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父 亲

范晋和

2009年1月8日（2008年农历腊月十三），我们失去了敬爱的父亲。

时间过得真快，恍惚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农村人习惯按阴历说事，但我宁愿把他的去世定格在阳历的这一天，那倒不是因为好记，而是这一天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这是因为，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也在这个月的这一天与世长辞，尽管那是1976年的事。

毋庸置疑，周总理是一位超级伟人，我父亲只是一个平凡得再也不能平凡的人，相提并论，似乎不知天高地厚。但黄泉路上无老少长幼之分，也无尊贵卑贱之别，况且，周总理确实是父亲生前最崇敬的人物之一，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追随总理而去。父亲曾给我托梦，说他当上了总理的通讯员，梦里的事难辨真假，但这个梦至少让我自豪了好多天。

　　我们的父亲虽然没有像周总理那样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丰功伟绩，但他给了我们生命，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妹七人抚养成人，仅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永志不忘，何况他还做过许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他和世界上所有的父母一样，有功劳、有苦劳，理应受到尊重，值得永远怀念，感恩的心贯穿在我们整个的生命过程中。

日月如梭，斗转星移。随着风雨的侵蚀，时光的打磨，我们的身体在慢慢变老，心智也变得老成了一些。将心比心，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父亲；设身处地，我们更加读懂了父亲。我们可以淡忘别的，但难忘他的艰辛，难忘他的勤劳，难忘他的正直，难忘他的刚强，也难忘他的学习精神……

　　由于上学、当兵和工作的缘故，我和父亲聚少离多，了解并不是很全面，根据母亲和兄弟姊妹们的诉说，通过几个事例，我眼中的父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

🌻父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

多少年来，父亲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来得很早。一般早上5点来钟就起来了，自己先简单地弄点吃的垫巴垫巴，然后出来清扫院子和巷道。干完自己的事后，他会根据时间，来到家里有人睡觉的每个窗户前，说：不早了，该起了。自己早睡早起已成习惯，催促家人早起，也是他的一个习惯，他是担怕人睡失觉了，误事。他常说：早起三光，晚起三慌，意思是，起得早，就可以从从容容，该做的事就能做的周祥些，而起得晚了，时间不够用，慌慌张张的，办事就容易出错，对心身健康不利。也许就是他的言传身教，让我们养成了黎明即起、不睡懒觉的好习惯，这个习惯让我们受益匪浅。

五、六十年代的农业社，农民是靠工分吃饭，为了养家糊口，多挣些工分，他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干过，是个全把式的庄稼汉。为了能得到双工分，他常常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替别人给生产队喂养牲口，当“牛倌”，“牛院”条件简陋，酷暑蚊虫叮咬，严冬忍冷受寒，伴着满屋子的牛粪味，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十八年。我还记得小时候常常到牛院里给牛添草加料，从丈八深的旱井里给供牛饮水的几口大锅里提水担水，和父亲一块儿到地里割苜蓿，在牛院里铡草……帮父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1982年，父亲63岁了，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二哥在运城县建筑工程公司给他找了一份看大门的差事，正月初七就离家而去，已过花甲之年的他，这才开始正式“上班”了。名义上是看大门，管车和人的进进出出，其实他还干了不少份外的事，如跑来跑去叫人接听电话，那年头电话机很少，一个单位除领导外，一般就是传达室按部电话，一会儿是叫张三的，一会儿又是喊李四的，他总是来电必接，不厌其烦。另外分发报纸信件也是一件麻烦的事，由于他细心，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单位大门开在街上，周边商贩较多，为图个方便，晚上有些商贩总喜欢把没出手的物品存放在他值守的门房里，而只要条件允许，他总是满口应允。由于他责任心强，待人热情，手脚勤快，因而得到了单位领导和员工的信任，大家都舍不得让他走，在这里一干就是9年。直到1990年，由于单位重组，人员缩编，父亲这才回到家里，这时的他已经是古稀之人了。

