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青春 · 读书 ( 七 )

wangxing

回想起来中学老师中数我们的班主任物理老师白日豪高大伟岸、风度翩翩，人情练达。他上穿浅灰中式对襟棉衣，下着线条笔挺的深咖啡色的确良裤子，一双铮亮的皮鞋，走进教室有股震慑力；梳着俩小辫、端庄娇嗔、和气可亲的班主任政治老师陈依华在黑板上“嚓嚓嚓”写得一手又快又漂亮的好字，令人叫绝；文静秀气的英语老师邬文慧，轻声慢语，步履轻盈，走到你身边便有微微香气飘来；言语不多的美术老师徐一轩，画了许多极高水准的毛主席巨幅画像矗立在校园。 还有两位普通话发音严重不准，常被大家窃笑的小个子男老师。一位是老穿四个兜中山装的不苟言笑的数学老师，他老把“假分数”读作“咋分数”，人称“咋分数先生”。另一位是操一口怪怪的乡土音的教导主任游进官老师，听他训话叫人忍俊不禁，大家都要学他腔调。 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除了学校的军训课外，又走向农村、工厂开始了学农、学工生活。 先去了上海县北桥公社灯塔大队学农，白天跟农民开河种地，晚上还在五、六个人一起住的寝室里打闹。在那什么都饥渴的年代，能解馋的就是家里带去的炒麦粉(干炒面粉加糖)，听苦大仇深农民作忆苦思甜报告，吃忆苦饭，稀里糊涂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磋砣了半年岁月。 之后再学工。以前在学校对面的煤球机械厂劳动过。后又在肇加浜路上的自行车灯厂。一次在推一装满磨电灯泡的小推车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打偏，撞向堆在边上的厚铁皮，右手腕背上拉出一长口子，白肉翻出，去医院缝了好几针，伤痕至今犹在。 真正的半年学工是在斜土路上的第三机床厂，不料又出事。那天我正在开一个平面磨床，隔墙开龙门刨床的同学郭龙弟忽然叫我，我忘了关掉磨床，只顾走过去看，身后正在运行的平板就顶向我后背，我被逼撞向玻璃木门，右手从玻璃中伸出，小指划破，划伤处麻木了多年，至今仍见抹不去的印记。还好那扇门是链条锁住的可以活动的木门，如果是墙壁，那真就被顶扁了，说不定早已小命呜呼。 学工还是蛮有意思，知道了一些机器生产过程，接触了社会。那时开工前与穿着背带裤的工人师傅一起坐在机床边学习毛主席语录，听他们侃侃大山。中午去职工食堂排队打饭，夏天一见送来冷饮汽水桶蜂涌而上。记得我的师傅吴阿泉、韜志在学工结束时还送我红宝书。 物质生活贫乏，文化、精神方面同样枯燥。当时的电影不过是些反映抓革命促生产和外宾来访的记录片，或是八部革命样板戏和国产战争片如《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像看些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地平线》、《创伤》，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等进口片子算是很让人激动流泪了。 中学时期处于的那个特殊的年代，真是＂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电视剧《渴望》中的一句歌词确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不能好好上学读书，老是东晃西荡，＂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读红宝书，搞＂斗私批修＂。晚上一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马上去学校集中，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冬季来临，邻居隔壁老来我家打牌抽烟，大声喧哗，烟雾腾腾，我独坐房间打开收音机听听枯燥单调的节目，看书画画也不能静心。心情郁闷走出弄堂，空中雪花飘飘，天色灰蒙，耳边又是高音喇叭飘来的听出老茧的样板戏声声，空虚、惆怅、无聊、不知所为、看不到希望的日子⋯。 熬到毕业分配又要面临更令人焦心的＂四个面向＂，即根据家庭子女情况决定分到上海工矿、上海农村、外地工矿、外地农村。而我是属于要去外地农村的那种。记得好像是要进安徽宿松兵团，后又崇明农场，一老师上门来做工作，都给父母坚拒了，父亲放言哪也不去最多养我。 我的班主任白日豪先生鼎力助我，像办自己的事一样，多方设法办手续，帮我一步步从外农搞到上工的位置。他与学校负责分配的工宣队沈师傅关系很好，恰好工宣队领导郑银娣阿姨又是我隔壁佩兰阿姨的最好小姊妹，看我长大，给予方便，又恰逢遇到征兵开始而拖延了分配的时间，为我赢得了有利的时机。 当差不多大家都分配完了，差不多最后的时刻恩师白先生笑眯眯的拿了一张粉红色的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上海市六个饭店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印的衡山宾馆的通知书送到我家，没想到进了当时上海最高级神秘的六大饭店(以接待中央及省市领导和国宾任务为主的政治饭店)。喜出望外，终于躲过上山下乡一劫，大功告成，一颗石头落地。上帝保佑！终于在七二年十二月一日走进淮海中路上的上海电影局所在地报到了，结束了学生时代开始走上漫长的上班工作挣钱之路。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