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理解秦风：在图像叙事的空间里孕育孤独

宜昌骆勇

　　《特殊陪伴》画出了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状态：生物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也画出了孤独的状态和灵魂样子：孤寂和独处。受孤寂和独处情绪的影响，碎片化了城市空间，用“心理图式”搭建意识剧院、用“身体图式”异化生物空间，衬托、丰满、凸透没落的乡村空间。

画出冲突：隐藏与叠加

就文学草根而言，若以传统“官方”（或行业通用）纸媒用稿为标准，历经2020年新冠疫情洗涤的医护工作者秦风，算是成功了。她的短篇小说《特殊陪伴》，首发于2020年第5期《民族文学》，后被2020年第7期《小说选刊》选用。她以文学的方式，完成了自身心灵的又一次洗涤。若论草根的传统人生，这次洗涤的时间有些漫长——以我与她在2004年初识于网络——东湖社区宜昌文坛的时间为起点，长达16年。

文学草根的喜和悲，莫过于文学创作方向选择的成与败。初识秦风，新诗见长，智性思维、魔性语言、见性跨度……大抵九年前，秦风转型小说，以生活日常之微、灵、哲见著，短篇小说《特殊陪伴》，融合了其新诗之见长、其小说之见著，消解了新诗之语言喻讽，淡化了小说之事件冲突，也算自身心灵瓶颈的成功突破——将秦风耳濡目染的地理空间——“山旮旯”异化，胜似戏剧的情境舞台，恰似玄幻小说的空间宝物乾坤戒，融人、物、时、空一心，化物理、心理、自身、他者于灵，小说的冲突源开始游离事件、人物之外，发于自然万物之中，掘于自身心灵之内。

《特殊陪伴》，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力大逃亡的大事件为背景，讲述背离城市文化之外的山村邻居老姐妹相逢一笑泯恩仇、相依为命倚空山的故事。因一只羊意外吃了几株麦苗而赌气结“仇”，并立誓老死不相往来。两位女主人公高大兰和梅三娘随后相继随子女进城，首先是高大兰，因不愿依附于女婿家族的女儿小琴受气、立志外孙子天天有肉吃而离城回乡；之后，梅三娘随儿子东平进城，终因婆媳关系、儿媳小家庭的和睦愿景，回归高大兰一个人坚守的栗树坡。小说以梅三娘回乡为始点，通过高大兰的女儿小琴回家、高大兰巧取梅三娘电话号码谋求贴近、梅三娘感冒、梅三娘丢羊等日常生活琐事，穿插高大兰与梅三娘结“仇”、两姐妹城镇生活的回忆碎片，再现消除冲突并抵达和谐的特殊陪伴的生活状态。

冲突，是文学尤其是小说必然的状态。从神话史诗到个性英雄、从族群宗教到政治经济、从个体忏悔到个性自由，作家用小说这种独特的冲突方式，呈现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心灵和体验共有的东西——救赎、自由、死亡、侵犯、世界的状态、我们灵魂的样子……（西蒙•沙玛）《艺术的力量》”，这些冲突，大抵是这样一些世界与灵魂的状态和样子：自然之间（如兴衰、更迭、迁移）、人与自然（如战争、灾害、物种）、人与人（如行为、观念、利益）、自我身心（如灵与肉、行与思、本能与道德）……仔细解构《特殊陪伴》，小说既无跌宕起伏的重大事件，也无“救赎、自由、死亡、侵犯”的悲剧情境演绎，唯有栗树坡那些院内院外、山上山下的生活日常，简简单单的高大兰、梅三娘、章医生、李杀匠……热热闹闹的家禽族群，但他们，却再现了日常生活一般“世界的状态”，这是人禽共生的自然状态；画出了现实生活常态“灵魂的样子”，这是心灵和体验共有的艺术意味，是日常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善与善冲突（黑格尔语）”。

《特殊陪伴》有关冲突的叙事，有一种图像式的画感，用隐藏与叠加的冲突画面，重塑劳力大逃亡之后的山村之静与动、人性之孤与傲、人生之独与群的社会空间生产关系，从冲突画面到冲突画感，叙事语言、结构和视觉的张力，加速与消解了其进程。