🌷父亲是一个无私心的人🌷

父亲思想进步、穷而有志，热爱集体、大公无私。他最讨厌的就是不诚实、不守信，看不惯偷鸡摸狗、损公肥私的人和事。在村里他曾经先后担任过贫协小组长、生产队会计、保管员和生产队长，总是干在人前、任劳任怨，尽管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苦，但他从不做以权谋私的事情。

1958年及以后，农村吃“大食堂”的那几年，父亲在生产队管理食堂，负责分发饭票，也算大权在握，家里孩子多，又都是能吃的年龄，为了让孩子多吃点，母亲常常忍饥挨饿，她也曾多次给父亲说好话，想让他能够照顾照顾家里，但都成了耳旁风。为此，母亲没少和他怄气，嫌他不顾家，说他不尽人情，甚至“骂”他“死心眼”“一根筋”。

有一次，我提着个盆子从食堂打了米汤回家，一不小心，在半路上把盆子掉在了地上，米汤全都洒光了，那时我还不满10岁，闯出了这大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傻楞楞地站在原地，我被吓哭了，因为我知道家里的饭票是多么地珍贵，挨骂事小，问题是一家几口可咋吃呀？过了一会儿，一位路过的大娘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掏出了饭票，这才帮我解决了这尴尬的难题。这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是一个特上进的人🎋

父亲只上过两年私塾，文化水平很有限，但他爱学习，肯用功，靠自学，靠不耻下问，靠钉子精神，日积月累，渐渐地掌握了不少知识，成了一个三千多人口大村的文化人。

他不但认识好多的字，而且文章写得不错，加上他的一手好字，在那个以书信的方式说事传情的年代，父亲可是吃香得很，村里经常有人上门找他代写书信，编写对联，至于村上这家那户的红白喜事，更是少不了他的身影。父亲能说会道，知书达礼，村里要是哪家发生了家长里短、磕磕碰碰的事，总会想到找他说道说道，调解调解。另外，他的算盘也打得挺顺溜，村里人都说他“堂清”，意思是说他的脑子好。

父亲写字很认真，一笔一划，苍劲有力，就连信封上的字也很规范。一次，二哥所在的部队要出一期黑板报，领导要他承担此项工作，他感到很纳闷，一问才知道，原来是领导看到了父亲给二哥的来信信封上的字写得好，推测二哥的字一定差不了。

父亲平时爱读书，爱看报，爱看电视，每天的新闻联播是他必看的节目，耄耋之年，一台小小的电视机依然摆放在他的炕头，陪伴着他，帮助他了解国内外的大事小情。

父亲的两幅手迹：

　　因孩子们均已成家，应该自立门户，特和他舅杨炳琨于86年正月初三晚同弟兄五人商议决定：长子晋生分老院北半边，内有瓦窑三孔，不计价，三子晋和分老院南半边，地基共六分八厘，与老大各得一半，按每户院基四分计，尚缺一分二厘，以当时地价算，每分250元，共应300元，由弟兄五人分摊，每人应出60元，即老大老三各得90元。老二晋宏分后道园东边一块计四分多，内有老大建成东房三间，当时作价1300元，由老二还给老大一次付清。（老四）晋旺分老院门前园基计二分，买惠存（注：我叔叔）院基一块，时价900元，全家付给，连同园基共计四分。老五晋太分后道园西边一块，计四分多，建房均由自己创建。老院西房六间、捎门等全归二位老人所有。百年之后，埋葬花费均由弟兄五人负担。

老院南边西房三间代捎门作价1500元，买给晋和。北边三间代小厦，将来谁奉亲和来往两个女儿、外甥等就归谁有。老人生活费由弟兄五人每年各出120元，六月交一半，年底交一半，不能拖欠；医疗费5元以下，由老人自付，5元以上，不说多少均由弟兄五人负责；筹备老人棺木（寿衣自己备妥）由老大负责作成，下来花费多少，也由弟兄五人分摊，必须拿上现款，不能藉故推托。

