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胡同记忆

小微单

　　我的老家在北京东城区麻线胡同。麻线胡同，明朝属明时坊，称麻绳麻线胡同。清朝属正蓝旗，称麻线胡同。民国后沿称。“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代代红胡同，后恢复原名。它位于东城区东南部，呈东西走向，西端曲折，东起北鲜鱼巷，南与侯位胡同、八宝楼胡同相通，北与西裱褙胡同相通，西至崇文门内大街。

　　

麻线胡同宽六米，长468米，胡同不大却因名人而出名。爱新觉罗的后代溥俭（字松窗，奕谅之孙，载瀛六子），是著名的画家，他家住在麻线胡同居易里的一栋西洋别墅里。记得胡同里有个大院子，院门是红色的，大多时候门都是关着的，即使开的时候也看不到里面。大红门里被一个假山挡着。听爷爷说院里住的是位将军，但不知是谁。后来，我查询了这个院子的历史。胡同内3号院，原为清朝一官僚住宅，后卖给北洋军阀的国务总理唐绍仪。唐住不久，又转手卖给梁敦彦。梁敦彦为清末第一批留学生，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回国后任外务部尚书。张勋复辟时，他接溥仪的命令到各使馆活动，欲借外国势力来维护复辟的政权，遭到各国使馆的拒绝，他竟痛哭流涕，被世人看不起。梁敦彦买到此宅后，曾大肆修葺，将宅子改成中西式建筑，中间还有一大圆亭，作为唱戏、跳舞用。宅内有太湖石砌门洞，两旁有大青条石，上有对联，正面为：“泉淙涧底琴音泻，峰依天边画景收”；背面是：“松老龙鳞皆合抱，山连螺黛自回环。”两幅对联皆为乾隆御笔，是圆明园遗物，不知何时搬到宅中。当时有个麻线胡同小学，和大红门挨着，怕人窥见大红门里面，限制学校不许盖楼。著名的翻译家萧三也住在麻线胡同。萧三夫人是著名的摄影家，常常给胡同的邻居们拍照，我们家的一些生活照就是她老人家拍的。有一年，北京美术馆举办萧三夫人摄影展，我表妹去看了回来说有张我奶奶做被子时的照片，结果我们家的许多人都去看摄影展了。《北京日报》社也在麻线胡同。

　　爷爷奶奶住麻线胡同40号。一进院门，有一间南北朝向的房子，住着说山西话的崔妈妈一家。然后是个走道，走道里有一间房，住着三口人，金爷爷奶奶带着孙女。金奶奶说一口天津话，孙女大家都叫她大超英，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们总在一起玩。走道的尽头朝东走是个小院，住着严妈妈一家，严妈妈讲四川话。还有刘妈一家。朝西就是爷爷奶奶住的院子了。这个院子比较大，不是典型的四合院，因为没有南屋。院子是水磨石的地，南墙下有架葡萄。东屋住夫妇俩，两人都上班，不太和院里人打交道。西屋住张妈妈一家，记得张妈妈家的小女儿比她哥姐的孩子还小，那个小女孩常常指着他们家的孩子说：甭看人小可是我辈大，他们要叫我姑。西屋和北屋的拐角有一间房，住着马姨一家，她家养了好多漂亮的热带鱼，我老去她家看鱼，家里还有一个可乖的大花猫。爷爷奶奶家是北屋，是个中西合壁的建筑，一大间一小间还带个储藏室，木地板，落地窗。大间和小间用雕花的木隔段分开的，抬头朝上看，高高的屋顶全是花鸟图案，房间宽敞明亮。这个大院子其实是金奶奶家的，她儿子是国民党的高官，去了台湾，政府就把院子没收了。爷爷家之所以能住到最好的房子，是因为爷爷他们原来在东交民巷外交部街东口的一栋小洋楼里住，被政府没收后，才去了麻线胡同。前两年，我在网上搜到了东交民巷老照片，让我爸爸看，问他这是哪儿？爸爸90多了，好多事都记不得了，可是一看到这些照片马上就说出来是哪。可见儿时的记忆是那么深刻。

那时候，大院的人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和和气气的，和睦相处。好像家家的门都是开着的，从没有关的时候，院里的大孩子小孩子玩成一团，东家串串西家走走。爷爷家的大院最热闹，因为是水磨石的地面，小孩们在那玩抓三角、抓拐、拍包子、滚铁环、跳房子等游戏，实在再好不过了。院里人互相的称呼也很有亲情的味道，崔妈妈、颜妈妈、张妈妈、刘妈、马姨、金奶奶，人们都管我爷爷叫刘大爷，管我奶奶叫大院刘妈，管东院的刘妈叫小院刘妈。我当时小，很奇怪为什么不称呼我奶奶为杜妈呢？（我奶奶姓杜）其他女人家的先生都姓什么？好像她们的姓都是自己的不是先生的。