《特殊陪伴》的第1章，用叙事语言隐藏画面、叠加画感，纲要式的叙述了高大兰与梅三娘两位主人公及其延伸的冲突情境，一句话再现一个冲突镜像，这一章的千字文，素描当前日常生活世界中的10个冲突画面，同框呈现：“一路上，母子二人几乎没有对话，现在说任何话，里面都可能隐藏了传说中的的那根最后的稻草”，“最后的稻草”5字，隐藏了母子之间剧烈的冲突程度；“容青那小妖精容得下你？”一个“容”字、一个“小妖精”称谓，规避了婆媳之间的战争、城乡文化的差异与矛盾过程；“两个邻居以家庭为单位，以女人为核心，高度统一战线，视对方为空气”，刻画出了高大兰与梅三娘的女人、乡邻及性格冲突状态；“路的另一头，几只正在血腥厮杀的鸡见主人归来，立即停止了战争，拍着翅膀咕噜咕噜地欢叫着，连飞带跑地迎了过来”，再现了家禽之间的日常冲突、隐匿了主人降服家禽的阴谋与和谐场景，小说开篇首句“高大兰做梦都希望梅三娘能回来”，道出了高大兰的内心孤独与自身渴盼有人陪伴的人性冲突，“空寂的山野笼罩在淡红色的暮色中，静得令人发慌”，解读了空山之静与人声人影之闹的矛盾……

《特殊陪伴》自第2章至第7章，“老死不相往来”的心灵魔咒，将高大兰与梅三娘“解体为单个人物、事件和情节，又将这些片断重新组合在踵事增华的新形式中。”（尤迪勇《空间叙事学》），这些人物和事件被画在图像里特定的位置，它们的空间关系又可创造新的叙事联系，整个画面可以生出无数情节，任由秦风去选择、剪接、穿插“画框内的空间（尤迪勇语）”，也任由读者去接受、再生、填充“画框外的空间（尤迪勇语）”。

“画框内的空间”，以孤寡老妪之家及其院落、乡村卫生所为载体，择选高大兰与梅三娘各自的两个日常生活琐事（高大兰方面：女儿小琴回家、巧取电话号码试图贴近；梅三娘方面：感冒并取药、丢羊并寻找），书写人与人的冲突：独立个体人之间（母子、婆媳、女人、乡邻之间）、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梅三娘与病人家属）、心灵与心灵之间（生活习惯及文化差异、养老与尊严）、心灵与身体本能之间（孤独与骄傲、孤寂与陪伴）；点缀自然之间的冲突：因城乡环境自然衍生的差异（阶层、身份、地位）、赋家禽以名的动物之间（战斗、争抢、打斗）；隐匿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空山寂静与人声、人影、人气；山上的安静与人内心恐惧；满山坡的牛羊与人的鲜活）。自然之间的冲突、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增华”人的冲突，畸变人的叙事空间，让画框里的人物画面衍生画感，逼窄的乡村家院与卫生所，顿时鲜活、延伸、绵长，家院、卫生所联系的山村老人的孤寡与疾病，而成为读者再次创造的“画框外的空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创造，作家与读者“心灵的震颤（莫里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共振，再次“增华”陪伴的特殊性。

亨利•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这样解读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当作一种彩票，买彩票的人把赌注下在运气好坏上：通过嘲笑、谦恭、诱惑、讥讽，等等，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或结果……人们下注，博弈开始。博弈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冲突的关系。但是，这场博弈没有成功地击败日常生活，机会还在……家是社会安排和诗的事务，家产生诗和艺术的作品，但是家消失在承载经济功能的住宅面前。”高大兰与梅三娘的终极冲突，渊源于家的“经济功能”——羊吃麦苗，“以家庭为单位”的博弈，构架出了10个冲突画面，搭建了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关系，秦风通过“嘲笑、谦恭、诱惑、讥讽”的叙事语言，夯实了“特殊陪伴”的根基，特别是，隐匿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穿插在“自我身心冲突”中，“承载经济功能的住宅”——“用木桩将院子牢牢地围了起来”的东、西家院，自然而然地消解，及至小说的第8节，高大兰与梅三娘自然而然冲破了用魔咒筑牢的心墙、用木桩筑牢的院墙，“善与善的冲突（黑格尔语）”抵达和谐，而小说中颇有“悲剧情景”的“自我身心冲突”——因“毒誓”而让梅三娘不说话，也因“癔症性失语”的消解，完满小说的悬疑传统。

