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法抗拒。但是一个人在青壮年时期就早早离开人世，却是很不幸的，应为之惋惜！</p><p>在我生命旅途中就曾有一位同学非正常死亡！他的离去一直锁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永远的怀念！他，是我初中同学任。</p><p>任小我一岁，一米七左右，五官端正，面相给人以睿智、聪慧之感。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有过心酸的童年和少年。</p><p>任的父亲是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战争年代负伤，一只手臂被高位截肢。解放后在乡镇供销社当了一名普通职员。他老实巴交，与世无争。却因在国民党部队当过文书，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期间造反派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有一定的文化，虽说只有一只手，但健在的这只手写得一手好字，我小时候看到他被安排写墙报、黑板报，悬空书写毛笔隶书字，漂亮极了，书法了得。</p><p>任的父亲政治上被歧视也牵连到家庭！文革期间一家人处在社会最低层，成了二等公民。不但在精神上抬不起头，而且生活也特别困苦，任初中刚毕业就辍学了。</p><p>72年我高中毕业后，与任同时被安排在乡办企业竹扇厂做事。在一起时我才知道，任辍学后，14岁的他进入当地闭塞的深山老林学习竹扇毛坯加工制作。小小年纪远离家庭，趟上艰辛之路。记得在校时，它曾是一名活跃分子，乒乓球打得相当好，成绩也不错，可在扇厂，他变了！少了在校时的活泼和朝气，平日总是低头少语，心事重重，脸上挂满忧郁。</p><p>不久，我离开竹扇厂补办手续下放到梅溪公社劳动锻炼。一天，我从市区坐铁路上下班交通车去生产队，没想到在车厢里遇见了任，当时我特别高兴，见到我，他脸上也露出少有的笑容。通过交谈，我知道他下放在邻近的岳城大队。下车后我们互留了地址。一段时间内，在举目无亲的他乡，我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谈人生，谈理想，谈经历，无话不说。同我一样，他住在一农户茅草盖的偏房里，条件差，孤单寂寞。有一次我到了他那里，也不知他从哪里弄了一只鸭子，用煤油炉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煮熟。两人喝着低劣的红薯酒，享受着勤快活。有人说：只有经过没有朋友的寂寞，才能够品味出友情的香醇！我经历了孤寂落寞的日子，体会至深。</p><p>75年12月，我被招工至长沙，进入到人生新的工作和学习领域。</p><p>六年后，我与同为知青的恋人确定了婚姻关系，从长沙调回岳阳，安排在离市区20公里的乌江同轴电缆载波站工作。不久与任取得联系，知道他79年知青大返城才招工至市某公司。尽管他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们见面时不见他有多少喜悦，深邃的目光里仍然心事多多的样子，身体更显单瘦和憔悴。头顶家庭出身不好的那片乌云似乎一直在罩着他！</p><p>我回到岳阳，市内没有朋友。结婚时条件非常糟糕，一是没有住房。是姐姐将本来拥挤只有50平米住房腾一间给我做新房。是任买来各种彩纸，精心剪条、剪花、剪字布置装点。二是费用拮据。（当时自身存款包括当月工资只有130多元，母亲将一块上海牌手表卖出，变现120元）。在南正街岳阳饭店婚礼宴请宾客时，事先由口腔医院最要好的同学杨帮助与饭店沟通好，餐后集合礼金付账。任事无巨细帮忙。</p><p>婚后，我工作学习繁忙紧张！不久，被任命为站长、书记。全心扑在工作上。相隔一周甚至一月才会回城一趟。每次也总是来去匆匆。而任与我一个城东，一个城北又没有电话，不知不觉间中断了联系。</p><p>80年代末，我调市局担任邮电生产生活服务部、劳动服务公司总经理。一天，遇到一位来自任公司的员工。我赶忙询问起任的情况。对方听后一愣，”你认识他？他死了几年啦”！听到这一噩耗，我顷刻茫然，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一阵发酸，情绪不由自主下沉，不相信会是真的！</p><p>一会，任公司人员对我细说，我才知道他悲凉的死因。原来任因家庭出身不好，自卑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参加工作后，仍然内向、沉闷，寡言少语。性格孤僻的他30出头了也没有对象。可在一段时间与同单位一位长他几岁的有夫之妇关系甚密。两人是否有两性关系，谁也不知？但单位同事议论嘲笑，讽刺挖苦。甚至有人说单位要处分他。那个年代人言可畏，他胆小怕事，对生活失去信心。一天他爬至一高塔，从30多米高的塔顶跳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p><p>知道了任真实的死因，我心更加沉重，自责不已。不仅感叹生命的脆弱，又自责没有想法与任联系沟通，关心关注他。</p><p>如今掐指算来，任走了32个年头了。生命不能重回，友情无法弥补。任在我生命中的几次时间节点，给我以心灵的慰籍和无私的帮助，而我却未能给予他任何回报，特别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没能为他驱散心灵的孤独与悲哀，我心内疚，万分伤感！</p><p><br></p> 悲情人生 <p>作者在凤凰</p> <p>作者在盘石洲</p> <p>文革情景照</p> <p>岳州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