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什么

为革命撵兔子

　　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如何能找到幸福？可能，回答这几个简单的小问题。一时半会，不少人也会同我一样犯难。是不是呢。谁不在无时不刻想着盼着幸福来临，谁不曾自我感觉离幸福这一目地地相距遥远。而谁又认真地体会过幸福的真正含义？谁又缜密地思考过如何才能寻觅得到幸福？

（一）

记得，已经有好些年没看电影了。大几年前，看过一场名为《求求你，表扬我》的电影，里面有个经典的桥段。面对记者“什么是幸福”的提问，进城务工农民工说：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了，你就比我幸福。当时，我就轻轻地笑了，或是被编剧幽默的语言感染，或是被电影中农民工的憨厚打动。

多年之后，与人的一次闲谈，无意间聊到这一桥段，大家都笑了。一位朋友说：农民么，就这么简单。此事，令我有些震动。冷静的思考一下，觉得自己当时的笑，是有些浅薄的。电影里农民工这个角色，对幸福的要求显然不是很高，很实在，也很质朴。而自己，亦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是不是对幸福有些过高的祈望了呢？

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内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曾经有过划分成份的作法，是以解放前三年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家庭的政治经济地位为界来确定。某村庄的民国时一大户，曾经良田数顷，其独子为纨绔子弟，抽大烟逛赌场，将祖上留下的资产挥霍一空，因而在土改中未被划分成地主。本为地主，却未划地主，因此免于遭罪。有人戏曰：败家落得“三件宝”，丑妻薄田旧棉袄；你说该穷不该穷，划分成分当贫农。由此，是不是该认识到，幸福的确具备很大的偶然性与时政性。

数年前，某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专题，特地派出几路记者，带着“什么是幸福”的问题，深入国内不同地方的农村城市，随机采访群众。受访群众说法不一。有人说：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坐上最后一班公交；有人说：好久没有回家了，就想回家看看；有人说：为社会作奉献，实践自身价值等等。其中，也不乏有人直率自白地道出对物欲的奢求，说幸福是做官，做大官；幸福就是发财，并且要发大财。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特别的受访者的回答：现在，幸福在我身边，我就很幸福。

（二）

文章前段讲述的几桩琐碎之事，颇有些启发与触动，促使思考并对幸福的内涵与外延有了更深的探究。搜罗翻阅过的几册古籍，古人的文字堪称“警世之言”。 个人盲目地分门别类，拿出一个草率并且成不成熟的划分。

第一个类别，就是简单的日子，享受身边的快乐。如《围炉夜话》言：家妇子之乐也。第二个类别，就是清心寡欲，知足是福。如《菜根谭》言：夜眠八尺，日啖二升，何须百般计较；书读五车，才分八斗，未闻一日清闲 。第三个类别，就是讲究博闻切问，励志报国。如《朱子治家格言》言：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第四个类别，就是超脱外物，与自然共处。如《庄子•让王》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陶渊明算是东晋名士，也被冠名“酒鬼”。陶公二十九岁出仕，四十一岁归田，因“不为五斗米折腰”，断然选择耕读生活，选择“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三）

言及幸福，有个最新版本且属于理论上较高层次的表述，就是近年时髦且流行的词语——“幸福感指数”。不容置否，“幸福感指数”得到全世界广泛认同，几乎成为“国际通用标准”。

媒体报道，2012年10月，不丹年轻帅气的国王旺楚克大婚，迎娶贫民新娘吉增佩玛。王旺楚克因为大婚大出风头，被媒体誉为“全球最英俊国王”。此外，香港著名影星梁朝伟与刘嘉玲特意选择在不丹举办婚庆，吸引了全世界无数华人的眼球，也让不少国人知晓了南亚小国不丹。

“幸福感指数”一词，的确属三十多年前，在位的不丹老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不丹王国，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为什么国民总体觉得生活得较幸福，居然可以轻松超越超级大国美国国民，让那些持有“绿卡”者赞叹，魅力何在？可能，是不丹王国王族亲民；可能，是不丹王国统治阶层的愚民技巧高超；或可能，是不丹王国国民安于现状，容易满足。

“愚民”一词，百度词条上的解释是，对于愚民政策，一直以来有两个学术上的常见解释:(1)有意封闭知识--与传播知识悖逆，如某个政体不将信息为公众所知；即为故意阻扰事情的明朗化进程或不将事件全部信息公之于众。(2)故作隐晦--某种故作含糊，模糊不清的创作风格。

前思后想，觉得自己心目的“幸福论”与“幸福感指数”，乃“实际存在论”。 “实际存在论”两大要素：其一，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态；其二，有淡泊的心境，淡然的层次。

如何能幸福，我觉得有一点很关键，即记住毛爷爷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的，如下两句话、八个字：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当然，幸福还是看每个人自己的追求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