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山路5号轶事

长 江

　　青岛的鱼山路，依小鱼山南麓而建,西北起自大学路,东南止于文登路,仅仅896米。

我对鱼山路太熟悉了。小时候，每到夏天，就和小伙伴一起，穿上游泳裤头，脚蹬木头的“呱哒板”，用葡萄糖盐水瓶子灌上白开水，从观海二路家中出发，穿过整个鱼山路，到第一海水浴场游泳。

烈日炎炎，脊背每每要晒爆几次皮，泳后回家，蹲在水龙头下冲水，火辣辣的疼,那时没有预防皮肤癌的常识，侥幸得很。

至今，也经常在鱼山路来往穿梭。

　　小鱼山周边在1930-1950年代，住了不少文化名人，大都住着别墅洋房，出门黄包车伺候，待遇不错；老蒋对知识分子还是很友善的，他没干焚书坑儒的缺德事。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批了这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名副其实。

现在的青岛，谁是文化名人？不得而知。两院的院士应该算文化名人吧？他们住着国家提供的或者自己购买的宽敞住房，也享有优厚的待遇；院士的退休金，每个月也有七万多元。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我和鱼山路5号有不解之缘。上学、工作、生活、退休，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这个大院里。

我曾经给物理系1981-1984级的学生做过辅导员，迎新生之后的第一次见面会，我就会在黑板上写下他们上学期间的通讯地址：青岛市鱼山路5号218X信箱，邮编：266003。

现在的学生，恐怕不会写信了。

　　这是鱼山路5号的大门，也叫一校门。两侧的大石柱，浑圆厚重。

原来的校门，除了两个大石柱外，不是这个样子。

已经故去的臧衍禧，是物理系的老师。

据他生前回忆，他在1947年8月考入山东大学工学院，来报到时从一校门进入，那时的校门，是两个大圆柱间设有六个用木桩钉制的，缠有铁蒺藜路障的校门；那是内战时期，不足为怪。

1948年，学校要求工学院帮助设计制作一校门，工学院长指派臧衍禧设计了图纸，在辽宁路机械厂焊接制作后运回学校安装完成。

这个校门，一直用了46年。

　　这就是臧衍禧设计的一校门。两侧有栅栏连接大圆柱和方柱，中间是推拉式两扇大铁门，右侧的大铁门还有一个供行人出入的小铁门。

1994年，学校要搞七十周年校庆，换成了当时时髦的伸缩门，这个大铁门便寿终正寝了，其实，还是大铁门经久耐用，无需维修，那时的质量，用上百年也没问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校门传达室有一个朱老师经常在那里值班。据说朱老师曾经给某个军界大人物当过保镖，武功十分了得。不要说一两个小毛贼，就是现在的保安，三个五个也是靠不了身的。武术界人士，多会推拿正骨的技艺，朱老师更是精通此道。

某日，我正在传达室等客人，忽见一个小青年被人搀扶着，一步一挪的进了传达室求医，朱老师让他趴在传达室的长条椅子上，顺着脊骨慢慢地摸，摸到某处，说：“扭了”！然后让青年趴好，两手在患处轻轻一捏，那青年“啊呀”一声尖叫，朱老师说：“好了，下来吧”，话毕，那青年下来竟行走自如；千恩万谢，朱老师只是笑纳了那人的两个大西瓜；如果到医院去看，X光CT照一通，没有几百元是下不来的。我当时看得目瞪口呆，妙手回春，华佗再现，高手在民间。

　　进入一校门，有一个小小的花坛，好像存在很久了，有块石头刻有“风致园”三字，传说此名为原山东海洋学院副院长侯连三所题，现在看来并不确切。

据海大的离休干部徐瑜等“老山大”人的回忆，这个花坛至少在1951年就有了，当时种满枫树，故而得名。至于何时所建，何人墨迹，徐瑜他们至少在2015年还没搞清楚。

因候连三1959年才调来山东海洋学院，因而可以断定不是候所题。

到了2004年8月，“风致园”又放了一块原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题写着校训的大石头，原来那块“风致园”石头就更不显眼了;某日，我与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辛华龙对这块石头上的文字研究了一番，除了“风致园”三字比较清晰外，另外的文字残缺不全，搞不清楚原意。

