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济医院的修女们

一轮明月

　　前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志出版了，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院志中，尤其是在公济医院（原名）早期发展的描述中，有多处提到了修女。回眸修女在医院存在的那段历史，几代修女承前启后，为医院的早期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些修女受教会委托管理医院，她们均有护理经验，在临床第一线担任繁忙的护理工作，于是修女成为公济医院发展壮大不可割裂的一部分，我们不该将她们遗忘。

上海公济医院（现为市一医院）历史上曾是一家教会医院，迄今已经历156年沧桑。早期公济医院由于是外国人创办，所以医生以及护士均由外国教会委派，护理人员全部为修女。

说起教会医院，修女则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她们是教会医院历史上一抹瑰丽的色彩。若回避描写修女，教会医院历史就会缺少味道、就不精彩。

　　在冗长的156年公济（市一）医院的历史中，修女这支队伍，医院从晚清的1864年开创始，到解放后的1953年止，历经了几个朝代，在医院存在了近90年，几代修女先后服务于公济医院。

由于资料的缺失，在长达90年的历史中，即使医院现存最早的解放初那几年的资料中，记录修女的文字也是片纸只字，只有职工名册上有一些她们的基本信息和薪资情况；倒是那些53年后留下来继续工作的中国嬷嬷们，在她们身后、医院留存的已故职工人事档案中，却能从她们当年的自传中，读到一些那时修女工作、生活的一些片段记载。

　　修女是天主教会里的女性未婚教徒，愿意度奉献的生活，致力于传福音，而不婚不嫁。现在，公济医院的修女已经成为一个印记，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随风而逝，更不知道她们姓甚名谁，但修女这个印记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遗迹。

说起公济医院的修女，最初由仁爱会指派6位修女负责传教、治疗护理。1913年9月1日，仁爱会修女慈善会结束了与医院的合作，所有修女调往新开办的广慈医院。因此公济医院的护理及日常工作，则由法国天主教玛丽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30位修女接管，成员分别来自法国、加拿大、奥地利、菲律宾、南斯拉夫、比利时、德国、捷克、葡萄牙、波兰、瑞士、意大利等国家。

然而其中有两位修女，在公济医院修女历史存续的首尾阶段，被人们记下了她们的名字。一位是早期的裘丽阿斯·伯纳德修女，在公济医院始创期间，就担任董事会秘书，长期负责公济医院的财务、护理、管理工役等院务。另一位则是在公济医院工作了几十年、献了春春献终身，地位较高的大嬷嬷，见证了公济修女历史终结的奥地利公主赫海伦。

　　1904年某日，一艘从法国某海岸码头启航的轮船，穿大西洋过地中海越印度洋，历经风浪颠簸，终于停靠在上海码头。码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8位年轻、漂亮的西洋女子，用新奇的眼神打量着这传说中的称之为大清国的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这8名女子中有位女子名叫赫海伦，传说是奥地利的公主，和其他7位女子均是修女。

赫海伦的家族非常显赫，她是奥地利哈布斯堡—洛林皇朝的第六代公主。她有一个姑姑是茵士布鲁克修道院院长，受她姑姑的影响，她十八岁从神学院毕业后就发誓成为修女。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信仰，发了终身愿后便终身不婚。

1904年到上海的修女赫海伦公主，与1891年到成都的启尔德博士目的一致，受教会的委派，代表万人景仰的主，来中国拯救受苦受难的罪人。

而后赫海伦先去了青岛，1930年才来到上海公济医院工作。

赫海伦在上海的主要工作，与佛罗伦萨·南丁格尔一样，也是从事护理工作，内容是医院管理及护理管理。她教授修女们护理技巧，灌输南丁格尔健康护理理念，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天主教会和中国的护理事业。她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修女们，每天把每一间病房打理得干干净净，为就诊的病人灌输南丁格尔：“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有益于健康的房子五个重要的因素"等等健康护理常识，以及其它一些护理技巧。

　　这位了不起的女性，领导医院中几十位修女，从事护理病人的工作。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她组织该天主教会修女在各伤病医院的难民所内担任救护工作，她身上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修女们一方面在员工、患者中传播天主教教义，进行一系列宗教活动，包括带领教众举行祷告等等；另一方面不但负责护理工作，她们还在医院的药房、化验、麻醉、营养室、财务、庶务等岗位上工作。尤其抗战前的医院药房，共有五六间，掌事者为一年逾花甲的修女嬷嬷，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每日能不胜其烦地应对数百配方。

医院内设有教堂，并建有恢宏的修女院，那是一幢钢筋混合结构的五层楼房。红砖清水外墙，白石灰勾缝，每层之间用灰色腰线分割，屋顶为法国孟莎式，斜坡上开矩形老虎窗。内有自动按钮式电梯。有修女办公室、社区活动室、客厅、普通工作间和小储藏室。第一层为员工食堂；第二层为礼拜堂，礼拜堂立面简单，堂内高度达2层，有蓝白两色装饰，内有弓形装饰屋顶；三层为修女宿舍。修女楼属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公济医院在日占时期，修女们一方面要照顾来自各集中营拘禁于医院的患病囚犯，而医院中工作的6名修女，却因“敌国”国籍而被拘进霞飞路集中营关押（今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受尽了折磨。1945年9月，医院被重庆当局接收时，1913年来院的修女还留有5名仍继续工作，另15名也来院工作29年以上，其中有7人为中国国籍，另有数位新来的，都在工作之余学习华语。

留居修女常年三五十名。1953年元旦，公济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立第一人民医院”时，医院曾对是否留用修女问题请示卫生局，卫生局对此作出批复认为：“根据共同纲领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并无不合”，44名天主教嬷嬷仍予以留院工作。

　　1953年是赫海伦在公济医院工作的最后一年，这结果来得如此突然，也许她自己都没有料到。此时她已经步入老年了，已经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毕生心血，全都无私奉献给了中国的护理事业。在1953年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她和其他外籍修女一起离开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上海以及医院，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由于历史的动荡、人事的更迭，早期资料的缺失，修女裘里阿斯·伯纳德的图片资料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淹没，无处找寻；而大嬷嬷赫海伦也因无档案资料留存，虽有一张摄于1948年的全院职工合影，赫海伦就端坐其中，遗憾的是，现在无人能在众多同仁中，具体指认出哪位是赫海伦。

我不知道赫海伦及其他修女是不是我国护理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但她是19世纪中叶现代护理学诞生后，在中国护理界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是提灯女神南丁格尔在东方的化身，几十年来，她为患者点燃了生命的火炬，驱走病魔笼罩的黑暗，兢兢业业为公济医院的护理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外国人，为造福于中国民众，能无怨无悔把自己的毕生心血默默奉献给了中国的护理事业着实令人可敬。

那些修女队伍中的末代中国嬷嬷们也在社会的改造中，脱胎换骨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员。

照片文字：

（1）1948年9月公济医院全体同人合影。（历史老照片，猜测照片中红线者为赫海伦）

（2）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北苏州路公济医院左侧，美国大兵岗哨（网络图片）

（3）公济医院化验室，修女在显微镜前

（4）公济医院门诊药房，修女在工作中

（5）公济医院手术室消毒间，修女在工作中

（6）修女在公济医院儿科病房中

（7）乍浦路桥堍背后的公济医院建筑，两幢楼之间有一天桥连接（网络图片）

（8）公济医院手术室暗室，修女任麻醉护士，做术前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