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闲笔(第八辑：书的背后，家事与国事的双重成因)———冒芝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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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对三个维度的“定义”，很有可能我们在文史二维、文哲三维的索隐上还会走弯路。

是不是抓住了“冒著红学”这个根本，就不走弯路了？ 不服气的朋友可以暂不下这个结论，研究的深度和研究的进程终究会历史地给我们一个答案。

清朝初期第一宗文字狱是“庄廷鑨明史案”，1661年案发，1663年结案此狱牵连千余人、处宰七十余人;另一个著名《五色石传奇》《一柱楼诗》文字狱，作者徐述夔江苏如皋（现如东）人，出生于康熙年间，乾隆三年间中举，乾隆三十三年案发，乾隆四十三年再次暴发，在乾隆亲自过问下案结。

众多官员被处罚落马，徐述夔子孙全族获罪。这两个典型的文字狱有共同的特点:

1.版本皆刻印流入社会;

2.作者去世后案发，子孙牵连，全族获罪;

3.众多官员、刻印者被牵连处罚，被惩者人数众多。政治影响镇慑全国。

无论从作品流入社会的时间以及作者的年龄上，《五色石传奇》都是在《红楼梦》之后。 我们认定《红楼梦》文本的脱稿“标志性时间”是甲戌1694年； 甲戌之后，会有一些手抄本《红楼梦》流入民间，并逐渐传抄开。起初社会上有限文人看到“手抄本《红楼梦》”是情理之中事。从文字狱角度看，手抄本比刻印本，在政治风险度上要安全得许多。因为手抄本是自己手抄的，持本者本身与作者一样是“有撰誊散布”之罪过。 而持有刻印本就完全不同，持有刻印本者仅仅是位读者。

因此，读者告发，告发者原则上是不获罪的。这也是《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人为什么多少年来一直不自行印刻的“明智之举”。

冒襄不仅文采好，而且具有很高的政治敏锐度和政治策略。在那个乱世里，从冒襄父亲冒起宗始，他们能全身而退，又不失自身情操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下大家应该看到《红楼梦》作者必须用笔名“曹雪芹”的原因了。当年如果《红楼梦》作者真是“曹寅家人”的话，而且还直接用真名，早就罪加一等，要砍头罗。哪可能让“曹寅孙”在北京的郊区还嗜酒如命？！

有红友就《红楼梦》文本内容，提出不少这样那样的疑问？

比如：“荣禧堂之迷”，荣国府贾赦明明是长子，却只简单袭了个爵，住的是“荣府别院”。而次子贾政，却住在贾府正院，用的是荣国府正堂“荣禧堂”，为何？

其它任何疑似作者学派无法一一合理解答，但冒著红学结合《冒氏族谱》可以轻松解答，并能卯榫契合。就上面这个疑问，依据冒襄的家族身份作回答完全吻合。

冒襄是其曾祖父实实在在的长重孙，但在名义上他却是曾祖父二房家的重孙。从《冒氏族谱》中查知，冒襄的伯祖父冒梦辰是兄弟中老大，没有生育，抱养了三弟冒梦珠家的小孩。而冒襄的祖父冒梦龄是老二家，其长孙就是著名“江南才子”冒辟疆。

冒辟疆正是祖上冒士拔的标准“长重孙”、祖上冒梦龄的标准“长子长孙”。

更多的家族历史资料为研究大观园原型“水绘园”的来龙去脉、研究冒襄创作《红楼梦》的素材基础与积累做出了贡献。

另外，当年冒襄最初拥有水绘园，是从祖上冒一贯的后人手上继承而来。而冒一贯与冒襄的曾祖父冒士拔是兄弟关系，由此，相应园林的转让肯定比当时市面价格要便宜得多，毕竟都是本族的家里人，卖出买进都在族里。关于后来冒襄再次回购、设计、布局、重整水绘园，应该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资金不能完全认定是从某一“单个渠道”来的。从回购（1654年），到完全成型（1658年这个年份可以查相关资料核实），前后有个三、五年也很正常。

那么在这三、五年当中，资金的来源肯定不会是单一的。冒襄父亲冒起宗在回购“水绘园”的事情上也肯定会动用“老本”的，正如《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样，贾政既积极又兴奋。另外，冒襄的伯祖父梦辰、祖父梦龄长辈那里的至亲会不会也都捐助一些，是顺理成章的事！毕竟冒襄所做的是一件令族人们高兴的事。所以我们认为时间跨度有3到5年，前后的资金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至于其它渠道有没有？没有证据不好乱猜。

