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魔窟-渣滓洞

素缘了凡

歌乐山渣滓洞，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众多革命战士的血和泪，见证了众多革命英雄不屈的战斗精神，留下的是不朽的红岩精神。 小说《红岩》被称作“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书中成功塑造了许云峰、江姐、华子良、小罗卜头等英雄群像，英烈们威武不屈、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

渣滓洞集中营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距白公馆2.5公里。渣滓洞原是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渣滓洞三面是山，一面是沟，位置较隐蔽。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

关押在此的有“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如江竹筠、许建业、何雪松等，最多时达三百余人，此地还曾居住过“小萝卜头”和他们一家人。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溃逃前夕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仅15人脱险。有文艺作品《烈火中永生》《红岩》《江姐》等以此为原型。

渣滓洞原为人工开采的小煤窑，20世纪20年代由陈尔昌开办，因煤少渣多而得名；

1943年，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军统特务遂霸占渣滓洞煤窑，设立看守所，将白公馆关押人员全部迁押渣滓洞；

1946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与渣滓洞合并；

1946年底，渣滓洞关押人员全部迁押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关闭；

1947年12月，渣滓洞作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重新关押“犯人”。关人最多时近300人，共产党员罗世文、江竹筠（江姐）、李青林等先后囚禁于此；

1949年11月27日夜至28日凌晨，特务将全体在押人员集中到男牢楼下16间牢房内集体枪决并焚毁男牢，180余人遇难，15人脱险；

根据有关人员的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重建男牢；

1956年，渣滓洞监狱旧址被定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1988您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渣滓洞的前因后果。渣滓洞，原是商人程尔昌开办的煤窑，由于出煤质量差，销路不好，常常堆在炭坪上，等着车来拉走。挖出的煤里煤矸石多，有时挖出一车煤来，大半都是没用的煤矸石，象渣滓一样堆在炭坪上，越积越多，一来二去，附近老百姓顺便把这个煤窑叫做渣滓洞了。 

程尔昌，1886年生于磁器口张家场。其父经商，在井口詹家溪一带置有大量田产。父亲死后，23岁的程尔昌变卖了田产，开办了“德记”字号，主要经营棉纱、煤油、盐、糖、五金等。由于磁器口是当时巴县主要的水码头，程尔昌又颇有经营头脑，“德记”生意兴隆。以后，程尔昌以“德记”招牌，用单独投资或是采取与人合股的方式，先后在今天磁器口至烈士墓一带的土地堂、渣滓洞、青草坡开办了三家炭厂，开采烟煤。在临江门开了一家炭房，专销这三家炭厂生产的煤炭。渣滓洞煤窑开办于1920年，具体事务由工头周文华负责，可能是选址的问题，出煤一直不好，渣多煤少。 

此外，程尔昌还开办砖厂、丝厂、建筑公司、钱庄等。同时，他还热心教育事业。1928年，他被委任为龙隐镇镇长和巴县第一区区长，对改变磁器口的面貌做了不少工作。 

1929年，程尔昌辞去镇长和教育委员职务，全力投入自己的生意。由于世界经济萧条，资本主义经济大举入侵，中国的民族工业难以为继。程尔昌经营的渣滓洞煤窑由于生产成本高，产品积压多，出煤的质量也不好，有人提出是开错了路，需要另开煤道。反复勘察后，程尔昌采纳了这个意见，内忧外困下他的资金周转已很困难，1931年8月，他到自贡找好友—曾任自贡盐业公会主席的欧尔彬借钱。由于辛苦操劳，早已使他积劳成疾，加上旅途的劳顿，竟一下病倒了。经查，已是喉癌晚期，一个月以后，程尔昌客死于自贡。 

程尔昌去世后，渣滓洞改由债权团管理，也就分包给了各个债主，由他们自主经营。 

1938年冬，军统局由汉口撤退到重庆。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飞机对重庆市区进行连续轰炸，军统局办公地点观音岩罗家湾也受到严重威胁。戴笠派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到重庆郊区寻找交通方便，能避免轰炸的乡下地方供军统局存放档案，并将一部分单位迁移到乡下去办公。

大约一周后，军统局租下了歌乐山脚下五灵观的缫丝厂，原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办公的司法科、警务科、统计科、文书科等单位转移到这里。戴笠称这里为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并指定文书科科长刘启瑞兼该处主任。以后，又将白驹的公馆租下作为看守所，被称为白公馆。 

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必须另觅新址关押白公馆犯人。军统总务处长沈醉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到处察看，选中了渣滓洞。渣滓洞离白公馆约四、五华里，地处偏僻，此时有为数不多的工人在维持着这个产量并不高的煤窑。

沈醉发现这个地方，看中的是这里地势险峻陡峭，山坳里被煤矸石堆起的一块很大的平地和平地上已有的一排房子，认为“这个地方作监狱是再理想不过。只要用高墙电网一围，犯人就是插翅也难逃出这个山坳，三面山峰陡峭高险，人很难攀登，前面的山谷很陡，只有一条通往磁器口的羊肠小路。小路右侧山崖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碎石路，这是煤矿为了用车往外拉煤而修。只要在这条路的山崖上修一岗楼，派一两个士兵把守，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沈醉把此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并领着他亲自看了一次，戴笠很满意，说：“就定在这里。”可是，当沈醉带着几个特务去跟矿主交涉时，这个债权团分配的矿主却说什么也不答应。

沈醉在坦白材料中写道：“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胖老头，一听我们要占这个地方，就急得汗流满面”

戴老板已经定了的事，沈醉怎敢不照办，对矿主一番吓诈，矿主仍不松口，矿主气得脸色发青，双唇哆嗦地说：“你们能买下我的煤矿，但能偿还我这十多年的心血吗？你如果硬要占这块地方，我就死在这里！”沈醉硬梆梆地扔下句：“这块地我们要定了，你搬也得搬，不搬也得搬。”协商不成，特务出动武力去封煤矿，矿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以死抗争，当着特务的面上吊自尽。

沈醉在坦白材料中还写道：“当时听到部下向我报告矿主的这个消息时，我也有点吃惊，没想到他真的这样做了。我赶到渣滓洞时，人们已经把那个矿主从上吊的地方放了下来。他面朝天躺在矿井里，舌头伸得很长，两只眼睛都快突出来了。旁边一个特务对我说，他们来封井的时候，他死活不让，他把一根绳子拴在井口的一根横木上，对特务说：‘你们要是封井，我就吊死在这里。’特务根本不理他的茬儿，继续往井口运石头塞口，他就真的吊死了。” 

渣滓洞自成为监狱后，老百姓便不能随便通行了。渣滓洞旁边原来有一条小路，是从歌乐山通往磁器口、童家桥的捷径，这一区域划为“特区”后，则禁止通行。老百姓要从歌乐山去磁器口必须绕道一、二十里路，但也没人敢擅闯禁区，当时有民谚：“莫走危险坡，谨防子弹穿心窝。要下通远门，绕道江北去过河。”说的就是这里，解放后，这条小路才能自由通行。 

渣滓洞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美帝国主义特务机关合办的，专门囚禁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监狱。

据说特务先后修建了800多间房屋，侵占了10余处住宅。现在保留下的旧址有：原中美合作所大营门；收发室；与外界隔绝的城墙；原中美合作所阅兵场；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住房；军统“四·一”大礼堂（现烈士墓）；狼犬室；军统“四·一”图书馆；中美合作所总办公室；政训处；电台岚垭刑场；红炉厂秘密囚室；黄家院子秘密囚室；杨家山秘密囚室；白公馆看守所；松林坡刑场；“戴公祠”（戴笠会客室、警卫室、戴公馆、停车场）；气象台；军火库废墟；梅乐斯住宅——梅园；渣滓洞看守所等处。

过去，中美合作所有一条小型公路，是接连该所到磁器口的公路，是与外界连接的唯一交通要道。一进大门，有两座石筑碉堡，筑有很多机枪孔。沿着碉堡，又有一排依危岩筑成的高大城墙。接着是一片修整得广阔平坦的大操场，尽头有一座检阅台。大操场左侧的土坡上，是蒋匪与美帝训练特务的大礼堂…… 

从操场往南，沿着山峦起伏的小径，走五六公里远，便是电台岚垭，过去美帝在这里设有电台……沿公路进去是杨家山花园，是戴笠的公馆，房屋建筑极为精致，屋前有宽大的停车场和美丽的花坛，也就是我们下山经过的地方。

五灵观是中美合作所职员住的，有几十户人家，还有一个内部供销社。厂内原有打靶场，军鸽房、警犬室、马房等。

黄泥滂一带，也就是现新建的厂医院和修小学的地方，原来是美国人的餐厅，洗澡塘，洗衣塘，还有大米加工厂。

在红炉厂下面，现政法学院后，有几个院子和一些小房子，是巡察队当官的住的地方。现部队内有一幢大房子是内二警驻地，小房子是住宿的地方。

蒋家院子旁边，有两幢库房，上面还有几座坟，埋的是国民党当官的大人物，还栽有松树…

抗战时期的渣滓洞看守所（1943—1946年），其实是白公馆看守所迁往新址后的异名。它的组织、人事、“人犯”来源同在白公馆时基本一致。1946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很多革命者被枪杀，大部分军统违纪分子被开释，其余的和渣滓洞合并，成立保密局重庆白公馆看守所，1947年4月，所押人员全部迁回白公馆，渣滓洞一度闲置。 

渣滓洞的再度开张，不能不谈到1947的“六一”大逮捕。1947年2月，国民党查封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国共和谈彻底破裂，国共内战全面爆发。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响应华北学生倡议，决定在6月2日举行“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国民党当局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抢在“反内战日”总罢课游行之前，即6月1日统一行动，取缔一切爱国民主活动，并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全国新闻、教育、文化、出版、工商等各界进步人士及学生骨干展开大规模逮捕，这就是“六一”大逮捕。

“六一”大逮捕为全国性统一行动，重庆被捕人数达260多人，居全国之首，被捕人员大多关在罗家湾原军统局本部“漱庐”，少数关在警备部和广播电台。6月9日，在地下党支持下，成立了全市“大中学校六一事件后援会”，又由地下党员陶敬之等发起组织“社会各界后援会”，各阶层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迫于各界的压力，不得不开释部分人员。截至7月，绝大多数已获释放，但在“漱庐”仍有20余人被认为是嫌疑重大，问题复杂，既不能轻易放掉，又不便移交地方法院处理，只好暂时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看守所关押。

眼看漱庐看守所即将结束，各单位工作人员也纷纷撤走，这批决定长期监禁的“要犯”，究竟由谁接手？在捕人的时候，各特务机关以为邀功请赏的时候到了，纷纷出动，没想到到头来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于是，几个特务机关相互推诿。扯皮了将近半年，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从南京高级情报训练班回来，行辕会通过警备司令孙元良建议，命令徐远举接管。根据当时全国各地集中营都设“感训队”，“青年训练班”等情况，决定按国防部下达的“俘虏感训办法”，将这批人编为“感训队”，送往渣滓洞监押看管，对外挂“爱国青年感训大队”招牌。于是，1947年12月，渣滓洞作为重庆行辕（后改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又旧店新开，再次关押“政治犯”。白公馆、渣滓洞看

守所和杨家山、黄家院子、红炉厂秘密囚室，组成了庞大的军统集中营。中美合作所建立后，这里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禁区。出入要特别通行证，内部使用代金券，区域内的人员一律佩戴特制的蓝底红字钢质圆形证章。歌乐山下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岗哨林立，电网密布，阴森恐怖，与世隔绝！原来的良田美土变成了特务住房和训练场所；自然的幽谷山泉、小桥溪涧被插上了铁丝网并建起了岗楼。

1943年白公馆被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后，所关押政治犯必须外迁。军统总务处长沈醉亲自开着一辆吉普车到处察看，最终选中了渣滓洞作为关押原白公馆看守所内犯人的新址。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撤销，息烽、望龙门、渣滓洞监狱兼看守所合为渣滓洞监狱兼看守所，并将原息烽、望龙门监狱兼看守所的全体在押人员撤并渣滓洞监狱兼看守所。

中美合作所撤销后，犯人于1947年4月回迁，渣滓洞监狱被合并至白公馆看守所，但暂时废弃。

1947年12月，渣滓洞重新关押犯人，称“重庆行辕二处第二看守所”。关押的人员主要是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最多时关押过三百多人。江竹筠、许建业、余祖胜等曾在此关押过。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囚禁于此的二百多位革命志士被杀害。

1941年，李仲达、石作圣、冯鸿珊、陈河镇四名学生由璧山来渝，打算经三峡去解放区，途中误入磁器口“特区”而遭逮捕，关押长达八年，在1949年11月27日惨遭杀害。

歌乐山下的“神秘特区”，是一片丘陵起伏、广阔深远的山谷地带，横跨原重庆市区第13、14、17三个区，直径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华里。

解放前夕，渣滓洞被关押人员案情分类表情况是这样的:

1947年“六·一”大逮捕被捕：38人；

1947年重庆工人运动被捕：10余人；

1947年10月“小民革案”被捕：9人；

1948年4月新四军房县突围被俘：7人；

1948年“挺进报”事件被捕：100余人；

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捕：约100人；

川北被捕后移押来渝：数人；

1949年元月由成都移押来渝：10余人；

1949年8月民革川东分会被捕：10余人；

由全国各地移押来渝：数10人；

这些人，都在渣滓洞里，或多或少参与了监狱地下党反对蒋匪特务的斗争，最后牺牲在了这里，用自己的壮烈行动，完成了“烈士”这个神圣名字的“涅槃”过程，是值得我们永远敬佩与怀念的人。

该集中营三面靠山，前临深沟，高墙外的制高点有岗亭六座，机枪阵地一处，常有国民党军一个连驻守。

从渣滓洞门口到囚牢，有近200米通道，每隔数十米就有个牌子，上面记着渣滓洞里的一些感人故事，包括杨虞裳“筑墙自围”、狱中巧手余祖胜、狱中的三次绝食斗争、何雪松舍身堵枪口等。

路旁的道路中、树下，不时会有一个草篷岗楼出现，这样的建筑也综合了川人房屋特点，尖尖的杂草堆成顶子，下面是石块白灰垒成的圆形堡体，双侧留门，是一个窄小的空隙，一个人出入恐怕都要侧身。像是一个个瞪大眼睛的饿犬守在旁侧，令人恐惧，这样阴森的感觉，一直陪伴行人到达渣滓洞监狱。

山峦叠起隐层沟，鸷翼腾翔越壑丘。

虎口开张吞野陌，狼烟弥散下松洲。

铁栏蛮横切梯路，电网萧疏问捃收。

此岗当年如啮噬，悲歌终日响难休。

坑深连累壑低头，路径折来草掩愁。

灰瓦应羞遮旧岁，窟窗堪恨锁原由。

碉篷驻恶依扶霸，电网牵丝枉佞柔。

牢洞凭开阴冷浸，囚歌缕缕曳咽喉。

渣滓洞，位于重庆市郊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一带，它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形隐蔽，距离白公馆2.5千米。1938年起，这里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改造成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和迫害革命者，许多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事迹便发生在此。

远山如黛，近岭清翠，烟岚起伏，电网横拉，老树缝隙，杂草丛生，视线不过几丈，充满了陷入囹圄的惊慌。当年的渣滓洞，是不是这样的原貌，一进门，就给人阴森的人间地狱的感觉。

岗楼高竖聚灯光，依见当年架上枪。

壁赘蝎言思乱正，墙开窟洞欲遮殃。

竹签带血说忠骨，铁烤沾斑紧挚刚。

翻阅红岩勾惨烈，堪留故事诉沧桑。

转过一个弯，远远的看到山脚下一团白岚缠绕，云遮雾撩，朦胧中似有一片紫瓦时隐时现。待渐渐走近，右边是个渣顶岗楼，渣滓洞，随处可见这样的岗堡，建筑虽然简练，但各个方位没有死角，观察口大张，紧盯着监狱的一举一动。如今这些哨口，有些废弃，有些供游客参观，你可以站在哨口，通过石壁孔，体会当年的阴森恐怖。这样的小草屋，如果不是放在这样的独特环境，也许仅仅以为这就是给游客修建的避雨场所。然而在当年的环境下，哨口每天都盯着监狱里的烈士，稍有异常，这里很可能就会机枪扫射。置身站立，双手合十，希望以后不会再有如此的人间悲剧。

逐渐走近，地面下突然出现了一片绿树，仔细辨认，原来是个坑沿，路面由此低下，树丛中露出几片大屋顶，坑中建设的屋顶，几乎与外面路面持平，低矮，憋拗，房屋交叉错落，紫瓦破旧不堪，外墙迷幻的转折，让你猜不透监狱的真正形状，闷沉沉，冷飕飕，似从阎王殿钻出的口子。

再往前，就是苍郁的歌乐山了。三面环山，如同陡峭的墙壁，把隐蔽的监牢层层包围起来，在这条阴森山凹里。崇山峻岭，郁郁葱葱，渣滓洞坐落在两山腰间的夹角中，初看像一个乡村里的四合大院。

在重庆市歌乐山麓，距白公馆2.5公里。渣滓洞原是重庆郊外的一个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渣滓洞三面是山，一面是沟，位置较隐蔽。1939年，国民党军统特务逼死矿主，霸占煤窑，在此设立了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间为男牢，另有两间平房为女牢。

关押在此的有"六一"大逮捕案、"小民革"案、"挺进报"案、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如江竹筠、许建业、何雪松等，最多时达三百余人，此地还曾居住过"小萝卜头"和他们一家人。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溃逃前夕策划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仅15人脱险。

监狱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上面架着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墙内有不少紫色瓦房，不太高但数落着经年的瓦上霜。围墙、房屋密度很小，全是灰黑色，显得十分阴森恐怖。细细观察，透过矮墙和树枝的空隙，隐约能看到里面走动的人群，甚至听到人闷闷的说话声。由于四周环绕着高高的墙壁，那些传出的声音似有似无，似是回音泄露，有种地狱传声的感觉。

渣滓洞监狱的门口对面，有一口锈迹斑斑的警钟，无人敲响的警钟，仿佛定格了时间，定格了那恐怖的一夜。用手抚摸着锈钟，用身体的温度触碰冰冷的铁，感到了迷茫，感到了心酸。

对面就是渣滓洞的大门了，比围墙略高半米，微微探出的前檐上，瓦上落满了枯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重新开始。檐下一米，凿出一个长方形的洞口，厚实的横梁，下面有个人字造型，双侧用厚木板支撑着，中间留出洞口经人通过。

阴森小院矮低房，伸体当心碰到梁。

牢窗忿眼留余恨，遗物蜷身背诗行。

联欢堪盼春天至，结社偷择豪句忙。

一脚半床尤作乐，三多饭菜苦“萧郎”。

渣滓洞看守所分内外两院，内院有一放风坝，有16间男牢，2间女牢。内院墙上写“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忧”等标语。

特务办公室的右面就是内院。边上有一个小门相通，进去便看到向外倾斜的两层十四间牢房，形成了一个不太长的三角形院落，这就是所谓的放风坝。牢房对面墙上淡紫色墨迹写着“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白墙上蓝色墨迹写着“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左下角还画着帆船图案。这些，都是叛徒白佑生叛党投敌的佐证。

在放风坝的南侧，还竖着一个蓝球架，还有个碾米的机械。由于当年“政治犯”们吃的米又霉又糙又沙，经过系列斗争，特务同意在院坝内安设一个碾米槽。放风时，男难友依次在院内碾米，同时，也利用此机会锻炼身体为越狱做准备。门口耸立着的监视塔，虎视眈眈地监控内院犯人的一切行动。

两间平房是关押女政治犯的。正面的小矮楼上有上下各八间房间，因建筑整理，暂时封闭了楼上的通道，只能在楼下参观了。虽然远处青山环绕，景色秀丽，但院内气氛凝重压抑。

进入渣滓洞监狱，迎面高高的山墙上写着蓝色大字，用以训示国民党特务，警示进入牢狱的政治犯。“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由此而入，监狱分为内外两院。外院为特务的办公室、刑讯室等。刑讯室里，悬挂着蒋介石的肖像，肖像旁张贴着“信义和平”“忠孝仁爱”的条幅。在这“和平”“仁爱”的条幅两侧，摆放着皮鞭、铁链、镣铐、火钳、锤子、木板、刑讯架、老虎凳等一件件残酷蹂躏革命志士的刑具。看着这些刑具，自然联想起电影中先烈们饱受敌人折磨，坐老虎凳，夹竹板，钉竹签，灌辣椒水等残忍情景，不禁令人浑身战栗，毛骨悚然。

白佑生，1932年在保定加入共产党，不到一年就被捕叛变，带特务破坏了所在的地下党县委。导致5人被捕遇害。后来不知如何辗转到重庆，他的经历非常复杂，参加过复兴社，并住过好几个监狱。