反复阅读，也能发现意外。叙事空间异化的进程中，深受传统背景与语境侵淫的干扰，因画面隐藏与叠加，在畸变冲突时，背景“脱离”和去语境化的痕迹明显，语式有点硬化、语态有点急促；部分叙事语言、结构、视觉的比例关系失衡；素描、讲述、说明之间的互用，独白、对白、自语之间的互换，边界有些模糊；部分人性冲突话题，掘而不深，笔有惧意。经典性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乡村空间：再造与并置

“美的完满（黑格尔语）”并非一蹴而就，这是传统，是秦风的真实人性体悟，是她对文学纯粹的追逐，是一名草根敬畏文学的真实写照：在我2004年始认识的网络文学草根中，她是唯一一个长达15年不出江湖、不露真容的特例。

《特殊陪伴》追逐完满的主题是用冲突解读孤独、用陪伴解决孤独，演绎一场“特殊陪伴”的幕剧。小说的开篇语“高大兰做梦都希望梅三娘能回来”就已暗示了“和谐的结果”，“做梦”、“希望”，架起了“人与自然冲突”的舞台，奏响了“人与人冲突”的序曲，拉开了“自我身心冲突”的序幕，无论是“自然”是“人”还是“心灵”，语言道具的背后，无不游曳着“孤独”的精魂。

精魂游曳在高大兰与梅三娘各自的“自我身心冲突”之中，首先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秦风用高大兰与梅三娘复合性格来营造孤独氛围。高大兰性子急，急在东平的眼里成了“一股戾气”，她的家禽也时常充满着战斗韵味，但她的孤独感，却以异常丰满的内心体味、自虐方式隐蔽呈现：“高大兰怕天黑，怕失眠，她已经失眠很长时间了”；“高大兰煨好的鸡汤，端上桌后，一个人坐在腾腾白雾中，却失去了胃口，没有人分享喜悦，没有人分享美味，人为制造的喧嚣过后，陷进了更大的无趣中”……梅三娘性子慢，行为理性：“梅三娘单薄瘦小，是慢性子，不太动肝火，收拾好了牲口，往往会坐在院子里喝茶，喝得很慢，一只手轻轻摩挲着卧在身边的小猫。”她的动物也不失娇柔：“小猫很舒服地张开四肢，把白白的肚皮露给主人，不忘发出一声娇嗔的咪喵”。但梅三娘情感的宣泄方式却是非常直接而有形，有无奈的泪光闪烁，有生气的蛇形泪水，也有坚守秘密的哭泣声……

高大兰“急”、主动贴近的“明”、家禽队伍的“闹”，对应于梅三娘的“慢”、“等等吧”的“隐”、家禽的“静”……秦风刻意省略的笔墨，演绎了两位老姐妹不同的“自我延迟冲突冲突”的反应，也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阴阳变化之道”，“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故天地配以阴阳（明·程允升《幼学琼林·夫妇》）”这种暗合，自然而然地推演出高大兰与梅三娘解决孤独方式的难度及不同走向。

已经忍受了独守栗树坡三年之苦的高大兰，必然会呈现出急、明、闹的叙事线条和情境，给读者赋予了高大兰貌似主动贴近、渴求和解的信息，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干扰下，除却展示女儿小琴回家与从李杀匠手中巧取电话号码的迹象之外，更多地是依靠高大兰的“心理图式”、家禽的“身体图式”来回顾和预示。已经没落的山村这个社会空间，开始转向、异化，在读者的视觉下，再造、并置了另外两个叙事空间：生物空间、文化空间。

