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无线电

李秀瑜

——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2600字）

[原创] 李秀瑜/文

一九六二年二月，我的父亲和母亲卖掉了各自的手表和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付清了全日制托儿所几年的欠款，将六岁的我接回家来。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眼就是我家窗户外有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四方型的网状天线连接着室内墙上一个小木盒，木盒外两根细细的电线又连接着父亲头上的耳机。

父亲看着睡眼朦胧的我说：“这是无线电矿石耳机，里面有人讲故事，有人唱歌。”说着就摘下耳机戴在我的头上。我听到了广播的音乐和歌声，太神奇了。

我四处张望寻找说话的人，家里除了父母和睡在摇篮里的弟弟，没有其他人。父亲看出了我的疑惑说：“唱歌的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声音是通过无线电波传向空中，我们的天线接收后放大信号，由耳机还原声音，你就听见了。”父亲接着说：“你上学以后就知道了”。

　　据说，我家祖上几代人在巴县铜罐驿开酒作坊，日产白酒千余斤。家里经济上有些宽裕，父亲小时候读书时，父亲的父亲请来私塾先生到家里来教书，私塾先生只教写字和四书五经，学算术打算盘。没有上过新式学校的父亲，不懂数理化，更不懂来自西学的无线电。

　　一九五八年反右斗争后，父亲戴上右派帽子被送往重庆广阳坝农场，接受提高“思想觉悟”的劳动改造。劳动之余，他自学了初中、高中数理化各科，特别是对物理学感兴趣。几年劳动改造，也把他改造成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由于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解放后在机关又自学了各种美术体，机关的标语全由他包办。劳动改造期间，每逢五一、国庆、元旦和春节，上级派吉普车把他从农场接回机关写标语，完成任务后又直接送回农场。也许是这一来二往的麻烦，也许是他经过改造有所进步。于是，组织上摘了他“右派份子”帽子，将他降为“内挂右派”。《决定》不向本人和群众公布，由原单位和居住地派出所以及居委会暗中监督改造。

　　一九六一年元旦前夕，父亲从农场回机关上班，业余时间，为了践行农场自学的物理知识，父亲在新华书店、五交化公司电器元件门市部和旧货市场，买来无线电书籍、工具和相关器材，又托朋友在美术公司工场部买来边角的三层板、五层板和胶木板。下班以后，自己动手做收音机木盒子、绝缘电路板，自绕线圈，开始摆弄他的无线电。

　　晚上，父亲用白纸做的灯罩蒙住家里的灯泡，遮挡散乱的射线，聚光于桌上，全神贯注地进行他神秘的业余工作。

我家的无线电也不断地升级换代，从矿石耳机、矿石收音机到二极管耳机，从三级管单管收音机到三只三极管、四只三极管、五管、六管、七管、八管……

电铬铁高温融化焊锡使松香产生的气味和烟雾，调整中周和寻找频道时由扬声器发出的尖叫声，不时地弥漫在家里，也穿过门缝，透过窗户传达至我家居住的大杂院。这味道和声音也曾经给家里带来麻烦。

那个年代，城里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墙上贴有“提高警惕，防火、防盗、防特”的标语。时刻提醒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反特电影《羊城暗哨》、《铁道卫士》上演后，我也曾暗暗地怀疑父亲可能是潜伏在大陆的“美蒋特务”，心里有说不出的担心和害怕，同时又希望父亲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党啊。

　　一天晚上，我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父亲开门后，一群人涌入我家，为首穿制服的中年男子看到桌上的镊子、螺丝刀、电铬铁，电阻、电容、磁棒、线圈、扬声器和万用表等工具器材。

制服男盯着父亲，生硬地吼道：“李陌声！你在干啥子？”

父亲惊愕地回答：“在装收音机。”

制服男：“装这玩意儿干啥？想收听敌台吗？”

辖区派出所李户籍（女）鼓着恨恨的双眼严肃地说：“据群众反映，你经常半夜三更都在摆弄收音机，是不是收听敌台？”

父亲耐心地解释：“我装的是中波，不是短波，只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电台。”

制服男指着桌上的电器元件说：“这些东西哪里来的？有证明没有？”

父亲说：“在商店买的，有证明。”

于是父亲拿出单位证明和重庆警备区特行科批准购买三极管的文书。上面写着：批准无线电爱好者李陌声同志购买三极管。

看着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大红印章的证明和重庆五交化公司开据的发票，制服男收敛了凶相说：“所有的零件要收拣好，不得丢失，否则，后果自负！”

从此，我不但打消了对父亲的怀疑，且肃然起敬，感觉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夏天到了，火炉般的重庆城闷热难熬。人们不等太阳落山，纷纷往街上路边浇水退热。傍晚时分，摆上凉椅、凉板、凉棍，聚集在街上乘凉。人们盼望着凉风吹来，盼着下雨降温。大人们有的拉二胡、有的吹笛子，有的讲故事。孩子们不晓得热，也不怕热。满头大汗地玩着“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女孩们跳绳踢毽。夏天的傍晚是我们童年幸福的时光。

到街上歇凉，我家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父亲凉椅边上的小凳子，放有他自己装的半导体收音机。

木匣子里传出电影《地雷战》、《地道战》的录音，吸引着街坊邻居的大人娃儿，大家围着它，奇怪又认真地听着，过路行人也驻足倾听。这时候，父亲脸上流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父亲到茶馆喝茶，也不忘带上他的木匣子。服务员上茶后，父亲打开收音机，木匣子传出京戏、川戏的唱腔，茶客们围拢惬意倾听，有人摇头晃脑，有人问七问八。半导体收音机可随人走动且听戏不要钱，这玩意儿方便又划算。有人问“这是什么收音机？在哪里买的？”父亲说：“商店卖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用220伏民用电。这是用干电池的无线电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是我自己装的。”人们惊讶又赞扬着他，他仿佛成了这里的奇人，且有些得意。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便登门我家，请求父亲帮忙为他家也装一个收音机。于是，父亲随手拿起桌上的烟盒，拆开后在烟纸的背面，写出一串零配元件名称符号，要求对方自己到商店购买，他愿意免费制作木匣子和安装收音机。

　　父亲在生活上省吃俭用，工资除了必须的开支，几乎耗尽在无线电上。为此，母亲多有微词。看着父亲装了拆，拆了装，消耗人民币也消磨岁月，我也为之不解。文革前至文革中期的十几年中，父亲为街坊邻居和单位同事免费安装的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大大小小起码有几十台，直到国营商店有晶体管收音机售卖了，父亲才陆续结束了他的为人民服务。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父亲收到了区委统战部为他出据的《关于李陌声同志被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结论写着：“……1958年将李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对亲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抽出销毁。”父亲热泪盈眶，拿着笔签下了：“此结论是实事求是，我无相反意见”。 签字的手有些颤抖。

从此，父亲将他的无线电器材、工具和书籍全部收拣入箱，我也再没有看见父亲摆弄他的那些宝贝了。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九日，父亲因病去世。他给我留下了有人民币七元钱的存折和几大箱无线电杂件。看着遗物，回想往事，我终于明白了，面对当年频繁复杂的运动，面对文革，父亲选择了逃避。自个儿躲在无线电线路中找寻自己的乐趣，以此忘记现实和烦恼。同时我也领悟了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在学习中找到生活的乐趣。

（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平反39周年、去世25周年。以此短文纪念。）

2020年12月2日于重庆

（图片为网络下载，向藏家致谢，如有不妥，告之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