说到王蒙，大概是2001年，学校要搞一个校训，当时学校里好像一切都要突出海洋特色，校长要求校训里要有“海”字，我也曾参加过一次讨论。

记得当时学校宣传部提出的初稿是“海纳百川、至人至德”，我个人觉得似不对仗，最后意见并不统一。

后来，学校求助于王蒙，王蒙建议把海大的校训确立为“海纳百川，取则行远”。

解释是：海纳百川，语出《庄子·秋水篇》，意指海大人应虚怀若谷，海大校园应百花齐放，能容纳各种学术思想、各路群英。“取则”典出晋陆机《文赋·序》，“行远”典出《中庸》，取则行远，意指海大人既能够遵循科学规律，又能够眼界高远且脚踏实地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

名人拍板，海大的校训才有了定论。

在这之前，海大的校训是“团结、勤奋、求实、创新”，如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言简意赅，如出一辙。

海大的这条校训谁人提出，史料并无记载；但是我觉得与伟人提出的抗大校训有异曲同工之妙。

伟人就是伟人，当年作词《念奴娇》怼“苏修”时，直接“不须放屁”四个字，言虽直白，却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功效。

　　风致园的后面，就是“六二楼”，最早是日本中学，乃青岛条件最好的中学，也是最华贵的中学。

“六二楼”建成于1921年，由日本建筑师三上贞设计，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把此楼设计成德国风格。

把一所中学完整的功能设计在一座楼里，是很罕见的。

“六二楼”里，有教室、实验室、办公室；有图书馆、体育馆、溜冰场；整个建筑呈山字形，看上去彼此独立，却又相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六二楼”经常遇到一些日本老人，也就是当年日本中学的学生，到此怀旧。日本人，见到你必然有一个九十度的大躬，然后又间歇性地点头哈腰，难怪日本人的腰椎和颈椎那么强健；中国人，抬头的老婆低头的汉，大多颈椎有毛病。

我在“六二楼”上过课，做过实验；毕业留校后，前后又在这个楼里工作了八九年，对此楼相当有感情；我待人礼貌，看人双目平视，因而颈椎还好。

“六二楼”在日本中学之后叫啥名字、做啥用途，尚未考证。但是“六二楼”这个名字由此而来：

1947年6月2日，山东大学的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冲破一校门外国民党军警的封锁，高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上街游行，在鱼山路大学路交界处遭到军警地殴打抓捕，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学运”。

巧合的是，两年后的1949年6月2日，山东大学的师生又敲锣打鼓地庆祝青岛市解放，也庆祝山东大学获得新生。此后，师生们对校内各个建筑命名了新名字，“六二楼”由此诞生，至今71年矣。

　　解放初期，“六二楼”作为山东大学的行政办公楼，正中间二楼这三个窗户是一间大屋，上世纪八十年代，做过物理系的教室；再后来学校成立科技公司，就在这里办公。

科技公司由几个老干部领衔，为学校赚了多少钱不太清楚，只记得当时进了很多电冰箱，把溜冰场摆得满满当当，白花花的，销售似不太顺畅。

其实，这间屋做过大人物华岗的办公室。

　　华岗，1903年6月9日生，浙江省龙游县人，革命家、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192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以及“向明反党集团案”被捕，1972年5月17日于济南市山东省监狱去世，1980年平反后，骨灰安放于济南英雄山革命公墓。

华岗是我党第二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学者；第一人是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结尾那句话，陈望道译作“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华岗译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华的译法沿用至今。

解放初期，李维汉曾邀请华出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也曾想让华担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均被华婉拒；因为华身体不好，只想在大学里做管理兼做学问。如果当年华进了京，能否逃脱厄运，也很难说。

1950年4 月，华岗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文史哲》杂志任社长，同年出版《苏联外交史》。

徐瑜，1951年至1955年曾做过华的机要秘书。

据徐瑜回忆，华开始的罪名即由这本《苏联外交史》而起，说华在此书中宣传了苏共的观点，与中共首脑观点不一致；也就是说党的高级干部"反对"了中央最高领导。但是华岗在批斗会上强硬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后来证明，华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向明反党集团”也毫无关系，何况向明一案已经在1962年甄别平反，但是华还是在1965年被秘密判刑13年，罪名当然是莫须有。

看样是高层有人要把华置于死地。现代人整人，不亚于清朝等朝代，往往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华岗终于冤死狱中。

1951年春，济南华东大学迁到青岛合并于山东大学，华岗续任校长兼党委书记，同年出版《五四运动史》。

1953年，华出版《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 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次年出版《辩证唯物论大纲》和《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

华岗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同他一起工作的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是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史专家；教务长、总务长和各院院长，也都是知名教授，富有办学经验。凡是学校的重大事项，华岗校长都与两位副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等共同商量，一起做出决定。因此，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一派生气蓬勃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被称为是山东大学建校以来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这是华岗位于龙口路40号的住宅，面积不小。山东大学的党委常委会每周五晚上就在华岗家客厅召开，有时开到凌晨，由徐瑜担任记录。