《红楼梦》中不是也有贾母一高兴，拿出私房银子来支持晚辈们搞活动嘛。很多红学好友尤其江西九江红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在这类研究中已有深厚的积累，不禁让我秉诗一首：

赣才瞩江东，力透厚帷；

指点红胭，数列古优。

汉韵轻拨显沉香。

晓纬奎，几人能何；

命壑于舟，经纶满楼。

冒襄父亲冒起宗总体说会有一些积蓄，但他一生清贫；有人曾想污告他，没能成功；后期经崇祯认可，他主动辞官归乡。冒起宗在“襄阳保卫战”中临危受命，一身正气效忠国家，他的《襄阳军中寄襄儿》一封家书凛然而现其忠贞与决心：

羽书飞日月，烽火彻霜天。

巧妇嗟空釜，饥军怯控弦。

养痈成跋扈，持重久迁延。

效守孤臣事，期将七尺捐！

骨似枯松瘦，心同苦药煎。

……

恩爱曾生割，英雄肯受怜。

不须悬泪眼，聚散总云烟！

这首诗至今读来依然很感人、也很有教育意义。冒襄携家眷避难是1645年的事，而冒襄回购重整水绘园是1654年的事，这中间相隔了十年。

这二个时间节点搞清楚，有利于帮助研究“冒著红学”探轶工作的真实性。也有人在探索《红楼梦》作者的问题上，专讲“崇祯”，或专讲“顺治”；其实这二位帝王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可以作为二维的原型来研究，但绝不可能是《红楼梦》作者。

探索作者是谁必须是一个系统的论证，硬扯成作者，只能说明是个人的严重臆想。研究《红楼梦》的作者不能违心和违反历史事实，否则贻笑大方、贻害后人。

从笔法和文字特征方面判断，明代文言小说《金云翘传》应该是与《红楼梦》同时代的明末清初时期小说。《五色石》也属于那个大的历史时期。那部《金云翘传》内容明显是政府所不容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支持走私、抗税的宣传与行为。那本书的立意本身就是“极端”的。

从《五色石传奇》作者徐述夔出生于康熙年间，乾隆三年间才中举，这一事实。《五色石传奇》小说应该成书于乾隆三年之后。无论从作品的份量上、还是从成书时间上都无法与《红楼梦》或者《石头记》同日而语！

民红是一个松散的群众自由论坛，发出的声音“千奇百怪”也不奇怪。希望有志者能够“去伪存真”，无视或回避作者问题的探讨，在作品的研读上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展开、挖掘性深层研读。

过度“放大”文本中的某一词汇或某一段文字而忽略了整个文本的中心主旨、忽略了对作者的研究，会滑入“无本之木”的一边，出现“释读式”的大偏差。

总有朋友在不自信地发问“谁家的故事可以用补苍天来形容？”这一问，似乎问得很实在；但缺乏深度思考。

“苍天”是什么？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得有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就是皇帝也有后宫，后宫的事也会牵连到社稷的！ 就是说到“普通百姓家庭”，只要它的成员中有足够的能力与影响，在国事中发挥了作用，那么她的家事就是与国事一体的！

苍天的故事，不正是由那些“英雄们”的家事所组成、所演绎的嘛！

这就是“家国情怀”的现实基础，也是“补天石”的现实位置。

有的学者依然在过去“胡适先生错误的时间节点上”寻找《红楼梦》作者，自然不会关注到冒襄，不会研究到冒襄；也就不可能有所突破。因此，《红楼梦》中存在的诸多疑点，他同样也解不开。他还在原来的圈子里走，能找点边边角角的问题，这是好事，有利于其它“红友”、学派去思考。

而关键他找出的答案有的貌似偶然相合、有的勉强难释、有的却对不上。内行心里有数，外行感到新奇或疑惑却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不妨再从历史记载的冒家家事中，看看冒襄在他所创作《红楼梦》的同时，又经历了什么？历史事实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自古水绘园就是冒家族人游玩的地方，先人曾以“品学兼优”作为允许族亲子嗣入内游戏的条件，也算是激励后生们秉承传统、勤思苦学的一个奖励手段。过去如皋人，邻里难免易起田亩之争，现在看来“水绘园”四周环水是有道理的，有渠为界，引江灌渠不起咀擢。 在1670~1680年左右冒襄自述最艰难的十年里，正是发生了诸多家事、国事变故的时期。