叛徒白佑生，当时是军统的指导员，他说：“只有办感训班才能动摇他们的信仰，化解他们的理想。”徐远举也认为，共产党员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弱点，得意时也经不起色与利的诱惑，腐化堕落，蜕化变质;革命低潮时，很可能悲观失望，信仰理想发生动摇。所以，对关在渣滓洞的人特别需要感训。

徐远举的想法马上着手兑现。他派叛徒白佑生，调往渣滓洞任上尉训练组长（所长李磊，少校；管理组长徐贵林，上尉），想把被捕的囚犯加以‘教育’，动摇共产党人意志。

于是，白佑生在渣滓洞内外墙壁上画反动画，写醒目反动标语，并经常对难友们进行“改邪归正”训导。他不止一次向刘国鋕攻心，刘国鋕用马列主义理论把白佑生驳得张口结舌、无可答对。 

厚颜无耻的白佑生对难友训导时说：“你们这些人算啥?刘国鋕才是硬货，现在还宣传他的主义，宣布他就是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 

白佑生提出，在监狱里办一个“新生壁报”，说：“这是政府盼你们回头是岸，争取’新生’的意思。”要求每个难友写一篇心得体会。

难友们想出对策应付：一借口是搞技术的，不会写文章；二借口有病，能拖就拖过去；三写一些鸟兽虫鱼、风花雪月、饮食菜谱之类应付了事。在难友们巧妙抵制下，“新生壁报”仅办了三期便停办了。

白佑生见感训开班，心满意足，请徐远举光临检查。徐远举看完墙报，眉头紧锁，正拟去图书室，忽然闻歌声，听到唱的是《把牢底坐穿》，勃然大怒，把白佑生和猩猩叫到办公室发泄了一腔怨恨：“这就是你们搞的感训？谁在感谁，谁在训谁?你看看你办的墙报，墙报旁还贴了《中央日报》，墙报和新闻构成了鲜明对比。白指导员！我们的敌人很厉害，专门在我们的报纸里找需要的东西。最近形势不同了，前些时，我们占领了延安、中原地区，刘邓逃进了大别山;这阵，陈赓的部队过了黄河，刘邓又从大别山跳出来，进入豫西了！这些人看到这些消息，还会理会我们的感训？他们是表示要和我们拼到底，干到底！”徐远举宣布感训马上停止，从即日起管理从严，追查《把牢底坐穿》的词曲作者，把暗藏在渣滓洞的地下党挖出来。

白佑生这个叛徒，重庆解放后，去市委声称自己是老地下工作者，要求报到登记，并上交市委组织部一份署名白恕宏的洋洋万言材料《近代革命史上奇迹——在蒋匪狱中15年》。当即被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员识破，将其押送军管会公安部。195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判处其死刑，6月25日处决。

外院是办公室、刑讯室。外院墙上写有“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想到、听到、做到”等标语。渣滓洞有牢房、审讯室、看守所长室，还有审讯台、铁锁链、竹签、辣椒水、老虎凳等酷刑，“老虎凳”是一个长凳子，再把手脚都捆到凳子上，给脚腕下落砖头，落到第三层的时候腿就断了。在白公馆和渣滓洞里，有近三百英烈在这里被杀害。

走进渣滓洞的内院，它的面积不大。在这个狭小的院落里，最多时却曾关押过三百多位英烈。一楼一底的十六间男牢里，关押着二百多位英烈。难以想象在宽不过丈的狭窄房间里，18位英烈挤在九张低矮的木板床上。这里就是活地狱，蚊虫叮咬，老鼠乱窜，臭虫遍地，环境极其恶劣。男牢对面有两间平房，那里关押着女囚。我们所熟悉的“江姐”江竹筠就关押在2号女牢中。在牢中我见到了她和她战友的遗物，包括佐证“红色越狱”历史的牢中“地洞”，以及“地洞”内埋藏的大、小铁钉，门栓，铁撬，门插销等越狱“工具”。

走近审讯室，墙上挂着蒋介石像和天下为公信义和平忠孝仁爱横批条幅。审讯台旁，依旧摆放着当年拷打折磨革命志士的48种刑具:脚镣、手铐、烙铁、斧头、钉子、虎尾棒、电椅子、竹签、辣椒水、老虎凳等。酷刑虽然已锈迹斑斑，皮鞭、老虎凳也蒙上厚厚的灰尘，但当年那血淋淋的场面仿佛就在我眼前，不禁脊梁发冷。此时，我想到了惨叫、呻吟、身上的鲜血、口中的泡沫、扭曲的肢体等，阴森、恐怖、低沉、压抑、绝望，满室血腥，不忍卒看，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仿佛听到许建业三次受刑三处骨折的声音，我仿佛看见江姐三次受刑三次昏迷的场面。 

我依稀看到粗大的竹筷子连在一起，把唐虚谷手指头夹在里边，用刑的特务稍稍一使劲，唐虚谷的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回话不大却十分坚定：“竹筷子究竟是竹子做成的，但我们的骨头是钢的。”

我仿佛看到杨虞裳被拖上老虎凳。特务一边动刑一边阴险地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道：“我肉体上虽然吃了一点苦头，精神上却非常愉快。”特务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劝他投降。他斩钉截铁地吐出四个大字：“有死而已。”

我似乎看到特务正在对陶敬之进行“擦汗”的重刑，用粗糙的劈柴在受刑者背上来回擦动，用不了几下，背上就会一片血肉模糊。不管敌人怎样用刑，陶敬之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仿佛看到上了老虎凳的李青林，特务狠心往老虎凳上加砖头，她在熬刑时几度昏死过去，最后腿骨被残暴的敌人活生生折断了。

我看到了木板抽打下的何敬平。

我看到了两排竹筷子夹住了指头的左绍英。她疼得大喊大叫，但就是不肯叛变投敌。

我看到忍受“烧八团花”的蓝蒂裕，那用特制绳子盘成小饼子，点燃一端，贴在脊背上慢慢烧烤，吱吱冒油，使整个脊背焦糊发臭。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他仍不屈服。

我似乎看到了经受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的邓惠中，她挺过来了，始终严守党的秘密。

我听到渣滓洞幸免于难志士张泽厚的控诉：“ 夜里的昏暗电灯光下，有的是残酷的毒刑逼供。拳打脚踢和打耳光是家常便饭。吊打，血肉横飞，断了手腕，烂了背胸；坐老虎凳，折断了脚骨；铜针穿指甲，鲜血淋淋；红铁签烙周身，肉焦气臭；坐电刑，犹如万针刺心；踩杠子，骨断筋折，屎尿横流；辣椒石灰水灌鼻孔，口内鲜血直淌；吊木脑壳，头痛得快将爆炸；坐软板凳，倒挂脚趾，周身骨节痛得像散开了一般；钢针铁棒毒打，皮破肉烂，然后贴上纱布棉花，这就叫披麻带孝，隔两天把纱布棉花撕去，鲜血长流，痛苦极难当。残酷的毒刑近百种，折磨得我们的同志昏死过去，无人性的两脚兽，又用水喷醒过来。再用毒刑整得昏死过去，再用凉水喷醒过来。想死，哪能得死呢？想咽下最后一口气，可恶的匪徒们，却不让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呢！残酷的拷打，凶恶的用刑，死了过去，又被凉水喷醒过来……”

我听到了蔡梦慰《黑牢诗篇》中的诗句：“这里的二百多个人，每一个都是活证，每一个的身上永留着它的爪痕。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用凉水来灌鼻孔，用电流通过全身……人的意志呀，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像金子一般的亮！像金子一般的坚！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线呵！用刺刀来切剖胸腹吧，挖得出的——也只有又热又红的心肝！”

面对革命烈士曾经受刑的场地，我的心震撼了，这一个个宁死不屈的镜头在我的脑海闪现。身在其中，才感觉到什么是革命党人的热血和信仰，才体会到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你没亲眼看到脚镣手铐、老虎凳、竹签，还有地牢、刑讯室，你不会也不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当年的渣滓洞监狱是怎样的一种环境啊!高墙上如蜘蛛网般密布的高压铁丝网、外院岗楼上如临大敌的哨兵和那黑洞洞对着各个监室的枪口，还有那在放风坝四处游动着特务看守、不时从审讯室里传来的鞭打声和特务们如狼似虎的嚎叫声，让人想起这是一所人间地狱，阴森、恐怖。刽子手们在这里践踏生命，演出了一幕幕残绝人寰的惊天悲剧！想一想，那威逼利诱的审讯，那凶神恶煞的面孔，那残忍暴虐的酷刑；那凛然慷慨的陈辞，那坚贞不屈的身姿，那洇衣滴血的伤痕，就在耳边，就在眼前！ 渣滓洞的烈士们已经牺牲六十七年了。六十年一个甲子，六十七个岁月轮回，六十七个春夏秋冬；六十七年物换星移，六十七年过眼烟云！六十七年前渣滓洞是魔窟，是人间地狱；六十七年后渣滓洞成了传统教育基地。六十七年，许多人在变，许多事在变。然而，渣滓洞烈士们对人生信念坚持的精神气节没有变！对于被关押的革命者来说，如果没有钢铁般的坚强革命意志，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坚守革命立场。

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后，革命者欣喜若狂。被关押在白公馆监狱的罗广斌、陈然、丁地平等100多人难平心中的激动，他们用一床红色的被单和几个纸剪的五角星做了一面红旗。红旗做好以后被藏在牢房的地板下，胜利的前夜，除了罗广斌同志脱险以外，其他同志全部光荣牺牲。

牢房低矮、牢门紧闭，后墙小窗口竖立着成人手臂粗的几根木柱，室内空气流动差。上层楼房靠后部很矮，人站起来头会撞到屋顶，无法挺身站立，只能弯腰移动。被关押者大小便，均拉在室内屎尿桶里。牢房顶木条搭架，青瓦遮盖。冬季冷风透窜，冷得直打哆嗦;夏季像蒸笼，汗臭、狐臭、屎尿臭钻鼻。所有关到渣滓洞的人，均被强行脱下原来的服装，发给两套国民党冬、夏军服，一套灰色，一套黄色，每人衣服前面和背后，用蓝墨水各划了一个大叉，标志此人是渣滓洞的关押囚犯。

从门前向外边望去，是一排排完全相同的牢房，只能从铁门外楼栏杆的缝隙里，望见不远处有一块地坝。每天只有到了放风的时候，才有机会轮流得到10分钟的自由放风时间。我想，一个人走进监狱，驻足对着这小的不能再小的窗口上那一丝亮光，才会感受到什么是绝望，什么是精神摧残！

1949年8月，蒋介石带毛人凤来到重庆亲自布置了屠杀计划。

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及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由贵州被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戴笠的会客室、警卫室。敌人为了掩人耳目，将杨虎城将军尸体埋在戴笠会客室的花坛下并种上花草，宋绮云夫妇被埋在警卫室地下，然后打上三合土。

解放前夕惨案

11月27日下午4时，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开始屠杀被关押的人员。敌人对白公馆监狱的革命者进行屠杀时，从渣滓洞监狱也提出三批人押往白公馆附近枪杀。深夜后，已可隐约听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枪炮声，此时白公馆尚有19名、渣滓洞约有200余名被关押的革命者。渣滓洞的刽子手向白公馆的刽子手求援，于是，丧心病狂的刽子手集中到渣滓洞，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男女牢中的全部人员分别锁在男牢楼下的八间牢房里，突然用机枪、卡宾枪扫射。

11月27日下午4时，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四川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开始屠杀被关押的人员。此时白公馆尚有19名、渣滓洞约有200余名被关押的革命者。渣滓洞的刽子手向白公馆的刽子手求援，于是，丧心病狂的刽子手集中到渣滓洞，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男女牢中的全部人员分别锁在男牢楼下的八间牢房里，突然用机枪、卡宾枪扫射。屠杀后，又纵火焚烧了牢房。

刽子手在渣滓洞屠杀时，烈士们用自己的身躯堵住牢门挡住敌人的扫射。在刽子手纵火焚烧渣滓洞时，30名受伤或未中弹的难友，从血泊中挣扎逃出，冲到围墙缺口突围时，被刽子手发现，又有十几人被枪杀，最后有15人(包含两位小孩)脱险。

刘康当时是沙磁区地下党工作组组长。1949年11月21日，刘康收到被押渣滓洞难友通过“争取”过来的看守带出的一封求救信，信中透露了江姐等被害的情况。刘康立即将此信复写三份，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11月27日下午，刘康、杨子明等开会研究各方面情况，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不能马上实施。但是，敌人就在当晚开始了大屠杀。

半个世纪来，说法众多，有媒体报道说是“万事俱备，只欠带路人”。这种说法不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当时国民党的特务密布，要在短短六天内组织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太紧了。同时，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这是营救流产的主要原因。国民党二十四兵工厂厂长熟悉地形，是带路人首选。刘康11月25日亲自去找厂长，路上碰上了，但当时不方便说话，只好决定27日晚再去造访，但“11·27”大屠杀很快发生了。

屠杀后，又纵火焚烧了牢房。当刽子手集中到渣滓洞进行大屠杀时，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由于平时受到狱中革命者的教育，在这紧要关头毅然倒戈，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他去打开牢门放走了最后的19人（包括两个小孩子）。

刽子手在渣滓洞屠杀时，烈士们用自己的身躯堵住牢门挡住敌人的扫射。在刽子手纵火焚烧渣滓洞时，30名受伤或未中弹的难友，从血泊中挣扎逃出，冲到围墙缺口突围时，被刽子手发现，又有十几人被枪杀，最后有15人（包含两位小孩）脱险。

歌乐山下的这场悲剧，开始于1949年9月，结束于11月29日，殉难者达300余人。

面对渣滓洞，面对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生活在幸福生活中的我们又当如何？70年前，重庆即将解放，然而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渣滓洞、白公馆制造大屠杀，一大批革命战士死于这场灾难。英勇的战士们，为了国家的解放，坚守自己心中的信仰，无谓生死，舍生取义，放弃了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不可磨灭的革命精神。

最后的希望逃生墙

歌乐山连续降雨曾把渣滓洞的一面墙冲垮，看守们就让监狱里的革命志士去修筑，这些革命者在修补时就用自己衣服里的烂棉花和在泥土里使泥土的粘性减弱，牢固性降低，所以当革命志士躲过特务的机枪扫射后，大家就一起将这面墙推倒，顺利脱逃。

红 色 记 忆

（组诗三首）

——写在当年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作者 远 方

诵读 清风一絮

渣滓洞，当年突围缺口

这里，

历史留下一道豁大的伤口，

让祖**亲心疼地抚摸，

让一排排红领巾惊讶地肃立，

颤着盈盈泪光。

轻轻地，

我们走近一些，

再走近一些，

我们来点数那密集的深深弹窝，

我们来想象

那扶助的伟大、那呐喊的悲壮，

我们来寻觅黎明前

那一线线闪光的生的希望。

如今，

这里早归于寂静，

只有偶尔的风，

轻轻拨弄一下锈迹斑斑的铁丝网。

哦，

对于心儿对于眼睛，

这里，

有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

有一道鲜血铺成的彩虹

伸向太阳。

重庆解放前，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的革命志士遭到国民党特务、看守及管理人员的残酷迫害。重庆解放后，这些手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受到了人民正义的审判。但也有部分看守所管理人员是迫于生计，误入看守所工作的。在狱中革命者的积极争取和教育帮助下，他们并没有参与迫害革命者的行动，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狱中革命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渣滓洞看守所狱医刘石人就是其中之一。

刘石人1911年出生于天津。1924年，冯玉祥部在天津招收军医学生，刘石人报考并被录取。1927年，从西北军医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冯玉祥部、国民党第八军第一师、胶济铁路四方医院、国民党陆军炮兵学校、云南昭通卫生院、国民党第十六军军官总队行医。1947年4月，国民党第十六军军官总队撤销。同年6月，已是中校军医的刘石人随同其他军医共120余人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军官队军医队报到，等待分配工作。当时校级军医的安置工作十分困难，凡是能自谋生路的军医都找到了工作，刘石人第一次到重庆，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始终没找到工作。后经中校军医冯子贤介绍，他到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当军医。

1947年12月，渣滓洞重新收押革命者。渐渐地，关押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受刑严重，身上伤痕累累，加上天气逐渐炎热，狱方怕出现传染病，遂向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总务处检诊所申请，在狱中设立分诊所。刘石人遂被要求前往渣滓洞看守所创设分诊所。起初，刘石人觉得分诊所离城区很远，医疗条件又差，且责任重大，不愿意前往。后来考虑到分诊所是临时性的，以后还可以调回来，不去的话可能会再次失业，为了生存，只好答应了。

到了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告诉刘石人：渣滓洞是秘密看守所，里面关押的全是“政治犯”，每个人都有编号，看病不要问姓名……

在渣滓洞，刘石人诊治病人时，坚持从人道主义出发，抱着“济世活人”的思想，尽心救治狱中的伤病员。刘石人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分诊所是在看守所一进大门的外院里的一间陈旧的小房子里，药品有20多种，仅有2把镊子和2只口用体温表，工作是在黑暗恶劣的环境下，在特务层层监视下开展的。分诊所是直属检诊所领导的，在看守所内只有建议权而无执行权，只有给被关押人员看病的工作关系，我到渣滓洞分诊所纯属解决工作问题，从未接受任何除医疗业务以外的其他任务，也未填任何表格和履行任何手续，更未参加任何组织。

在医疗业务上，一般日常疾病，全按医疗常规处理，任何病人的药品无不亲自配，面交本人。为了减轻被关押人员的痛苦，在条件很坏、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我运用医学的观点，按照卫生学的原则，在开展医疗业务的诊疗工作上做了一点我所应当做的一些有利于被关押人员的工作。

刚开始，狱方要求刘石人诊治病人时，只能隔着牢门询问病情，不能入室做进一步的检查和听诊，这样的限制让刘石人很不满。有一次，一位“政治犯”肚子疼，刘石人怀疑是急性阑尾炎，要求进入牢房检查，遭到看守的拒绝。刘石人又同看守长徐贵林沟通，希望进入牢房做进一步检查。但徐贵林却说：“这是监狱规定，谁也不能开锁进去，就连徐处长（重庆绥靖公署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来了，没有我的命令也不能开锁。”当天下午，刘石人看到所长李磊，愤怒地说：“分诊所像这样起不了什么作用，只不过是一旦发生死亡事故，你们可以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我不愿意做替罪羊，我要调职回城里。”李磊害怕事情进一步闹大，影响自己的仕途，只好答应刘石人必要时可进入牢房诊病。这样，刘石人有了和革命者进一步接触的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刘石人了解到这些“政治犯”中有大学教授、新四军战士、银行职员、新闻记者、企业经理等，发现他们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是杀人如麻的“恶魔”，而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希望救人民于水火中的人。他们虽身陷囹圄，却依然积极乐观、英勇豪迈。

刘石人发现关押在渣滓洞女牢的周泉香经常哭啼和呕吐，经询问检查，得知周泉香刚结婚就被捕了，现在吃饭就吐，有时不吃饭也吐。刘石人判断周泉香出现的是妊娠反应。考虑到狱中环境恶劣，他便向李磊反映，要改善孕妇的伙食，否则可能造成胎儿早产或死胎，弄不好就是两条人命。但李磊拒绝了其要求，并讥讽他是多管闲事。刘石人气愤至极，和李磊争吵起来。最后他向李磊提出，可否由自己出钱为病妇买些营养食品，并让她写信与家人联系？李磊也不愿把和“政治犯”的关系搞得过分紧张，今后不好管理，同意了刘石人提出的为病人购买营养食品的要求。刘石人当即拿出钱来，安排勤务兵徐兴宗进城购买。为了使周泉香精神上得到慰藉，他还想办法帮助她与家人取得了联系。

1984年11月4日，周泉香在给王淑萍（刘石人妻子）的信中写道：

他（刘石人）常借看病之机给我送来罐头、水果、糕点。后来可能是看守有所发觉，就不允许他进牢房看病。在此情况下，他问我重庆市内是否有亲友，他可以设法告诉他们，给我送些钱和东西来。我告诉他，在南岸黄桷垭有我爱人的堂兄杨志学，他是内二警的中队长……石人同志热情地说：“你写封信，我帮你送去，并告诉他送东西的方法和地点。”但我们不准有笔和纸的。石人同志后来又偷偷地给我们一截铅笔和几张白纸。我在夜深人静时，坐在马桶上悄悄地给志学兄写了一封信。石人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把信送去，使我得以和家人取得联系……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我的肚子也越来越大了，行动很困难，经常肚子下坠。难友们故意向医生提出，要求照顾孕妇。石人同志趁此机会向李磊提出意见：第一是他虽是医生，但对妇产科一无所知，生小孩子是一个危险事，他负不了任何责任，应让我出去生孩子。第二，虽说现在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很有可能早产，应该让我早些出去。由于石人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想方设法，我于1948年5月获释。

