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船说起，

金际洲

　　我今年70岁了，很多往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想来想去，还是从船说起吧，或许可以把大家的记忆再往前推几十年。

实际上我们的家庭是和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我们的变化与命运也是和船紧紧的连在一起的，因为船，我们全家从农村来到了城市，所以说是船改变了我们的一切，还是因为船，我们对生活充满了期盼和希望，所以说是船养育了我们。当然除船以外，还有驾船人的酸甜苦辣和不屈服命运的奋斗精神。

听父亲说，那条可以装载30吨左右货物的木帆船是我们全家在武汉市可以安身立命的根系所在。所以关于船的故事一直在我头脑里长久的挥之不去。每次到江边散步，看到江上行驶的船只，我都会驻足凝视很久，遥想当年，在这风高浪急的江面上，一只木帆小舟搏浪急进，该是多么艰难的拼博。那拉纤摇撸的场景也会象画面一样在我脑中浮现。

在1945年的8月，日本人投降以后，光复后的武汉市也是百废待新，各行各业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作为武汉运输业的支柱产业，水上运输也十分兴旺。稍有积蓄的人家也纷纷置办船只跑运输，也都想在光复后的充满希望的年代里分一杯羹。

当时在汉阳鹦鹉洲，有个甘姓人家，家境虽不十分殷实，却也稍有积蓄，当看到置办船只跑运输的确能赚到钱，买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时，即以自家的积蓄230块现洋购买了一条大半新的可以装载30多吨货物的木帆船。买船后，苦于没人驾驶，便四处托人打听，欲聘请能驾船的师傅。当时母亲还有个小姨，我们叫姨婆就住在鹦鹉洲，也是个船上人家，经姨婆的介绍和引见，父亲从乡下来到了鹦鹉洲，帮甘家驾船。

父亲出生在汉川索子垸，这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汉水在这里划了一个大大的圆，在圆的结合处还没有合拢，又急忙折而向东奔腾而去，这个圆形的半岛就是索子垸。在这里的人都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同时，面临周边汉水的便利，与水相连的船只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利用汉水的船只运输也十分发达。驾驶船只也成了当地的索子垸人必须熟悉的技能。

我们的父亲在13岁，大概是小学毕业后，十分不喜欢做农活，因父亲在家排行最小，他上面还有五个哥哥，由于是老幺，也较任性，不愿干农活，听母亲讲，经常性的，他拿着农具下地干活，待一会儿就只看见农具，看不到人了，他丢下农具，跑去玩了。后来干脆不干农活，跟着他的二个哥哥，我们的二伯，三伯一起去驾船了。命运也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把我们和船接上了緣份。

一个十几岁的半大的孩子，到了船上，按船上的规矩是只能烧火做饭的，因此父亲能烧得一手好菜，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除了做饭，父亲也开始学习驾船的各种技巧，要把握船舵，保证航向，要辩别风向，准确使用风帆，同时也要熟悉汉水、长江的水势水情以及船只在行驶中的各种灯光信息。这样慢慢的，在20岁左右便能独立的操纵船只了。

父亲的驾船技能是非常好的，深得同行的赞许，在1963年的技能评比中，父亲被评为二级驾长，要知道整个水运公司一级驾长就二个，二级驾长也是凤毛麟角，父亲的很多同行也就是三级驾长或者三级水手。

在姨婆的引见下，父亲与甘家达成了协议，帮甘家驾船，跑运输，也就是帮工，这样也可以养家糊口了。

父亲在武汉市跑水上运输，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父亲有个亲舅舅也在武汉，是汉川船帮的头领，他主要是联系货源，组织船只，相当于现在的调度人员，他在集家嘴岸上茶馆里有个包座，每天随时都可以找到他。有很多货主要运输货物都会去茶馆找到他，洽谈货运事宜，然后他再安排船只。他很正直，公平，是船帮中自主产生的头领，他也很精明能干，对货运的价额以及船运的来去时间，所耗的费用都十分熟悉，大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和气魄。

在他的呵护和照料下，父亲的船运生意一直都很好，慢慢的也有了积蓄，也开始在鹦鹉洲买房子，置办家什。除此之外，父亲也看到了船运业在当时的难得的商机，也萌发了自己购买船只跑运输的想法，也准备自己买一只小船，独立单干。当时甘家看到父亲有独立单干的想法，也十分慌张，四处托人搓合。后经父亲与甘家反复协商确定：父亲不再自己买船，而是购买甘家船只原价额的三分之一，即甘家原价是230块现洋，父亲只要拿出73块现洋便可以享有这条船的三分之一的股权，父亲就有了股东与帮工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收益。可见现代企业的让员工持股的办法，在我们的老祖先那里就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了。听父亲说，如果再晚解放几年，我们家会成为地主，可见当时的水上运输是非常红火的，其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样的经营模式一直持续到解放 后的1953年。在1953年国家实行公私 合营政策，赎买私营设备，组建国营企业水上运输公司。当时父亲就以那73块现洋所享有的三分之一的股权成了“资方人物”，每年享有利息和逐年的本金偿还。

另需要说的是，在私营改革的成份划定上，因父亲所持的股金较小，而且大部分的收入仍靠父亲的劳动所得，因此我们家的成份依旧是工人，而甘家因靠资本投入所得，被划为独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家也添丁增口，人口多了，生活日渐见拙，那每年的利息就成了我们家日盼夜盼的希望所在。每到年底，家里就盼望着父亲能拿点钱回来，添置衣服，改善生活，记得在三年灾荒年间，国家停发利息本金，家里就干巴巴的指望着父亲的一点工资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直到1964年国家要补发前5年的利息，听到这个消息，对家里真是天大的喜讯。记得那天晚上，父亲回了，我们全家围在火盆边讨论着拿了钱后应该买些什么，大家诉说着，争辩着，夜已经很深了都还激动得没有一点睡意。第二天，父亲一大清早便带着我到水运公司去取利息钱，一到水运公司便看到人山人海沸腾的人群，都聚集在公司门口，等待取利钱。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取了钱以后，我们大大的奢侈了一回，我们下馆子每人吃了一碗肉丝面，我们上澡堂，洗了澡。我与父亲还各买了一顶皮帽子，后神气十足的回到家中。

至于那只船中父亲所持有的本金，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才偿还完毕。船的故事也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化了。成了翻过去的依然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