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96一1997

小书童

我的1996—1997

1996年9月至1997年7月，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刚刚褪去大一新生的些许胆怯和害羞；尚未有大三师兄们的挂科压力，更没有大四老生等待分配的忐忑（那个时候大学生还是计划分配就业的），突然感觉到学生时代，从未有过的轻松，我甚至开始享受这段无比惬意的学生时光。

这一年，我20岁，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划分，是弱冠之年。冠，指代成年；弱，体犹未壮，比较年少。所以，年少轻狂，个性张扬，就成了这个年龄的特征。甚至，有时候我们是故意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这一年，我当选了系学生会副主席，主要负责组织同学们勤工俭学、文体活动和对外联系。也许是拼命想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总是有一些标新立异的想法和观点，总认为与大众的不同就是独特的思想，并为此感到乐此不彼。谁知，小众与高大上的界限其实很模糊，而我显然缺乏驾驭这个界限的能力，一不小心，把自己搞成了玩世不恭。在勤工俭学中，需要向新生展示一下自己的“社会经验”是多么丰富。所以，总是在学弟学妹们面前表现得“世面广”“路子野”。但真正的见识，是容不得“假装”的。江湖的义气，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演变成了痞气。我想，之所以两年后选择入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已经感觉到了这些不和谐，想要改变却缺乏自我强制的能力，只好到大熔炉里去寻找一种自我完善。

这一年，在一年一度的本系篮球比赛和学校的运动会上，我们成为第一支在二年级就可以进入决赛稳定冠军的球队。从此，95计本成为本系篮球、足球的劲旅，持续到我们毕业。在那种体育竞技比赛中，我和我的同学们体现出了超强的团结和荣誉感，让我感到：其实，我依旧是那个简单快乐爱表现的大男孩。

这一年，身边的同学朋友先后都有了男朋友、女朋友。周末的时候，能约的人越来越少，除了踢球、游戏等群体性的活动外，特别害怕一个人自己在宿舍，总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也曾想，是不是也去找个女朋友。奈何，在最后关头不是表错情、会错意，就是关键时候无法说服自己，为了打发时间去谈一场恋爱。家庭给我的思想烙印太深，总认为恋爱的最终目的就是结婚。本身开朗外向，甚至有些飞扬跳脱，不守成规的个性特征；在昆明高校享有“情场”之称的校园环境；由于担任学生干部，结交认识同学广泛的实际情况。诸多因素下，我居然在四年大学生活中，没有谈过一场恋爱。现在想起来，说出来，可能连自己都无法相信，更无法解释。

这一年，郑伊健、陈小春的“古惑仔系列”急风骤雨一样，闯进我们的世界。我和我的同学，甚至能把从第一部到第四部的所有情节倒背如流。长发、破牛仔成为最流行的装束。以致于，1997年7月，我们来到古都西安。在博物馆、兵马俑、华山等名胜之地，一边感受着浩瀚的历史文化带来的思想震撼，一边不修边幅地留下了格格不入的影像。我们在崇尚什么？追求什么？是那么矛盾，也许连自己也没弄清楚。但也是那么自然，一切都顺理成章的发生了。

这一年，专业课增设了两门，每周增加了8个课时，但仍然挡不住我翘课的步伐。只在期末前的两周，找了一个安静的自习室来“临阵磨枪”，居然没有挂科。并且靠着体育和几门公共课的成绩，还在总分上名列前茅，获得了唯一的一次奖学金。

若干年以后，还时常回忆起我的大学生活。如果说中学时代的我们，还有些青涩和稚嫩；那大学时代的我们，就是真正地在燃烧青春。那时的我们，除了没钱，似乎一切都是如此的富余，诸如时间、精力、激情等等。可以骑自行车20多公里，去踢一场球；也可以从城西跑到城东，去参加一次同学聚会；甚至可以为了陪伴失恋的朋友，通宵在街道上游荡。

刚刚从高考的“独木桥”上跻身而过，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让我拼命地想挣脱哪怕一点点的束缚。如果说思想的自由更能够促使我自主思考，那么性格培养上的放纵，则使我时刻面临脱轨的危险。

回看我的1996—1997，发现我总是在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上徘徊。渴望引人注目，渴望引领时尚，时时牵动着我走向非主流，那里打破一切成规，没有权威，崇尚质疑。但厚积薄发的客观规律，又常常激励我“沿着前人的路”，去寻找成功的方向。频繁的社会实践中，猛然间看到了社会竞争的残酷和现实，既希望自己能够深入其中，游刃有余；又担心彻底沦陷，失去心中那一点仅存的理想主义色彩。

矛盾与徘徊中，销蚀着自己的青春，也滋润了我的成长。直到20年后，央视“军旅人生”栏目到部队来采访我，并以“我把叛逆当动力”为题为我做了专题报道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叛逆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留下了“根子”。然而，当时的我，显然并不认为自己叛逆；并且认为即使叛逆了，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最后，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对于全中国都意义非凡的大事——香港回归了。我与我的同学朋友们，在学期末，聚在录像厅里狂欢着收看回归仪式的现场直播；在酒吧、卡拉OK厅彻夜地释放着激情，似乎忘记了期末考带来的压力和烦恼。

宿醉之后，梦醒时分，那个萦绕着自己的问题，又浮现出来：香港回归了！我，什么时候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