刘石人还利用所长李磊害怕在狱中流行传染病和人死了不好向上级交差的心态，利用职务之便，使多名被关押人员得以保外就医或获释。如证明10名“政治犯”患肺结核病，使他们外出就医，后全部被释放。刘石人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这一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主要是胡其芬（1948年4月被捕，1949年11月27日于渣滓洞大屠杀中牺牲）等人的努力工作和秘密配合的结果。为了使集体10人的证明发生作用，在出证明前就大造舆论，作了预备检查21天。发出证明后就暗中向每一个被证明的人打招呼告诉他们，不日就有人来查看病情，希望各自作好准备。

不几天，伪二处二科伪中校法官程相绿到了渣滓洞看守所，程相绿首先到了分诊所向我了解病人的情况，我作了详细的病情说明……程叫看守员把10个病人一个一个叫出来问病情，我在一旁逐个加以解说，解说病情如何，后果怎样严重等……后不久，集体被证明的应外出就医的10个人由伪二处来人，全部带进城，全部释放了。

除此之外，康继英患颈部淋巴结核，刘石人开外出就医证明，使其得以释放。曾咏曦患痔疮，刘石人开患肛瘘证明，并建议在外面的医院手术治疗，曾咏曦因此得到手术机会，后被释放。据不完全统计，刘石人通过开外出就医证明或者假证明的方式，帮助30多名革命者获释。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工委妇委书记胡其芬被捕，被关押进渣滓洞看守所女牢，与周泉香同关一室。胡其芬长期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对敌斗争和统战工作经验丰富。她得知刘石人给予周泉香的帮助后，又从之后的接触中对刘石人的经历和思想性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难友商量后决定把刘石人作为策反的重点对象。

1948年5月的一天，刘石人在给女牢的病人看病时，胡其芬塞给他一张字条。胡的举动让刘石人很诧异，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悄悄把字条收起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诊治。当看完病拿药时，胡又塞给他一张字条。离开女牢后，刘石人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打开字条，第一张上面写着：“医官，听难友说你是好人，难友们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我这个心脏病人。让我代表难友向你致谢！”第二张字条上写着：“拿出勇气来，不要怕！”

以后，刘石人还是照例每周到牢房巡诊三四次。胡其芬发现，他每次到女牢，眼睛都要在她身上停留一会儿，仿佛有话要说。时机已经成熟，必须抓紧做他的工作。男牢的成善谋（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何雪松（1949年11月27日牺牲）、胡春浦（1949年被营救出狱）等同志主动接近他，做试探性的策反工作。难友们用红十字精神启发他，用济世活人的思想感召他，希望他以听诊器为济世工具，多为难友治病。

在革命者的教育鼓舞下，刘石人开始为狱中革命者传递信息。刚开始只带一些口信给被关押人员的家人，诸如问候、日用品之类的。久了以后，才让他带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当时，渣滓洞关押着200余人，都急于同外面的同志、亲人取得联系，托刘石人捎信者很多。为防止出事，胡其芬写字条告诉刘石人：“鉴于大家条子太多，且你身着军装，如果在不恰当的地方露面，极易发生危险，对大家不利，今后，决定由少数可靠同志与你联系，不必要带的信就不要带了。”

狱中难友们商议后决定，男牢主要由萧钟鼎（“11·27”大屠杀中脱险）、胡春浦、何柏梁（“11·27”大屠杀中牺牲），女牢由胡其芬、李玉钿（后获释出狱）和刘石人联系，还将送信地点改为与其医生身份相符的医院、药房等地，不再往各家分送。遇有急事，则以要求急诊方式通知。同时，为不引起狱方怀疑，每次出诊尽量带上勤务兵徐兴宗。

1948年12月，关了8个月的李文祥（中共重庆城区区委书记）叛变，必须马上把这一情况告知狱外党组织。一天夜里，女牢喊起来，说胡其芬心脏病发作，要求治疗。刘石人闻讯赶来，胡其芬趁机塞给他一张纸条，并低语道：“狱内有一人叛变，咬了外面几个朋友，务将此信赶快送出。”次日，刘石人到济民妇产科医院，将信辗转送给院长朱宝翠，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理总统，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消息传来，狱中革命者欢欣鼓舞。为了让外界知道渣滓洞这个关押了数百名革命志士的“活棺材”，使国民党反动派在释放“政治犯”问题上无法抵赖，遂由胡春浦、田一平（后被营救出狱）、古承铄（牺牲于“11·27”大屠杀中）等人写了一份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姓名的名单，交刘石人带出狱外，转交重庆地下党组织，设法寄到香港的报纸刊登。

可惜，信件在邮寄香港时，被军统邮检组查出。徐远举大怒，下令层层追查。除在看守所各牢房实行大搜查外，还将刘石人、黄茂才（渣滓洞看守）、徐兴宗等多次叫去询问。终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刘石人对难友们的帮助，也得到了真诚的回报，女牢的难友们帮他缝补衣服、编织毛衣。1949年10月，刘石人结婚时，难友们还送了几张字画给他，江竹筠还绣制了一块桌布送给他。

1949年11月26日深夜，刘石人被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副处长杨元森强行挟持，到成都建立部队打游击。行至内江，刘石人乘机溜走，去到自贡（妻子王淑萍老家）。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台湾前，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处的革命志士实施集体大屠杀，300多人遇难。重庆解放后，手上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受到了人民正义的审判。而弃暗投明的刘石人则得到李玉钿等他在狱中帮助过的难友的证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1950年，经西南文教部推荐，到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工作。1980年3月，刘石人因病去世。

牢房关押过的志士

女牢室：江竹筠（江姐）、李青林、杨汉秀、胡其芬、左绍英、马秀英、张静芳、李惠明、陈继贤、黄玉清、罗娟华、彭灿碧、朱世君、邓惠中、荣增明、胡芳玉。

平一室：刁侠平、胡其恩、黎功顺、汪进仪、程仿尧、邓致久、陈诗伯、蔡梦慰、古承铄、章培毅、易仲康、张现华、张文端。

平二室：郑继先、聂滨、黄位贤、郭俊铎、廖瑞卿、付立志、张国雄、李犹龙、胡砚锋、胡小咸、王树林。

平三室：吴学正、伍时英、邓积玉、薛传道、李泽。

平四室：毛锡霖、黄宁康、吴正钧、杨翱、邵文征、赵家麟、郑寄松、廖模烈、史德端、龙光章。

平五室：文学海、陈少白、张朗生、唐玉琨、侯万群、张健、黄楠材、陈贻、陈邦文、潘仲轩。

平六室：郭重学、苟悦彬、程谦谋、陈尧伦、刘笃君、伍大全、何懋金、叶正邦、高天柱。

平七室：邓诚、唐征久、屈懋修、丁鹏武、郝耀青、蒋开萍、张泽浩、楼阅强、李建民、周殖藩、张远志。

平八室：张学云、谯平安、盛腾芳、刘石泉、何柏梁、卢秉良、艾文宣、粟立森、周后楷、杨子龙、蒋启平。

楼一室：陈丹墀、周显焘、刘祖春、李仲弦、刘振美、颜昌豪、廖忠良、曹文翰、杨虞裳、陈紫金、冉思源、段定陶、唐茂传、白深富、沈君实、陈柏林、荣世正、朱麟。

楼二室：余祖胜、张鹏程、唐文渊、张永昌、胡有猷、刘德惠、彭如松、张孟晋、何忠发、袁尊一、张守正、张德明、张力修、王屏、狄文海、王钧、涂鑫源、韩秉炀、马正衡。

楼三室：何敬平、潘鸿志、丰伟光、邓华朗、明昭、向成义、吴奉贵、周成铭、齐亮、王锡敏、夏惠禄、陈本立、王德伟、蒲小路。

楼四室：袁德朗、荀明善、张泽安、赖德国、张国维、张铭新、陶敬之、刘文蔚、唐建余、左国政、李铭三、张光伟、师韵文。

楼五室：高精益、李承林、雷震、周鸿钧、尹慎福、陈鼎华、李明辉、黄绍辉、唐慕陶、唐虚谷、石文钧、陈以文、胡作霖。

楼六室：蒋可然、陈作仪、成善谋、沈迪群、杨华友、韩子重、李群、赵时衡、杨泉新、邵全安、席懋昭、盛超群。

楼七室：华健、李维哲、陈俊卿、王敏、黄铁材、周志钦、李怀普、李仲炳、李维邦、陈用舒、傅绍裔、杨积超、周尚文、李维田、蓝蒂裕。

楼八室：游中象、何雪松、李子伯。

抗日时期，有不少爱国之士被抓，但面对敌人的棍棒及酷刑仍不愿透露半点消息，江姐就是其中之一，江姐全名江竹筠，1945年，开始从事地下工作，然而却在1948年被捕，关押在重庆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受酷刑仍拒交军统所要的地下情报，次年11月壮烈牺牲。

毒刑拷打未屈身，带镣行阶惟养心。

女子囚牢传壮烈，巾帼淬火是纯金。

竹签焉断英雄志，虎凳难折主义真。

还恨男儿经不住，投敌叛变愧为君。

江竹筠是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她受组织派遣，与地下党重庆市委的第一委员彭咏梧假扮夫妻，结果两人真的产生了感情，所以就结婚了，不久生下儿子彭云。而彭咏梧在与江姐结婚之前，在老家云阳县已经结婚并有一个儿子，彭咏梧并未与其原配夫人谭政伦离婚。

《挺进报》大部分都是通过江竹筠之手发行出去的，每次《挺进报》印完后，江竹筠都要亲自去取。《挺进报》印数最高时达1000 多份，最少的也有100 多份，在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23期，而从未在发行环节上出过问题，可见江竹筠是多么机智勇敢。

后彭咏梧发妻的弟弟谭竹安在重庆找到了他，彭咏梧向谭竹安说了当时情况，请竹安姐弟给予谅解，并恳请谭竹安来重庆抚养他们的儿子。大义的谭政伦果然来到重庆，从蒋一苇、陈曦夫妇手中接过了只有1岁零10 个月的彭云。

彭咏梧牺牲后，江姐抱着失去父亲的云儿，忍不住失声痛哭。女友不理解一向沉静的江姐为何失态，问道：“今天大年初一，你到别人家里哭，为什么？”江竹筠沉默了片刻，问道：“你说，两岁的小孩能记得父母吗？”女友愣住了。这时，她才将老彭牺牲的情形告诉了女友，两人抱头痛哭一场。

组织上考虑到江竹筠经受的打击，再三要她留在重庆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江竹筠拒绝了，她要求重返下川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请党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牺牲的地方工作。”她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危难重重，但她不愿离开那些死去的与活着的战友，不愿离开老彭。

不久，她又来到万县，负责川东武装起义的联络工作。她要把老彭留下的火种再次变成燎原烈火。但她没有想到，她的上级成了叛徒，把她出卖了。

“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这首经典歌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了几十年。这也是《红岩》为什么能够深深地烙在几代中国人心头的重要原因之一。《红岩》之所以染红了一颗颗向往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崇高心灵，之所以让千千万万民众永志不忘，就是因为《红岩》里一个个“江姐”式的人物，她们像红梅一样，让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永远照耀在我们心中…… 

在被叛徒出卖的长长的一大串牺牲或脱险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二十多名女性（其中有3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们都无法忍受的重刑和条件极其困苦的牢房里，所有的女性竟然没有一人当叛徒！这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性别上的差异？非也。人们常把男人比作钢铁一般坚强，女人总是柔情似水，眼泪当歌，可偏偏“红岩”故事里的女人们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于是，我们从“红岩”故事中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女人无叛徒。

据说，渣滓洞的第一名女囚叫周香泉，她大约是1948年三四月份关到渣滓洞来的。她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关押此地。周香泉当时已有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渣滓洞没关多久就出狱了。

1948年4月是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开始，渣滓洞里的“女犯”便成倍增长。在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及任达哉、李忠良等叛变后，重庆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至群众相继被捕。4月份一个月内，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晓云、倪俊英、李惠明、熊咏辉和曾紫霞等7名“女犯”被关进渣滓洞，关在渣滓洞那幢两层16间牢房的楼上第六室，当时连周香泉一共是8个“女犯”。

五六月间，周香泉出狱。因案受牵连的孕妇张秀蓉挺着大肚子被关进女牢，不几天又有张秀贞从雅安转成都也押到渣滓洞来了。

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川东的许多党员被捕并押往渣滓洞。在这批囚犯尚未押进渣滓洞时，监狱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内左边一排平房靠监狱楼房的两间，即女牢一室、二室。在万县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陈继贤、黄玉清4位女共产党员就是这时被关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这一天，另一位女共产党员李玉钿也被押进女牢。这年下半年，又有罗娟华、胡芳玉、杨文玉、徐世荣、康继英、胡述民、曾永熙、黄莲生、朱世君、左绍英、杨汉秀、邓惠中、张静芳、马秀英、彭灿碧、盛国玉等“女犯”先后被关进女牢。1949年9月，刘国鋕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释出狱后，又有荣增明被关进渣滓洞女牢。

这样算来，从1948年三四月到重庆解放前的“11·27”大屠杀时，女牢共囚禁过30多人。因为关的时间前后不同，两间女牢中经常囚禁的大约20人。

在这些女人中间，我依然认为，她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这样条件异常艰苦和残酷的地方，能够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忠贞不屈的情操，实为难以想象。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们做到了；暴风骤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们也做到了；寂静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们依旧唱着歌、昂着头，每天以爱和阳光迎接各式各样的斗争……这就是女性的伟大，女共产党人的可歌可泣！

真实的“红岩”故事里，到底有没有“江姐”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一般意义上说，我们都把一个在敌人监狱里坚贞不屈、堪称“狱中大姐”的江竹筠作为“江姐”。其实，江竹筠只是当年在敌人监狱里那些表现坚强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江竹筠是6 月14 日在万县的住处被捕的。当时，出卖她的叛徒涂孝文并没有露面。就在这之后的几天里，雷震、黄绍辉、李明辉、黄玉清、李承林夫妇、唐虚谷夫妇、陈继贤、刘德彬等住在万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当天晚上，特务在万县特委会里审问江竹筠，逼迫她交出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名单和武装起义计划，可是江竹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叫出涂孝文和她对质。

涂孝文低着头走进来。“江竹筠，我知道的我都说了，你的身份人家都知道了。你也别怪我，我也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不说人家也都知道。”涂孝文嗫嚅道。

“你这条恶狗！”江竹筠死死地盯着这个叛徒，两只眼睛里仿佛喷射出火焰来。“你为什么陷害好人？你乱咬人能有好下场吗？”涂孝文低头不语。在江竹筠面前，他感到内疚，感到惭愧，他甚至有些悔恨，不该听冉益智的胡说八道。

特务们对江竹筠动起了重刑，可她一声都不吭。她并不像电影、看到的那样高大，身高只有1.49米。但就是这位身材娇小、看似羸弱的女子，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江竹筠一行被押到重庆，先是关进了二处，不久又转押至渣滓洞。在审讯室里，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特制的竹筷子把她的十个手指夹得鲜血淋漓，昏死后又用凉水喷醒，死去活来多少次，但她反复坚持的只有一句话：“我没什么可说的。”被羁押渣滓洞看守所后，她又遭刑讯。敌人残忍地在她旧伤未愈的手指上猛夹竹筷。为了不致很快昏死，敌人布置行刑特务夹竹筷时慢慢加劲，到快昏死过去时就放松，然后又慢慢加劲，使江姐既难以忍受，又不致于昏死。

最后，江姐鲜血淋漓的手指只要一碰竹筷，行刑特务还未使劲，她就昏过去了。敌人非常想破获川东武装暴动组织，而叛徒又说这一切只有江竹筠最清楚。于是，敌人从早到晚，反复对她使用酷刑。

江竹筠晕死过去了。的确，没有人能用血肉之躯抵抗住这样的酷刑而不昏厥，但作为对党无比忠诚的战士，她却可以用意志的力量支持住坚强的神经。

特务用冷水把她喷醒。她一醒过来，立刻在心里告诉自己：你要尽你最大的力量保护组织和同志，什么也不能对敌人说。敌人继续用刑，她望着连自己也认不出来的被摧残的身体，望着凝结着仇恨的遍体血污，嘴唇倔强地抽动着，说：“我是共产党员，随你们怎么处置！”“杀了我也不知道组织……你们是枉费心机，永远也达不到你们的目的……” 

“你说不说？到底说不说？”传来特务绝望的狂叫，混合着恐怖的狞笑。

她回答到：“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 

据后来特务交代，江竹筠受刑后，渣滓洞看守所中的大小特务全部摇头叹息：“共产党就是坚强，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在当时被捕的同志中，江竹筠是受刑最重的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到受酷刑的滋味。 

当江竹筠被提出女牢去审讯时，渣滓洞18 间牢房里的难友没有片刻心安。有人把头伸出牢房风门口张望；有人不断在设法打听情况；有人在向刚人狱的难友介绍江竹筠怎么不同于一般；有人在估计这次审讯会延长到什么时间；女牢的难友则在打听受了什么刑，准备着怎么让江姐回牢后舒服一点，使她伤痛减轻一点。

在大家心如火燎的等待中，两个特务拖着江姐从铁门外进来了。她还有些昏迷，拖着软弱无力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移动，鲜血从她血淋淋的两只手的指尖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

女牢里奔出来几位难友，把江姐轻轻地扶进牢房。曾紫霞、皮晓云、牛筱吾等人含着热泪把江姐抬到了床上，盐水早已准备好了，一根一根蘸着盐水的竹签子递过来，难友们就用它来为江姐清洗伤口。李玉钿、胡其芬把家里捎进来的白糖找出来，冲成糖水，抱着江姐给她喂进去。

江竹筠的伤口渐渐地清洗干净了，一小碗石花粉末递过来，轻轻地撒下去。在渣滓洞围墙的基石上，长着一种灰白色的苔藓植物，把它晒干了弄成粉末，有止血的功能。

江竹筠突然低低地呻吟了一声，把头向外侧转去，嘴角冒出了血沫。此刻，她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疼痛了，难友们的情谊让她感到无比的温暖。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一滴眼泪也未落的她，倒在难友的怀里，就好像见到了最亲的亲人，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哗哗地流下来。

难友在为江竹筠揩脚时，生怕碰痛她的镣伤，动作十分轻柔，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奇迹：江竹筠的脚小得出奇，在角度恰当时，她的脚可以从上了锁的脚镣里脱出来！难友们几乎惊叫了起来。从此以后，江竹筠在未取脚镣之前，除大小便外，几乎整天都用被子盖在身上坐着，或躺在床上。就连有的难友也不知道她在床上时根本没有戴上脚镣，只要有特务喊女牢的人出去或进女牢时，自然有人早已机灵地把江竹筠的脚放入了脚镣。

江竹筠在狱中多次受刑，最严重的一次是1949 年1 月16 日，这一天是彭咏梧同志牺牲一周年的日子，又碰上江竹筠第三次受刑昏倒。

当时，江姐的身份并不是狱中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她坚贞不屈的表现却赢得了所有难友的钦佩。于是，在1 月19 日这一天，由下川东被捕的同志提议，停止一切娱乐，向烈士表示哀悼，并征集诗歌、慰问信，送给江姐，表示狱中同志们对她的关心，更重要的是表示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这些偷偷送来的诗歌和慰问信中，最著名的两首诗是由楼下五室的室长何雪松写的，一首是《海燕》，另一首是《灵魂颂》，后一首诗的副标题还特别注明“献给小江”。

“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你——骄傲的海燕！你又镣铐着回来了，毒刑没有屈服你的忠贞；许多同志，因你的忠贞而安全了。革命工作，因你的忠贞会开展飞腾，你，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你是丹娘的化身！啊！……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优秀的典型，你是受着考验的灵魂。叛徒见你而颤栗，敌人见你而震惊。你今天的事迹，将化成美的旋律，成为千百万人颂赞的歌声。姑娘呵！姑娘！我们没有什么来安慰你，但是，你在那里呻吟，我们却同样的痛心，请将息你的创伤吧！我们得熬过这深沉的黑夜，迎接那霞光焕发的朝暾，朝暾！

这首诗在《红岩》小说中只节录了一小段，诗中的丹娘是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卓娅。苏菲娅是一位俄罗斯女英雄，因反对沙皇专制和封建农奴制度而被处以绞刑。所以江竹筠便有了“中国的丹娘”这一美称。写给江姐的那首《灵魂颂》在监狱中很快就传开了，有的难友还把它谱上曲，教给大家唱。