华岗出事后，家属被扫地出门，赶到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这是中国的惯例；华八十多岁的父亲抑郁而终；华的夫人谈滨若，时任青岛七中校长，老革命；被以“包庇华岗”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赶到湖北路菜店去卖菜。

我在青岛二中读书时，每天都要从他家门口经过，但是那时还不知道华岗。

　　华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据臧衍禧回忆，华岗在山东大学任职期间，每周六下午都要在海洋馆前一片槐树下作报告，也叫“政治大课”；有时也在水产馆下面那个有台阶的小广场作，对师生进行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教育，华的理论水平极高，演讲时只拿一张小纸片，旁征博引，珠圆玉润，连青岛市的大小干部也要届时前来，洗耳恭听华岗的报告。

这片槐树林，以后就命名为“红庄”，这块地以后建设了物理海洋研究所，也叫“文苑楼”。

现在，不要说大学校长不会每周给师生作报告，每年作一次也未必；市里的官员也不会有闲工夫来听你大学校长扯。

　　说到“六二楼”，我还曾经在“六二楼”里住过几年。二楼角上这间屋，就是我女儿的诞生地。

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又先后到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拿了两个学位，我没学过《周易》，但我觉得地气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现如今，您就是想每月拿两万元租“六二楼”一间房沾沾地气，也是痴人说梦了，我那时是特殊时期。

有一次，在这屋里煎鱼，香味随着窗户飘到了马路上，恰好被路过窗下的校领导闻到，领导的嗅觉一般都是很灵敏的，断定这是香煎鲅鱼，那时的鲅鱼才一块钱一斤；领导马上打电话到系里，追查为何有人在实验室做饭，我诚惶诚恐，怕为了这香煎鲅鱼耽搁了大好前程；从此改变了策略，新鲜鱼虾一律清蒸，臭鱼烂虾坚决不买，以防领导再次嗅到。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到了现在，我的煎鱼技艺基本荒废，蒸鱼水平说不上炉火纯青，但可以与蓝翔技校的学员一决高下；多数饭馆清蒸鱼的通病是蒸得过老，我是看不上眼的。

　　“六二楼”山字形的几个面，我都呆过。这是朝鱼山路操场的那一面，楼下是我上学时的教室，楼上是我退休之前的办公室。

“六二楼”旁边，有一个花房，多年前，生物系有个教授周汝伦在里面做海水稻实验，成功与否不得而知；但是现在袁隆平团队的海水稻已大获成功，经营者是海大校友张博士。

海水稻是耐盐碱水稻的的形象化称呼，是在海边滩涂等盐碱地生长的特殊水稻。其生长地并非海水或海里，而是不惧海水的短期浸泡，海边滩涂是海水经过之地而非海水里。

好像有一年张博士给我们海大的老师每人一小袋海水稻试验品，吃起来蛮不错的。

花房，除了周汝伦做实验，后勤的绿化组也种了一些花在里面，除了领导办公室里摆一摆，也卖一些，挣点小钱。

　　鱼山路5号有两片操场，这是鱼山路操场，看上去很优美，其实对面是信号山和迎宾馆。

鱼山路操场原来有一些好像训练飞行员或是航海员用的大转梯、大飞轮等，我们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一玩，后来上大学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不见了。再过了若干年，这里修了两片网球场，我还打了几年网球，后来膝盖有伤，就不打了。

鱼山路操场，平时用来上排球课篮球课，开运动会时，就用来做田赛场地，这些年，学校有钱了，修的像模像样。

　　大学路操场，现在是标准的400米跑道。但是我们上学时还是泥土场地，300米跑道。每当开运动会前夕，体育室的老师们便会像牛马一般，套上绳子，拉着石碌碌，一圈一圈地把场地压平，以便第二天比赛。

不要小看这块操场，1936年，中国惟一的奥运会选手刘长春，就在这里训练过。

场地中间的小足球门，固定不好有时伤及学生，有一年出过事。

　　六二楼”背后，是“胜利楼”。“胜利楼”的名字当然也是与青岛解放有关。

“胜利楼”原来就是日本中学的学生宿舍；在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山东大学的办公楼和医学院的教学楼，旁边的“六二楼”地下室就曾作为医学院学生解剖尸体的地方。后来，还是作为学生宿舍，原物理系总支书记吕增尧上学时就在“胜利楼”住过。

