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骑在银龙的背上

2020年刚过完春节，姑姑突然从老家打来电话，无意中提了一句堂姐生病在咸阳住院的话，问她具体是怎么回事，却又回答的闪烁其词含含糊糊，当时也就没太在意，只是从姑姑的话语中能隐约听出来一丝抱怨的味道。那段时间，我们一家人都在唐山，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过完年一直也没能回老家。想着堂姐还那么年轻，即使真得了什么疑难杂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的医学水平那么发达，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肯定能康复，事情也就这么搁置下来了。 　　直到六月份，一家老小才坐上火车风尘仆仆的从唐山赶回了老家。那时候正值三夏大忙，村子四周一片糟乱，到处都流动着头顶草帽行色慌张的人。在农村人眼里，那是一个龙口夺食的关键时期，时机一旦耽搁，一场大雨就有可能把这一年的付出全都浇灭。因此一踏进家门，我们就都加入了这个行色慌张的队伍里，头顶草帽，磨亮了镰刀准备着收麦子。当再次见到姑姑的时候，她再也没提说之前的话，因而堂姐的事情就彻底被抛之脑后了，毕竟过了这么久都没人再提，想必是早已经没事了，事情就这样再次不了了之了。 　　九月的一天，天下着小雨，姑姑突然神色慌张的赶来了，嘀嘀咕咕的在父亲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然后就开始抹眼泪——堂姐已经不行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家人都僵住了，没有谁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事情怎么会突然就演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刚刚还万里晴空的天怎么突然就乌云密布来了狂风暴雨呢？人的生命怎么就这样脆弱说倒下就倒下了呢？父亲的脸色一下子变黑了，一时竟不知所措，蹲在地上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我呆呆的望着他从口袋里半天才摸出了手机给一个号码拨了过去，电话的那头一直嘟嘟嘟的响着，就是没有人接听…… 　　当我终于见到堂姐的时候，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人也已经被劝返出院回到了家里。离开医院，这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治疗，也就意味着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完了，一切都已经完蛋了，我像个傻子一样呆呆的站立在床头。躺在我眼前的这个人是谁啊？我怎么完全不认识她。头发已经掉光了，只有稀疏的一小撮还搭在前额，嘴唇紫青而干涩，两只眼窝深陷，眼睛直直的瞪着，没有一丝光，整个人的身子几乎缩成了一堆骨头，样子看起来是那样的僵硬。这是我那个性格强势、善于言谈、行事风风火火的姐姐吗？我的眼前一片黑，怎么也不愿意接受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一下子扑过去跪在堂姐的床前拉着她鸡爪一样的手失声大哭…… 　　婶娘这时走进来告诉堂姐说：“你黑牛兄弟来了，小时候常不听话，你经常踢他的黑屁股呢，刚给你带了你爱吃的豆面糊汤，你吃一点不？”小时候因为长得黑，家里人都叫我黑牛，班里同学也给我起了绰号“黑包公”。突然听到婶娘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小时候和堂姐堂哥们一起长大的点点滴滴来，鼻子一酸，眼泪就禁不住又流了出来。我说：“姐，我拿勺子给你喂吧，你躺平，把嘴张开就行……”已经多日不肯吃东西的堂姐突然就努力侧过身子来，真的让我给她喂。塑料袋散热太慢，糊汤还有些烫嘴，我找了个瓷碗给里边倒了一半，用筷子一边快速的搅动着一边吹气，等到温度合适了，再用小勺子给她嘴里喂。可当她费力的吃过三勺之后就嘴唇紧闭，再也不肯吃一口了，把头扭过去，身子一会儿艰难的侧向右边，一会儿又翻身过来侧向左边，不一会儿又要平躺，两条腿像麻花一样扭在一起，嘴里发出细微的呻唤声，样子看着非常痛苦。