江竹筠读着这一首首斗志昂扬的诗篇，读着那一封封感人肺腑的慰问信，怎能不热血澎湃，心潮激荡。她拿起用竹签子做成的笔，蘸着用棉花灰制成的墨水，在黄色的毛边纸上给渣滓洞的全体难友们写了一封回信：

“我的丈夫、同志、战友，是被敌人打死而割下首级的，今天来纪念他，愿大家继续努力，来完成我们的最后任务。毒刑、拷打是大小的考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这封信被难友们利用放风的机会传了出去。

江竹筠写完了信，心情依然没有平静下来，她把同牢的难友召集到自己床前，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确自己的最后任务。”江竹筠没有点明这个最后任务是什么，但大家心里都清楚，那就是在走向刑场的时候，要视死如归，不玷污革命的荣誉。

“江竹筠宁死不招，实在没办法呀！”法官张界向徐远举汇报完审讯江竹筠的经过，不禁有些灰心丧气。“从下川东抓来的不只是一个江竹筠，还有那么多人，挨个给我动刑，我就不信他们个个都是江竹筠。”徐远举气极败坏地说。

后来，难友曾紫霞即将出狱之时，江竹筠用竹签子在毛边纸上给谭竹安写了一封信，托曾紫霞带了出来。这是她在狱中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江姐写道：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而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我有必然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去年6 月被捕）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

曾紫霞很快就把这封信交到了谭竹安手里。他和姐姐谭正伦把这封信秘密保存起来，同时下定决心，不管担多大的风险，也要把彭云抚育成人。解放后，他们把这封信交给了歌乐山烈士纪念馆。凡是前来这里参观的为父母者，读着江姐的最后一封信，无不耸然动容，伫立凝想：江姐给自己孩子定的养育标准，现在有多少父母真正做到了呢？

1949年11月14日清晨，特务喊到：“江竹筠、李青林，出来！”江竹筠知道离别的时候到了，她首先把自己在狱中默写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交给了同牢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阴丹土林布旗袍，外面罩着一件红色的毛衣。她细细地梳理好头发，与难友们依依惜别。

这时候，江竹筠的怀里揣着一张儿子的照片。这是曾紫霞出狱后通过争取过来的看守黄茂才带进来的。她把这张照片拿出来，轻轻地亲吻了一下，放在了贴胸口的地方。她不能让它被敌人搜走。

江姐扶着跛了一条腿的李青林走出牢房。在经过男牢时，她俩不停地向难友们点头告别。男牢的难友们全都拥挤在牢门口，向他们尊敬的江姐致意，与她做最后的告别。

来到外边的炭场上，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困难，想扶她上汽车，李青林用力推开对方伸出来的手：“不要碰我！我嫌你手脏！” 江竹筠扶着李青林，帮助她登上了囚车。

在男牢那边，特务正在不断地提人。“杨虞裳、唐虚谷，出来！”“蒋可然、陶敬之，出来！”“齐亮，出来！”杨虞裳听到敌人喊自己的名字，没有急着换衣服，也没有和难友们告别，而是高声朗诵起诗来：“筑墙自围莫笑咱，只为挣断铁锁枷！越狱脱险成功日，神州开遍自由花。板筑缘在墙坍塌，砸烂铁锁折断枷；作茧自缚非夙愿，碧血丹心换中华！

这两首诗是今年初夏时他和另一位难友白深富合作的。暗喻的是：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渣滓洞监狱的一段土墙轰然倒塌。李磊怕难友们逃走，急忙找人补墙，但又怕从外边雇人泄密，就把补墙的任务交给了杨虞裳、白深富、刘振美等10 位难友。看到他们在外边夯墙，狱中有少数人觉得不可理解，便出言奚落：“筑墙自围，无异木匠做枷，作茧自缚。”杨虞裳、白深宫等人没有加以辩解，照样夯墙不误。很快，围墙就补好了，李磊前来视察了一番，觉得很满意。可是他哪里知道，杨虞裳等人是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明面上老老实实干活，暗地里却在墙泥里掺了很多砂石和腐草，夯墙时把石磙子重重举起来，却轻轻放下去，这样筑起的墙从外边看起来挺结实，内里却是虚泡泡的。墙筑好后，杨、白二人就写了上面两首诗，剖白其中的奥秘。听到杨虞裳的高声朗诵，很多难友都明白了他的用意。结果，就是靠这段墙，渣滓洞才逃生了15名难友，

《红岩》小说中老大哥的原形人物唐虚谷也是在这次大屠杀中牺牲的。他走到女牢门口，与妻子张静芳告别：“你如果能够出去，照顾好孩子，让他们跟党走！”面对着自己的伴侣和革命领路人，张静芳没有掉眼泪，她伸出手去紧紧地握了握丈夫的大手：“老唐，你走吧，等着我！”

被李文祥出卖的重庆地下党工委书记齐亮走出牢房，穿过走廊，和每一个牢房里的难友握手告别。他一边握手还一边大声说：“再见了，同志们！快胜利了，我们先走一步……”

经过女牢门边，他突然站住脚。女牢房门口，他的妻子马秀英含着泪水，伸出双手，隔着铁门紧紧抓住他。马秀英嘴唇颤动，想要说什么又什么也没有说……

门边紧握着的双手分开了，永远地分开了，亲人熟悉的背影慢慢走出了看守所铁门，送走亲人之后，马秀英昏厥在铁窗前……

男牢楼七室唱起了那首题名《天快亮了》的渣滓洞洞歌，立即引起整个渣滓洞监狱难友们的放声齐唱。在激昂的歌声中，一双双含着热泪的眼睛，目送自己的同志从容步上刑车。“远处有鸡啼报晓，太阳随黎明而到，黑夜已经死灭，这世界已再没有强盗……” 

敌人先后从渣滓洞提走了29 人，又从白公馆提走了一人，共分三批将他们押到电台岚垭。因一次处决不了这么多人，敌人就把等待处决的人押到离刑场较远的一间房子里，让张界假装问话，拖延时间。

在刑场的后边，有一个事先挖好的长方形土坑，处决一批，照完相后就地掩埋一批。走上一条人迹罕至的荒凉小道，江竹筠明白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她把千言万语凝结为一句响亮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同行难友一齐高呼。

格格格格……尚未到达预定的刑场，刽子手们就慌忙射出罪恶的子弹。

江竹筠倒下了，李青林倒下了，难友们都倒下了。他们的鲜血在枯草萋萋的小山坡上流淌……

丧尽天良的匪徒杀人之前，竟强迫烈士们把穿在身上的西装、毛衣连同鞋袜一起脱下来，每人身上只剩下内衣内裤。第二天，他们就把这些抢掠来的东西拿到磁器口摆地摊叫卖。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当时关押在渣滓洞集中营的并非江姐一人，原本只是重庆的一个小煤窑，因为有很多渣，但是煤却特别少，所以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在这里三面是山，一面是沟，所以很难找到这一个地方。1939年军统特务直接将煤窑霸占，并且还将其改造为监狱，分内外两院，外院为审讯室，内院一楼一底16间房为男牢，还有两间平房是女牢。

进入每一间牢房，看着低矮潮湿的牢房，陈旧残破的木板床，触摸破烂不堪的行李，凝神注目牢房内每一块图版，仔细阅读每一页书信，每一首诗歌。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痛失丈夫的江竹筠为何不畏牺牲？出身富贵大家的白深富缘何毅然投身于革命？何敬平为何愿把牢底坐穿？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为社会投身革命？我在他们的书信中，他们的诗歌中，他们的歌词中，他们的伟大壮举中找到了答案。“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江竹筠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在草纸上给儿子写下了此番遗言。

附：信件原文

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江竹筠给谭竹安 1949年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况，我感到非常难受。幺姐及两个孩子给你的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尤其是现在的物价情况下，以你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累成什么样子。除了伤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决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难的日子快要过完了，除了这希望的日子快点到来之外，我什么都不能兑现。安弟！的确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从入狱那天起，我就下定了坐牢的决心。从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看，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蒋介石来重庆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顽固，现在的战事已近川边，这是事实。重庆再强，也不可能和平、津、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给它三四个月，命运就会完蛋的。我们的牢也不白坐，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希望我俩见面时你更有惊人的进步。这一点我们当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话又得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万一他作破坏，到底孤注一掷，一个炸弹两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估计的确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望你能教育他踏着父母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向，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庆？若在，云儿可以不必送托儿所，可节省一笔费用，你以为如何？就这样吧，愿我们早日见面。握别。愿你们都健康。

来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谈。

竹姐

八月二十七日

1949年，重庆即将解放，而被囚禁的200多位革命志士心情极为激动，等待解放的到来。白公馆的100多人还使用红色的床单，以及用纸所裁剪的五角星做成红旗，藏在牢房的地毯下面。丧心病狂的特务在溃逃前夕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只有15人成功脱险，其余人全被杀害，纵火烧了牢房。

2007年渣滓洞被一场洪水冲毁，经过多方筹集资金，工作人员开始没日没夜修缮，在修理到2号女牢的时候，地面突然砸出一个大洞。工作人员立刻停下所有的工作，经过查看之后人们也泪目了，原来这个大洞后面也有一段极为壮烈的故事。

工作人员挖出了江竹筠当年准备越狱用的两件铁质工具，当年江姐他们就是被关押在这里，不过她们并没有放弃抵抗，趁着每天早上一小时放风的时候，梅村等各个地方所有的钉子和锐器，全部藏在衣服里面，之后再全部交给一个人。晚上就分工合作，一部分人望风，另外一部分人就开始挖洞。一直以来历史当中都有记载这一件事情，但是一直没有发现越狱时所用的工具。

没有想到经过半个多世纪竟然出现在这里，那个直径20CM，深70CM，就是2号牢房18位女同志所挖，里面也放置了他们准备逃跑的东西，看出他们有充足的准备有很多工具可以将门锁撬开，还可以打开脚镣。但是是所有一切都准备完好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这些铁制的工具，见证他们处于监牢当中，但是一直反抗，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不放弃任何生的希望。

江姐在就义前曾写过一封信，曾写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决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她的儿子）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江姐临死前除了惦记儿子，放不下的还有心中的大义。

江姐在就义前曾写过一封信，曾写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决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她的儿子）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江姐临死前除了惦记儿子，放不下的还有心中的大义。

这是江姐就义前的最后一封信件，也是她的“红色遗书”，江姐即江竹君，而“江竹筠”是她被捕后临时取的名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姐在万县不幸被捕，后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遭受了各种酷刑包括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等，然而江姐却不曾屈服过，始终维护着组织，最终在1949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江姐壮烈牺牲在了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

1949年，解放军连连获胜，敌人已没有多大的力量抵抗，于是江姐一行人对监狱看守黄茂才、狱医刘石仁做思想工作，两人心中动摇，也不忍看着同胞被处死，黄茂才则冒险联系了歌乐山武装卫队连长邬治声，刘石仁将渣滓洞以及白公馆在押人员的名单带了出去。

不过这两个计划都已失败告终，但江姐等人也不气馁，不愿干坐着等待，因此偷偷拆除了门窗上的钉子、门闩等越狱所需的锐器，她们也确实挖出了一个深90厘米的洞，另外地下人员也心系被关押在渣滓洞的革命者们，为以防突发情况发生，也早已展开了营救行动。

只是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快马加鞭的营救行动又屡屡失败，江姐于11月14日牺牲后，越狱工作则落在了胡其芬身上，胡其芬在狱中写下了《狱中报告》。

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惨案却发生在了渣滓洞，场面触目心惊，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也接受过革命者的教育，良心未泯，打开牢门放走了最后19人们，但最后仅有14名男同志和1女同志活了下来，殉难者则达300余人。

渣滓洞于2007年初被一场洪水冲毁了靠近溪边的几栋楼，经过多方筹集资金和工作人员日夜赶工修葺，在修葺时被毁部分的同时，也对整个渣滓洞进行了全面的修缮，主要是修补墙面的色泽。整个修缮工作完全按照当初的原貌进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渣滓洞依然是当年的景象。在修葺渣滓洞的时候，工作人员挖出了江竹筠当年准备越狱用的两件铁质工具，在当时的史料中有记载江竹筠她们几位共产党员越狱用的工具，可是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两件铁质工具直接证明了江竹筠等共产党员在监狱中依然坚持反抗斗争的精神。

监狱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难友们曾用“吃的三多饭，睡的一脚半”来形容狱中生活。狱中每天只吃两餐，饭是糠壳多、稗子多、沙粒多的“三多饭”，菜是盐水煮白菜，或者几粒胡豆，终年见不到一点油荤。据逃出来的难友回忆：“碗里盛着乌黑的硬饭粒，吃在嘴里的感觉就像咬到碎石头一样，混合着焦糊和霉臭的味道。还有一碗盐水汤，上边漂着几个烂菜叶。他们都要坚持咽下去。

渣滓洞监狱关人最多时达300余人。在长不到两丈、宽不足八尺的牢房里关着20多人，每人地铺只占一尺一、二寸。睡觉时，须左右两排人一齐侧身卧下，脚对脚交叉起来，才容得下身体，被难友们称为“一脚半”生活。 

为分化瓦解革命者意志，特务设立了“狱中优待室”。1949年春节以前，男牢的平一室至平四室就是看守所设立的所谓“优待室”。所谓“优待”，基本条件根本没有改善，只是比别的牢房放风时间长一点，即每天早晨6点开锁，晚上5点闭锁，白天不锁门，平一室还兼作娱乐室，允许看书、打牌、下棋、唱京戏。

在每一间囚室的墙壁上，都陈列着同室难友的遗像以及生平事迹简介的文字，还有烈士的遗墨和遗物。在这一间间活棺材般的囚室中，被关押的二百多个优秀的中华儿女，英勇无畏地将救国救民的赤子情怀，将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将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演绎到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极致;演绎到令人泪飞如雨、回肠荡气的情感极致;升华到高山仰止、千古流芳的精神极致。

在渣滓洞烈士英名录陈列室有两幅字，一幅是“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另一幅是“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墙上烈士名录，有的有照片，有的没有照片，他们的生命大多定格在20、30多岁，在即将迎来新中国的曙光之际，他们用鲜血染红了我们的党旗、国旗和军旗，这让我的内心深受触动和震撼。在阴暗、狭小、潮湿、空气近乎不流通的牢房里，我拍照片的手控制不住地抖，展板上的照片和文字令我窒息。我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浪漫、青春、清纯和饱含的热情与激情。

心里最为感慨的是，当年关在这里的那些共产党人，怎么会有如此刚强的意志，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读书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都是文弱书生，但他们面对监狱里如此严酷的刑讯，能忍受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各种酷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当年的这些儿女，真是可歌可泣的好汉、豪杰和英雄！

我亲眼看到了殉难烈士遗留下来的血衣残片；看到了被杀害在渣滓洞监狱的烈士遗体照片，甚至看到了一双小孩的鞋子，这是“监狱之花”的遗物。这个小女孩未出生时，就随同母亲左绍英被捕入狱。她一出世便处在黑暗的牢狱中，她甜甜的笑脸，稚嫩的奶音曾给死寂的空气中带来过多少欢乐。然而，就在那场屠杀中，幼小的她连同她的母亲一起倒在了血泊中。

我在一个用篾条和鱼鳅蒜草做的小花圈旁边站立，并久久不愿意离开，几十年了，草叶依然碧绿，小花依旧鲜艳，在精心的编织下，小花圈依旧悲哀、沉静，它依旧在娓娓叙说着那段感人的壮烈往事： 

走进那一间间牢房，从悬挂着殉难烈士遗像的空隙走过，陈列有一百多位烈士的照片和生平事迹介绍。驻足观摩那一件件实物，凝望那一幅幅图片，我细数着那些长眠的英魂，心情格外沉重。他们当年慷慨赴死、舍身取义的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眼前。我在他们生活的床前，逐一问候着他们的英灵，与他们对话，像是多年相识的朋友

烈士们一个个气宇轩昂，竟是那样年轻。三十岁以上的很少，大都二十几岁，最小的只有十几岁。他们牺牲在风华正茂的年龄。为了信仰和理想，经受住了种种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为党、为人民、为革命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至年轻的生命！

他们有父母、有妻儿、但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他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的幸福，愿把牢底坐穿。我是含着热泪，逐一走过这一个个牢房的。

资料介绍中，他们身处逆境，随时有牺牲之虞，但他们充满了理想，坚持“努力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用黄泥搓成粉笔在地板上写字，用竹签子和竹筷子削尖磨成“自来水笔”，用棉絮烧成灰拌上水当“墨汁”，用香烟盒写字去记载信仰与罪恶。 

没有书本，他们凭着记忆，把过去读过的书回忆出来，供大家学习讨论。江竹筠、曾紫霞等人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背诵出来，用竹笔写在草纸上供大家传阅。江竹筠还凭着记忆给难友们讲解《土地法大纲》、《政治经济学》。有许多同志还刻苦学习外文。

共产党员谭沈明，在八年多的牢狱生活中，自学英文、俄文。曾任地下党重庆北区工委书记的齐亮同志，毕业于西南联大。在狱中主动教难友学俄文，还结合斗争实际写出了《怎样作支部工作》供大家学习讨论。有的同志还编写了数学、物理、化学讲义。

我实在想象不出，在这样恶劣环境的封闭牢房里，他们是如何进行学习的，愈看愈是仰慕。他们是一批有着真正信念的革命者!

1948 年12 月15 日的深夜。从楼下六室的牢房里，传出一阵阵呼喊声，牢房的门被猛烈地摇晃着，不时被拍打得啪啪直响。

“快来人呀！龙光章不行了！”瘦骨嶙峋的龙光章躺在床铺上，虚弱得已经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然而他的嘴唇却在不停地动弹着，一位难友俯下身去，把耳朵贴在他的嘴边，这才听清楚他是在断断续续地说这样一句话：“给部队首长带个信，我不行了，我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他是江汉独立旅32 团一营三连的号兵，在对敌突围中受伤被俘。1948年4月，与七名战友被押解到渣滓洞监狱。

一路上吃不饱，总喝生水、脏水，患上了痢疾。进到渣滓洞监狱后，虽然有饭吃，但饮食粗劣，虽然有狱医，但那个名叫刘石仁的中校医官医术并不高明，而且缺医少药，结果使得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最后转成了黄肿病。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特务看守们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难友们就是喊破了喉咙，也见不到一个人影。龙光章就这样含恨死去了。

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即《红岩》中的猫头鹰，指挥几个特务看守冲向楼六室：“死了个把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赶快抬出去埋了！”回答猫头鹰的却是一片怒吼：

“不讲清楚，不许抬走！”狱中的难友经过紧急商量，决定利用这件事展开一次大规模的斗争，改善狱中的待遇。代表很快被推选出来了，他们是肖中鼎、何雪松等同志（小说中是余新江和刘思扬）。

在渣滓洞看守所长李磊（即《红岩》中的那个身体肥硕，绰号猩猩的家伙）的办公室里，谈判代表提出了四项条件：

一、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位，会后集体送葬；二、白布裹尸，备棺盛殓；三、改善生活条件，不许虐待政治犯；四、今后重病号一律送医院治疗。

李磊听完上述条件，装出沉痛的样子说：“死人固然不幸，不过，这事有上面管。我也很难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只是龙光章身体本来就不好，请大家体谅所方困难……”代表们一下子火了，单刀直入问他：“四个条件，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李磊翻了脸，变得强硬地站起来威胁说：“你们想聚众要挟吗？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放明白点，跟我提什么条件！”说完，他一转身就走了。

当晚，难友们故意在狱中又吵又叫，闹得特务一宿不安。 

第二天早起，难友们又要求进行了第二次谈判。李磊对其他条件都答应了，唯独不同意开追悼会，并说：“没有这个先例。”谈判破裂了。难友们决定使用最后的武器，开展集体绝食。 

中午，特务看守出人意料地送来了狱中少见的白米饭、回锅肉。但谁也不去正眼看一眼。饭凉了，菜也不再冒热气了。它们被原封不动地抬走了。李磊没有想到难友们的决心这么大，有些着急了，一会儿去找一些身体差的个别谈话：“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是不行的，你们身体差，更要注意啊。”一会儿又叫来一些非党群众，装作关心地说：“你们案子不重，不要跟着起哄，否则自己吃亏。”他这些话，得到的只有白眼，没有人动摇。分化瓦解，欺骗拉拢全没有用。李磊慌神了，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乱子？僵持下去，说不定，就在明天，也许后天，早晨开门放风的时候就会发现，已经躺着几十具，甚至几百具僵直的尸体。被迫接受条件？这是中美合作所前所未有的事。可是，听任几百个人质集体自杀，将会给自己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如果将来清查起来，岂止是“玩忽职守”的一般罪名而已？到那时，不仅是自己，就是上司徐鹏飞和整个西南特区，也难免要受严重的处分。要是特别顾问一旦震怒起来，那……