爷爷奶奶有九个孩子，到了我们这一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就一大堆，所以，我们家那时永远不缺人，总是热热闹闹的。奶奶做了一手好饭菜，虽然是经济困难时期，什么都缺，可是奶奶总能用有限的东西给我们做出来很好吃的。“去胡同口的副食店买两毛钱的酱、五毛钱的肉，我们吃炸酱面。”那是最高兴的时候，不仅可以吃到好吃的炸酱面，奶奶让我们买东西时都会多给几分钱，顺便可以买点各种颜色的糖豆慢慢吃。到现在我妈妈总说：你做的热汤面没有奶奶的味。我一烙馅饼，妈妈就说：你奶奶做的馅饼没有边圆圆的，馅饱饱的，皮薄薄的。你奶奶做的西餐牛肉饼多么好吃……。说真的，奶奶烙馅饼真是一绝。听妈妈说只有我大娘（大姑，北京把比爸爸小的妹妹叫娘）学会了，其他人都不行。我试过，不是皮厚了就是皮烂了，从没有做完美过。记忆中，奶奶永远都是忙碌着的，因为孩子多，为了补贴家用，她不是去街道的小工厂找活干，就是给人家拆洗被褥。那时，谁家要拆洗被褥就交到街道居委会，天气好的话，奶奶一大早就赶过去领回要拆洗的被褥，拆完了在大盆里用搓板吭哧吭哧的洗，晒干后晚上又在家里的大西餐桌上缝被子。第二天交到街道居委会就能领到钱了。爷爷爱喝点酒，每次吃饭前，奶奶就给他准备两碟小菜，他把酒壶放到热水杯子里一烫，自己慢慢的品。这时候，我们就会凑过去吃到他的小菜。到了开始吃饭的时候我们就紧张了，爷爷的规矩是吃饭时不能说话不能吧唧嘴，谁要是犯了就拿筷子敲谁的头。我喜欢家里来好多大人，这样家里的大西餐桌上就坐不下，奶奶给我们小孩准备一张小圆桌，我们就不用和爷爷一去吃饭了。 

    那个年代，胡同里多数人家都没有电话。我爷爷家有个电话是公用的，谁要打电话必须到爷爷家来，打完电话往旁边的小盒子里放三分钱。帮胡同里的人接一次电话，去叫人来听电话或送电话，送一次五分钱，回来要交给爷爷，那时在爷爷家住过的孩子都送过电话。我经常跟着爷爷，或是老叔、老姑还有哥哥姐姐们去送电话，收到钱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说不定这个钱奶奶会赏给我们，让我们去买点好吃的。记得有一次，一个歪嘴的女人来打电话，打完电话没有零钱，需要找钱，我急忙跑过去收人家的钱，在给人家找钱时，眼睛一直盯着人家的脸看。后来，奶奶说不能这样看人家，不礼貌。

     爷爷的院子宽敞，屋子明亮，是养花的好地方。当时，爷爷家养了不少花，我记忆最深就是昙花。昙花是晚上开。那天晚上，胡同里净是“刘大爷家的昙花开了，快去看吧”的喊声。那盆开的满满的，花香四溢的白花在我脑海里至今都是清晰的。还有那天爷爷坐在太师椅上看着自己家的花和来看花的人那得意的眼神，家里热闹的场景让我终生难忘。昙花很快就合上了，再要开就到第二年了，什么叫昙花一现我体会最深。爷爷家还有一盆山影，长的比我高一头（那时我大约八、九岁，有1米2、3高），形状像座假山，以后我见到过好多仙人掌类的植物，都没有爷爷家那盆的形状好看，那绝对是盆精品山影。爷爷种的绣球花，开的特别好。麻线胡同小学开会时都来借用。

我们大家庭在麻线胡同40号院里的老照片

这张照片背面是爷爷记的时间

　　小时在胡同附近有好多好吃的，麻线胡同口祥泰义的面包……苏州胡同口的华记小泥肠……，东单菜市场旁边有个馒头铺，专买硬面馒头，特香[色]，爷爷带我去吃的担担面……  

  

　　1976年初，我高中毕业（我们是特殊年代的春季生）回了趟北京。奶奶已经不在了，老叔去了北京门头沟煤矿当工人，老姑插队去了东北的黑龙江农场。家里只有爷爷一个人，感觉空落落的。花也都没有了精神，好像是人气走了把什么都带走了似的。只有那盆山影又长高了，越来越像座假山了。听爷爷说院子里比我大的孩子有去内蒙的、有去东北的、有去陕北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也在北京附近的农场和农村插队了。院子也没多少人，只见到了马姨，爷爷介绍说这是俭俭，一起寒暄聊了聊。她们家的小妹（小女儿）去插队了，儿子去陕西的陕北了。家里原来养的好看的热带鱼也没有了。其他人家感觉都是大门紧闭没有人进出。和爷爷一同出去，在胡同里碰见熟人，他们都和爷爷打招呼说：老丫头回来了。我长的和小姑姑像，他们便把我当成了老丫头。爷爷说是孙女。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壮壮的穿着灰蓝色风衣的人，进门拱手叫刘大爷，我爷爷赶忙招呼那人，让座沏茶，那人说他还有事不坐了，就是来看看您和您的花。一边看一边摇头说都不好了，带着失望的表情走了。他走后，爷爷告诉我这个人是咱们胡同里多少号（我忘了）的人家，是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文革时期去五七干校劳动，家里的花就交给了我爷爷帮他养。爷爷的花养得好，在胡同里是出了名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家的大北房，又是落地玻璃窗，很适合养花。爷爷这几年也经历了奶奶去世，孩子们一个个出去工作，最小的丫头去东北离他最远。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哪有什么闲心事拈花弄草了。

我爸爸妈妈1949年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了一段时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力量，从北京来到了西北，在西安扎下了根。我是西安生西安长的，对老北京的记忆只是童年和少年时期仅有的几次假期生活。上世纪80年代回去一次，那时的麻线胡同还在，虽然爷爷奶奶不在了，老姑、老叔（北京把最小的孩子称老）还在那里住，住在老房子里还是有种回家的感觉。2006年，我带女儿去北京，故地重游，东单的一大片胡同都拆了包括麻线胡同。胡同的具体地方都很难找到了，北京新闻大厦的大楼倒是提醒人那一定是麻线胡同的所在地（原北京日报社在胡同里）到了那里果然在大厦的东边还有一小段了。麻线胡同的牌子还在。胡同里那个叫居易里的巷子还在。可是我们家却没有了，永远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家可回了！

　　现在的崇文门内大街旁的胡同，已经被高楼大厦取代。北京的胡同已经不是住所的概念，是北京文化的象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