生物空间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空间形式。《特殊陪伴》异化了生物空间，这个空间下已经不再单纯地局限于人这单一物种，家禽以其积极的姿态和存在方式用“身体图式”丰满叙事场所，凸透乡村空间。文化空间的“文化”，并不局限于科学知识，冯雷在《理解空间——20世纪空间观念的激变》里这样阐述：“在相对狭小和稳定的传统社会空间中，人类养成了邻里亲情，但是进入到都市社会后，这种感情并没有立即消失，而是激发了重新获得这种情感的渴望。人类所渴望的这种非现实的、理想的社会空间，就属于文化空间。”这种渴盼，在梅三娘的梦里：“东平走后，梅三娘迅速组建了由猫狗鸡羊猪构成的小队伍，开始了三年来夜夜梦见的山上日子。”这种渴盼，在高大兰内心深处，驱使她付诸挽救乡村没落、解救孤寂的实际行动。这种渴盼，在秦风的叙事空间中，循环两个线条：一是“心理图式”，高大兰的内心独白、自语、与人化的家禽恣意对白；二是“身体图式”，人化家禽的“身体图式”、高大兰欲行还休的行为、梅三娘的泪光及用沉默保守“秘密”的肢体反应。两个线条贯穿于小说的每一个章节。

在梅三娘回来的当天，高大兰以“热火朝天地杀高粱泡子”来吸引梅三娘的注意，她“一边嘘嘘嗬嗬在开水盆里薅毛，一边翰东张望”；她在院子里看见梅三娘的泪光之后，“一边呵斥高朵朵”，“一边责怪高木瓜”；在早晨发现梅三娘没有动静时，“便端个饭碗在院子里一边吃，一边咋咋呼呼地吵她的高朵朵和高木瓜，别有用心了半小时”；在第5章“拿牲口作借口制造一个和解的机会”，加快了高大兰谋求和解的步伐，她故意“抓了一把玉米从洞口撒到了梅三娘的院子”，诱引高苕儿和高茄子钻进梅三娘的院子，以便她“搬来梯子，诚惶诚恐地进了梅三娘的院子。”当上述吸引注意和借口行为仍无效果时，高大兰开始寻求新的方式——借助电话这个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她用“小计谋”从李杀匠的手中，巧得了梅三娘的电话号码，“只要睡不着，她就忍不住拨打梅三娘的电话”，感受电话里“同类的信息，是人弄出的声音”，只有这样，她“感到踏实、温暖和喜悦”，她“会很舒展，很稳妥，慢慢沉入梦乡。”

叙事进程到了第7章，高大兰一切主动的努力依然换不来梅三娘真实的对话声音，至此，问题出来了，难道真的是梅三娘不愿意和解，抑或是不愿自我打破“我再跟高大兰说一句话，我不变聋就变哑”的毒誓？还是她与高大兰一样，也有抹不开面子的尊严？显然不是，在秦风的叙事进程里，虽然有关梅三娘主动和解的迹象很少，但仍有部分信息：梅三娘下山弄药回家后，发现拿牲口作借口溜进梅三娘家院的高大兰后，“梅三娘猜透了高大兰的心思，她是感动的。她何尝不希望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山上，闲暇时，一起拉拉家常，喝喝茶，万一一个有个头痛脑热、腰酸背痛的，也有人嘘寒问暖，送汤递药，不惊动儿子就可以度过难关。”高大兰夜晚睡不着拨打梅三娘的电话时，“梅三娘每次都接得很快，从不说话，偶尔会咳嗽、喝水、下地穿鞋子，或者把类似食品贷的塑料弄得刺刺啦啦地响。”与此同时，梅三娘以其独特的“身体图式”演绎了“用沉默保护的秘密”，她每次在传导情绪之前，总是习惯性地揉颧骨、托下巴、舌顶上腭、捏腮帮子，通过反复的肢体动作，弱化梅三娘语言和解的主动性，这一悬疑式的“秘密”，在小说结局时，梅三娘的儿子给出了答案：“妈，医生说您是癔症性失语，会好的，真的好了。”这一设计，缓解了高大兰之前所有努力不获而造成尴尬的后果，继而加速两人和解的进程。