前两天，他担心政治犯的反抗情绪终会爆发成为可怕的暴动。他日夜加强警戒，秘密地防范着一切可能出现的危险。可是现在，他发现监狱里还有比暴动更难对付的事件。如果是暴动，他还有权命令开枪，可是现在连开枪也没有用。权衡轻重，也许，赶快接受条件倒是一条出路。李磊找来猫头鹰，对他说：“算了，就让他们开追悼会吧！”龙光章遭受的种种磨难使很多难友落下了热泪。难友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正对牢房的山坡上，为的是每天都能看到他。 

狱中追悼会开始了， 这是监狱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追悼会。高墙上、岗楼里的敌人紧张地架起了机枪，各个岗哨也增加了看守特务。

楼六室的牢门打开了，龙光章的战友们抬着战友的遗体，缓缓地走了出来。龙光章僵直的遗体上，穿着一件已经破旧不堪的军装。在他们的后面，打出来一幅墨迹未干的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永不还家。紧接着，难友们抬着这个准备好的花圈，从牢房里缓缓来到放风坝，这花圈是用放风时从墙角采集到的“鱼鳅蒜”小白花和青草扎成的。没有青纱，一位难友撕开了自己的一件青布长袍。女同志头上戴着白布，还有人戴着用白鞋带制作的白花。 

院坝正中的祭桌上铺着白布，摆着“龙光章烈士之灵”的灵牌，还放着简单的祭品。祭桌两边摆放着各室难友送的花圈和挽联。挽联是用一小方一小方草纸联结起来的，迎着风哗啦哗啦直响，仿佛奏响了愤怒的哀乐。狭窄的地坝，变成了悼念战友的庄严会场。 

几百个战友，整齐地排列在警戒重重的地坝上。几百颗期待战斗和复仇的心，剧烈地跳动着。“监狱之花”抱在曾紫霞怀里。两只大大的、泪汪汪的婴儿透亮的眼睛，望着天空直转动，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疼爱着她、抚育着她的长辈的面孔。

追悼会由龙光章的战友夏金儒主祭。悼词简短而沉痛，一下子使得本来就很伤感的难友们更加伤感起来，好几个难友泣不成声，地坝里一片唏嘘声。小卓娅突然哭叫起来。这一声声婴儿的啼哭，冲破了这里沉重压抑的气氛。复仇的怒火在难友们的心头燃烧。 

追悼会快结束时，垂头丧气的李磊迫不得已地对着灵牌三鞠躬，讲了几句官样文章的话。

追悼会后，龙光章烈士的遗体裹上白布装入棺木，由几位难友抬了出去，安葬在渣滓洞外面正对牢房向阳的山坡上，这个位置也是难友们选定的，为的是大家每天都能够看到他。一位叫做艾文宣的难友写的悼念诗响了起来：“不要眼泪，不要人们的慰藉。记着呵——中国人民还活着，这册血写的帐簿，将是一块历史的丰碑！死，是永生。死，并不是战斗之火的熄灭。让他永不泯灭的忠魂，在青翠的歌乐山巅，仰望黎明！

这是一篇不事修饰的战斗檄文、向敌人讨还血债的宣言，有着深厚、质朴的特色，充满了感人的力量。 

站立在牢房门口，望着眼前的“放风坝”，就这样的一块狭小场地，竟然发生过共产党人发动的“监狱迎春联欢会”，真是件不可思意的事情。于是，我的眼前，背后的门打开了，情景又真实地再现了： 

大家热切期待着的春节终于来到了。凌晨，夜色渐渐隐退，牢门外15 瓦的狱灯还在闪耀着依稀微弱的光亮，岗亭上还不时传来“梆梆梆”的竹柝声响。

就在这时，从平一号牢室暮地升起来嘹亮的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应和着。开始，歌声略微显得不十分整齐，后来慢慢地统一了。300 个人一条心，300 个难友一个愿望，它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铁流。 

唱完了《国际歌》，大家又唱叶挺将军的《囚歌》，何敬平的《愿把牢底坐穿》。这两首歌大家人人会唱，也都爱唱。接下来又唱起了一首渣滓洞洞歌，这首歌从词到曲全是渣滓洞狱中的难友自己谱写的，平时各牢房经常唱，今天变成大合唱，唱得分外有感情：“远处有鸡啼报晓，太阳随黎明而到，黑夜已经死灭，这世界已再没有强盗。离乡背井的人赶快回家去团圆，被侮辱与损害的已不再呜咽嚎啕，艺术家、科学家、作家、教育家，抬起你的头来，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工作和歌唱吧！不再有人捏住你的笔杆锁住你的嘴巴。种过田的总得有饭吃，作过工的总得有福享，挨过饿的不去再挨饿，受过冷的不愁再没有衣裳，坐牢的已不再是革命战士而是那些妖魔鬼怪、豺狼虎豹。啊……天亮了，远处有鸡啼报晓，太阳随黎明而到，黑夜已经死灭，这世界已再没有强盗！” 

当唱到“坐牢的已不再是革命战士而是那些妖魔鬼怪、豺狼虎豹”一句时，稍微出现了一点混乱。有人接着往下唱，有人却回过头来重复这一句。没有任何人出面指挥，大家的心意很快就相通了，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一句。

最后，大家开始齐声高唱渣滓洞全体难友共同议定的“洞歌”，即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这是古代的“囚歌”，但却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为世代所传颂。这首诗很长，抗战时期，作曲家江定仙截取其中部分段落配上曲，由诗成歌。这首歌的歌词，并不是所有的难友都弄得懂，但是 “天地有正气”一句就把人带入庄严的境界之中：“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有明。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唱得酣畅，唱得兴奋，歌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早晨。在歌声中，狱中春节联欢会拉开了大幕。第二个节目是互赠贺年片，互送礼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祝同志们春节愉快！”楼下一室全体同志敬贺一张香烟盒纸，制成四张贺年片，用竹签笔写着苍劲的蝇头小楷，下端画着刚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诗，寓意深刻。

楼上一室的同志用贴锡箔的白纸片，写上工整、秀丽的小楷字：“星火燎原，愚公移山。众志成城，水滴石穿。” 

楼上七室的同志，把罐头上的广告牌纸保留下来，在反面写着：“ 熬过冬天，迎接春天；越过高墙，穿过云端；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新年礼品琳琅满目，雅致大方，大多是同志们的精心创作之物，凝结着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其中有黄泥精制的围棋、象棋、跳棋，也有纸壳扑克、84 张牌。最灵巧雅致的要数五角星、小红心，这是余祖胜的作品。他在放风的时候，偶尔拾到了一个铁钉子，如获至宝，在地上、石头上磨呀磨呀，终于磨成了一把小雕刀。他又找来红色的、黄色的牙刷柄，刻成一个个红心、红星、短剑的模样，刻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英文缩写，很多难友在春节这一天都收到这份礼物。

第三个节目是张贴春联，难友们顾不上吃饭，抢先把饭桶提到自己所在牢门口，盛出稀粥当浆糊，把事先写好的一块块草纸黏贴成长条，作为春联牢牢贴在门两边，瞬间，各牢房门口焕然一新。 

楼下七室的对联：“两个天窗出气 一扇风门伸头 横额：乐在其中 ”

楼上五室对联：“歌乐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参禅 横额：极乐世界”

楼上二室对联：“洞中才数月 世上已千年横额：万象更新”

对联机窍别出，表达着难友们的希望、信仰，比如“满园春色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横额：春回大地”等。早在构思这些对联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了既要含蓄巧妙，又要有过春节的喜庆气氛，还要有战斗意义。现在看来，这些目的都达到了。

看守长李磊（红岩小说中的猩猩），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看过来，摇头晃脑地品评着这一副副春联。当他走到楼下七室门口时，脚步停了下来。 

“我看横额上这个‘乐’字用的不好，我建议换个字。”李磊搞不明白这些坐大牢的人有什么欢乐而言。一位难友挖苦道：“把‘乐’字换成“苦”字怎么样？”李磊自讨没趣，悻悻地走开了。猫头鹰和一些小特务也来看对联，更是看得莫名其妙。他们被难友们的兴奋、喜悦、冲动弄呆了。

吃过午饭，大家情绪更加高涨。李磊回五灵观家中过年去了，徐贵林拖着老婆、孩子进了城。当班的是黄茂才，他是难友们多次教育的策反对象。女室的杨汉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胆地向他提出：“过春节，我们要表演文娱节目，请你行个方便，开门大放风！”黄茂才见上司不在，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为防万一，在大门外增加了岗哨，机枪架在高墙的铁丝网上，密切地注视着牢房内的一切动向。

牢门一开，难友们狂奔而出，有的伴随着铁镣的哗啦声跳起“踢跶舞”，有的在放风坝上翻跟头，有的拍手欢跳，有的相互拉扯放声大笑……在这个阴森、恐怖的监狱里，一个史无前例的春节联欢会开始了！ 

没有乐器，脸盆、漱口盅以及铁镣的碰撞声变成了一支“交响乐队”；没有导演和节目主持，难友们即兴发挥，不拘一格，节目层出不穷。 

楼四室的精彩节目“空心筋斗”开始了。表演者头朝地，脚朝天，翻身腾空旋转360 度，一个筋斗又一个筋斗，一连串人影，形成一根长长的抛物线，从院坝这边翻到院坝那头，赢得了难友们齐声喝彩。 

接着，七八个人围拢过来站成一个大圆圈，五六个人踩着别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个较小的圆圈，三四个人再站上去，一层、二层、三层……

最小的圆圈上只站着一个人，手执小红旗，迎风招展，极目远眺高墙外的岗哨，借此侦察墙头上的电网。这个节目叫“叠罗汉”，是楼五室的难友刻意安排的，它引来又一阵欢呼声。

放风坝变成了大舞台。楼下八间牢房前台阶上坐的全是人，楼上楼栏后也是人，好像是两层戏台。突然，从女牢里传出了歌声，随着歌声跑出了杨汉秀，她腰间系着大红大绿的绣花被面，边唱边跳，扭起了陕北秧歌：“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随着欢快的歌声，踏着轻盈的步履，一群女难友，浓妆淡抹，翩翩起舞。丝光被面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五十多岁的邓惠中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提着个空捅扭起来。跛脚的李青林正踏着有节奏的舞步，江姐的脸上布满红云。只有有着崇高理想的人才能在这个时候跳得这样优美，这样自如，这样使人感动。

左绍英抱着“监狱之花”，楼上楼下地忙着给叔叔伯伯们拜年。小卓娅被大家轮流抱着，她咧开小嘴，恬静地笑着。欢快热烈的秧歌使大家热血沸腾，很多人都冲进院坝，参加到跳舞的行列中。

联欢会达到了高潮，看守特务被这沸腾的场面惊呆了，他们拉响了枪栓，几乎是一触即发。一位难友一边跳舞一边大声地说：“真有意思，这里又可以跳舞，又可以唱歌，还有人架机枪保卫我们的安全。”轻快的秧歌舞曲久久地在空中缭绕，整个渣滓洞爆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大合唱：“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那猪羊出了门。”

整个渣滓洞监狱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别开生面的春节联欢会，把岗楼、碉堡上持枪警戒的特务们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就在这时，一个个分散的人影，悄悄溜进了楼上一室，刘振美站在牢房门口，与进来的每一个人紧紧握手，20 多名监狱诗人席地而坐，宣告“铁窗诗社”在烈火中诞生了。为了防止特务发现，余祖胜、张朗生轮流在牢门外放哨。

今天，由刘振美来主持。他说：“组织诗社的目的，是要以诗歌作为斗争的武器，把竹签笔当作战鼓、号角，揭露强盗的罪行，迎接革命的胜利。”

杨虞裳接着说：“革命者决不能沉默，每个战友都应拿起笔来战斗，既要无情揭露敌人，又要写出我们的理想、未来和狱中生活。但是要注意监狱的特殊环境，传递诗歌必须保密。”

蓝蒂裕补充说：“短诗以口传为主，需要抄在纸上传阅的，一定不要写作者姓名，防止敌人搜查。”为庆贺“铁窗诗社”成立，杨虞裳带头朗诵了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何雪松朗读了自己创作的《灵魂颂》。张朗生、陈丹墀、张学云等都相继朗诵了自己的新作。诗友们心情激奋，直至“收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1949年的春节，在重庆渣滓洞监狱，200多名“政治犯”在春节这一天走出牢房，他们互相拥抱狂欢，他们挥舞镣铐手舞足蹈，他们互赠礼品激励斗志，他们写诗作词相互鼓励……

在被称为“人间魔窟”的渣滓洞监狱，“政治犯”们在欢庆之余还成立了“铁窗诗社”！

这是革命志士在敌人集中营里的一次政治示威，这是身经残酷折磨的志士不屈意志的一次能量释放，这更是一次对即将到来的新社会的尽情赞美和无限期望。

渣滓洞监狱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的特别看守所，这里关押的主要是1948年川东地下党组织发动三次武装起义失败被捕的人员，以及川东地下党《挺进报》因发行出现问题被叛徒出卖的人员，总计200多人。

1949年的春节联欢会，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一次有准备有预谋的狱中政治斗争，主要有这样几个背景：

一是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通过狱中的报纸、广播和从特务嘴里不断传到狱中，汇集成一个强大的声音，胜利就在眼前，蒋家王朝就要灭亡了。

二是1948年12月15日，龙光章（合川人）病死了，牢里空气很沉重，每一个难友都觉得生命毫无保障，连应有的医药都没有，因此发动绝食，要求追悼……在最困难的集中营里，这次斗争是相当成功的，难友写出了许多用草纸做的挽联、黑纱、纸花，充分表现了灵活的创造性和团结的斗争精神。这次斗争成功，为更大规模的狱中斗争——春节联欢会做了准备和预热。

三是与难友一起坐牢8个多月的李文祥突然叛变，给狱中同志以极大的打击，同志们的情绪一度相当沉闷。罗广斌的狱中报告中记录道：“新年以前，听说李文祥叛变，各室开了检讨会，又写出大量慰问函件、诗、文给李妻熊咏辉，鼓励她、支持她。后来她明确表示不会叛变，而且以后要和李离婚。一方面是熊的坚持，另一方面，集体打气，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春节要到了我们再来搞一次联欢会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悟同志死难1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狱中所有同志都停止了放风时的娱乐活动，包括在牢房里唱歌、作诗，大家都希望以沉默来表示对彭咏悟的哀悼和对江竹筠的安慰。

许多难友都认为这一天江竹筠会悲伤地待在牢房里。放风时到了，大家默默地走到院坝中散步，他们都把眼光投向女牢房，不去惊动悲伤的江竹筠。

可是，大家突然看见江竹筠衣着整洁、情绪饱满地走出牢房，主动与各位难友点头、挥手、打招呼。所有人都迅速向江竹筠靠拢，他们没有看见一个哭哭啼啼的江竹筠，却看见一个坚定的女战士。他们把钦佩的眼光投向江竹筠，让她感到一种温暖。

江竹筠不在忧伤中沉默，坚强地面对现实的乐观精神使难友们受到极大鼓舞！大家又高兴了起来。这时，不知是哪位难友说了一句：“春节要到了，我们再来搞一次联欢会！”立刻有众多的难友附议。于是，为了欢庆解放军取得的胜利，为了打破因为出现叛徒而形成的沉闷气氛，更为了要抒发压抑已久的革命豪情，狱中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到来的时候，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大联欢。

于是，一场秘密筹备春节大联欢的活动悄悄在各牢房里展开了。

曾经在渣滓洞监狱当看守的黄茂才回忆说：“据说1949年的春节联欢会，他们男女室早已做好准备，事先他们有人曾向管理员黄纯清要求在大年的初一日搞春节联欢会。”（见黄茂才：1997年11月20日《关于春节联欢会》一文）

大家决定，每个牢房都要有节目，而且都要别出心裁！

男牢房的共产党员、《新民报》记者陈丹墀、电力公司职员周显涛、杨虞裳和开县县中教员、川东地委员刘祖春等人在精心创作诗歌……21兵工厂工人余祖胜将平时捡回的废牙刷用石块慢慢地、轻轻地敲打成一小节一小节的小块，武胜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张鹏程、因《挺进报》被捕的张永昌、胡有猷和地下党员电力公司职员刘德惠、袁尊一、何忠发，民盟成员张孟晋等人帮忙，将一小段牙刷柄在地上打磨成一颗颗红心……地下党宜昌特支书记、《大公报》的陶敬之、蜀都中学教员张文江、岳池小学教员左国政、万县和成银行经理李承林等在编写对联……地下党员蓝蒂裕则独自一人，在构思写一首能够留给儿子蓝耕荒的诗……有的牢房设计“翻筋斗”、有的牢房小声学唱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罗广斌更是用双脚甩动脚镣，创作“踢踏舞”……

最有创意的是女牢房，女牢房的地下党员彭灿碧和小学教员左绍英、中学校教员张静芳、小学校长邓惠中、万县小学校长李青林和马秀英、江竹筠、杨汉秀等在仔细地商量，一定要在联欢会上出彩。她们用被面、床单和红丝带以及牢房里凡是能够装扮的物品尽量地装扮自己，要表现一组让男同胞眼睛一亮、大饱眼福的集体舞……

为了保证能够召开春节联欢会，春节的前一天，胡春浦做当天值班特务管理员黄纯清的工作，向他保证“决不出乱子”。但是，春节的当天却又是看守黄茂才当班，解放后他在一份材料中记忆：

适逢春节这一天是我担任值日。从我的观念思想还是倾向让他们轻轻松松愉快过好大年初一这一天。我很早起来就把风门给他们打开了。我在院坝里散步。后面女室曾紫霞就叫我说：“小黄，今天是年初一，让我们搞文娱活动吧。”当时我没有马上答应，我说：“你们不要忙，我去了解徐组长今天往城里去不？”待我到徐家打听得知，他们一家人都要到城里去。我心想只要徐走了，所长今天肯定不会到所里来的。当时看见其他管理员和班长都溜进城里去了，于是我很大胆地回来对曾紫霞说：“你们把早饭吃了再搞活动吧。”等他们吃完饭后，我把他们的风门全部打开了……

冲出牢房尽情欢唱

嘹亮的《正气歌》（注：文天祥词）声拉开了春节联欢会的序幕！这声音是那样的清响、是那样的有情感、又是那样的自信。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难友们鱼贯走出牢房，有的唱着狂奔、有的跑跳着挥舞、有的甚至在地上打滚、更有的击碰铁镣、敲打手铐……那金属碰撞声与发自肺腑的叫喊声，与《国际歌》声汇聚交响在一起，显示出狱中革命者“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的巨大能量！

联欢会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开始了。

首先是每个牢房之间相互交换纪念品：余祖胜用牙刷柄做的一颗颗红心传到了每个难友手中；用草纸画的有镰刀、斧头、红星、和平鸽的“贺年卡”在每个牢房的战友间相互赠送；一张小纸片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祝同志们春节愉快！楼一室的全体同志向大家拜年！”的话语传送给大家；一张罐头盒商标纸背后写着：“熬过冬天，迎接春天；越过高墙，穿过云端；高山仰止，黎明来兮。”

接着，难友们在牢房门口开始贴上春联。有的上联是：洞中才数月，下联是：世上已千年，横批是：万象更新。有的上联是：歌乐山下悟道，下联是：渣滓洞中参禅，横批是：极乐世界。有的上联是：两个天窗出气，下联是：一扇风门伸头，横批是：乐在其中。

渣滓洞有的看守读了这些春联以后，十分不解，这天天坐牢，哪还有什么乐在其中、极乐世界啊？看着戴镣铐、手铐的“政治犯”如此狂欢、作乐，他们实在是不明白。他们站在门口看着，边看边摇头边发出不可思议的感叹！

这时，罗广斌冲到院坝中间有节奏地抬起脚，用脚铐重重地撞击地面，发出清脆的声响，大家不断为他鼓掌，也有的学着他，一起跳这“踢踏舞”。袁德朗、荀明善、陶敬之、左国政等人在放风坝翻起了“空心跟斗”，他们头顶地、脚朝天，好不欢欣。

难友的记载

据罗广斌《关于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和狱中斗争情形》的报告中记载：“新年，又是一次灵活的斗争场合。球赛时，队员穿着绣有‘自由’二字的背心，各室利用放风的机会表演节目，早上全体唱洞歌——《正气歌》（各室预先约定），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

联欢会进行到下午的时候，一阵清朗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从女牢房中飞越而出，女难友“随着欢快的歌声，踏着轻盈的步履”跳出牢房，她们“浓妆淡抹，翩翩起舞，丝光被面的彩裙，姹紫嫣红，使人眼花缭乱。”（见渣滓洞脱险志士傅伯雍《春节联欢会》一文）