以上均是同场说妥，日后不能再有异言。家里物件，基本上谁置的归谁，家里原有的和我（们）新添的，可以作价均分。

恐后无凭，立此，各执一份为凭。希望你们和睦相处。

重新读来，感受颇深：

1、手背手心都是自己的肉。绞尽脑汁，可谓周密，不偏不向，公平合理。

2、可怜天下父母心。老人对子女的要求不能算高，同时也足以反映出当时的物价水平。

　　旺旺①：房子盖成了吧？听鲜朵②说房子竣工后，你打算来运城一趟，想再买点木料准备盖南房。这说来是好事，但是，今年动工的确费用不小，依我说还是缓一步再说，应当考虑一下今后的生活问题。

看来今年的收成肯定不如去年，一旦丰产不了，盲目动工，会造成生活上的紧张，应该考虑一下，是否能推到麦收后再说。事实上，丰收绝不会年年好，况且麦后尚打算修理窑③后边，需要吃粮食，但这窑不修势必会出危险，望三思而行为要。

我在家也向（你）说过，有顺车再给我捎面若干斤，以便食用。依我看，窑里的粮食暂不要动，准备修窑食用，小厦剩下的粮食，可按人口分开，你要考虑全面些，不要只顾你自己。我今疾病缠身，料也不能久在外边。菜籽收获的油，可按人口分开，多少弄清楚，不要马虎。苜蓿（地）暂可以租出，候咱有了牲口再归回来。你父母老了，也没什么能为的力，应当自力更生为好。

注①：这是父亲1983年3月30日写给在家务农的四弟旺旺的一封信。父亲1980—1990年在运城一家公司看大门。

注②：鲜朵系我二嫂，当时在运城银湖饭店工作。

注③：我们是1957年5月搬进这个院子里的，当时的住房就是三眼土窑洞，1969年正月大妹妹出嫁后，才用彩礼钱给窑顶上了瓦，历经风风雨雨三十年之后，直到1987年古历二月二十四日才告别土窑，住进了宽畅明亮的五间大瓦房。

⚜父亲是一个挺坚强的人⚜

父亲在壮年，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犯病的时候，疼得他满头大汗，在炕上乱打滚，为缓解疼痛，不是用锨把，就是用棍棒顶在胃部，要不，就是让人站在他的肚子上踩来踩去，就像是在用脚揉面一样，我们弟妹几个小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虽然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但这样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即便这样，到时候他还是该干啥就干啥，舍不得耽误农活儿。他就是这样硬顶着，硬撑着，不看医生不吃药，说来也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他的胃病竟奇迹般地好了。

 1998年8月，79岁的父亲得了“脑积水”，严重到不省人事，连自家人也不认识了，在家胡乱折腾。后经地区医院神经外科史益民主任诊治，在头上钻了两个洞眼，把积水抽取干净后，父亲就又回归到了正常状态。

2002年冬天的一个清早，下雪天，父亲出门溜达，走了没多远，就被滑倒在地，造成了大腿骨折，被四弟媳建良发现并把他背回了家。随后四弟请来汉薛医院院长董自正等医生上门进行牵引治疗，父亲在炕上这一躺就是两个多月，期间，他从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句痛。后来能下床活动后，也只能以双拐为伴了，就这样，他还经常猫着腰在院子里的菜畦畦里拔草松土。上厕所不方便，为了不麻烦别人，他就让四弟在厕所房梁上系了一根绳子，垂下来正好在手能够够得着的地方，拽住它，起身便会轻松许多。

晚年的父亲。

2006年农历6月初9，母亲90岁生日。左侧为父亲，时年87岁；右侧是81岁的舅舅。

　　和城里人一样，这些年，村上的人死了，也要开个追悼会，写个“祭文”念念，以这样的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盖棺定论的悼词是对人生最完美的诠释，是对哪怕是一个极其普通人的最体面的总结。死者为大，不言伤疤，一字一句细斟酌，一行一段皆佳话，充满着催人向上的正能量。思念已故的亲人，我喜欢重温悼词，细细地阅读他们光鲜的一生，静静地沉思一个平凡人的无愧付出，润雨细无声地提升自己的操守和修行，以此，告慰作古的人，激励活着的人，越来越靠近的心让血浓于水的亲情绵绵不绝。