除此之外，秦风也关注到了必不可少的社会空间，诚如空寂的栗树坡留下了两位孤寡女人一样，隐喻“老有所医”这一大难题的场景——乡村卫生所，成为这个“社会空间”的唯一支点，在这个空间中，聚焦山野乡村的日常生活碎片：妒忌、家长里短与和医生治病救人式的维和，引出梅三娘的毒誓，增添了一丝社会空间的魔幻色彩。

家禽的人化，增强了叙事空间的跨度和幅度。家禽之间的战斗、家禽与高大兰之间的亲近动作、高大兰与不同的个体家禽对白碎片、高大兰拿牲口作借口故意贴近梅三娘的诸多小计谋……秦风占用《特殊陪伴》40%的画面，并置人的“心理图式”与动物的“身体图式”，停顿了空寂山野的人声、人气、人影，谱写了一曲“无可奈何音难去”的乡村挽歌，填实了高大兰独守栗树坡的孤寡空隙，凝聚了高大兰一个人“瞬间精华”的生活事件，特定了乡村孤寡老人“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倾刻（莱辛《拉孔奥》）”。譬如：“人，为什么硬要同类才能有那种暖暖的，踏实的感觉呢？满山坡的牛羊咋就抵不过一个人的鲜活呢”；“这是同类的气息，是人弄出的声音，她感受到踏实、温暖和喜悦”，高大兰的这些震颤心灵的“心理图式”，催化并丰满了一个人的意识剧院，通过叙事空间的再造与并置，没落的乡村不再没落，乡村图像的孤寂感得以缓解，高大兰寻求陪护的迫切心态得以理解，其“特殊”性也呼之欲出。

当然，也不可否认，倘若再造山野空间的进程中，能抓住“春天”的起点，在生物空间的图像里，凝聚一些“春风吹又生”的花开花落、草凋树绿的植物碎片，或许为《特殊陪伴》的叙事空间扩张些许圆润的声色。

城市意象：悬置与重构

令我欣喜的是，在《特殊陪伴》镜像里，感受到了城乡撕裂的疼痛感，在时间隐退的胶链空隙缝里，飘荡着一些城市意象的精灵。城市意象，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在文学作品中，不断扩张、延伸、绵长。在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笔下，是资本喜剧；在夏尔·波德莱尔的灵魂里，是恶之花；在中国的城市文学里，是建筑，是街道，是文化融合……

以文学功能而论，《特殊陪伴》更能让我体悟到意味的是：城市的惧意，这抹惧意，悬置在栗树坡“鸡鸣犬吠、羊欢猫叫”的镜像背后，躲在空寂山野的“淡红色的暮色中”。《特殊陪伴》的开篇语“高大兰做梦都希望梅三娘能回来，梦到第三年的春天，梅三娘真的回来了。”“三年”，缩短了时长，把从城市里回来的梅三娘，再次拉回到与高大兰同一平台的“空寂的山野”，搭建起了“自然之间的冲突”桥梁。“城市”——这一现代文明的代名词、这一助推农村劳力大逃亡的“元凶”，从一开始就淡出读者的视野，而“春天”，这抹与山野自然本色一体的“绿意”，自然放缓了进程速度，在栗树坡的农家庭院“闹”起来，延伸高大兰一个人孤守在栗树坡的“静”、反衬高大兰“希望”有伴的“急”。

“城市是权力之地，也是财富之地。（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勿容置疑，阶层、权力和财富，在刚刚步入城镇化建设快车道的中国地、县、乡三级城市空间里，是尤为敏感的城市意象符号。在《特殊陪伴》中，阶层为城乡身份的历史性隐喻，权力转化为城乡个体人的主从地位，财富则转化为衣食住行的悬殊。

