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进校园

溳水浪

　　64年九月，秋高气爽，在社会上逛荡五年之后，我又重回校园，过上了学生生活。

石油学校位于锦州市北隅，坐北朝南，与著名的解放军205医院遥遥相望。

走近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整齐排列的四座大楼，自东向西，分别是女生宿舍、教学、男生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前，一座圆圆的大型花坛，五彩缤纷的鲜花正在盛开；校园里，一排排冲天的白杨树在秋风中摇曳，好像在热情地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一届学子。

大门口，几位学哥学姐在亲切的接待新生，问明我的情况后，便把我送到了仪表114班宿舍，先到的同学忙着抢过行李，帮忙安顿起来。

此时的我，已经与以前大不一样。从小学到初中，我在同学中年纪最小，一直是班里的小不点，学姐学哥们关爱我、呵护我；辍学五年后的今天，我一跃成了班里的老大，年纪最大，个子最高，站排是排头，座位在最后，我成了同学们的学哥。角色与环境的变化 ，需要我努力去适应。

学校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 。入校不久，就发生了两个小插曲，差一点改变了我的命运。

报名后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复试体检，因为中考，我报名前已经在市医院检查过，所以很有信心。没想到，大部分项目都通过了，到血压一项，卡住了，我的高压值，竟然达到150多！

为我们做血压检测的是一位华侨女老师陈玉梅，这位华侨，在当时的锦州市，早已闻名遐迩，今天才得见其人。陈老师长得很美丽，圆圆的脸庞上，镶嵌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上涂上浅浅的口红，满头的黑发，烫着大大的波浪，身着红黑黄彩条的长裙，显得格外的高雅端庄。

陈老师看着我，和蔼地问道：“张有宽，你怎么了？血压这么高？”

“我不知道啊！从前体检时还挺正常。”

“刚才你跑步了吗？”

“没有啊，我们班排队走来的。”

“来，伸出手来，我看看。”，陈老师按住我的脉搏，吃惊地问我：“你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

是啊！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心好像要蹦出来一样。

“不要着急，你到外边走走，一会儿再来检查”，陈老师安慰我。

我顺从地在楼外溜达了一会儿，再查，还是不行，我有点着急了。这要是总不合格，上学的事不就要告吹了吗？

陈老师看出我情绪的波动，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先不要查了，中午你好好睡一觉，下午再来吧。”

午觉醒来，一到医务室，陈老师马上对我进行复检，一会儿，她满脸微笑，一边摘下听诊器，一边高兴地告诉我：“没问题，通过了！”

我激动地站起来，深深地向陈老师鞠了一躬，“太谢谢您了！”

这入校的第一关，如果没有善良的陈老师真诚帮助，不知道会出现多少不测啊！

机缘巧合，从此我的生命里，多了一位贵人，我与陈老师之间的友谊，延续之今。

我班师生入校时摄于校门口

毕业50年后的陈老师与我

　　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组建了团总支、学生科、政治教研室三套马车来主抓学生的思想工作，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来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

国庆节前夕，学校组织我们到锦州铁路技术馆去参观阶级斗争展览，展馆中的一件件展品，都在洗涤我们的灵魂，特别是抚顺万人坑的复制品，更给了我们强烈的震撼。

中午，学校为我们送来了午餐，每人一个面包，一包熟肉，一根黄瓜，按班级依次分配。应该说，对我们学生来说，这样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没想到，一顿有荤有素的午餐，还引来一场变故，我差一点儿因此丟掉了小命。

总务科的老师为我们分发食物，作为班里的学哥，又是学生会的文艺部副部长，我自然应该等到班里最后一名去领取，紧接着我的，是下一个班——仪表115班。

夜晚，自习完毕，同学们回到宿舍，有的在洗洗涮涮，有的在说笑打闹。

我躺在床上，打算先休息一下。突然，一阵剧烈的腹痛，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用手使劲地按住腹部，忍着疼痛，不让我影响到同学们的兴致。

然而，病情并不给我长脸，疼痛越来越厉害，我蜷缩着身体，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

同学们发现了我的异常，纷纷围了过来，有同学迅速跑到楼下的医务室找来了值班医生胡艮大夫。

胡大夫简单地了解了我白天的情况，恰巧隔壁仪表115班也有同学出现了我的类似病情。胡大夫一看，大事不好，一定是出现了食物中毒！他马上向学校领导汇报了学生中的情况，建议在全体学生中普遍检查，将中毒的学生迅速送往医院抢救。

我们生病的几十个学生坐车来到省立附属医院，一进急诊室，我就马上跑到卫生间，上吐下泻起来。

一阵狂吐狂泻之后，我浑身无力，站起来都十分困难，待我挣扎着挪进急诊室，便一头栽倒在长椅子上。医生一见，赶忙过来为我诊治，他急切地告诉我：“你太幸运了，如果上吐下泻发生在学校，然后再到医院来就有点晚了！”

这次事件，原来是学校所购的熟肉制品中部分过期变质所致，这部分食品正好被我和下一班仪表115班的师生遇上，其结果是，中毒的学生由于抢救及时，全部转危为安；而115班的班主任吴老师，因为被家属耽误，白白地丟掉了性命。

