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难忘的陈年往事之十五， __摘自拙作《实话》自序

吴勉坚（谢绝鲜花）

也许是从小就受到本性敦厚的父母多年的教诲所致：一个好孩子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能说谎话……　　还也许是我的血液中具有很强的遗传基因，因为我的父亲在他不太长的一生之中，曾多次为自己所说过的实话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此，我似乎从懂事之日起，就开始将只讲实话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 我的父亲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但属于典型的“布尔什维克”。然而，由于在1959年对当时席卷全国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讲了一点实话，一顶“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伴随着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厄运，一下子降临到父亲的头上。随之，便被遣送到鄂东南的阳新富水水利工地边劳动改造、边写思想检查，且一呆就是两年多！　　听母亲说，当年父亲所处的环境简直是生不如死，致使他曾数次自寻短见。两年下来，父亲的身体受到极度的摧残，直至患上神经性耳聋……从此以后，父亲的话语也就自然少多了。　　尽管时光流逝了五十多个春秋，但当年父亲反省住地那格外凄凉、恐怖的情景还让我记忆犹新。在工地旁边一座布满阴森森坟包的山顶上，孤零零地建着一间土砖房。在长达两个多春秋的岁月中，我只能趁学校放假之机，跟随母亲前来看望孤身在此面壁思过的父亲。每到夜幕降临时，年幼的我总是被吓得心惊肉跳。因为冬天那屋外呼啸的寒风，犹似一阵阵格外瘆人的鬼哭狼嚎；而夏夜坟包上方到处闪烁的点点燐火，恰象是一双双噬人妖魔的眼晴…… 可以断定，从我开始进入社会直到父亲还不到四十八岁那年骤然去世，他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的成长始终是忧心忡忡的。因为懵懂的年龄遇上混沌的岁月，必然会产生甚多迷茫的情绪以及一些在他听上去有点“出格”的实话。以致于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里，他经常告诫我的口头禅竞然是：“你己经有一个革命的父亲，但我不希望有一个反革命的儿子。”　　随着我的不断成长，父亲的优虑也似乎随之与日俱增。无疑，他十分担心年轻气盛的儿子会一步不慎而重蹈他的覆辙。记得在我十七周岁之后的一个夏日，父亲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来到我插队落户的金坪村。在昏暗的油灯旁，神色凝重地给予我三条忠告，并说这是决定我今后能否安稳地度过人生的基本前提。否则，我肯定会遭受各种不测，甚至是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一是不要再读书。因我平常太沉溺于书本，思想活跃且有些口无遮拦，极容易被心怀匝测的人抓住小辫子以推向社会的反面；二是不要当干部。因为不会见风看人说话，乃是历代官场的第一大忌。最好是做木匠，凭一技之长以安身养家。或者做邮差，即使遭遇兵荒马乱也不会有“失业”之虞；三是不要娶城里姑娘。因我的脾气虽坏但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还颇有孝心，由此极有可能会因为婆媳不和而影响家庭和睦，家不和则业不兴……　　写到这里，我只能乞求父亲的在天之灵多多饶恕，因老人家上述的三条忠告我均未听从。个中原因，既有他当时的忠告里含着甚多言不由衷的苦恼，也有我人生旅途中一些身不由已的无奈。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毕竟是不断地在艰难而缓慢地进步着…… 直至今日我还是认为，一个假话连篇的人，决不是一个真诚而心地善良的人。一个能夠容纳实话的世界，才是一个美好、生气盎然的和谐世界。然而悲哀的是，命运却往往令人讲实话难，在步入官场后讲实话更难，尤其是对一些能决定自己荣辱升迁的重要人物以及重要的场所敢于讲实话最难。因为往往此时此刻，你所面临的假话、空话、套话最多最多……　　回顾所流逝的岁月，应该说我讲求说实话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来源于父母的耐心教诲及一种年少气盛的秉性，属于典型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我在刚过而立之年即被破格提拔走上领导岗位时，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就油然而生，便立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们这个亟需变革与进步的社会怀颗实心，说些实话，干点实事，以一种全新的状态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接着，在遭受到一连串讥讽、指责以至残酷的打击之后，我也曾多次的迷茫与痛苦不堪，甚至也想过改弦更张。然而，在经过一段漫长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痛苦思考与煎熬之后，我终于作出了决断：任凭如何风云变幻、荣辱成败，就让实话永远伴随着我吧，我也需要通过实话来体现自己独特的人生价值。从此以后，实话也似乎将我的灵魂逐渐引入到一个近似于超凡脱俗的境界。 我尽管不怎么信佛，但比较相信因果报应。直到今天，我仍然执着地认为，只要我真心诚意的对待身边所有的人，就应该相信绝大多数人也会如此真诚的对待我。否则，这个世界就不值得留恋了……因为冥冥之中，我总是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给了自己太多太多的幸运，我没有任何理由玩弄什么心眼，而应该真心实意地为它的美好与进步尽点微薄之力。从我一出生便能吃上“百家奶”长大而不致夭折，应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我的父母共生育11个子女，其中9个包括我头上的4个哥哥均因饥饿与疾病而夭折，只有我和妹妹长大成人)。紧接着，我幸运地在年轻时入党，幸运地带薪上大学，幸运地毕业分配到省直机关，幸运地刚过而立之年即被破格提拔，直至幸运地成为也许是当今少见的“四六干部”(这是我2004年7月从四川赴江西履职，一帮朋友对我从政经历的高度概括。颇有意思的是，我是建国之后湖北省统计局的第六任局长，湖北省荆门市建市之后的第六任市长，还是四川省德阳市建市之后的第六任市长，在正厅级别上先后干过六个领导工作岗位)。 最幸运的应该是，尽管我的人生轨迹完全偏离了当年父亲的三条忠告，但他所预言的厄运毕竞没有降临到我的身上。在退休终于从曾让人身心疲惫的官场彻底解脱之后，我仍然活得格外的阳光灿烂。一是我的生理以及心理状态都颇为健康，还总想寻找机会去去南极、北极，爬爬珠穆朗玛峰；二是回顾自已的所到之处，都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干点实事,颇有几份成就感；三是在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结识了一大批真诚可亲的朋友……为此，我不能不这样聊以自慰，这应该是命运对于自己讲实话的最高奖赏与回报。 我之所以写这本《实话》，其意有三：一是叙述我进入社会尤其是步入官埸所说实话的经历以及感悟，以作为我们这个风云变幻世界一些片断的真实记载；二是试图让读者能借鉴我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实例，在不扼杀自已本色灵魂的前提下提升审时度势讲实话的能力以达到最佳效果；三是以此矢之不渝地宣扬一个执着的人生理念：让我们多讲实话吧，做一个真诚的自我和为保持一个真实而美好的世界尽几份微薄之力！　　此为序，这也是我的实话。 （文中图片拍摄于江西三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