住房危机，是绝大多数迁移城市的农村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它改变了东平在城市空间里特有的男性权力地位。梅三娘向老家撤退，从城市回归乡村老家，不得不再次面对“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高大兰想像中的“恶”，根本原因还是住房之痛：“三年前接母亲进城时，画了一个香葱牛肉饼给母亲，结果是小房子都买不起，害得母亲跟自己寄住在岳父家，窝窝囊囊的，没有谁给他们什么脸色看，可自己骨子里始终低人一等，抬不起头。”这种痛的跨度和幅度辐射悠长，痛入儿子东平的骨髓，“恨不能给自己一刀”；痛在高大兰的想象中，“儿媳蛾眉倒竖，梅三娘低眉顺眼”东平则“在婆媳之间两眼望青天，两手抹眼泪的怂货。”痛在乡邻的妒忌和嘲笑里，“家属接着叹息道，农村人踮起脚尖讨个城里媳妇也不一定是件划得来的事，弄得几代人看脸色过日子。”但这些痛虽然衍生出了“人与人的冲突”，但却是源于他者的情绪辐射，久居山野乡村、慢性子、母慈的梅三娘内心，似乎没有切深的体悟，反而有一种回归“夜夜梦见”的山野而得幸福感，有泥土地芳香的惬意、宽大住宅舒适的轻松，她唯一的愿景是“不给儿子添乱”，不希望“儿子的家是散的”。一个“乱”字，一个“散”字，谨慎地刻画了农村出身的梅三娘骨子里对标志着权钱城市的惧意。

高大兰跟梅三娘不同。高大兰是本想居住在城市里的，但却陷入了收入危机，她的心中，扎进了一根刺，扎的很痛，痛得她不得不从城市撤回乡村：“高大兰就小琴这么一个孩子，当年跟女儿进城是没有打算再回来的。进城后，看着小琴今天愁肉价上涨，明天担心厂里发不出工资，后天又抱怨一盒感冒药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日子好像越过越窄，越过越暗……”当下城市日常生活中普通老百姓关注的尖锐话题：物价及医疗的高支出与不稳定的薪酬低收入，喷墨而出，“有一天，她看着外孙子嘟着嘴用筷子在几盘菜里撬来撬去，后来干脆甩了筷子被捧腮哭了起来。下夜班在家休息的女婿被孩子的哭声吵醒，披了衣服走到餐桌旁阴阳怪气地说，这么一大家人不饿死就不错了，你哭丧还着呢。”急性子的高大兰立刻决定回乡，带着目标、带着希望、带着信念：让她的女儿天天有荤腥，让外孙子的筷子永远能夹到瘦肉坨坨，让外孙子天天吃羊肉喝羊肉汤，考试得个第一……有了这个前提，高大兰的家禽队伍庞大起来、喧嚣起来；有了这个动力，高大兰一个人孤寒栗树坡三个年头；有了这个基础，秦风才能再造“心理图式”与“身体图式”共振的生物空间……

加拿大作家贝淡宁和以色列人艾维纳•德夏里特联合编著的《城市的精神》序言所说：“大城市是现代世界的象征……城市不仅是人们的生存空间，更要担负起安顿人们心灵的重任……”疾行在城镇化建设快车道的中国城市（高大兰和梅三娘曾经邻居的城市），无法担负起安慰从乡村求生存而来的两位老妪的心灵。不同性格、做着不同梦的高大兰与梅三娘，殊途同归，拾缀起城市的惧意，再造乡村悬置的空间，让乡村逝去的人声、人影、人气喧嚣起来，搭建起了冤家对头整整十年的两个邻居老姐妹在山上相依为命、相互陪伴的桥梁

性别角色，是城市特有的空间符号。在男权依然主导当前社会的背景下，无论是现实日常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女性，弱势、从属，仍是其特定的意象，女性特有的孤独感，始终游曳在城市清朗的天空下。秦风笔下的两代人，有四位女姓：高大兰、梅三娘、高大兰的女儿小琴、梅三娘的儿媳容青。高大兰、梅三娘、小琴，三位农村进城的女性，毫不保留地因为城乡地位的差异、身份符号的不同，奠定了城市空间下女性弱势、从属的地位，她们代表着一群人：农村进城的打工女性、随子女进城养老的女妪。而容青，无论她是不是自身性格强势，但从农村进城、无钱权解决母亲进城养老问题的东平，无形中改变了容青在家中的主导地位，而东平，则演绎成一名城市“新男人”形象（基恩《新男人：21世纪男人的定位与角色》：悲观的洞察世事、男子汉悲伤、坦诚绝望、男子汉恐惧……）。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熏陶下的女性，以其独特的忍辱、韧劲撤退。

