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期间往事

大兵铁臣

　　

五十年前，初中三年读书学习结束了，说是毕业吧，也没发毕业证书。当时正处于“文革”运动期间，搞运动荒废了我们的学业，大脑空空，知识相当匮乏，加之当时极左思潮盛行，对于我们这些所谓“有问题”家庭的子女，毕业后只能下乡去农村插队劳动，其它别无选择，感觉有没有毕业证也无所谓。

当时全国各地“上山下乡干革命 .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政治口号喊的震天动地，这也算是一场不容置疑的政治运动，迫于形势所逼，铜中七0届初中来自四个班的十四名男女同学，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违心顺从的去了农村。兴隆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接纳了我们，不管怎么样，同学们总算有了栖身之处。



（落户六队劳动的贵所和英侠）

（落户六队劳动的英侠和荷珍）

位于兴隆县南部山区长城脚下的水厂自然村，有九个生产队，分散在一条约十五华里的山沟里坡上下，是一个产销白梨、红果、柿子及花椒且比较富裕的林果之乡，村民经济收入较好，但出行有些不便，要走几十里的山路才有车坐。水厂村民风淳朴，乡亲们对下乡青年的到来，热情欢迎并给予妥善安置。

来到村里后，我和建国、英侠、贵所同学分到了第六生产队，过了些天荷珍同学也来到了六队，我们生产队有了五名下乡青年，分住在村路两旁山坡上村民的家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下乡时我们的年龄还小，加之性格腼腆还有点封建，男女同学之间都不说话，吃饭各自开火，相互之间也不来往及接触。

荷珍同学比我们晚来农村十多天时间，她是单独来的，到了村里就分到了我们所在的六队，六队又迎来了一个漂亮的女青年。这些城里下乡的少男少女们的到来，在水厂村尚属首次，也给僻静的农村带来了些人气，当地的百姓还是欢迎的，没有发生政治上歧视我们的现象，我们这批下乡青年还是幸运的。

安顿完后，我们就跟随社员们出工劳动了，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俩男青年并没有感觉累的不行，因为我们之前生活在矿区，在家也时常干些体力活。不象大城市的下乡青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我们俩男的基本能适应体力劳动活。女青年们怎么样，我们俩个也不敢打听，她们几个人也不说。

六小队距离公社及供销社也不算太远，村大队部及村小学都在六小队，各方面条件相对好些，办事比较方便。小队长胡少纯为人厚道热情，对刚来农村的小青年们，尽量关心照顾，从不为难我们。他单身与母亲一起生活，晚上我去他家串门，大娘拿出黑枣、柿子招待我，我又感到了家的温暖，心情极好。

下乡来农村不到一个月时间，村党支部王书记就带我去县里参加知青工作会，县委领导传达了国务院文件明确的规定，知青口粮定量每天1.5斤，国家出资盖知青住房，各级干部要关心爱护知识青年，切实解决好知青面临的一些困难。对那些刁难甚至侮辱女青年的人和事，要严肃处理，严重的要法办判刑。



（落户六队劳动的铁臣和建国）



六队所处位置山高坡陡，是主要产销各种水果的农林队，山坡上都是水果和花椒树，产粮的土地分布在沟沟岔岔里。这些土地都是靠人闸沟砌坝平整出来的，从沟底到坡顶只有羊肠小道，想用毛驴驼但走不了，春种秋收全靠人力背扛，我们到来时是冬天农闲季节，主要农活是平整土地或往山坡地里送粪。

　　那时种地没有化肥，全用农家猪圈起出的粪土，装在背篓里，人背上沿着崎岖羊肠小道，向爬行似的朝山坡上走去，累的腰酸腿软，汗水湿透了前襟后背，那时是真正体会到了当农民的不容易。再苦再累我也能坚持，不怕吃苦受累才能过劳动关，社员们认可我，评工分每日给我记7.8分，满分每天是8分。

初中毕业以后，我是主动要求下乡的，所以没有任何其它想法，我想当不了工人就下乡去当农民，只要自己肯努力，就能有饭吃。年龄尚小，以后生活的路还很漫长，谁知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既然我只能选择这条路，就要坚定的走下去，出工劳动我很卖力气，短时间内，就融入到农民这个群体中去了。

每天收工回来赶紧做饭吃，饭很单一不是小米饭就是贴饼子，开始还有点家里带来的小咸菜吃，后来没有了但也能吃饱饭。带队干部学校工宣的队的孔师傅和公安的高所长，和我们俩一起吃住。饭后点亮煤油灯躺在被窝里唠嗑叙谈，即缓解劳动一天的疲劳也冲淡了想家的思绪，年轻人觉多很快就入睡了。

我和建国到六队后，住社员胡少明家里，他是武装基干民兵，持有一支五三式冲锋枪，我特别羡慕和喜欢，闲时常拿枪玩一玩。队长胡少纯是他亲叔伯哥，对我非常好。还有基干民兵张志财，也持有一支五三式步骑枪，那时民兵的佩枪都放家里。孩儿时我就喜欢枪，我的愿望到了服役年龄就当兵去。

我在六队时间虽然很短，但六队的父老乡亲们的关爱和照顾，此生我铭记一辈子，我时常想起六队的王永海和王永江兄弟，尤其是想起故去的罗秀英和罗海姐弟，还有故去的房东老大哥胡少明，我心里很难过。我们在队里仅仅劳动一个多月时间，一九七0年年终核算分红，我还分了三十多元钱，真没想到。

