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攻》到《挺进报》

宁靜可以致远

1946年10月我由《大公晚报》的副刊主编罗承勋介绍《国民公报》编辑主任杨正南，杨决定聘我担任《国民公报》编辑，这是公开职业罗承勋和我原耒也不认识，赵隆侃介绍的。那时罗和杨都是共产党员不过当时并不曾这样告诉我，可能是不便建立横的关系，也有可能是组织关系尚未勾通，而只是以思想相通的朋友关系在交往。我那时的组织关系，是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一个青年工作小组的成员，负责人是赵隆侃。他直接和南方局青年组联系，传达指示，布置任务，安排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除了我之外还有向洛新和王大昭。我们四个人之间，还有一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1944年，向洛新、王大昭和我都在育才学校文学组学习，而赵隆侃则是社会组教员，我们几个同学自发组织起一个哲学学习小组，由主任力杨老师推荐，请赵隆侃当我们的指导老师。从那时起彼此都很熟悉 1946年2月，我离开学校出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由社会组的主任廖意林（育才地下党支部书记）给介绍南方局青年组的黎智同志再由他交代到赵隆侃那小组去工作的。当时，陆续到赵隆侃这个小组去参加工作的还有文学组的邓菱（邓先纯）社会组的胡芳玉（在渣滓洞殉难）等这个时候由于工作情况的变化，只有我们四个人还在一个组里算核心成员因为每个人还负责联络一些彼此都不勾通的人在开展工作，各人具体工作都是单独向赵隆侃汇报，由他来汇总有时坐在一起来开会，也只是赵传达上级指示，工作要求，和阶段性部署所讨论的也是共同性的东西。 用赵隆侃的原话来说，我们这是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关系。互相都很熟悉往来也很密切，各自住在什么地方和哪些人有往来，大体也都晓得。有时甚至是你的朋友也就是我朋友，大家都信得过，都有交往。这个时候，赵和王大昭都在中学校当教员，向络新刚去管资料，唯有我的职业是编辑。大家都没有编报纸的经验，我又是单枪匹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独立作战。以我的学识、能力经验都是不够的，因而很感到为难。是赵隆侃出了个主意，另找一个园地去学习编辑报纸的业务。于是由他出面去找罗承勋协商，在罗主编的晚报副刊上，单独开辟一个专栏，刊名就叫《青年界》大概双周一期每期约三四千字。这个专栏是专为青年读者开辟的，由我负责组稿、编辑，每期编成以后，交罗承勋去发排。到底出了几期，现在也不大记得清楚，不过其中有两期还明白一期是1946年底到1947年初的专辑一期是“抗议美军暴行”（沈崇事件） 刊物出来了，反响也就来了。这都是由赵隆侃传达的。一个是组织上来的批评说你们这是怎么搞的，打开一看就晓得是我们自己的人在干！意思当然是指太红了，弄得很突出政治，不懂得斗争的策略。一个是《彷徨》的杂志主编看了这个刊物，对我们这些写文章的感兴趣请求组织上查明一下来历，如果可能就约我们替他们写稿。对于这两个意见呢我是一则喜，一则惧。惧的是一开头就干了蠢事，挨个批评。喜的是居然有人还把我们“赏识”起来了。 《彷徨》杂志，我原来也是知道的，不过当时自以为已是找到正确道路的坚定的革命者，这种刊物是给那犹豫观望，还在歧路上徘徊的人看的，我当然用不着去读，所以从来就不曾去翻过。现在知道了来历，晓得是故意弄得“灰皮红心”，当然义不容辞地理当支持。于是就答应为他们写稿子进而又结识了这家刊物的编辑蒋一苇和陈然，至于搞发行的刘镕铸不知道我们几个人都替《彷徨》写过稿子但具体写过什么文字，回忆起来却茫然指认得出耒几篇。当然，从此我们就把作者与编者的关系建立了起来加以许仁铎、张子敏、蒋真这一条线联系于是又进而成为了有私交的朋友往来也就更多。后来，向络新竟成了这家杂志的编委。