我知道此刻她的全身都疼，我摸她的肚子，整个腹部几乎已经全都变硬了，像砖头一样，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我们都无能为力，只能傻傻的站着，眼睁睁的看着她这么遭罪…… 　　快到中午的时候，堂姐上三年级的小儿子灰溜溜的从门外进来了，低着头不说话，头发长的都快遮住了耳根。我问姐，把娃给你叫进来吧，你肯定想娃了。姐说，不要让娃进来，娃看见我的样子害怕。沉默了一会儿，堂姐又说，我本来就想娃。我顿时语塞，鼻子一阵一阵的泛酸。这时她又把身子侧到了右边，压到了胳膊上的直流针头，然后就直喊疼。父亲说，要不把这个针头先拔下来吧，这么一直带着胳膊不舒服。堂姐突然说，不敢拔，医生骂呢。我知道她心里还抱有生的希望，她是多么的渴望能活下去，可这最后的一丝希望也将要破灭了。我赶忙说，不拔，这个输液方便，要不然扎针的时候找血管太麻烦。这时堂姐扭过头瞪着我问，你是不是学医的？我脑子有点蒙，随即就反应过来，堂姐此刻的意识已经糊涂了，可这分明又是何等明白的道理啊！我说，就是的姐，我是学医的，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听话，安心休息，等你好了咱一块到渭河滩去逛，听说最近渭河滩成了网红地，一到晚上热闹的很，唱歌跳舞卖好吃好喝好玩的啥都有。说着说着，堂姐又闭上了眼，我听见她鼻孔里发出细微的呼吸声…… 　　二十年前，我在县城上高中，那一年暑假参加了一个校外补习班，因为没地方住，堂姐便叫我到她那里去住了一个月。那时候堂姐他们在县城开了一家做不锈钢门窗的店铺，记得当时住的地方还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因为正值盛夏，天气很热，一到傍晚收工回来，堂姐就喊几个哥哥带着我去隔壁的工贸市场夜市改善生活。羊肉泡馍、猪头肉、羊肉串、红烧肉、冰镇啤酒，那时候我才算是真正开了浑。要知道那个年月的消费水平很低，我平日在学校的午饭也就是一碗1.5元的油泼扯面外加一个五毛钱的菜夹饼，一个星期三十块钱的生活费还要有剩余，因而能敞开肚皮吃到这些东西，心里那种说不出口的滋味可想而知。 　　堂姐的命不好。十三岁那年的冬天，她沿着木梯从二层楼顶往下爬，脚踩空了，人和梯子一起从三米多的高空摔下来，右腿膝盖粉碎性骨折。三十年前的医疗水平和麻醉技术和现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听父亲说，做手术的时候，四个男医生硬是靠力气把堂姐的腿骨掰折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硬是喊着叫着哭着忍着挺了过来。如今已经三十年过去了，而她右腿膝盖里却永远的留下了一块钢钉。我那时只有三四岁，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当父亲和堂姐坐着一辆红色的夏利小轿车从西安庆安医院（现为中航工业西安医院）回到村里的时候，我兴奋的手舞足蹈，跟在汽车后边追着扬起来的尘土一路小跑，心里傲气十足，仿佛家里真的就有一辆夏利汽车！ 　　小时候，家里穷，屋子前前后后只有两间厦子瓦房，一间是两个姐姐住，另一间是我和父母住，同时也是厨房。厨房里的锅灶和炕是连通在一起的，母亲把平日里捡来的玉米杆、玉米芯、红薯秧子、麦秸秆晒干了以后整齐的码放在门口，再用塑料纸盖严实，等到要烧火做饭了就搂上一抱放在风箱旁，抓一把塞进炉膛里，用玉米须引燃，炕也就跟着热了。柴禾燃烧起来了总有着数不清的灰烬在空中飘浮，父亲说，用被子把头蒙住，等烧火停了再揭开，这样灶火灰就眯不着眼睛。冬天的时候，土炕从早到晚都是热的，而到了夏天，煎熬也就跟着来了。没有风扇，父亲便把一个小型鼓风机支在炕头吹，三十年了，现在想起来总觉得那时候真的太滑稽可笑，而笑着笑着，眼睛却湿了…… 　　在陕西关中，沿着渭河的北岸往上游走，到了兴平与武功交界的地方，有个叫徐王的村子，那就是我的故乡。由于独特的气候和丰富的有机质土壤等先天因素，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里有着极高的线辣椒和大蒜种植规模，尤其以西南乡一带的桑镇、汤坊、赵村最为有名。辣椒和大蒜的品质口感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素有“辣蒜之乡”的美誉。每当寒暑假来临，孩子们在兴奋着可以不用上学的同时也准备着迎接繁忙的家庭劳动。那个年月，农村的孩子完全不像现在这么幸福，更不知道矫情是个什么东西，劳动永远是人生的第一课，假期作业从来都不是排在第一位的，与其说放长假，倒不如说是让学生帮着家里大干一场农活。