女牢房迎接解放的舞蹈是刻意精心准备过的，曾经在渣滓洞监狱关押过的小说《红岩》刘思扬的原型、刘国志的恋人曾紫霞在《战斗在女牢》一文中写道：

最能显示出渣滓洞欢乐的场面是《红岩》小说中描述的春节大联欢。这次的大联欢的确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女牢为这次联欢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也由于这次的联欢而尝到苦果。

女犯为能让文娱表演为全渣滓洞欣赏，想尽了办法，出主意、办交涉，要黄茂才把所有牢房门打开，让所有难友在牢房外看，楼下八间屋前的台阶坐得满满，楼上的围着栏杆，这真是像搭的戏台，只是表演台在下边。

女牢的化装表演是精心打扮的，李青林拐着腿喜气洋洋走出来，邓惠中手里提个空的豆瓣筒也扭起来。花衣服、绸被面，狱中所有的最耀眼、最漂亮的东西都一齐动员出来了。她们在院坝里扭着秧歌，唱着“正月里来是新春……”她们跳得那么整齐、唱得那样动情，那优美动人的样子使人决不相信她们会是女犯！她们为扭这场秧歌在牢房里练了又练。当她们的节目获得全牢长时间的鼓掌，她们看到男犯人那欢乐的面孔时，她们扭得更欢了，欢乐使个个女犯都变成了天仙！

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春节大联欢，有人问我跳舞时是不是头上打了红蝴蝶结，我说那是小说，同我不沾边。我跳舞时是在脖子上围了一条鲜红的小围巾，它是国志给我留下的唯一纪念。

这是一次有着重大意义的联欢会，是集中营里的一次政治大示威，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

一个看守的记载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胜利推进的消息，使狱中难友们忘记了自己是在监狱！看守黄茂才在回忆材料中说：

……他们都高高兴兴涌出牢房，并开始每个牢房互相赠送礼物……然后他们开始按每个牢房准备好文娱节目活动，从楼上依次进行，他们表演节目各式各样，如跳土地、耍魔术等，上午没有结束，下午继续进行活动，最后是女牢表演，更精彩，她们将自己五颜六色的被面拆下来披在背上有秩有序到院坝里扭秧歌，并且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呀”。当时楼上楼下拍掌大声叫：“好呀！好呀！”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管理员谢伯衡从城里回到院坝，听见他们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谢伯衡就问我：“你为什么让他们唱解放区的歌曲呢？”我当时回答他说：“我没有听见他们唱什么歌曲。”后来他向所长反映了这件事，不久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大骂了我一顿。问我初一那天搞了些什么？如果徐处长知道了，是要受严重处理的，并警告我，下次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就要严重处理。1949年11月我被资遣，联欢会也是其中因素之一。

成立“铁窗诗社”

在春节联欢上，压轴的节目是每个牢房仔细讨论商定的，宣告“铁窗诗社”的成立。

这是为了开展狱中斗争的一个秘密组织，这是革命志士春节最大的喜庆之事，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监狱里的一次强烈迸发。那一天，几乎每个人都有“作品”问世。现在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唱和诗有6首。

傅伯雍当年在狱中创作了《入狱偶成》：“权把牢房当我家，长袍卸去穿囚褂；铁窗共话兴亡事，捷报频传放心花。”

歌颂光照、追求自由，为人类美丽幸福的未来描绘光辉的图景。一种崇高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他们。在他们身上所显示出的坚忍和执著、无畏和高昂，正是共产党人最宝贵的品质。

因川东武装起义于1948年6月在开县被捕的中共下川东地工委委员杨虞裳当年唱和的诗是：“英雄为国就忘家，风雨铁窗恨磕牙；革命成功终有日，满天晴雪映梅花。”

1947年3月被捕，殉难于“11·27”大屠杀的刘振美烈士创作的唱和诗是：“誓歼国贼野心家，生命何须问子牙；乐观主义心无畏，坐对铁窗吐笔花。”

1948年因《挺进报》事件被捕，殉难于“11·27”大屠杀的白深富烈士创作的诗是：“只为祖国不为家，消灭群凶与爪牙；正气歌声震寰宇，要叫铁树开红花。”

1948年因川东武装起义被捕、殉难于“11·27”大屠杀的艾文宣烈士当年创作的诗是：“别妇抛雏不顾家，横眉冷眼对虎牙；深知牢底坐穿日，全国遍开胜利花。”

狱中的难友许多都是学者、文人，他们才华横溢、诗文均佳，虽然身在牢中，却经常赋诗作文，或自娱情志，或激励难友，或歌颂未来。许多文化不是很高或并不善于诗文的难友也以诗歌的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在这一天，难友吟诗朗诵，抒发胸臆。

在1948年因搞军运被捕、殉难于“11·27”大屠杀的张学云烈士，当年创作的诗是：“对敌斗争靠大家，酷刑难熬紧咬牙；蒋贼兵败末日近，坐穿牢底戴红花。”

诗是烈士保持革命气节的自我激励，诗是烈士憧憬未来的激情，诗是烈士超越自己的崇高精神展现，诗更是烈士绝不屈服的一种决心。

因《挺进报》1948年被捕、殉难于“11·27”大屠杀的古承铄烈士，当年创作的诗是：“在战斗的年代，我宣誓：不怕风暴，不怕骤雨的袭击。一阵火，一阵雷，一阵狂风，一阵呼号，炙热着我的心：脑际胀满了温暖与激情。我宣誓：爱那些穷苦的、流浪的、无家可归的、衣单被薄的人民；恨那些贪馋的、骄横的、压榨人民的、杀戮真理的强盗。我宣誓：我是真理的信徒，我是正义的战士，我要永远永远，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而战！”

他们的诗篇是身处危难之境，面对屠刀和牢狱的坚强之作。凭着对理想的信仰，展现出崇高的气节和伟大的人格，以信仰的力量摆脱了形形色色的欲望，以诗的创作去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春节的愉悦！

1947年因“小民革”案被捕，殉难于“11·27”大屠杀的何雪松烈士，当年创作的诗是：“乌云遮不住太阳，冰雪锁不住春天，铁牢关住了战士的身子，关不住要解放的心愿。不怕你豺狼遍野，荆棘满山，怎比得，真理的火流，革命的烈焰。看破晓的红光，销铄了云层，解放的歌声，响亮在人间。用什么来迎接我们的胜利？用我们不屈的意志，坚贞的信念！”

他们很少被称为诗人，但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诗章，每一个革命烈士都是一朵盛开的“绚丽的血红的花”。

因《挺进报》事件被捕、殉难于“11·27”大屠杀的何敬平烈士，当年创作的诗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要把这颠倒的乾坤扭转！我们要把不合理的一切打翻！今天，我们坐牢了，坐牢又有什么稀罕？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注：以上诗见《黑牢诗篇》）

很多诗篇的作者在黎明之前倒在了敌人血腥的枪口之下，他们没有看到蒋家王朝的最后覆灭，没有呼吸到日夜盼望的新中国自由的空气。但是发生在1949年春节的渣滓洞监狱革命者的大联欢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铁窗诗社”成立后，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节节败退，敌人对难友的监视更加严密，放风被取消了。敌人只要发现有字迹的纸屑，总要追查到底，手铐脚镣随时可以加在难友身上。然而诗友们仍在作诗，在歌唱。“铁窗诗社”的诗友们共创作新旧体诗50多首，诗作中既有探求真理的《宣誓》、《灵魂颂》、《论气节》；也有抒发革命情怀的《咏梅》、《生命的讴歌》；还有表现狱中斗争的《阴暗的角落》、《囚歌》等。

其中蓝蒂裕烈士，在临行前吟诵的《示儿》，当为诗作中的精品：“你——耕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读着，让人潸然泪下，久久不能平静，这是革命者发自内心深处的畅想，这是革命者对祖国未来的期望，这是革命者人格精神的迸发，似流星、似惊雷，使敌人胆寒，使革命者鼓舞。读着这些诗作和信抄，我感受到了革命者的无私和坚毅、思想家的深邃与睿智、艺术家的豪迈与洒脱。似这样壮烈、豪迈，缠绵的作品，可惜大部分在“11·27”大屠杀时被烈火烧毁，遗留下来的仅有20多首。 

“铁窗诗社”的诗友们，绝大多数在黎明前倒下了，他们留下来的诗稿也大多残缺不全，我想，可能他们很少被称为诗人，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首壮丽的诗篇。他们都是真正伟大的诗人，他们的文字让我们汗颜，他们的句子让我们热血激奋，他们的信念让我们仰慕，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我想，这些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诗句，是我们这些被称做诗人的人绝然写不出来的！

人，活着要尊严，死得要壮烈，这些，关在渣滓洞里的共产党员们完全做到了。他们坐穿了牢底，他们扭转了乾坤，他们死而无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是这样壮烈牺牲的：

重庆马上就要解放了，特务们也准备动手了，渣滓洞监狱的大屠杀，从晚上7 点钟开始了。从岗亭上传来的梆子声似乎比以往更急促，一阵紧似一阵；从歌乐山上刮下来的风似乎比以往更寒冷，一阵比一阵刺骨。渣滓洞看守所的办公室里换上了特大号灯泡，站在楼上男牢里，就可以清楚地看见猩猩和猫头鹰狰狞的面孔。他们正在指挥大小特务紧张地搬运东西，焚烧档案和文件，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也在进进出出，他们是徐远举派来的杀手。

“解放军可能打到綦江了，不然敌人为啥这样慌张？”“天亮前更黑暗，大家要提高警惕！”“准备敌人狗急跳墙！”毫无睡意的难友们挤在门边，一边观察一边议论分析。

炭坪上响起卡车的嘶鸣声。这个时候发动汽车干什么？不大一会儿，特务看守李福祥、余相北就手拿名单进来提人了，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群看守，手里拎着刻着USA 字样的手铐。

“蔡梦慰，收拾东西，换衣服，跟着转移！”蔡梦慰知道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他装作收拾东西，把已经写好的《黑牢诗篇》用布包好，用绳子扎紧，藏在怀里。这首长诗一共有275 行，字字句句都是他全部心血的结晶，他不能让它毁掉。蔡梦慰昂首阔步走出牢房。在押往松林坡刑场的路上，他趁敌人没注意，把那卷《黑牢诗篇》抛到路边的草丛里。解放后，清理屠杀现场的同志拾到了这些被雨水浸湿的、用草纸写成的诗稿。

和蔡梦慰一起遇难的还有何柏梁，在11 月11 日捎到狱外的信中，他还叮嘱家人：“要是我们有平安自由出去的机会时，请以送一根领带来作记号。”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弄清楚烈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浪漫的请求。

女英雄邓惠中被提出了牢房。在去刑场的路上，她见到了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儿子邓诚。儿子搀扶着母亲，母亲拉扯着儿子，母子俩一脸无畏，迎着刀丛枪林走去。

接着，吕英、陈俊卿、李明辉、刘石泉、古承铄、陈继贤……

走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只有歌声为战友送行。

当雷天元带领一群刽子手赶到渣滓洞监狱的时候，已经是28 日凌晨了。到这时候为止，这里总共才处决了48 人，狱中还剩下将近200 人。按照李磊和徐贵林商量的办法，一律用绳索勒毙，现在看来，这样干速度太慢。雷天元打电话紧急请示徐远举，要求改用枪杀。徐远举迟疑片刻，便表示同意。到了这种时候，也顾不上保密了。

凌晨两点钟左右，夜色漆黑如墨，山风呼啸，细雨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突然，一声尖厉的口笛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楼上楼下的都听着，楼上的全部下来，女的到楼下八室集中，动作要快，我们要办移交了！”徐贵林扯着嗓子在放风坝上吼叫。在他的身后，一字排开三名看守。

在特务的监视下，男牢楼上楼下全部难友分别关进楼下一至七室，两间女牢的难友关进了第八室中。“移交给谁？”几位难友同时质问道。

“警备司令部杨森。”特务看守支吾着。转移完毕，一把把铁锁又锁紧了牢门。

突然，一群手持汤姆生冲锋枪和手提机枪的匪徒冲进院坝，领头的就是杀人不眨眼的熊祥、王少山。他们像魔鬼一样站在每间牢房门口。徐贵林一声口笛响过，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各牢房同时喷出了火舌。

格格格格……哒哒哒……美制冲锋枪在疯狂地吼叫，无数子弹向牢房内无处躲藏的难友们身上倾泻……“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口号声、歌声，夹杂着敌人的枪声，响彻渣滓洞内外！

第一排枪声响过，很多同志倒在血泊之中。在第一批就义的难友中，有两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大男孩，一个叫杨华友，一个叫史德端。

就在子弹向囚室里倾泻，吞噬着难友们的血肉之躯时，一个个令敌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几乎同时发生了。第五室的共产党员，新闻记者胡作霖陡地挺直躯体，两手紧抓牢门，用他宽厚的胸膛去堵住敌人喷吐火舌的枪口……

第六室里，何雪松强撑起负伤的身体，像钉子一般铆在牢门边，用身体挡住罪恶的子弹。倒下去时，他还用尽最后的力气斥责刽子手：“你们也活不了多久……”他没有回头，但是他知道难友们正在从后窗突围，他能多坚持一会儿，难友们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何雪松生前还不是共产党员。解放后，根据他的生前要求和狱中表现，中共重庆市委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敌人的枪筒从第七室的牢门口伸进来，猛烈地抖动着，呼呼闪着火苗。突然间，一个人影从牢房死角里猛地跃起来，双手抓住已经打得发红的枪筒往里拖……这个人是共产党员，名叫张学云。

他使劲往怀里拖枪，只要能把枪夺过来，就可以还击。可惜的是，汤普生冲锋枪的枪匣很长，被窗棂卡住了，急切间很难得手。他急红了眼睛，大声对难友们喊道：“我是军人，我掩护你们！快逃呀！”他猛地松开抓枪的手，随即用双手抓紧牢门，用他那宽厚的胸膛堵住喷吐着火舌的枪口……

与此同时，三室的新四军中原军区32 团一营三连二排排长，年仅27 岁的李泽一个箭步跨到门边，以熟练的战斗动作紧紧抓住伸进来的枪筒，与刽子手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夺枪斗争。遗憾的是，因为子弹匣过长，枪筒卡在门框里，不能得手，他最后壮烈牺牲在牢门边。 

枪声一阵猛似一阵，牢房里碎屑飞溅，墙壁被打得如同蜂巢一样，密布着无数子弹穿过的洞眼，空气中弥漫着血水的热气和令人窒息的火药味。难友们纷纷倒下了，鲜血涌泉般流出“共产党万岁！”……

枪声中，还不时传出阵阵高昂的呐喊声，这是许多难友最后的呼声：“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们站出来你们打好了！”五室的陈作仪被打伤了腿，仍大声斥责敌人，声音中蕴藏着深深的愤恨。

哒哒哒哒……罪恶的子弹密集地飞向他的身躯……牢房里渐渐没有了声音，只能隐约听到尚未断气的难友发出的呻吟声。“停止射击！”指挥屠杀的徐贵林大声对刽子手发布命令。“全都到后窗去，前面不要站人！”哒哒哒哒……

枪声在后窗口又嚎叫起来，未中弹的难友中弹了，已经牺牲的，身上又贯穿了新的弹孔。

又一声口笛响起，射击停止了。徐贵林大声命令：“把门打开，进去仔细检查，挨个给我补枪，往头上打，每人头上一枪！”砰砰！砰砰！枪声又在满是硝烟的牢房里响起来。

“我是小孩呀！……”蒲小路满身是血地从地上爬起来，声音中带着恐怖。他确实是小孩，那年才13 岁。“该死的小共匪，给我打！”徐贵林一声令下，枪声响起，小路再没有了声音。

特务打开了第八室的牢房，女难友全集中在这里。刚才敌人开枪时，左绍英和彭灿碧首先想到是孩子的安危，她们用身体挡住射来的密集枪弹，希望孩子能死里逃生。

第八室里满地都是尸体。胡其芬、李惠明、黄玉清、张静芳、朱世君等人都倒在血泊中。只有两个年幼的小女孩——小卓娅和苏菲娅在尸堆里爬来爬去，哭叫着找妈妈。她们哪里知道，她们的妈妈已经永远不能说话了。身负重伤的罗娟华在昏迷中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她挣扎着艰难地向孩子身边爬去，想用自己带血的身躯把孩子掩护住。一寸，一寸……然而，就在她刚刚抑到孩子身边时，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竟端起冲锋枪对准罗娟华和两个孩子，打了满满一梭子50 发子弹！50 发子弹……连床都剧烈抖动起来！

补枪完毕，门重新锁上。除几个人在走廊上巡视外，其余的刽子手争先上楼，到各牢房搜寻值钱的衣物，并找来一些可以燃烧的木柴堆积在楼下。天亮之前，渣滓洞这场大屠杀暂时告一段落。

雷天元又找来一大桶汽油泼到早已堆放好的木柴上，霎时间，烈火腾空，浓烟滚滚，整个渣滓洞在燃烧。

这时候，牢房里还有30 多人未被打死，但大多身负重伤。因为当时解放军进军神速，连打炮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刽子手们急着逃命，屠杀时比较慌张，尽管经过补枪，仍有部分同志未中要害。

由楼上二室转移到楼下二室的唐文渊，侥幸躲过了第一轮扫射，又躲过刽子手的逐个补枪。当烈火熊熊燃烧，门窗都已烧坏时，他乘着浓烟掩护，砸开门窗跑了出来。还有一些身负重伤的难友，也被浓烟熏醒了，他们从尸堆里爬起来，挣扎着冲出去。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八号牢房后侧、狱中厕所旁那段有缺口的围墙冲去。这里就是杨虞裳在逝世时吟到的那首诗暗指的地方，现在，这堵断墙便成为在大屠杀中侥幸活下来的难友们突围脱险的唯一通道。

当难友们冲到缺口处的时候，他们的身影被火光映照出来，让滞留在炭坪上的匪徒发现了，他们立刻抓起冲锋枪和手提机枪扫射起来。顿时枪声大作，缺口被封锁住了。冲在前边的部分难友跳出缺口后，迅速分散脱险。跑在后边的难友又暴露在纷飞的弹雨中。

楼四室的共产党员张现华（重庆大学学生）、张孟晋（重庆大信高等商校校长）等10 多名难友被罪恶的子弹击倒在围墙旁的水沟边。当唐文渊已经跨上围墙缺口的时候，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胸部，他踉跄了一下，头部又中了一弹，他饮恨倒下了。眼睛大睁着，张开的嘴仿佛要喊完一句他没有喊完的口号。

1987 年4 月5 日，击中烈士左胸部的那颗子弹被清理人员从烈士的遗骸中找出来了，由烈士长孙捐献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珍藏在陵园的文物库房里，编号为“00423 ”。

除了从围墙缺口处逃出来一小部分难友外，还有两位难友在这场大屠杀中侥幸生存下来。当特务们正在封门放火烧监时，女难友盛国玉趁混乱中跑出，躲在厕所下面的尿槽里，待特务都跑了才爬出来。她是在这场大屠杀中唯一幸免于难的女难友。

傅伯雍是从渣滓洞煤窑的下水道里逃出来的。

燃烧了好几个小时的大火终于熄灭了，整个渣滓洞监狱变成了一片乌黑的灰烬。烈士的遗体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一小方一小方躯体和烧得脱离了躯体的人头…… 

在《红岩》小说中，渣滓洞的难友未等敌人动手进行屠杀，就组织了暴动。尽管很多同志中弹倒下了，但他们是倒在突围的途中。突围脱险的难友很多，连“监狱之花”都被一个女同志抱了出来。突围时，还有人打出了红旗。

与真实情况相比，小说的艺术描写更能令人欢欣鼓舞。然而，我们却永远不要忘记，在历史上的这一天，真正发生的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我们的先烈是用赤手空拳面对着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刽子手。在这场较量中，前者肯定要失败，但是他们却在烈火和热血中获得了永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真正的胜利者，而那些暂时胜利的刽子手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被所有热爱真理的人世世代代唾骂下去。

1949 年11 月27～28 日，共计180 人被害于渣滓洞看守所；1949 年11 月27 日，共计27 人殉难于白公馆看守所；1949 年11 月29 日，共计32 人由新世界临时拘留所被押至松林坡枪杀；1949 年11 月14 日，江竹筠、李青林等共计30 人，死难于电台岚垭刑场；1949 年10 月28 日，陈然等10 人被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

经有关方面的核实和统计，重庆军统集中营历年来的死难者目前有案可查的总数是321 人，其中经审查已被定为烈士者共计285 人，加上5 个随父母亲牺牲的小孩，共是290 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 人。在总计321 人中，死于1949 年“11.27 ”大屠杀者共计207 人，其中烈士185 人。

