迁至尖山路（后为新华印刷二厂所在地）。

其地是一座两层小洋楼（后自行加高成三层）。这是一座有故事的楼。原为北洋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公馆。30年代特务川岛芳子在津活动时，曾寓居于此。抗战胜利后，据说又曾作为军统特科所在地。那儿的所有房间都有门相通，可以便利地从一个房间“逃到”别的房间去，很有特务机关的迷楼特色。楼底下还有地下室，据说那儿曾作为审讯、行刑的地方。

我初到出版社的头两年，就在此楼中工作。楼上楼下均为木板地，窗帘厚重，灯泡昏暗，上楼下楼时踩着地板会发出“喳、喳”响声，如果是夜晚独自行走，还不免有几分悚然感觉。用铁凝的话说，就是"天津赤峰道上那座有着木楼梯的旧楼房，楼梯整日吱吱作响"(《花之梦》)。当然这是题外话。

那时也曾有一些趣事。比如出版社隶属于文化局，为处级单位。中央文件一般是按级别下传，常常规定某文件某时段限传达至某一级别的单位。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最初通报事件的文件只传达到局级，作为处级的出版社还不知情，还在继续编印林副统帅的讲话之类宣传册。以致成批的林副统帅的宣传册印好了，要发行了，才接到上面的指令：赶紧封存、销毁。为此，人民社还曾向上级反映，为了不出政治问题，可否晋升为局级单位？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未实现。直至几十年后，按行政级别去套，人民社仍是一个“处级”单位（当然现在转企了，不兴用行政级别来比附）。

1976年地震期间，该楼受损严重，出版社人员不得不到尖山路本社印刷厂大院里，露天支起帐棚办公；后又迁至天津大学的临建房。前后在外“漂泊”了约一年之久，那时的工作条件真的很艰苦，而那时的人们工作干劲却十足，每当有最高指示到来或新的伟大成就诞生之际，都要与全市群众一起，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并分班分组以最快速度编印最新活页文选，发行到全市各个单位去。那也算是那一辈人“激情燃烧的岁月”吧。

1982年7月，又因小洋楼年旧失修，需要维修，人民社再度租用水上旅馆作办公场所，又在那儿待了半年。

出版社在赤峰道124号前后待了二十多年。在那期间，相传此楼房本上的户主署的是“天津人民出版社”。至1993年搬迁后，人民社就永远失去了这一“产权”（当然它仍属于出版局房产）。但随着城市改造，进入新世纪后，此楼与旁边其他旧楼一起被拆毁，现在那儿盖起了伊势丹大厦，再也见不到旧时踪迹了。商业巨头的宏大力量，轻易地将无数带着文化气息的旧洋楼，碾压成齑粉，永远从这个城市消失。

1971—1979年，作为直辖市的主要出版社，天津人民社按国家出版局的统一规划，参与了一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天津人民社与各地省级人民社级别相当，而因为是直辖市的人民社，其重要程度就明显突出一些，参与出版了一些国家统筹的出版项目，主要包括：大字本线装《吕氏春秋集释》《战国策》《词综》《清诗别裁》，以及《后汉书》等多部正史，还有法家著作选注系列（如《荀子选注》等），外国历史地理系列（如《日本历史》等），中外词典系列（如《英语同义词反义词词典》等）。当然，也曾迫于“四人帮”压力，出版过《小靳庄诗歌选》那样的荒诞作品，处在那个时代，这也属于身不由己所为吧。

“文革”期间，还曾出版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文革"结束后据此改编了电影《小花》，而刘晓庆、唐国强、陈冲三大影星，都是由这部电影一举成名。《桐柏英雄》署名“前涉”，是部队作家创作的，当时作者还应出版社之邀来天津，住在宾馆改稿。此书实由百花社编辑组的稿，但当时百花社尚未恢复，故署的是人民社名称。

1979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出版社也开始进行改革。重建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又以人民社科技组为基础成立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以人民社青少年组为基础成立了天津少年儿童出版社（随后改名新蕾出版社）。人民社印刷厂改名为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划归出版局管理。1983年8月，人民社又参与筹建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自此，局内各社齐头并进，彼此间不再有上下隶属关系了。但天津人民出版社作为母体，却是那几个社共有的源头。

赤峰道124号出版社旧址(此照片由笔者摄于2001年)。如今此地耸立起了伊势丹大厦。

　　80年代，乘着改革的东风，人民社发展极其辉煌，在全国都称得上是引领风气之先。原人民社领导孙五川升任出版局局长，极富创造力，使天津出版享誉全国。人民社在那时候也颇有亮点。

一是《八小时以外》杂志创刊，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最早出现的休闲杂志，它甫一问世，人们曾排队抢购；最高月发行量曾达到160万册；它曾组织全国甲级足球赛；它的编辑为组稿能成为中央领导的座上宾……《八小时以外》编辑部的老人们至今仍对过往的辉煌津津乐道。只可惜，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旧风景，已永远逝去。

二是中断了数十年、由费孝通领衔的社会学丛书在本社出版，推动了这一学科的重建与发展。余秀老师为此事做了不少工作，也与费老建立了良好关系。20年前，我还与余老师一起去拜访了当时已90高龄的费老，费老为我社题了词。