而令人不解的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人们竟达成了一种不争的共识——那确实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 　　麦收过罢，等到麦粒晒干归仓玉米开始扬花授粉的时节，大人们便把早已晾晒好的蒜头从红色的网袋里倒出来，拣个大的挑出来作为蒜种子，一瓣一瓣剥离开，再去掉不合格的夹瓣蒜。鸡刚叫过头遍，天就已经麻麻亮了，家里的长者便早早起来，顾不得吃饭，就急忙披一件长衫扛一杆人拉犁钻进人头一样高的玉米地里。因为要赶在日出以前把这一天要种蒜的地提前犁好沟，若是等到太阳出来了，干这样的活计就无异于自找罪受。吃过早饭，一帮孩子便把早就剥好的蒜种装进肥料袋子里，用架子车拉着，无精打采的来到玉米地头，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个搪瓷盆子或是竹篮子用来盛蒜瓣用，因为这一天里最难熬的时刻就要来了——摆蒜。在关中农村众多的农活当中，摆蒜绝对算得上是最难熬的一件。三伏天的闷热暂且不提，需要人长时间蹲在玉米地里，一整晌都低着头不能见天日。左手拿着盛蒜瓣的盆子，右手从盆子里取出蒜瓣迅速插进已经翻耕好的犁沟里，间隔十公分插一个，最后再用翻开的松土把插好的蒜瓣填埋摊平，如此不断的重复着一步步向前挪动，从地这头一直干到地的那头。蹲在地上的时间久了，人一旦站起来就头晕眼花，大人便说，那是贫血，回去喝点糖水就好了，可是回到家里，谁也没能喝上一口糖水。总有些好动分子耐不住性子，时不时就要站起来，踢踢腿，伸一伸懒腰，嘴里接连发出哎嘘哎嘘的呻唤声，头顶的玉米花粉便齐刷刷的掉落下来，落到脖子里，粘到胳膊上，蛰的人一阵一阵烧疼，天就麻喳喳的黑了。出生在八十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疼痛中一天天长大，痛并快乐着！ 　　辣椒，是在秋天随着玉米一起收割回来的，却要连秧带杆捆成捆架起来风干，一直放到寒冬时节才采摘。腊月里，地里基本没什么农活，挨家挨户的男人便不紧不慢的爬上木架，把成捆的辣椒秧取下，女人和孩子便盘着腿围坐在一起，按着颜色把秧杆上的辣子摘下分拣出来。纯红色的是上等货，用麻绳把辣椒把栓起来串成串再挂到墙上，期盼着赶集时能卖个好价钱。而那些绿的、黄的、似红的（似红似绿似黄的杂色）以及腐烂坏掉的便一起混装到洗干净的肥料袋子里，售出的价格自然就便宜很多。一到寒假，摘辣子这项任务自然就落了到我们这群孩子身上。堂姐年龄最大，性格也强势，每天吃过晚饭，她便把从木架上卸下来的辣椒捆拆开分摊给我们几个弟弟妹妹，而且不容反驳，分到谁手的，晚上必须摘完才能睡觉。我从小就懒，不爱干活，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就浑身不自在，好几次都想偷着跑回家，可堂姐硬是恐吓我不让走，完了偷偷的把一个煮熟的鸡蛋塞进我的兜里，然后挤着眼示意我去后边的房间里吃掉。我蹑手蹑脚的溜进房间，火急火燎的剥开鸡蛋皮，一口就吞了进去，左边脸上立即就起了一个鼓包。随后我便板着一副平平的脸，又蹑手蹑脚的回到自己的辣椒捆跟前，慢悠悠的摘拣起来，夜就深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后来我上了初中堂姐出嫁以后，我去堂姐家的次数就少了，再后来我去县城上高中，去省城上大学，参加工作出了省，几乎就再也没见过堂姐的面。三十多年的时光啊，就这样一晃而过，从此将再也不会有了…… 　　从我记事起，父母亲就一直做着蝇头小本营生，其实就是跟集赶会卖羊肉杂碎冒馍。南边的桑镇是每逢二五八日有集，西北角的长宁镇是逢一四七，东边的赵村镇离家最近，是每逢三六九日。天还没亮，父亲便和母亲拉着三轮车出发了，车厢里装的是板桌、条凳、铁锅、碳块、鼓风机、锅盔、各色调料以及一大盆子已经煮熟切碎的羊下水，两个红漆木箱里装满了印有青花条纹的小瓷碗，一直卖到天黑严实了才推着三轮车回来，不管刮风下雨，天天如此。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农村便开始大兴基础建设，一时间周边建起了好多砖厂，父亲便丢掉了锅碗瓢盆这个受苦不挣钱的营生，带着母亲开始在窑厂拉砖卖苦力。用铁架子车把烧制好的砖从窑洞里拉出来，一摞摞码放整齐到指定的地方，一个晚上能拉一万五千块砖。父亲是当兵退伍回来的，那时候脾气不好，白天干活，人多嘴杂是非多，他后来就决定晚上干，白天在家休息。那时候正值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的如火如荼，国家对经济市场的政策一再放松放宽，南方兴起了下海热、打工潮，我大姐便是在那个时候去的广东，跟着村里很多同龄的青年人加入了南下打工的浪潮里。