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五英我的班（一）

林国立

1974年我从长春外国语学校毕业，留校当了老师。第二年，我做了“七五英”的班主任。说“我的七五英我的班”，缘由于此。

所谓“七五英”，即我们学校1975年入学的英语专业班。

1975年，国家还处在“文革”期间，中小学以上的学校招收的学生都是从工农兵中推荐选拔入学的。大学招收的学生叫“工农兵大学生”，长春外国语学校不是大学，招收的学生只能称为“工农兵学员”。

“七五英”的学生，就是这样一批工农兵学员。“七五英”的学员中没有“工”和“兵”(“七四英”班里有几个工人、复员军人)，只有“农”，其实也没有“农”，他们绝大多数是“知识青年”（个别有公职人员，如教师），来自吉林省各地、市、县，有几个是“上海知青”。还有一个是家在浙江的“浙江知青”，名字叫亓英，现在经常在微信上联系。

这些学员年龄一般都在二十岁左右，年龄最大的是一位上海知青，五一年出生，也就二十三、四岁。班上的学员一共四十人，男生16人，女生24人。他们有的来自大城市上海，有的家在偏远农村，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是这些学员都是从基层经过层层选拔推荐上来的优秀青年，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们很用功很刻苦很朴实很懂事，对老师非常尊重非常给面子。班里有好几位党员，很多人担任过农村基层干部，班长李景宽和支部书记周淑珍还曾担任过大队党总支副书记。

我当时二十岁，年龄跟班上的学员差不多，刚参加工作一年，更没担任过“班主任”的工作，毫无工作经验。这样的一批学员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从75年他们入学，到我78年离开学校，两年多的时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当然，与此同时我也在这两年的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两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的影响那可是巨大的。此后二十年，即1995年，我机缘巧合地做了北京一所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工作中依然可以借鉴到当“七五英”班主任时的经验和教训。

写这篇小文的缘起是前面提到的亓英同学在和我微信聊天的时候说，她在长春外校学习，获益最大的是英语口语（英语语音语调）好，毕业以后无论在学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还是在外轮代理公司工作，讲英语的时候，对自己的英语口语很有自信且都受到好评，并说因此要感谢我当年对她的启蒙。我当“七五英”班主任的时候，担任这个班英语精读课，从零开始的他们，有一个好的语音基础当然重要当然对他们后来的工作有益无害。幸好，我的英语基础语音面貌还不错（后来受到外国朋友的充分肯定），没有“误人子弟”。她的感谢，是对我担任“七五英”班主任及这个班英语专业课教学工作最大的褒奖，没有之一！我因此才（以前不曾有过）感到莫大的欣慰、莫大的自豪和莫大的骄傲！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也才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里斗胆地说“我的七五英我的班”。

担任“七五英”的班主任，好事肯定会做过一些，做了哪些好事，奇怪，记不住，糗事，一大堆，忘不了。

说到我担任这个班班主任和专业课教师的糗事，那就太多啦!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脸红心跳手心发热甚至睡不着觉。（希望看到这篇小文的七五英同学能理解我原谅我饶恕我哈。当然，能说一些安慰我表扬我吹捧我的话就更好）

糗事之一。那时候英语正式出版物很少，几乎没有，甚至连上课的教材都是油印的。为了给学员们补充一些课外阅读的材料，我就找到一些国外出版的读物用打字机打到蜡纸上，然后油印出来给同学们。（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是怎么回事，老掉牙的复印方式，我也不解释不说明啦。）打字过程中有很多相当多的mistyping，我也没仔细校对，就印出来发给同学们了。那些打错的英语单词让我这些初学英语的学生们可上哪儿查去，我的天！把我这些学生们坑苦了，特别是那些学习刻苦认真的同学。真对不起啦，亲爱的同学们!

糗事之二。那时候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要“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学政治，三分之一学专业，三分之一劳动。还要“学军”，就是现在的军训。当时“学军”用的是真枪，每人一支，半自动步枪，八成新，拿在手里扛在肩上沉甸甸的。军训中有一天班上一位同学，射击练习后把枪忘在训练场上了。我当时是小题大做，好家伙，开全班大会!上纲上线！狠狠批评！不知道这位同学记仇不？后来听说这位同学工作很出色，在当地公安部门工作，因为懂外语，主要负责国安政保方面的事情，这让我为他感到骄傲。

糗事之三、之四……，之…..若干，多去了，不说了。等着看到这篇小文的我的班我的“七五英”们看到后接龙吧。最好能开个主题班会，批评我帮助我批判我声讨我斗争我打倒我，再踏上一只脚，好让我……好让我每每想起我的七五英我的班……的时候都能睡得着睡得好睡得香睡得深沉，在睡梦中能回到“我的七五英我的班”。

再见啊，我的七五英我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