三是出版鲁迅研究资料丛书和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使本社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出版方面的重镇。当时社里出版科的同志还曾戏称我社快成鲁迅资料出版社了。应当承认，编辑李福田先生在这方面是做出了贡献的。

《八小时以外》杂志社几枚旧章，按理应当销毁，而从保存历史见证来说，毁了可惜，所以我将其保存下来。

　　四是作为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的重要推动者，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先生开始了多年的合作，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与出版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殷湍渊老师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五是以“青年时代丛书”为代表的青年读物、以“外国名人传记丛书”为代表的编译作品，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

六是屡有全国性的大畅销书问世，如《当代干部小百科》，从编纂形式到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还有“禁书”《文化大革命史》，印刷出版后赶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停止发行。那是国内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由个人编写的“文革”史，后来一直有盗版。当然作为禁书，它还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80年代，真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年代！后来每当与出版社的老人谈起出版社的80年代，依然是激情澎湃，颇有“东京梦华录”的意思。

出版社在"赤峰道124号"老楼里出版了大量好书，结识了大批作者。那时编辑与作者间常常是通过书信联系的，好些作者因对出版社充满好感，而对那个未曾谋面的赤峰道124号社址有了非常高、大、上的想象，直至真到现场一看，诚如一位作者感叹的:

"房子是这样的破旧，木梯是这样的狭窄，办公室是这样的拥挤……"(张昆华《你就是散文》)

而正是在那儿，曾演绎了不尽的书界繁华……

费孝通主编的“社会史丛书”

（5）张自忠路189号时期

1993年，各社进驻位于张自忠路189号的出版大楼。大楼隔海河与广场主席台相望，后来主席台拆了，便可以远远看到意大利租界旧楼。

出版大楼三楼为教育社，四楼科技社，五楼科技、新蕾社共有；六楼新蕾社；七楼人民社；八楼为人民、百花社共有；九楼百花社；十楼古籍社。

其实，出版大楼最初设计是要盖更高的楼层（大约十五六层吧？），地基打得非常深非常牢，墙体也非常厚实。后来可能是资金原因，最终只盖九层（最顶上的十层非正式楼层，连电梯都不能到达）。楼体平面为折尺状，后面还有一栋六层楼，其四层以下为学校（因盖楼占用其地而为其所盖），五六层归大楼管理处管理。其中五层是个大厅，90年代曾有一个时期每天中午各出版社的人员到那儿去学跳舞，曾是大家十分欢快的一段时光。

90年代是中国出版大发展时期，天津出版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仍砥砺前行，努力开拓进取。天津人民社也不例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好书，并连年斩获国家级出版大奖。值得一提的书包括：《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以及“改革面向新世纪”丛书等等。

由于天津市海河景观带的规划，出版大楼被列入要拆除的规划当中。出版大楼仅使用了11年就要拆除，十分可惜。不过原大楼的外观设计着实令人不敢恭维，它要留在海河边也确实有点煞风景。

各社不得不再次搬迁。出版局曾考虑在河西区花8000万元购置一处十几层的“烂尾楼”改造成出版大楼，可惜此议未能实现。据说和平区极不愿意各出版社迁往河西区（影响本区税收），于是经过多方协调，让各出版社迁入了和平区西康路上的康岳大厦。

海河边那栋大厦已拆除。图片楼顶“天津人民出版社”几个字是美编PS上去的。

（6）康岳大厦时期

康岳大厦并不是一座新楼。楼北侧归银行所有，出版局拥有楼的南侧。2003年6月，人民社与其他诸社一起，从张自忠路189号搬往康岳大厦。

因新搬去的大厦中的办公室需要装修，人民社遂租借了佟楼凯特宾馆的一层二层作为临时办公场所，整个那年的夏天，员工们是在那儿度过的。

进入康岳大厦后，三四楼为教育社，五六楼为人民社，七八楼为百花社，再往上有新蕾社、科技社、古籍社等。

人民社过去是输出干部较多的单位。改革开放以来由人民社领导升任出版局局长、副局长的同志，先后有孙五川、柳心、陈砾、李树人、成其圣等，调各兄弟出版社担任领导者也不乏其人。因此，在各出版社中，人民社天然地有一种突出地位。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几十年过去，人民社在天津各社中的"老大"地位，渐次消失，如今各社除了周年社庆尚记得要"归宗"礼敬外，其他时候就完全与当年的"老大"平起平坐了。这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事儿，此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谓吧！

人民社从2003年至今，努力创品牌、创效益，既大力开拓本版畅销、常销书，又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我所用。此期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中东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刘泽华全集》，以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现代作家年谱系列等等既有很高学术价值，同时又深受市场欢迎的高品质图书，纷纷面世，树起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在书界的良好形象。

如今，天津人民出版社发展的接力棒，已传承到了新一代的出版人手中，相信他们会将本社优秀的品质、光荣的传统，继续发扬光大！我们期待着未来，新的捷报频传、新的荣光灿烂。

(陈益民/文)

【说明】以上文字仅凭个人所知而书，未必都准确，还请出版社老人们指谬。多谢了！

[反馈]

本文原误将百货大楼对面书店当成知识书店总店，有出版界老人指出:“知识书店总店是锦州道口的那家书店，不是百货大楼对面的书店，有案可查。”谢谢朋友提示，已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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