在记忆中间，陈然就是一个性格沉静的人，在人多嘴杂场合往往他总是听的时候很多，但却听得很专注，偶尔搭一两句都很中肯。他没有写过诗，也没有对诗有什么看法 1947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封闭《新华日报》四川省委等公开机关，并把全部人员送回延安，我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人一时都和上级断了联系，互相间往来自然也就少了。但各个系统内部仍然继续独立作战。我们这个小组和其他所联系的工作仍然照旧开展，既未有分散又未缩小范围还要设法主动出击我们这个小组的《挺进报》最初就是从向络新、许仁铎、蒋真、蒋一苇这一条渠道得到的，因为我不确切知道笫一手的来源，只是每一期都从组内得到并传看。可能也正是受到了启发才萌发自己也来着手办一个地下刊物设想。赵隆侃在《关于[反攻]》写的 这样商量以后，就是分头进行准备，我是负责写稿和提供资料不参加印刷每期只是分发属于我直接联系范围内配额。这个刊物第一期，是王大昭用一个白布单子包起，提到我的住地来（《国民公报》在两路口康宁路宿舍）再分发出去。由此也才知道这一期是在他白市驿的家里印刷的。以后情况有变《反攻》与《挺进报》的单页不同，是一本册子，每期都在20页，2万字左右定的是半月出一期。究竟出了几期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可能这是记忆上误差也可能有同志只是根据他所参加直接的工作过的那一段时间来说的。我是从头到尾参加写稿和分发过部分印成的刊物终刊的时间应该是在1947底到1948年初 《反攻》出版发行以后，赵隆侃通知说我们这支人马已经和地下党市委接上头市委承认这是机关刊物，仍要我们继续承办下去。接着就是分别办理入党手续因为在南方局青年组和以后的四川省委青年组直接领导我们这个小组我们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但还没有参加共产党现在是党组织要我们履行了正式手续后方才批准承认我们是党员。记得我交了入党志愿书的时候，已接近1947年底。紧接着就是《反攻》停刊，转为《挺进报》的事情。现在已回忆不起蒋一苇第一次来和我接头的时间，但在那一年的春节以前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家不在重庆，每年春节照例我都要回家去过年他这次来是在春节以前，而且是直接到我的宿舍来的。我原来所等待的陌生人殊不知却是一个老熟人。这次他告诉我《挺进报》支部管组织的是陈然，本来说是陈然来接关系的，因为支部研究后决定，以后就由他来和我联系，而我们过去就认识，可以不必转这个弯了于是我们商定了以后接头的办法。大概以后他和我还联系过两次，每次都是要我等 我和《挺进报》就只发生过这么一点儿关系，实际并未参加编写工作，而是处于待命状态。和支部别的成员也没联系因此，所知甚少。不过，从时间上推断《反攻》的最后一期是由原有成员编好以后，交由《挺进报》分工搞印刷发行同志继续完成，则是很有可能的。这已是1947年底到1948年初的事。因此之故《反攻》的人反而弄不清楚到底出了多少期，又是何时停刊的事。除我以外，是否还别的人也转入《挺进报》转来了又未接手工作或甚至连关系都未接上，也很难说就没有。 由于当时变化仓促，由于陈然同志的从容就义和不少同志的忠勇不屈，一些事情恐怕难以从头到尾说得十分清楚了我和蒋一苇同志再度相逢已是80年代初由这年冬天他应邀到重庆来参加“11.27”殉难烈士的追悼大会，30多年的别后重聚，恍惚有隔世之感。是在这交流中，他才较为详细地提及当年的那件《挺进报》事件的经过。从他那平静的述说中，我仿佛看到他在薄暮风雨中，踽踽独行跨进半山上那一道竹篱笆门；突然一只手把他拉下山来气急败坏地告诉他陈然被捕，还有个特务在房内守候着的消息；他又立即转身走回，来到长江边上，幸而在座简陋的棚户里，向一个孤身老人借住熬过难眠的一夜；凌晨坐上一只小船游渡到朝天门；然后又到《国民公报》宿舍楼道来通知我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