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精神世界

德先生okok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生活苦，劳动强度大，还不自由，实行的是一种半军事化管理。

现在的农民，则很自由了。可以到城里打工经商，可以在城里买房定居成为城市人，在城市失败了还可以回农村；劳动和休息时间自己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自己决定。在地里的劳动时间也就三个月，集中在播种和收割时节，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属于农闲。

可是，现在农民的自杀率却比人民公社时期高很多，尤其是农村老人。农民选择自杀的方式也具有农民特色——喝农药。

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2000年代（当时就职华科大）在农村调查，发现“农村非正常死亡率特别是自杀率异乎寻常地高”“我在荆门一个小山村调查，不足600人的村，先后有近20人非正常死亡，尤其是老年人和年轻妇女自杀率太高。”《新乡土中国P275》

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也反映了农民自杀的问题。那时农村合作医疗已完全破产，农民看不起病，怕给儿女添负担，生病的老人多选择自行了断。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刘燕舞教授为此写了专著《农民自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作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他，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中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京山进行调查，当问到村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

笔者在县城工作和生活，时不时传来农村老家某某老人自杀了，有的还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大队、小队）干部，想当年多么能说会道，一直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现在怎么也走这条道呢？

现在的农民，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比人民公社时期好，劳动强度也没那时大，生产生活更自由了，可为什么自杀率却比那时要高得多呢？显然不全是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恐怕得从精神世界方面找根源。

读了贺教授的《新乡土中国》，结合我个人思考，原因大致如下：

一、现在农民的生存生活压力其实比原来更大。

人民公社时期，一是低成本教育。农村教师多是民办教师，不拿工资而是记工分，身份仍是农民。每生每学期大概一两元钱的学费。这样的教育，农民享受得起。那时大多数家庭是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三四个同时在校读书很常见。要是搁现在，是不敢想象的。现在一个孩子读书，父母还叫苦呢，这补课，那培训，别人家孩子都上，谁敢不上啊，所谓“不输在起跑线上”。这起跑线划在娘肚子里，从胎教就开始了。

二是低成本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师一样，也是拿工分，农民也养得起。农民看一次病5分钱，全国都一样。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曾被联合国卫生组织树为第三世界国家医疗的典范，也是一项世界奇迹，正因为有了它，才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由35岁提升到65岁！可这么好的制度后来被错误地废了，让“莆田系”钻了空子。

三是免费民事调解。那时村民间有了矛盾，家庭有了矛盾，包括兄弟们长大成人后分家等，都是村干部或家族中的长者出面调解，分文不收。那时如果儿女对父母不孝，有村干部或家族长者管，也有社会舆论压力。而现在出现了民事纠纷，动不动就打官司，律师费不低，诉讼费也不低。现在儿女对父母不孝，外人概不过问。这也是农村老人自杀的一个原因。

四是免费文化娱乐活动。人民公社时期，看电影不要钱，露天电影，自己带凳子就行了；看戏不要钱，农民自己演自己看。不是专业演员，没有出场费，没有劳务费，纯粹出于热爱，出于兴趣。能进宣传队，高兴还来不及呢，谁会要报酬啊。但正是这种众人参与、自娱自乐的文化活动，让农民有了精神生活，暂时忘了劳动的辛苦。看那时的农民参与热情多高啊，能歌善舞、吹拉弹唱，无师自通者不少，有的业余水平还挺高。现在的农民不是打麻将，就是买地下六合彩，总是要玩钱。如遇婚丧嫁娶办事，也要花钱请草台班子。

教育、医疗、民事调解、文化娱乐活动，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四个方面。教育事关下一代，医疗事关生命与健康，至于民事调解，人生活在社会中总会遇到矛盾，总有打不开的心结，这就需要有人来帮助排忧解难，而文化娱乐活动，则是人的精神需求。在人民公社时期，这些都是公益性质的，尽管质量不高，但可以满足农民的起码需求。而现在全都市场化了，而市场化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所以现在的农民生活生存压力其实更大。有的老人自杀，并不是因为子女不孝，而是老人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