我侥幸逃过一劫 ，救我一命的是医务室的胡艮大夫。如果不是他迅速而果断的处置，我的后果可能会难以想象。

胡艮老师（中坐者）王丕中（右）与我（左）

　　当年，我们的学校是石油部的重点学校。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全国的各级学校都面临调整充实的境地，不少学校被停办下马。反观我们学校，由于朱国华校长的努力，不但没有被缩减，石油部反而将其它下马学校的物资设备以及精兵强将都调入我校，大大充实了我校的教学力量。

建校十来年，我校向全国石油战线输送了大量的建设人才，大部分学生成为企业的骨干力量。这都源于我校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综合能力的培养。

以我们仪表专业为例，我们学习的理论课程不仅包括语文数学等一般的基础学科，而且还要学习化工仪表、电子技术、炼制工艺、力学、金属工艺学、水力学、电工学、电磁学、制图等等十几门课程。实践课则有专门的仪表实验室，其中配备了当时国内比较先进的气动仪表及电动仪表。从我校走出的毕业生，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所以很受基层单位的欢迎。

本届仪表专业共招收了两个班，分别来自锦州、沈阳、抚顺三个地区。

我班的班主任张淑珍是我们的仪表实习教师，她个子不高，梳着两条短短的辫子，两道浓浓的的眉毛，黝黑黝黑的。她是当年的留校毕业生，想来当年一定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

张老师脾气很好，待人和颜悦色，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看到她发过脾气，用谆谆善诱来形容她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班共有47名同学，其中女生20名。这47个同学中，大多数是应届初中毕业生，还有6个同学（4男2女）属于社会青年，我是其中之一。

由于辍学，我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4、5年，多年的磨练，虽然我增长了一点社会经验，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感染上一些社会上的不良习气。在处事上，我比较圆滑，在待人方面，我没有同学们真诚；因此，同学们不习惯与我相处，对我敬而远之。

开学不久，我便感觉到这种疏远，我意识到，如果我长期孤立于集体之外，将对我今后的学习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我下定决心努力改变。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首先在学习方面下功夫。

语文课的作文开篇题目是“我们的学校”，这是我的强项，我以“校园漫步”为题，从旧中国的“洋油”，到解放初期的贫油，然后到石油工人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发现大庆油田的英雄业绩，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热情歌颂了石油战线创造的丰功伟绩，表达了我们作为石油新兵的喜悦之情。

这篇作文受到语文教师赵菊芳老师的好评，与我班王旭、贾杰同学的作文一起，在教学楼展示，以资鼓励。同学们看后，也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

一天下午的第一节课，是“金属工艺学”。徐贵仁老师正在用他迷人的磁性男低音讲授着“奥氏体”与“马氏体”，明亮的阳光从教室的南窗户射进来，照在我们身上，好温暖！慢慢地，我睡着了。

突然，一个严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张有宽，回答我的问题！”

我呼的一下站起，楞楞地看着讲台上的徐老师，“我没听清，请你再说一遍。”

“没听清？是睡着了吧！”同学们哄堂大笑。

“……。”徐老师重复了刚才的问题。

“马氏体。”不知道是老天爷相助还是我冥冥之中听懂了老师的讲课，我脱口回答道。

“张有宽，你可真有本事，睡觉还能耳听八方，答对了，坐下吧。”徐老师很诙谐，又褒又贬地夸了我一句。

从此，我的聪明，得到大家的肯定，同学们学习中遇到什么难题，都愿意与我探讨，我当然甘心奉陪，这样自然密切了我们同学间的关系，何乐而不为呢？

后来，探讨的问题多了起来，同学们热情地鼓励我登上讲台，跟大家都讲一讲，于是，我仿佛又重操旧业，当上了同学们的业余教师。记忆中，我们一起探讨过“电工学”里电与磁的关系，制图课里物体的透视关系……。印象最深的是探讨“电子技术”中的“调制与解调”，因为我能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解释这一复杂的理论，所以大大帮助了同学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探讨，貌似是我在为同学们解难答疑，实际上更是在帮助自己进一步的深化学习。因为，如果我自己不明白，就根本无法给别人讲明白；同时，我讲一次，就等于自己又复习了一次。所以，在校学习期间，我的大部分学科成绩都很不错，与此有很重要的关系。这也就是现代人所谓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吧。

当然，我并非门门课程都很精通，“水力学”就学得不甚明白，有的内容，自始至终都是糊里糊涂的。

“水力学”的老师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大学生。第一次来给我们上课，还略显得有些慌乱。

新老师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先在黑板左侧写上一个大大的“勾”字，

“同学们，我姓勾。”同学们纷纷窃笑起来，怎么还有这么（苟）难听的姓？

然后，勾老师一个箭步跳到黑板右侧，写上“义文”两个字，“名义文。”这样的介绍方式，令同学们笑了起来。

也许是因为“水力学”过于深奥，也许是因为勾老师刚开始教学，对学生的接受能力还不甚了解，我们的“水力学”从开始就学得不深不透，越到后来就越严重了。

一次，讲到“水力学”中的“伯努利”方程式，它涉及流体流速与压力的关系，这是我们将来工作中设计流量计孔板时必须用到的重要公式，我们曾经与勾老师请教过多次，但是始终没能掌握它的要领，所以有调皮的同学给勾老师起了一个外号——“白努力”。