当时，在朝野两边都有人希望看到冒家的“笑话”，很嫉妒“风头正旺”的冒家。冒襄的庶弟冒裔头脑简单受外人教唆，向冒襄发难，正好成了这些人下手的“突破口”。冒襄面临家有内闹、外有政治压力；子孙在外、精神苦郁的困境。

冒裔向兄冒襄发难铸成大错，最后成为“火烧宝彝楼”、“冒妾被刺案”的替罪羊。地方官员扬州府要拿冒裔问罪，冒襄心里很清楚，是一面明镜；冒襄当然不惜从如皋赶到扬州以死相求，这是他内心极度“刃接火焚”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要火烧冒襄的宝彝书楼？就是有人（朝廷内某一政派）听到了风声，想灭冒襄早期的书稿（疑似《红楼梦》）底稿。冒裔从本质上来说，也只是眼红冒襄的兄弟财产，出于贪婪财产目的，受外人教唆后向冒襄发难。这在清初两淮巡盐御史的“回购、重缮水绘园”文章里已经明确讲得很清楚。那么对宝彝楼的财富，他（冒裔）完全可以采取强要、偷窃的方式，为什么要火烧呢？

火烧了，谁也得不到，违反冒裔的初衷。毫无道理的！兄弟之间的财产之争，尤其涉及到祖传的财产，纵然兄弟之间采取“明盗”、“强抢”的方式，在古代官家也可以将其划入家族内部家事，原则上不予干涉；完全可以交由族人尊长协商处理。

所以冒裔要财富，完全可以采取“破门而取”的方式，而火烧必是外人所为；刹杀长兄冒襄就更无道理了。

冒裔与冒襄的矛盾在社会上公开化之后，正好由冒裔背这黑锅；再加之，所为者有目的、有预谋、有舆论，冒裔到头来也是有口难辩。

古代办案是“衙门”说了算，任何案件都可以屈打成召而定案。冒裔命悬一线，将成为“纵火犯”、“刺杀犯”的实质指使者和要犯来定罪。冒襄自然心急如焚。冒襄的类似《红楼梦》旧稿仅仅在极少数家人、友人范围内知晓，為什么朝廷有人却嗅到了“味道”？

在当时，很多军政要员投清后又反清、先反清后投清又反清，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很多人其实是为了自身利益会成为随时变脸的“变色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面间谍”。冒襄有疑似“反清”的大部头作品，清廷听到风声是很正常的事。

为什么清廷又不直接抓了冒襄？有三层原因：

1.清廷也没看到冒襄的这本书，只是耳闻，没有实证；烧书比抓人更好。

2.冒襄当时已非一般之人，朝廷无法采用先抓人后定案的方式进行。因为自冒襄进京与孝庄皇后有一面之晤后，冒襄似乎有了把“隐形尚方护身宝剑”。地方官员不清楚，可朝廷高层清楚，不可能轻易抓他。

3.要抓冒襄，凭冒襄自身的影响力，地方官员不敢也不可能。朝廷要抓他，想抓他的一方也要顾忌朝廷内部的矛盾平衡，不致于闹成朝廷内部的政治大事。

火烧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灭书”。《红楼梦》中有一段“火灾”的描述，其原型与这段故事相呼应。冒家这场藏书楼的火灾在物质财富、知识宝藏上确实是一场损失，不仅是冒襄的损失、也不仅是冒家的损失、而是民族历史文献的巨大损失，许多珍贵文物、古代文献毁于一旦。这件事在冒襄的心目之中，“余惊之后，还没有伤到冒襄最核心的地方”。

所以《红楼梦》中对那场火灾的笔墨并不是很多；足见冒襄的宽宏度与超越度。也许普通“红”研者可能还没注意到书中“贾母”在询问那样火灾的细节描写。

《红楼梦》书里，贾宝玉不肯走“官场”之路，不肯读“那些无用的破东西”；这跟冒襄反刻板、腐败的“科举”，其思想是吻合的，跟冒襄亲身参加科举经历的切身体会是契合的。

明朝末年朝廷也赐了冒襄一个司李的官，冒襄视为“小草”没去上任，但友人们还是习惯用那官职称呼他。足见冒襄的性格。

2020.11.28（待续）

冒芝桦，男，诗人，祖籍江苏如皋，冒氏第二十一世孙。

人民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协会会员，世界汉学会会员，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全国佛学研讨会、南通诗词协会、江苏冒辟疆研究会、如皋红楼梦研究会成员，有关文学期刋理事、特约创作员。“冒著红学”研究者。

一位乐以文字为笔、以音符为墨、以摄影绘画为色盘、以佛法为圭臬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