在285 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 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成员共计25 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读到这里，你无论如何不会觉得这一连串的数字是枯燥的。在这每一组数字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个血与泪写成的故事。

根历史资料统计，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在每年举行“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史实展览”时，每到一处都要搞一个开幕式，而在那前后的几天里，都会遇上变天，或细雨霏霏，或雷电交加，或大雪飘飘，或寒风呼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

但我宁愿相信这是苍天有情，为我们的英烈而感泣；我宁愿相信这是我们的英烈精魄有知，在九天之上“泪飞顿作倾盆雨”。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当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后，他们没有去接受重庆人民载歌载舞的欢迎，而是急速地冲进歌乐山……可是，歌乐山已是青烟焦土、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渣滓洞的余火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满是尸体，血水横流。看见一个个死难者睁目仇恨的眼神、紧握的拳头和流出的鲜血，歌乐山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们，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他们强压着夺眶欲出的泪水，脱下军帽，举起枪口，对着天空鸣放！这，是生者为死者的送行！这，是战友对战友的崇高敬意！这悲壮的枪声在空旷的歌乐山中回荡，惊天地，泣鬼神。

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从白公馆、渣滓洞脱险的难友们，纷纷从各自的隐身处走出来，聚到一起，相拥而泣。他们这是为自己的劫后余生而流泪，更是为死难烈士未能看到解放这一天而痛苦地流泪。

罗广斌和川军爱国将领周绍轩一起来了。那天晚上，难友们冲出白公馆，四散突围，和罗广斌跑在一起的，最后只剩下周绍轩了。他俩翻过歌乐山，跑到白市驿，躲在周绍轩将军原部下一个团长的家里。四天以后，他们确知重庆已经解放了，才来到市里。

1949年11月27日遇害的烈士遗体

现在，我们可以把镜头对准“11·27”大屠杀的主场——渣滓洞了。时间逆推到27日下午4点多。

就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刽子手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行，坐车来到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组副组长张秉午家，雷天元亲自召集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对一些准备释放的人，他们觉得因分别关押各囚室“无法清理”，也拟全部处决。为此，这些特务们共同写了一份“愿负事后一切责任”的具结书，算作向上司交代的证明。同时他们决定，屠杀的现场周围由交警大队、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让特务何铭带头，找交警队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10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屠杀现场的掩埋任务。

8时左右，内外突然警力大增，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和便衣特务皆到场了。

只听看守所李福祥拿着一张名单，如头饿狼似的在楼上楼下各囚室点着名：

“刘石泉。”

“邓惠中。”

“蔡梦慰……你们24人，要换地方了，快准备走吧！”随之，刽子手们跟着从一个个囚室内赶着点到名的“囚犯”。

“同志们，敌人的屠杀开始了！再见！”

“中国共产党万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第一批24人被分别拉出去杀害后，渣滓洞内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这是因为看守所所长李磊觉得牢里还有那么多人，照刚才一批批拉出去枪毙的速度，到第二天(28日)白天都说不定“处理”不完，于是他打电话向正在白公馆的雷天元求援。

那边的雷天元接到电话后，便带着便衣特务们和警卫部队往渣滓洞赶。这当口，渣滓洞才有了短暂的“平静”。 此刻，夜已深。雾气浓浓地笼罩在渣滓洞监狱的四周，老天还下着蒙蒙细雨。渣滓洞的牢房里，不管是反动派的看守，还是关押在牢房内的革命志士，此时此刻，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十分紧张，敌我双方都在密切注视着监狱内外的一切动向。

敌方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由，强行用枪将所有在押人员集中到楼下的八间牢房，他们的意图很明确，一旦动手，“解决”得快些。“他妈的，要来接收白天又不来，深更半夜怎么移交嘛？楼上的人都下来，让那些龟儿子来点名。”为了掩盖真相，李磊装模作样地在监舍外破口大骂道。等所有“囚犯”下楼后，特务们分头将楼上的“男犯”集中到楼下1—7室，“女犯”则集中在楼下8室，然后逐一把监房的门锁上。至于什么时候动手，得听上司命令。特务们时刻等待着上面的命令……

“雷长官，你总算到了！怎么样，马上行动？”这时，李磊见雷天元带着大队人马已经来到渣滓洞，顿时来了精神，他问。

“都把人赶到楼下了？”雷天元一边巡视各囚室，一边问李磊。

“对，都在楼下，只要长官一声命令，我们就……”

“雷长官，你的电话。”突然，看守所的值班人员过来报告。雷天元进值班室接电话。“是老杨啊，有什么事？”雷天元一听对方是杨元森的声音，听着听着，雷的脸色一下难看了许多。“明白。转告徐处长，请他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后马上撤！”雷说完，放下电话。

在这个电话里，雷天元知道了徐远举通过杨元森向他转达的最新情况和新的指令：解放军已打到重庆市郊的南泉了，国民党川军司令官罗广文，四川忠县人。1930年毕业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队长。是陈诚系的重要将领之一，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已经下落不明，所以渣滓洞的警卫部队必须在28日一早就要撤走，处决渣滓洞的“案犯”一事因此要提前到拂晓前办完。“越快越好，事不宜迟，这是徐长官的命令。”

    “何铭，你马上给我调4箱子弹来！”雷天元放下电话，就像一条疯狗似的开始上窜下跳着指挥身边的特务。

    “雷长官，徐处长又给我亲自打了电话，说马上要行动了，否则没有时间了。”李磊这时提着枪也慌忙地跑到雷天元面前。

“牢房门全部关好了？”阴森的灯光下，雷天元的一双眼珠闪着贼光，他问。

    “全部锁好了！”李磊答道。

    “集合警卫连和交警七中队的全体人员！”雷天元一声吼叫。

    “集合——！”敌警卫连的几十号人在三排长刘建的哨子声中，迅速排成两行。“弟兄们，共党的军队已打到南岸罗家坝了。奉上司命令，今晚我们要把关在这里的共党分子处决完，原准备分批拉出去，现在来不及了，所以我命令你们：每两人守一个监舍门，然后听枪声一起行动，要彻底干净地处决完所有犯人，不得有误！完成后长官有赏！弟兄们，行动吧！”

    敌警卫连的士兵立即端着机枪、卡宾枪，快步站到楼下各个监舍的前后门窗口。随即，一把把罪恶的枪对准困在狱中的我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们……

“同志们，敌人要大屠杀啦——！”

“冲啊！跟他们拼啦！”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一看情况不对，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于是骂声、口号声、《国际歌声和拳打脚踢门窗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监狱顿时乱成一片。

“打——”特务徐贵林第一个开枪。紧跟着敌人的枪从四面八方伸向监舍的门窗口，如雨点般地射进各个监舍，狭窄的监舍内，挤在一起的难友们，个个赤手空拳，根本无力抵抗，当即纷纷倒下。

“狗日的，你们算什么本事！有种把门打开，老子来吃你的子弹！来，往我这儿打——！”共产党员何雪松从血泊中站起来，将身子紧贴在窗口，想极力保护身后的难友。“突突……”敌人连打三梭子弹，何雪松的双手依然紧紧抓住窗口不松手，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住牢门。

“突突！”“突突……”这是最为暴力的一幕：刽子手们采用的屠杀手段极端卑鄙无耻，他们按照预先制定的枪杀方案，将枪架在囚室前后的门窗口，然后对准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们进行突然袭击……十几平米的监舍内原本关押十多个人，挤得整天鼻子碰鼻子；屠杀前，特务们将监舍合二为一，监舍内更成了煮饺子似的。此刻，当罪恶的子弹从前后窗口射进监舍时，几乎没有人能逃过。有人在第一声枪响时便倒下了，有人的脑袋和身子被子弹打得蜂窝一般，有人在第一轮袭击时倒下后没有断气，刚有一丝抽动，便有更加猛烈的子弹扫射过来……血溅满了监舍墙壁，飞扬到舍顶后又往下直流，再从监舍的门缝中流淌到院坝内，然后汇成河流一般涌出渣滓洞……

“你们这些畜生！不得好死！”头部已经连中三枪的共产党员陈少白从血泊中站起来的那一刻，像个血人一样。当他无比愤怒地张嘴痛骂刽子手时，又一梭子弹将他的一双眼睛打得稀烂。

具有丰富武装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周后楷躲过刽子手们的第一、第二轮子弹的扫射后，他将一块床板猛地砸向窗口，然后用身子堵住敌人的枪口。不想，他身后的卡宾枪又响起，周后楷的身子顿时被打得血肉模糊……

一番疯狂的扫射持续了十来分钟后，整个渣滓洞各监舍似乎一下寂静了下来，只有偶尔的痛哼声和低声的哭泣从死人堆里发出……“把牢房门打开，一个个检查！”雷天元和李磊命令道。

于是，提着卡宾枪和手枪的刽子手们又闯进牢房内对那些仍在抽动或者他们认为还可能有气的“犯人”补枪射击。

渣滓洞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此时已值28日凌晨3点多钟。“今晚李所长和兄弟们干得好！”满脸溅着血迹的雷天元拍拍李磊的肩膀，夸奖了几句，随即登上汽车，说：“我要回城向徐处长汇报，你们在这里看好现场。”

雷天元刚走，刽子手们便争先恐后地冲到楼上的监舍，拼命地争抢着“囚犯们”留下的各种值钱的物品和衣服。

“别抢了！快把木柴堆到楼下的监舍，然后再倒上酒精或汽油……”李磊觉得自己手下的行为太丢人，便挥着手枪，骂骂咧咧地赶着特务们忙乎最后一桩要办的事——焚烧屠杀现场。

“噗——！”一根火柴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渣滓洞顿时火光冲天……

“快走吧！共军天亮就要到这儿啦！”

“啊！长官，那我们去哪儿呀？”

火光中，惊慌失措的特务们开始有组织地撤离。

火光中，监狱的铁门断裂了，监狱的墙壁也在倒塌……这时，死人堆里有人在艰难地往外爬……

1个，2个……

5个，10个……共15人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为了迅速找到突围脱险的同志，有关部门在磁器口、红岩村等地设立了好几个“脱险同志联络处”。相继有35 位脱险者来到联络处报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白公馆逃出的十九人到齐了；

渣滓洞逃出的十五人也纷纷前来报到，他们是：肖钟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张泽厚、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盛国玉（女）。 

重庆解放那天，谭政伦就兴奋地对江姐的儿子彭云说：“云儿，天亮了，我们出头啦！你妈妈就要回来啦！”云儿偏着脑袋用小手搂着谭政伦的脖子问：“妈妈，您不是我的妈妈吗？我哪儿还有一个妈妈呢？”谭政伦爱抚地对云儿说：“我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叫江竹筠。走，我们去找她！”他们走了一个联络处又一个联络处，一连找了三天，也没有发现江竹筠的名字，也没有老彭的消息。

在弟弟谭竹安的陪同下，她又到方圆十多里的军统集中营去找。直到12月13 日，和江姐一道遇难的30 个人的遗骸才在电台岚垭被挖掘出来。除了江竹筠和李青林之外，其他尸体都已腐烂，无法辨认。 

望着江姐的遗体，谭政伦的嘴唇翕动着，泪流满面。谭政伦虽然从未与江姐见过面，但在她的心中，早已把江姐看成自己的亲姐妹了。 

不久，又一个晴天霹雳向她袭来——一年前老彭就壮烈牺牲了。党组织和弟弟谭竹安为了不让她伤心，一直没告诉她。如今解放了，老彭牺牲的消息再也瞒不住她了。噩耗接踵而来，谭政伦顿觉天旋地转。“妈妈！妈妈！”这是彭云在焦急地呼唤她。

“妈妈！妈妈！”这是彭炳忠在焦急地呼唤她。她一手搂着一个孩子，决心把这两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以告慰九泉之下的老彭和江姐。几十年过去了，两个孩子早已长成了大人，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材。彭炳忠是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无线电子学副教授；彭云是中国科学院电子计算机博士。

12 月13 日那一天，当李青林的遗骸被清理出来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满面泪水，悲痛欲绝。他就是李青林的未婚夫邵子南。当李青林遇难时，邵子南正作为参加城市接管工作的干部，满怀与爱人相会的激情，随同排山倒海的解放大军向重庆飞奔而来。可是他还是来晚了，再也看不到他日夜思念的爱人了。

半个多月后，重庆各界举行烈士追悼大会，在李青林的遗像下挂着这样一幅挽联：求自由惨遭屠杀可歌可泣可称民族英雄 为主义壮烈牺牲不屈不挠不愧女中豪杰。邵子南望着心上人的遗容，读着这幅挽联，满腔悲愤从笔端涌出，化作了悼念的诗句：“今天，我走在大街上，大声地说着我们的党，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毛主席！我到处都看到你的存在，我到处都感到你的生命！”

解放军一进城，与小萝卜头一起住过监狱的小朋友李碧涛就拉着妈妈的手，从城里步行十几里到沙坪坝去打听小萝卜头的消息。当她听说自己的狱中小伙伴和他的父母一起遇害的确切消息，浑身战栗起来，连心都疼得发抖了。 

12 月11 日这一天，人们政府派人把杨虎城父子、宋绮云夫妇以及小萝卜头的遗体挖掘出来，在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再运西安，又举行了社会各界公祭。公祭结束后，杨虎城的遗骸被运回陕西西安城南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双竹村安葬;宋绮云夫妇和小萝卜头的遗骸被安葬在西安南郊风景优雅的杜甫祠堂旁边，还专门为他们修建了烈士陵园。每到清明节，前来这里祭吊的人络绎不绝。 

重庆解放后，杨汉秀的亲友们四处打听她的下落，但却没有线索。大家以为她是在火烧渣滓洞时牺牲了。不久，曾在南方局做过组织工作的龙潜来歌乐山烈士陵园凭吊难友，打听当年周副主席从延安带回来的一位女同志的殉难情况，却没查到名字，只留下一首悼诗走了。

1977 年，杨汉秀的儿子从妈妈的遗物中，找到了一张写着“吴铭同志”字样的介绍信，上面有王维舟同志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两处亲笔批示。至此，才推断出延安的吴铭，就是牺牲在重庆军统集中营的杨汉秀。

1975 年夏天，据歌乐山地区的农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刚坡碉堡中发现过一具带手铐的女尸。烈士陵园派人调查核实后，请专家进行骨骼鉴定，又根据特务的口供，确认这位牺牲的烈士就是杨汉秀。1980 年11 月25 日，在歌乐山烈士陵园为杨汉秀举行了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

重庆解放后，一位解放军干部去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参观凭吊，在渣滓洞一间牢房的地上，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第二批”、“第三批”几行字。他判断这是烈士牺牲前写的，就珍藏起来留作纪念。后来他把这张纸条献了出来，经鉴定，这正是胡其芬的笔迹。这显然是她在大屠杀进行中情况十分危急时写下的。这就是烈士留给我们的绝笔。 

12 月27 日，解放大军攻占成都。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群众队伍中，有一位年轻女子不住地踮起脚张望。她就是张学云的妻子余显容。她虽然知道丈失被捕了，但却不知道丈夫已经牺牲。她多么希望在解放大军的行列中突然发现丈夫熟悉的面庞呀！

一天上午，张学云的老乡、曾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中将参赞并一直为营救张学云多方奔走的韩百城先生高高兴兴地找到余显容，拿着一张刚买的报纸告诉她，这上边登着庆“11.27 ”殉难烈士的名单，他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张学云的名字。

余显容接过报纸一个个名字挨着细看，“张帆”二字猛然映入眼帘，她顿时昏了过去。张帆是张学云的笔名，是他离开成都那一天夜里给自己起的。他告诉妻子，这是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意思。 

1950 年1 月初，重庆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余显荣和二哥去参加，但他们去晚了，张学云的遗体已经入殓装棺了，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成。在余显容的身边，至今仍珍藏着一个黑漆木盒，这是张学云亲手精雕细刻送给她的。他本想在这个盒子中装一件珍贵的礼品送给她，但他总是在艰难困苦中度日，一直没有送成。但在余显容看来，这个空盒子却比装上任何宝物都更珍贵。

陈然的母亲和妹妹来了； 

余祖胜的弟弟来了；

蓝蒂裕的妻子带着孩子来了；

唐虚谷和张静芬的子女都来了；

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但是他们却赢得了一份永远的骄傲。他们的亲人是大无畏的革命战士，他们的名字在中华民族的英烈史册上永远熠熠发光。 

重庆解放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地下党的代表就立即赶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凭吊烈士，安排后事，在刑场旁一座高岗上安葬了烈士遗骸。1955 年4 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又为烈士建墓立碑，碑文上有这样一段话：

“烈士们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将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为完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勇前进。

回到人民手中的歌乐山恢复了它的青翠秀丽，全无一丝当年的恐怖阴森。每年一到“11.27 ”烈士殉难日，就有很多人来到烈士长眠的地方，献上鲜花，献上思念，向为新中国献身的烈士表示自己的崇敬和悼念。 

与红岩小说不同，我叙述的是渣滓洞真实的记录，没有一丝的艺术描述，这些情景，多被报社报道，我找到了一些当时的照片放在本文，是为了让朋友们看一下当年渣滓洞遇难后的惨像，让我真切地回顾历史。望着曾经的渣滓洞资料照片，房倒屋塌，青烟袅袅，烈士们的遗体一个个被烧成了黑碳；追悼大会上举起的一个愤怒的拳头；江姐年轻的遗容照片；亲人抚摩着烈士遗照在痛苦；这些镜头让我心情起伏，让我悲痛，泪水不住的流着，流着……

冤有头，债有主，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公安机关的努力，1950年起，渣滓洞白公馆潜逃的刽子手和潜伏的特务全部被抓获归案：其中，军统局5909名、中统局3207名、国防二厅122名、宪兵特务491名、政工系统特务324名、蒋经国系统特务175名、其他杂牌特务3263名。共计13491名，他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看到了特务杨进兴被处决的照片。现在有一部《追捕渣滓洞刽子手》正在放映，正是记录了这些血债之人的下场，让我们相信正义吧，血债终归是要偿还的。

置身在这个地方，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江竹筠在她的信中引用过的那句话：“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

用含泪的文字与照片及七律祭奠烈士，你们的精神永存，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渣滓洞监狱唯一的女幸存者，当年与江姐是上下铺】盛国玉，1926年出生于重庆垫江县。读过书也教过书，后来嫁给余梓成，当时，余梓成已是一名地下党员。结婚后，她逐渐被丈夫身上的革命精神所打动，渴望入党，曾多次帮丈夫进行地下工作。 然而，1948年10月18日，他们遭到了叛徒的背叛，盛国玉被敌人抓捕关进了渣滓洞监狱。 在监狱里，她遇到了江姐，她就睡在江姐的下铺。江姐就像她的知己，她们互相打气鼓励。盛国玉最难忘的便是江姐慷慨赴死的那一天。江姐被带走之前，她为江姐梳妆，换衣服，江姐告诉她们，胜利就要来临，希望她们要斗争到底！江姐奔赴刑场的时候，还不忘给她们加油打气，盛国玉更加坚定了这条革命道路。 1949年11月27日，所有的囚犯都被集中了起来，门锁上后，子弹朝着房内肆意发射，所有人都应声倒地。只有盛国玉趁着混乱之际，躲过了一劫，逃出牢房，成为那个监狱里唯一幸存下来的女性。 1996年，70岁的她终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

这是1949年11月27日渣滓洞大屠杀幸存者钟林先生死里逃生后的泣血回忆，原文连载于1949年12月29日、30日，1950年1月1月《国民公报》

一

在蒋匪帮重庆溃退前对ZZ犯的大屠杀中，我侥幸地和几个同志从残杀后还继之以焚烧的遭受最惨毒的一处——“渣滓洞”逃了出来。当时，没有惊恐、没有畏惧、甚至没有明显的极度激动的感情。但当我逃出了屠场，经过一些波折，最后终于逃得了生命，而随同治丧工作同志去帮助收殓烈士们底尸体的时候，目睹这一些相处一年以上的难友们，被匪特屠杀，焚烧后的惨状，我底心里燃烧起无比的悲愤与仇恨！

但我没有流泪，我竭力压抑着汹涌在心头的悲愤与难过，咬紧牙齿，和同时逃出的两个同志，把还能辨认的尸体一个一个的认出来。再走进每一间已成灰烬的囚房，期图能辨认出一些同志。但那里还能认得出？一个个被烧得乌焦，缩住一团。有的甚至手脚都已成了灰烬……我走进在屠杀的晚上被禁的囚室，想凭记忆来确定几个卧在自己身旁的烈士底尸灰。但是啊，室内尸体却横七竖八伸手横脚地杂乱一团，有的更只剩了一小块……那里还能够辨别得出？ 