城市文化，是西方文学作品持续高热的源泉。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城市意象的关注度逐渐日增，视域范围仍然更多地倾注于秩序、制度、价值、思维、审美情趣，譬如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都市风流》，而传统乡野自然中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生活方式元素，仍难步入乡土文学这个“大雅”之堂，及至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繁花》，方注入一丝新鲜血液，却是争议不断，但《繁花》以评弹方式，详解20世纪中国两个特殊时代（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打破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城市无文化”的桎梏。《特殊陪伴》也有点缀：“哦，晓得啦，城里人扫地不兴洒水。”尽管出自农村老妪高大兰的意想之中，也让我惊喜。

阶层、权力、财富、性别、文化，这些日趋成熟的中国城市意象，尽管以其特有的生存状态，游曳在《特殊陪伴》的胶链空隙中，但却也解析了高大兰、梅三娘孤寂的密码。倘若读者以其敏锐的视觉再次重构，也能再现一幅正在融合进程中的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状态画面。也许，这是一个挑战的话题。我曾在《城市日常的文学与文学性》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城市的时空感、指向性，艺术想像的无限性，城市日常的模糊性，缩减叠加，小说创作的外延空间不断打开，彰显其内涵的‘文学性’，正在迈向无限可能的方向：无限可能的语言、文本和指向的艺术融合程度。”也许，这个挑战无限可能。

孕育孤独：孤寂与独处

《特殊陪伴》并置10个冲突及城市意象碎片、再造栗树坡的乡村空间，画出了城镇化农村劳力大逃亡之后乡村孤独世界的状态、孤独灵魂的样子。

孤独，是人类社会长存的话题。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人生十分孤独。没有一个能读懂另外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很孤独。”哈佛心理教授玛丽·皮弗说：“在美国，只有孤独，没有孤单。”首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9成中国人有孤独感。忧郁孤独的哈姆雷特，他“延宕”的复仇行为和言语，是真疯还是假疯，终究是一个悬案，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寓意，确是深入人心，这寓意，已经不再仅仅是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那么简单的关系了。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得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则只是一片繁华的沙漠。”心理学家杰瑞·伯格说：“孤独是人所期望的社会交往数量和质量与实际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差异所呈现的心理状态”。

造成人人都会有孤独感的原因，古今中外智者和学者都在不断地探寻。我更倾向于心理学家的研究和探析。研究者们归纳出两个大类：外在因素，包括人的本能、环境刺激（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规范）；内在因素包括自我管理（意识觉醒、评价不当、情绪障碍）、人格差异。《特殊陪伴》涵盖了高大兰和梅三娘老年孤独的根源：人的本能、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意识觉醒、情绪障碍、人格差异……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寄托和交流需求，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心理，是人的本能。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思维、语言。高大兰在栗树坡独守三年体会的孤独是人的本能的直接反应，她感受不到人声、人气、人影，即便她的自我管理健康（孙子有肉吃的信念支撑）、居住的自然环境也是热闹（家禽队伍的喧嚣），但她的内心深处仍然感喟“满山坡的牛羊咋就抵不过一个人的鲜活呢”，梅三娘回乡，高大兰的心脏跳得更有劲了，重新找回了踏实、温暖和喜悦。与此同时，高大兰急躁、外向、主动的人格心理，决定了她积极社交方式，一个独处栗树坡长达三年，她的情绪必然受到损害。

梅三娘不同，在回到栗树坡时，她没有持续独处的自然环境，安静、内向、保守的人格心理，让她反而有点享受空山的安静，仅有的期望是当她生病不能处理的时候，能够“有人嘘寒送暖，送汤递药”；在城市居住的孤独感来源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城乡差异呈现的阶层、地位、财富等），回到栗树坡的孤独感则是她的自我管理出了问题：“毒誓”意识觉醒，让她一想到“毒誓”，脸就涨得通红；癔症性失语激发情绪障碍，她的内心故而自生“恨”、“怨”：在卫生院受到嘲讽时，她不是反抗那些嘲讽的对象，而是自我想像老对手高大兰的“恶”，“近乎自虐的行为就更加剧了心中对高大兰的恨意”，面对高大兰传递的和解信号，她自设心墙：“等等吧”。