那些年，晚上家里就只剩下我和二姐两个人了，我俩年龄都小，到了晚上就害怕。父亲说，小云叔的外甥家有条狼狗要卖，就打算把这条狗买来看门。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在家里兴奋的盼着父亲能把狗牵回家来，想象着自己领着狗在院子里撒着欢的疯跑，想象着在冬天落过雪的田野里逮野兔，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狗始终都没有来，堂姐就是那个时候来的我家。 　　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渐渐亮起来的时候，父亲便跨上自行车驮着母亲朝着黑夜走了。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慢慢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村子西边的小路上，我便和二姐坐在院子的梧桐树下等。等到天彻底黑严实了，院墙外便出现了熟悉的声音：“黑牛，黑牛，给姐开门……”我便飞奔过去把大门的门栓拉开，就看见堂姐怀里揣着几个馏热的花卷馍，或是一个带着硬伤疤的苹果、萝卜、甜瓜。那个时候没有wifi，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唯一的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也只能接收到两个频道。我们三个人把苹果切成瓣分着吃，津津有味的看着《雪山飞狐》、《莲花争霸》、《笑看风云》、《倚天屠龙记》，等到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成片的雪花点，便拉灭电灯脱掉衣服躺在炕上口无遮拦的谈天说地。没有烦恼，没有压力，没有了任何顾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虽然都是些天真幼稚的话。这样纯粹而温情的童年岁月，仿佛就在昨天，可一转眼，堂姐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的心就像被刀戳过一样，一点一点的在滴血…… 　　2020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四点五十分，大姐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你娟姐三点半已经不在了……”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眼泪瞬间就夺眶而出。这不可能啊，三天前她还和我说着话呀，她说想吃个软一点的西红柿，她担心说要是带她出去逛想小便了寻不见厕所该咋办？她身子那样虚了还操心着这月的房租该给房东交了，怎么突然就不在了呢？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人的生命怎么就脆弱到如此不堪一击，姐你到底是怎么了？不是说现在的医学水平很发达吗？不是说人的器官都可以移植互换吗？怎么就能让一个四十二岁的年轻生命，让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母亲这么唐突的就走了呢？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愿不敢相信这样一个已成事实的太过残酷的结局…… 　　终于，当六把古铜色的唢呐齐声奏起，当一口尚未来得及油漆彩绘的原木色棺材从堂屋里抬上棺娇，当一掀又一掀的黄土逐渐把黑暗阴冷的墓穴填满，当一个刺痛眼目的新坟陡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当五颜六色的元宝纸钱香蜡燃烧成熊熊烈火，当我呆望着冉冉升起的灰烬化作黑烟在风中渐渐消散了时候，我才从恍惚的思绪中惊醒过来，这个陪伴着我的幼年、童年、少年一块长大的姐姐从此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从此再不能相见，我跪在被火熏黑了的麦地里，向着堂姐的坟头长磕了三个头，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姐姐，天堂里再也没有痛苦，愿你一路走好，从此你长眠，我们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