悼词——

今天是我父亲的安葬之日，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祭典英灵，为他老人家送行。

父亲于1920年农历11月18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008年腊月十三下午两点无疾而终，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之路。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而勤劳的一生。爷爷的早逝，家境的贫寒，父亲不得不在16岁时便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由于家里无田无地，迫于生计，1936年和母亲成家后不到半年时间，就远离奶奶和母亲，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找事儿干。刚开始是在临汾一家杂货铺当店员，后来又先后到陕西朝邑和甘肃天水给人打工，小俩口聚少离多。母亲在乡下独守空房，担惊受怕，父亲在外边颠沛流离，吃苦受罪。1946年他又被迫当了“壮丁”，1949年太原解放后回到家乡，这才过上了农家人的正常生活。

父母一生养育了五男二女，备受艰辛和磨难。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把子女拉扯成人，父亲先后到曲沃烟厂、介休等地干活打零工，飘零在外多年，就图多抓几个零花钱。他脚踩过死沉死沉的弹棉花车，肩扛过百十斤重的大麻袋，背拉过耙耱犁耧，上吕梁山拉煤贩炭，下运城盐池担硝挑盐……什么罪和症都受过，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五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家里子女多，拖累大，全家人更是愁吃愁穿，不得温饱。为了多挣工分，父亲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给生产队喂牲口，一人顶着几人用，白天黑夜连轴转，后来竟得下了严重的胃病。由于没钱看病，没钱买药，只能拖着、忍着，硬扛着，痛得厉害了，不是用撅把顶住胃口，就是让我们兄弟姐妹轮流踩在他的肚子上以缓解疼痛，胃痛的毛病一直折腾了他好多年。

　　1980年，父亲到了花甲之年，本来应该歇歇脚、喘口气，呆在家里安度晚年的时候了，但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他又主动要求到运城一家工厂照看大门。条件简陋，生活不便，艰苦的日子，没能动摇他的坚持，他不离不弃，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他快70岁的时候，才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离开运城，回到了家里。

　　父亲的一生是正直而刚强的一生。他思想进步、穷而有志，热爱集体、大公无私。他平时最讨厌的就是不诚实、不守信，看不惯偷鸡摸狗、损公肥私的人和事。在村里他曾经先后担任过贫协小组长、生产队会计、保管员和生产队长，无论是干哪一行，不管是在什么位置上，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身正气，尽管家里很穷，过得很苦，但他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捞好处，从没私拿过队里的一钱一物。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走上了正道。在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中，有三人当过兵，四人入了党，五人跳出了农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本本份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在村里的两个弟妹也都有很好的口碑，在乡亲们当中有较高的威望，这一切都是和父亲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

　　不一样的人生轨迹，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父亲并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学，只是读过两年私塾，算是一个半文盲，他在给人打工和当“伙计”的经历中，为了支撑脸面，为了保住饭碗，他坚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凭着一股子韧劲和不服输的精神，日积月累，硬是认下了不少的汉字，并练得一手好书法，文章也写得不错，而且还学会了算账、打算盘，成了那些年全村几千口人眼里的“文化人”。因为能说会道，能写能算，在村里也很“吃香”，经常有人上门找他，他不摆架子，不嫌麻烦，不收分文，总是热情地替村民们写家信、写“状子”，帮买卖人算算账，也常给人家细说事理，调解纠纷，深得乡邻们的信任。

他很注重关心和了解国家的大事小情，直到耄耋之年，他还坚持着看书、看报的好习惯，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是他必看的节目，一台放在炕上的小电视机陪伴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1998年8月5日，年近80岁的父亲，因脑积水做了头部微创手术，出院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便开始干起了力所能及的活儿。2003年冬，父亲不慎在雪地里滑倒，导致右大腿骨折，虽然经过积极治疗，但仍然留下了下肢残疾，从此再也离不开双拐了。即便是在行动十分困难和疼痛折磨的情况下，他还是闲不住，坚持在院子里拔草、种菜，生活尽量做到自理，这种与疾病顽强抗争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他的一言一行我们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就在两个月前，父亲开始卧床不起，最终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