啊！我知道那是重伤未死的同志，在火烧到时挣离了原位置！在凝神中，我仿佛看到他们在火烧到时痛苦的挣扎，听到他们最后的凄壮的歌声……。

我毕竟不是最坚强的，泪水终于湿透了我底眼眶，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事实，这些同志——刚收殓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和这一堆堆乌黑的块头，几天以前，还是生活在一起的人呀！

但是，他们都被惨毒无耻的蒋匪帮杀害了，他们壮烈地为革命牺牲了！万恶无耻的匪特呀，你们杀害了烈士们底躯体，但你们能烧得死烈士们底永不磨灭的精神吗？

烈士们底精神与新中国并垂不朽，烈士们永远活在新中国人民底心里！

这些血肉模糊的尸体和一堆堆的乌黑块头在我底脑子里刻下永远不能忘记的记忆一闭着眼睛，我就立刻看到这“血”与“灰”，在向我述说着当晚分别以后的情形，他们被火烧的惨状，我不能压制我的感情，我流下了眼泪。这太深的仇恨使我发抖，我咬紧牙齿，立誓要用我的口和笔，来暴露这无耻的暴行和传述烈士们的英勇壮烈的事迹。现在，我底被匪特卡宾枪打伤的右手已渐能恢复动作了，我将不再只有用口来述说，虽然我底笔是那样地笨拙，不能如意地生动地把这些写出来。

也许是由于我们的错误估计，在狗子们开枪以前，我们没有人想到残毒的匪特会对我们不分案情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施以无耻屠杀的。虽然我们知道在没有出去以前，随时都可能遭到杀害。

   从今年春天起，由于解放军在各战场的伟大胜利，我们被囚在渣滓洞底人，感触到这胜利一天一天地向重庆走近来了。除了心里无限的欢欣，并悄悄地庆贺之外，我们经过一次秘密而广泛的讨论，重新确定了我们以后对生活，对学习和斗争的方向和原则来配合，迎接这解放胜利的到来。

 我们除了在生活上提出“保养身体”和“丢掉包袱”（缺点），在学习方面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作事处人”的学**方向，并且具体拟定学习《新民主主义》，《土地法大纲》，“农村工作”，“党建”，“怎样作支工”等文件和问题的提纲，展开学习以外，对于牢内底斗争，我们也改变了过去的与管理人员绝对对立的观点，和动辄绝食抗议的作法，而提出了利用各人底条件和机会，去“突击”管理员、看守班长，作争取与教育的工作，并从而争取他们底帮助。事实上，我们底这一工作不能说是毫无成效的，在我们底争取与教育下，部份的管理员、班长曾经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像告诉我们消息，为我们秘密的与外面通讯，购买药品，书报及其它。而在管理方面，更普遍地达到“上紧下松”、“明紧暗松”的方便，所里有什么新的决定，他们能告诉我们；要搜查了，他们也告诉我们……。

    但是，就因为我们曾经从他们手里转到过这些物品与从他们口里得到过无数次的正确消息，所以，当扫射的机关枪还没有响动的前一刹那，我们还一直相信着他们告诉的：十月廿八日提走的六人，关在军法处，十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廿九人集中在白公馆。而我们全部的政治犯，将分批处理，移台湾一批，释放一批，“恐怕也要枪毙几个人”，其余的移交公开机关……。 

二十七日傍晚，我正和韩子仲（编者注：即韩子重）下围棋，听见放哨的难友在风门报告，用一种我们常用的句调：

“猩猩来也，头戴钵钵帽……”

我们和往常听见报告一样，一拥到门边去，“猩猩”——所长李磊，正点着哭丧棒从外面的煤矿储煤场匆匆地朝所里走来。

“猩猩今天这样晚了，来做啥子！”室长（楼六室）陈作仪说：

“总是又和母猩猩打了架嘛！”

但是这个诙谐的回答，只引起了几个人淡淡的微笑，虽然都知道上次猩猩和他太太打了架的事情，但大家都为猩猩的匆忙的举止所吸引，把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猩猩在办公室前的花园里和两个勤务兵说了几句话后，进所长室去了。

一回“猫头鹰”（管理组长徐贵林）、“狗熊”（管理员李福祥）和“乌鸦”（管理员徐相北）、唐有元等一批大小狗子都陆续进去了，最后进去的是外面的警卫连长。

我们又像往常一样，一面“打电话”给楼下六室报告“情况”，一面围在一起谈论起来：我们确定“鸟兽们”一定是来开紧急会议。根据近两日来狗子们的仓皇的行动（比如猫头鹰撤退眷属）和正在开的会议，我们断定解放军绝不仅如我们得到的材料，才到綦江和逼近涪陵，再证之以一个难友的外面朋友的信上写的“解放军二十四日已对重庆下了总攻击令”，我们断定解放军已经逼近重庆了（但同时也因为曾在另一封信上看到“张群曾向某人表示保证政治犯安全”，我们没有考虑到屠杀上来）。我们底心情是无比的愉快的。

向楼下报告“鸟兽散会”的时候，我们把讨论的结论和他们交换，大家的看法是差不多的：“今天晚上要继续转移人，或者明天早上。重庆接近解放了，而鸟兽们的会议，是商量撤退……”。

我们就围绕着这个问题谈论着，夜色转浓了，睡下了，也还兴奋地小声的谈直到车子来。

大约是九点多钟光景，我们的谈话因卡车来到而停止了，哨班轮到陈作仪，他披起衣服溜到门边，为了应付楼上的巡哨班长，他把马桶搬到门边坐着，假作大便。

“进来了三个‘行动员’，……到中正堂（办公室）去了……”

“狗熊拿一张单子进来提人了，”

轮哨报告着。不久，我们听到开门的声音，说话的声音。

“一共提了十二个——认不清楚人。”

“行李带走了没有？”

陈作仪回答是带走了，这个回答扫光了我们残存的其它猜疑，确定地相信是转移了。

约莫过了一个多钟头，卡车又来了，这次一共提了十六个，我们这间囚房有三个。

我们推断还要提人，有些自己忖度有被提的“资格”的人已穿好衣服坐着等待了，我们抽着水烟，小声谈论着，车子突然在打过二点哨梆之后又来了。

但很奇怪，这一车只提了两个人。车子走了，我们推断是不会再来提了，正打算脱衣睡觉的时候，一个新近调来的猫脸班长在门前了，他和气地说：

“请你们起来到楼下去集中，我们要办移交了。”

“拿不拿行李？”

“不必拿——我们办移交，你们到楼下去集中，等回点交以后，他们如果要重新给你们编寝室，再回来拿也不迟。”

多么慎密的谎话？这奸狡的小狗头。

但在当时，这还有什么怀疑的呢？证以我们所得到的资料。

我们在最愉快的心情下，用轻快的步伐走入楼下第五室，虽然看见二门上有两个横着卡宾枪的交警，墙缺口那边也有几个，但这有什么值得奇怪呢，往常白天放风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儿。

楼上第五室和我们都集中在这一室，因为平时我们和楼下第五室简直没有机会在一块，现在我们都愉快地谈着，主人还拿出丝烟来招待。

最后，女室的人也集中到这边来了，我正坐在床沿上抽水烟……

“碰，碰碰，碰碰碰碰……”

在一声口笛之后，枪声从各处响了起来，不断地，枪弹从风门上射进来。在门口站着的同志倒下了，我本能地和其他同志一样，卧到地下去，我爬到床和墙壁的中间，贴紧地下。

枪声不断地响着。一排枪射在比我卧着的身体高几寸的墙上，土灰落到我底头上、颈子里、背上……。

“中国……共……产党……万……”对面的床吱吱地响动了几下，上铺不知是那位挣扎出这半句，就不再有动静了。

枪声继续地响着。

突然口笛声急急地叫，是猫头鹰在喊：

“停止，停止！”枪声渐渐歇下来了，“停止放枪，一齐到后面去，前面不要有人！”

“碰碰，碰碰碰碰……”枪弹又从后面窗口射了进来。

重伤的同志微声地呼着口号，机枪继续重叠的吼叫着，枪弹在屋子里乱飞，床柱和墙壁“吱吱”、“噗噗”地呻吟着，……突然和我顶头而卧的杨君底头向壁边一碰，再翻过来——一阵痉挛从头发传了过来——来不及呼一句口号，也没有呻吟，他，没有动了。

我底心里埋藏着最深沉的仇恨，但当时我却淡淡地没有太大的激动，只平淡地意味到“必死”，恐怕大多数的同志，和我有着同样的心理变化，尽管在未开枪前，我们没有料到这无耻的屠杀，但在枪声响起以后，我们也并未因这出人意表的事而震惊，更没有恐惧，甚至“吓得昏过去”，因为我们早有“死是必然，生是偶然”的必死的准备，所以杨君的死，既不能引起我的恐惧，甚至没有激起我底悲愤——也许是由于悲愤太深的缘故吧！

再一阵口笛声之后，枪声停止了。

但枪声忽然又在七八室那头传了过来，断断续续地一回又停止了。我听到了门锁的响声，马上明白是依次进屋子补枪，一种侥幸的心理没有了——这是大家共同有的感觉。

歌声和口号声从六室那边响过来了，我们室里也不约而同地唱着喊着，很快地，四室三室那面也响起了歌声。

“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

……”

“中国共产党万岁！”

“新中国万岁！”

“*****！”

雄壮的歌声、口号声混和着，夹着些重伤同志临死前的痛苦的呼叫，响动着整个的牢狱，我底心剧烈地跳动着，我经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与沉痛。

机枪又重叠地吼叫起来，枪弹在屋子里乱飞，但歌声停止还隔着一些时间，当呼声渐渐停止时，狗子们已经在隔壁楼六室“清查”了，是猫头鹰在吼：

“没有用！你们那样没有用！不要浪费子弹……，管他死没有，每人照头打两枪……”

“唉呀……我又不是……你怎么乱……”

十一岁的蒲小路尖声地抗议着，是那样的恐怖，但接着就没有出声了，啊！他也死难在革命斗争里，这九岁就坐进了“政治犯”监狱的流浪孩子——安息吧！

我们的门被打开了，狗子们就要跨进来了。

“啊——”

对面最后一间床底下面，是谁吼出了这样一声震撼全室的壮厉的，恐怖的长嚎，同时床也起了剧烈的震动，像要掀翻的样子，嚇得狗子们朝着那一角，扫射了好一阵才敢进来。

“碰碰，碰碰……”

“不要打我底脚，我坐起来你打头好了，”对面地下的愤怒的声音，蕴藏着深深的仇恨，好像是陈作仪的。

“碰碰，”狗子们那里等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万万……岁……毛……”

“碰碰碰碰碰……”

“你妈的万岁嘛……”一个狗子狞笑着。

“碰碰……碰碰碰……”

我底附贴在耳边地上的右手心感到一阵热烘烘的麻木，但我仍未动，和我并卧着的小张，忽然向我身上歪过来，又翻了过去，——不动了。

“碰碰，碰碰——”

“这几个打了没有？”猫头鹰响火炮似的在查问。

“打了——头都打烂了，”曾班长的声音发着抖。

电筒的光射到我底头上，照见我底满头的被同志染上的血，杨君的血和我手伤的血在我底面部下汇流，我底嘴就埋在这一滩血泊里……

最后，狗子们满意地走了——退出去，锁上门，继续补枪去了。

我轻轻地歪起着，看见我底右手背上的伤眼流着血，我好奇地把左手伸到伤口下，在血泊里摸起两颗弹头，是由于补枪还没有死而重新引起的侥幸心理吧？我忆起了李敷仁的纪念品，把它塞进口袋里，但到后来，听狗子们在所内各处搬取桌凳和木材，“垮垮”地丢在走廊上的时候，我底侥幸的希望又微弱起来。

我想着，这实在是无法避免被烧死了。

一回，随着门上电灯的熄灭走廊上的火显得更红亮，照亮了整个放风坝子，一股股浓重的石油气味，播送进我底鼻孔里来。

门上电灯的熄灭，黑暗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掩护，没有打死的都轻悄地爬起来了，啊！我们室内竟还活着五六个人，这给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胆气与希望。

    两个难友爬到门口边去探望外面狗子们的动静，门外，罪恶的火无情地从几个发火点燃烧着，熊熊地，借着石油的助虐蔓延开来。整个院子被火照耀得通红，使我们并不困难地看清围墙内已经没有了狗子们的踪影，为了要给这残毒无耻的暴行保存一些活口对证人，我们希望能够侥幸逃出，这也是我们的任务；同时，就要临到的被火烧死的不可想像的惨痛，更逼迫着我们冲出了。

    “即使被发觉而被机枪射死，但总比较被火活活烧死要来得干脆痛快。”我们这样想。

    不晓得那里来的气力——不，生的欲望和“留活口”的新任务给了我们近乎神化的力气，结实的木栅囚门，竟被两位同志扯得折断了，有一位的右肩还受了伤。

    一个接着一个地钻出了囚门，我们奔向那几天前倒坦的墙缺口，火给我们照亮着道路，抱着横竖是死的坚决，我们以使人难以相信的速度，穿过已经着火的走廊，跳出墙缺口，往前拚命飞奔。

    墙外有三条路：向左，是看守的警卫连的营房，向右，须穿过情况不明的大门口，所以我们毫无考虑地选择了我们的道路……向前奔，这也是我们唯一熟悉的路，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经由这条路倒马桶，洗马桶，并且站在那儿藉着等齐人的机会，出神地了望前面的自由的旷野，虽然每次都是带着暇想和马桶，又给狗子们押回囚房去，但印象是深深地留下在我们的脑子里的。现在，我们是用自己的手扯断了牢门，我们飞快地奔向那自由的原野，越过储粪池，越过洗马桶的小水沟，我们滚下前面的有着一层薄水的山沟，想穿过河沟再找新路走。但狗子们发现了我们。

    山沟就是在储煤场的下面，狗子们在煤场上用卡宾枪俯扫我们，这些可怜又可恶的小狗子们呵，那么无情地，枪弹在我们的衣服上，耳朵边磨擦着……

    我们就在这儿给打散了，但我终于冲出了密织的弹网。当我绕过山侧，穿过一道竹篱时，我追上了跑在前面的杨纯亮难友。

    毕竟狗子们是要命的，他们并没有如他们所吼喊着的追上来，我和杨君一直平安地背向着被罪恶的火烧红的一角天地，蹒跚地半跑着，直到天明。

 

当黎明的光亮能够使我们看清身上的血汗，洗掉面上的血渍的时候，我们才离开“渣滓洞”六七里路，这是一个挑萝卜赶磁器口的老人告诉我们的。我们依着老人的指点，朝着新店子的方向拣小路进行着，一路避免和人对面闯过，并且想找一家房屋僻静而孤着的农家暂时歇下，最低的希望是洗洗衣服上的血渍。

但是，大约在八点钟光景，当我们在一个小松林边歇息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不准动！把手举起来！”

从三方钻出许多人来，枪口瞄着我们，哄乱地喊着，那么威严，可是当我在他们的命令下高举着双手大步地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都向后退了，连喊“站住！”“不谁动！”，使我差点笑出声来，虽然我此时是感到希望破灭的悲哀。

“你们枪丢到那里去了？”

“你们这两颗前梁（弹头）是那里来的？”

“你的弟兄伙往那里逃了？”

经过检查知道我们并没有武器之后，人们围近来了，杂乱地审问着我们，略一迟疑，枪头、扁担就向我们身上乱捣——

最后我们被带到一株胡桃树下审问着，真糟，他们认定了我们是土匪，并且硬说是刚从“新店子”追过来的，铁证便是我身上的血渍和手上的伤——我们在无法圆谎又不敢说出是“政治犯”的情况下被吊了起来。

我底手伤被吊得鲜血直流，旁边的老人和妇女们看嚇怕心软了，劝他们把我放下来。

“哼，你们别看他现在可怜，你没有看到他早上去封别个的枪时的威风呀！”

糟糕，他们认定我的手伤是因为去夺枪被打伤的，但幸好一个人认出了子弹是从手背打进去的，才把我放了下来。但杨纯亮君都吊打得更厉害了，我几次地想实说出而死，使他少受这种残酷的惨刑，但目光一相碰，我又忍住了。

后来又把我们移入附近一石洞，又吊、又打，一个脾气很坏的人甚至几次拿枪硬要打死我们，幸好经人劝开了。他不是嚇我们，确是我们既不“招供”，又说不出一个明堂而发火，并且，正如他所说，在那个混乱的时期，打死一两个人又算什么不得了呢。

正当这时候，他们又捉到一个从渣滓洞逃出的同志孙志成，吃打得更厉害了他最后慷慨地向他们说出了一切。

“他们‘振’得太残酷了，我们与其给他们当土匪‘振’死，不如暴露了大屠杀的暴行后死得有价值！”

是的，我们要藉着这机会把无耻的屠杀暴露出去，我们激动地向着周围的近百老百姓，述说着昨晚杀而后烧的惨状和平日狱中的虐待。

老百姓是善良的，我从大部份人的脸上看到惊嚇的面孔的和交牙切齿的恨，当我们述说到两个未满周岁的在狱中生下的婴孩也被烧死，许多妇女的眼眶红润了，甚至咒骂了出来。

连刚才残酷的吊打我们的几个人也同情了，他们说：

“你们刚才如果照实说了，我们早把你们放了，我们早把你们放了……但现在已经报上去了……”言下不胜抱憾。

是的，如果我们早说了一切一定已被释放了，根据现在他们的同情，我们确切相信他们的话，并且为不相信而且欺骗群众的失败而懊悔了。我们被送往高店子大队部，我们自信必死，一路上尽量找机会暴露这空前的暴行，尽管只是些零星的行人。

老百姓是善良的，而在蒋匪帮胁迫下的基层“公事人”们，又何尝不善良呢？我们被解到市立师范校门边时，报案的人赶回来释放了我们，虽然是由于一个青年的劝告。

在一个青年刘济涛君的劝告下，我们在途中被释放了，但我们的生命尚须自己去保全，我们了解刘君的不能帮助找地方隐蔽的苦衷之后因为全身血渍引人注目，我和孙志成不便等待被押在后面距离很远的杨纯亮，悄悄地穿过马路，我们翻到山坡背后来，我们拣小路向城区方向走。

我们绕着山坡树林走着，晚上，我们在一个山坡下的小竹林中歇下了，这是个位置于十字路口的小竹林子，我们俩在竹林深处的几个坟墓中间坐了下来。

夜里，我们听见远处的炮声和爆炸声，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兴奋之余，在希望下，我们胆子小了，由于白天的事实的教训我们决定就住在林子里直到解放。

下半夜，孙志成（后改名孙重）同志出外去挖红苕，但他只带回来了几个萝卜，原来周围没有红苕。

我们只得暂以萝卜作为粮食，但吃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就不能下咽了，我描述不出那种难吃的味道，喉头发痛，解小便也感到刺痛。但在林中最感威胁的还是寒冻，特别是夜里，我们抱着发抖。三十日晚上下雨，我们脱了一件单衣来顶在头上，湿透了后，拧干又再顶着……。

就这样，在无比的寒冻下每天啃两块冷萝卜我们在林中度过整整的四夜，感谢解放军神速地解放了重庆，使我们能够得免于冻饿死，真的，当我们二日冒险出来听老百姓说已经“安民”了时，我们是如何地兴奋激动呵，我们是“活”出来了。中国的老百姓翻身了。

劫后余生数命还，更痛囚朋归路难。

陧磐魂魄当如凤，奉献身躯已化莲。

待祝新国奠醊处，再擒匪首祭樽前。

红岩烈士长栖此，传故千年道不完。

部分渣滓洞难友合影，后排左二为本人作者钟林（解放后因为与同单位同事重名而改名林涛）

墙悬旧事叙恩仇，看至极时惹咽喉。

骨断何求惜命术，身残谁为稻梁谋。

枪声愈紧全志士，烈火忽燃裂小楼。

遗照音容今挂在，一弯皎月映名流。

安息吧，长眠于歌乐山下渣滓洞与白公馆的英灵。虽红岩精神已飘迷，但也不乏后来者。流于世纪的奋争，已汇聚成时代发展的动力。流动于嘉陵江畔之忠魂，相信有坚持者会踩着石级而上，必不会沉湎于风花雪月，必定会清守住你们用热血浇灌出的这片红色土地。只如此，山花才会年年烂漫，江山才能永葆青春，世界才会神彩飞扬。那些走过的路途，奔涌着美好的梦境。所有的期望变得生机勃勃，变成了热血奔流的畅想。红岩壁上，镶嵌着伟岸的浮雕，像过去的血如火征途，像现在的扬帆启航号角，像未来进伐的马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