贺雪峰教授说，“当市场被神化，市场的逻辑无限地扩展，社会生活的一切就会被商品化，甚至宗教信仰都可以按照市场化的供给和需求来解析，这本身是商品经济对生活世界和文化意义的殖民。值得反思的是，教育、医疗、文艺活动等是否可以作为商品交由市场来处理。”“教育本身无法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其效益。这些服务一旦被商品化，一些边缘群体很容易排除在市场之外。”这些公益事业本“是社会整体良性运转的基础，每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都应当有资格和权利享受这些服务。这是一个成员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新乡土中国》P235）

二、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确实比较穷，但那要看和什么时代比，和现在比当然是很穷，但与黑暗的旧中国比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兵患、匪患、水患，黑社会，封建把头，黄赌毒……农民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童养媳，典妻……现在许多年轻人因为不学历史不懂历史，完全不知黑暗的旧中国是怎么回事，而是听信公知们的一面之词。黑暗的旧中国，饿殍遍地，穷人的命猪狗不如！这就是结论。新中国除了那“三年”，没有饿死人的现象，尤其是旧社会的那些污泥浊水被一扫而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如匪患、水患、黑社会、黄赌毒，哪朝哪代统治者都想过要解决，但就是不能绝迹。

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总的感觉是安全的，首先，教育、医疗、文化活动等，可有最低保障；老人60岁后（妇女50岁）就可以“下劳动”，不再参加集体生产。没有子女的实行“五保”，俗称“五保户”。

即使当年农民穷也是“均穷”，贫富差距很小。有时人的痛苦就是比出来的，即使你有了100万，但你的周围人都是1000万，你就感到不平衡了。现在同一个村的人贫富差距悬殊，有的进城了，有的当了大老板，这会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在周围的人彼此一样时，会有安全感，当出现差异时就会产生不安全感；随大流时会有安全感，掉单了会感到不安全。

三、组织不力，无精神寄托，缺乏有意义的文化生活。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一个日军小队就能镇住中国一个县，也就是说几十个日本兵就能镇住几十万中国人——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但在抗日敌后根据地，情形则完全不一样，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根本不敢出门，只有龟缩在炮楼里。都说共产党是组织民众的高手，组织起来，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也是共产党的法宝之一。

延安时期生活够苦吧，但为什么沦陷区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却冒着枪林弹雨，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到这里啃窝窝头，吃黑豆，因为这里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到这里干的是有意义的事——抗日救国；解放战争时期，支前民工累吧，但农民也觉得在干有意义的事——为穷苦人翻身得解放；农民治理大江大河，修水库，吃得差、劳动强度大，但农民也是在干有意义的事——为子孙后代造福。这充分说明了组织起来的重要，精神寄托的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说，每次回家乡（皖南农村）发现农民的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呈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教授也有同感，他在与农民交谈时，有些老农甚至怀念大集体时期，大家一起劳动，一起“战天斗地”，一起唱歌跳舞，一起说说笑笑……而现在的农民“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就发现不了希望，没有了希望就会麻木，这种麻木很快就会写在脸上。”（新乡土中国P76）“当前农村，真正糟糕的恰恰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是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问题。”（P78）

贺教授及其团队在湖北洪湖和荆门农村分别办了4个“农村老年活动中心”，这样的中心不仅仅是让农村老人在此打牌下棋，而是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避免农村老人孤独。有老人生病了，协会派人去看望；有老人过世了，协会派人送个花圈，表示哀悼……总之，让农民觉得自己不是组织的弃儿，还是有组织关心的。这样的村没有老人自杀。

当某个群体出现自杀现象时，必然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既然农民自杀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穷，那贺教授的做法是否给当前扶贫工作提供了另一个思路呢？还有一部扶贫电视剧叫《遍地书香》，里面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借鉴。产业扶贫要搞，但还要在文化扶贫、精神扶贫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