我与同学们改善关系的努力，在学校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中又前进了一步。学校鼓励同学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我作为学生干部，作为同学们的学哥，自然要起带头作用。

每天课余时间，教室里便会见到一对对儿的同学在促漆谈心，这对解决同学中的思想问题，化解同学之间的矛盾，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和我谈心的同学很多。

一天晚自习之后，平时很少与男同学接触的女生赵德凤找我谈话，她素来以心直口快闻名，谈了一会儿，赵德凤单刀直入地问我：“张有宽，你和那么多同学都谈过话，为什么没找过方XX呢？”

我有点懵，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赵德凤是受人之托？还是自己的意见？我搞不清楚。

说心里话，因为方XX同学与我一样，也是一名社会青年，年龄也比班里的女生大一些，她身上也有一些社会青年的毛病，所以我和她的接触少了一些。 我老老实实地向赵德凤谈了自己的想法。

“谁都有缺点，如果因此都不理她，那样她不就孤立了吗？”赵德凤直率地对我说。

赵德凤说得对，我只能虚心接受。

通过“一帮一，一对红”活动，我与班里很多同学交换了意见，消除了隔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同学们慢慢包容了我，接纳了我，我与曾经疏远我的同学成为了好朋友。每天，我们一起勤奋学习，一起实习劳作，一起锻炼身体，一起打闹嬉戏。课余时间，同学们围在我的周围，或欣赏我弹琴演奏，或随着琴声唱歌，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学校管乐队

学校体育队的叠罗汉表演

　　此时，我们无忧无虑，整天陶醉在幸福的学生生活之中。

锦州石油学校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们在这里衣食无忧，学校包食宿，包分配。冬配冬装，夏发夏装；每个月每人发放伙食费13元，加上粮食补贴，足以让每个学生吃饱吃好。

这里是汲取知识的殿堂，尤其关注学习本专业的最新前沿技术，国内电动2型仪表出现不久，一本“DDZ2型电动仪表”到教材便摆在了我们的书桌上。

这里提倡“百家争鸣”，记得社会上关于“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的讨论刚刚出现，我们的政治课邵老师就引导我们进行了这一问题的争论，尽管我们的认识还很肤浅，尽管邵老师因此在文革中遭到批判，但它仍然是我校良好学风中亮眼的一笔。

这里为我们学生提供了充分施展才华的午台。“万物霜天竞自由”，政治上“重在表现”，我因为当过几年老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并且还会一些乐器，所以被学校选拔为学生会文艺副部长，与学姐张素兰部长一起，在学校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我们成立了学校管乐队、弦乐队，组织了国庆、元旦全校的大型文艺汇演。特别是两个乐队的出现，大大活跃了学校里的气氛，课余时间，管号声、丝弦声此起彼伏，学哥张秀峰的小号独奏“红梅赞”，学弟纪锦兴的二胡独奏“赛马”，成为流传于校园里的经典；周六的夜晚，当张秀峰同学在解放军三护校楼顶平台上吹响起“红梅赞”时，那婉转悠扬的号声，在校园上空久久回响，摄人心魄，令人陶醉。

我们学校十分重视体育活动，各方面体育人才的能力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发挥，我们的同学曾经取得过锦州市学生运动会的竞走冠军、长跑冠军、铁饼冠军、乒乓球单打冠军的荣誉；每次市学生运动会，我校运动员矫健的体魄，整齐的步伐，都会令人啧啧称赞，成为锦州市学生运动的亮点。

这是一所多么美好的学校，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校园生活！照此发展下去，1967年毕业后，我们将高唱着“我为祖国献石油”，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在广阔的石油战线上贡献出我们的青春和力量。

可是，这一切都在1966年6月戛然而止 。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凌辱人格的批斗

“516”通知吹响了中国大地上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校园里迅速贴满了炮轰学校各级领导的大字报，“斗批改”在学校轰轰烈烈地展开，紧接着，运动的恶果开始在校园里显现：

党委宣传部的李茹兰老师被剪成了“阴阳头”，惨遭批斗；

仪表教研组主任石国勋老师，因为对运动的恐惧，用剪子戳瞎了自己的双眼、绞断舌头；

湖南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闵学浩副校长，因为在解放前有十几天的历史交代不清，被逼得全家三口服药自杀，夫妇双亡，女儿因为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年幼的生命；

才从大庆油田调入我校不久的党委书记吴斌，不明原因，盗出学校武器库里的手榴弹，自爆身亡；

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我校创始人，全校师生敬重的朱国华校长，因为不堪凌辱，从办公楼上愤而一跳，腰部被摔成重伤，侥幸活命……。

黑云压城，一场巨大的风暴来临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