高大兰与梅三娘对孤独感的不同体验，孕育出了秦风对孤独的特殊解读：孤寂和独处。孤寂是一个人没有人陪伴而内心没有着落、孤单寂寞的感觉。法国启蒙学家德尼·狄德罗说：“忍受孤寂或者比忍受贫困需要更大的毅力，贫困不过是降低人的身价，但是孤寂却会败坏人的性格。”心理学家杰瑞·伯格研究发现，社交性越高的人，患感冒的可能性越小，因长期孤独而形成孤寂感觉的人，体验不到不健康的生理变化。独处是指一个人单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独处过，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年龄60岁的人，都有渴望独处的动能……而60岁以下的人，有的祥和、安静；有的急躁、空虚……独处，需要一种能力，一种自我管理的能力，一种心灵健康的能力：“伟大的心灵，在这个世界更喜欢独白，自己与自己说话（叔本华语）”。这颗心灵，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健康自我管理、抑制人的本能、应对环境影响、克服人格差异：人可以也需要独处，但尽量最大可能地规避或克服孤寂。

高大兰与梅三娘，只拥有一颗普通的老年心灵，她们可以独处、拒绝孤寂。她们都有自己的信念：为儿孙而活——高大兰为了女儿和外孙子天天有肉吃，梅三娘是为了“不给儿子添乱”；“为儿孙而活”，需要健康，就会强化健康的自我管理：身体上自我呵护，心灵上自我援助（她们都建立了家禽小部队；高大兰自语、与家禽对白；梅三娘喝喝茶、摩挲小猫、想想心思）；她们努力放下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和人格差异的干扰：对普通老年人而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除了钱财，还有一样东西：因社会环境而衍生的爱恨情仇……放下，回归人的本能——情感寄托和交流需求……

“可以独处、拒绝孤寂”，或许也是秦风的内心独白。心有信念，方可独处；灵有精神，难得孤寂。三岛纪由夫的信念，铸于自我牺牲的情结和精神，演绎了他疯狂而天才的一生；卡夫卡一生在追寻通往精神自由之路，他追寻爱、追寻生存、追寻孤独……一生为疾病困扰、22岁完成名篇《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卡森·麦卡勒斯，以诡谲、神秘、荒诞的方式，用爱的悖谬验证孤独，在爱的绝望中，呼唤爱和理解……

2017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以"孤独"为主题的国外文学选集《孤独，一个人的狂欢》，精心收录了黑塞、梭罗、歌德、加缪、海明威、卡夫卡、叔本华、泰戈尔等二十六位东西传世名家的经典之作。独立写作人任知撰序《孤独及孤独创造出的面影》，他在文中最后写道：“透过纸页间的虚虚实实，掩卷长思，所悟所得，又是一份孤独——一份只属于读者自身的精神礼物。”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曾在西安文艺评论高研班上提出“作家要重铸文学的信念——文学依然是对人的精神的挖掘，对人性的复杂性的表达”，《特殊陪伴》给我理解是：秦风的文学信念，或许是：静以独处，拯救孤寂，寻找并创造心灵的对话人，他不一定伟大但能沟通，他不一定智慧但能理解，在“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的图像叙事的空间里，抵达“美的完满”。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简明含蓄，却也深广，坚强意志的背后，也有孤独的幽灵，随意飘进读者的心房。在“天人合一”的山野乡村天空下，在意识剧院的空间里，语言的锐厉、字词的尘俗，与价值内容的厚重感，与空间图像的沧桑感，并无直接关联，直接意指、乡村俚语的语境择选可适当谨慎；卫生院的话题外延广度、高大兰与梅三娘的回忆时间长度，还可适当绵长，信息跳跃的跨度和幅度，还可适当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