　　

一九七一年春节过后，我刚从家里回到小队不久，村办小学的罗老师调走了，村支部决定让我去村办小学当代课老师，事情来的很突然令我没想到，我深知就我的文化水平难以胜任，可我推脱不了，村干部一锤定音就你了。也没安排我去听课，更谈不上培训了，接手后就上课，幸亏那个年代要求也不严。

当年村小学属于民办性质，没有分配的正式教师，小学都是复式班，平时能保持正常上课就行。教学方式谈不上规范，学习内容以突出政治为主，小学课程单一，我还能勉强的应付，但距规范、高质量授课相差甚远。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可笑，我那点文化水平当老师误人子弟！文革间发生的事不足为奇。

村小学和村部都在一栋房子里，一间教室（复式班三个年级在一起），就我一个老师，二十多名学生，其实我就是一个孩子头。学校地处六队，社员出工劳动路过学校，我有时还能见到下乡的同学，但接触的机会少多了。倒是和村干部包括会计、赤脚医生及兽医接触多了也混熟了，那时我的心情非常的快乐。

一九七一年夏天，大队在八队盖的新学校完工了，小学和另一个教学点合并搬到新校址，三间大瓦房，中间是办公室两边是教室。地处一座偏僻的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晚上我不敢在学校住，就到八队饲养处去住，饲养处四面透风，但和饲养员搭伴睡觉不害怕了。这段时间孤独无助，心情很郁闷。

学校合并到一起后，班级设置一至五年级，仍是复式班授课。李老师担任民办教师多年，教学经验丰富且有一定水平，教学方式相比过去规范多了。但学校条件太差，进入冬季取暖用煤保证不了，全靠学生拾柴火烧炉子取暖，教室温度低，学生们的手脚都冻坏了。用水要去很远处抬，我做饭也成了问题。

吃住问题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那段时间我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想不能在干了。年底学校放寒假之前，我就找村王书记说不干了，王书记也没为难我，同意寒假过后等开学就安排人替换我。国平和玉福乡友以前就和我说，你啥时在学校不干了，回知青点我们在一起，春节前夕我们结伴经北京回的家。



一九七二年春节前於北京留影

在学校代课对头整好一年时间，有快乐也有孤独，多了一份人生历练及阅历，迈开了人生漫漫长路第一步。年底大队核算分红，我分到了256元钱。国平、玉福和我还有大峰乡友，我们相约绕行北京回家过春节，在首都北京第一次坐地铁，参观游览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前门大北照相馆留下了这张合影。

一九七二年春节过后，回村里我就去了五队的知青点，此时乡友们早些入住了村统一建的安置房，我和国平、玉福三人住一间屋。大家是自愿结组同吃同住，一同出工劳动。我们三人也分了工，国平和玉福砍柴挑水，我负责烧火做饭。知青点开始有了歌声玩笑声。不久，大部分青年都去了水渠工地劳动。

来到水渠工地干活挺好，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自带粮食（苞米粒），工地开设了伙房，负责加工制作，大队每人每天补助五分钱菜金，顿顿是玉米渣饽饽加萝卜汤。劳动量大爱饿，下工就去伙房吃饭，吃啥都喷香，五分钱的菜金补助，一个月还能吃回伙食结余。真想长期这样下去，可水渠工程完工了。

从水渠工地回到五队知青点时间不长，水厂村分配制度改变，由大队核算改为小队核算，知青点的十四名男女乡友，要重新安排到各个小队，国平、玉福和我去一队。只要我们三人在一起去哪个队都行，我们三人脾气相投、处事大方，不计较个人得失，干什么事主动性都强，我们天天都乐乐呵呵的生活。

来到一队，赶上了春播季节天气大旱，为了不误农时挑水种地，挑水上坡很吃力，我们都能承受的了，但出苗后耪地，我有些跟不上趟了，队里给我买的新锄太大不好使，我耪地要比别人多费很大力气，累的腰酸腿疼但也坚持下来了。在一队住的条件较差，住的房子是驴棚改的，空间太小勉强住三个人。

到了七月中旬，我接到了村大队干部通知，借调我去县民政部门帮忙，所需粮票要自己背粮食去粮站换，背上几十斤的玉米粒，走几十里山路也没觉得累，因心里高兴吗。按时赶到县里报了到，报到的第二天就下了大雨，庆幸赶在了下雨之前，不然可就麻烦了。接二连三的好事都光顾我了，我是幸运人。



知青借调工作结束於兴隆合影

大部分乡友都回过那难以忘怀小山村



　　县里借调工作结束以后，我又回到了一队。恰好一九七二年度冬季征兵即将开始，我积极报名参军，经过村党支部、民兵连研究同意，把我列入了预征对象。体检、政审合格后，我被上级批准参军了。我是第一个走出小山村，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段农村经历由悲泣变为欢乐，是苍天开恩，老百姓助我。

回城后这几十年，我对水厂村始终怀有留恋之情。虽然每个乡友各自经历不同，感受也不一样，不是所有人都向我一样处处受益，我的表述要是给别人带来不悦，此刻我就道一声歉意。大部分乡友都回过水厂村，说明大家的心里不曾忘记。伤心也好，开心也罢，毕竟是我们人生旅途中一段重要的经历。



金秋十月我又回到阔别50年的水厂村

《铁臣撰文编辑制作》

2020 - 11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