1959年3月山东海洋学院成立后，“胜利楼”一直是学校的首脑机关；“胜利楼”面积不大，办公比较拥挤，校长书记的办公室也就是十个八个平方，绝对不会超标；后来在南头又接建了一溜，条件才改善了一些。我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胜利楼”工作过几年，那时没有空调，夏天西晒，热得难受，电风扇不太管用。

　　说到鱼山路5号，最为著名的应该是四座“俾斯麦兵营”，可以说，没有“俾斯麦兵营”，就没有私立青岛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自然也就没有中国海洋大学。

这四座兵营，前些年分别是地质馆、海洋馆、水产馆（两座），崂山校区启用之后，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和海洋与大气学院搬到了崂山，这两个馆就给医药学院用了。

　　据资料，1897年德国侵占胶澳后，将青岛山以德意志帝国原宰相俾斯麦的名字命名，在山上修建了南北两座炮台（俾斯麦山炮台及伊尔蒂斯山炮台)，后来在山坡上建营房，称俾斯麦兵营。

1914年，德国军队在与日本军队短暂的争夺之后败北，俾斯麦兵营自然拱手相让。日军将俾斯麦兵营和八关山西北侧原清军嵩武中营址的兵营合并，改为万年兵营。

十年以后，1924年，时任胶澳商埠督办的高恩洪在兵营创办私立青岛大学。

　　兵营建筑为古典构图，作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中央与两端突出阶梯形山花作重点装饰，有地下室和阁楼，明显带有19世纪末期德国市镇建筑的痕迹。

各兵营正面山墙上都有德国国徽鹰的标志。门窗为四圆券，是当时青岛德式建筑的常用手法，很漂亮。

1965年，学校划归国家海洋局建制，而国家海洋局又归海军代管，是穿军装的。

“文革”中，水产系整建制地迁到烟台办学，两个水产馆都空了出来；海洋局在青岛的几个单位乘虚而入，就把这两个馆当了家属宿舍，军人愿意住兵营，无可厚非；只是以后水产系又回来了，军人们只能不情愿的走了

　　我到地质馆看过，室内木板地，房间高约4米，宽敞明亮，装饰简朴。各营房均建有与宿舍、厕所分开的盥洗室。整组建筑设计严谨，尺度适宜，红瓦、黄墙掩映在绿树之中，给人宁静安详的感觉。

在那个年代，德国兵竟有这么好的兵营，真是令人惊叹！我想从古到今的中国军队，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兵营。

但是，有一段时间，海大有许多青年教师，大多是五零后吧，结婚后住在兵营里，但他们是住在阁楼上，无缘享受四米高的房间。

阁楼，是房屋最高层用于装饰造型和起保温作用的建筑层，德式楼房 一般是用木头结构挂上瓦，就是阁楼，本来不是住人的地方或者说不是人住的地方。

海大在“文革”当中，没搞啥建设，“文革”后，也没建多少教工宿舍，好像领导积极性不高，据说有一年教育部拨的基建经费一分没用，年底又交回去，简直荒唐，用现在的话，叫懒政怠政。

不盖房子，青年教师结婚又没地住，开始是在单身宿舍解决，谁要结婚了，另一个就搬出去；再后来，单身宿舍也满了，就开始“上天入地”。在兵营工作的，就上阁楼，在“六二楼”工作的，就住地下室。再后来，阁楼干脆由学校房产科统一分配。

我曾经到阁楼看过，就是用木板类的材料间隔成一间间的房，不隔音；夫妻俩晚上做个健康有益的运动，会被隔壁老王那厮听个不亦乐乎，毫无隐私可言。冬天寒风呼号，外面下大雪，里面下小雪，孩子冻得嗷嗷哭；夏天烈日当头，阁楼上犹如蒸笼一般，苦不堪言。而且阁楼都是木质结构，一旦失火，必将火烧连营，现在想起来也后怕不已。

阁楼上成长的孩子，大多是八零后，他们从小接受耐寒训练，苦其心志，所以成人后成就非凡。当作家的，著作等身；当教师的，已为教授；凡经商的，日进斗金；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可能无怨无悔。

住地下室的，也好不到那里去，潮湿发霉，也不是人住的地方。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可以忍辱负重。

　　这是我在“五一村”的留影。身后的平房，冬天要用胶带把窗户封上，编织袋里装的是木柴，用蜂窝煤炉子取暖，最高也就烧到摄氏十度，所以在屋里也要穿棉衣棉鞋。

说起了住房，就要说说“五一村”。“五一村”是宿舍名称，海大还有“建设村”、“创造村”，这大概都是解放初期起的名字。

我在“六二楼”猫了几年，侥幸没有“上天入地”。

大约是1990年，我已经是副处级一小官了，房产科把我分到了“五一村”。，这是我第一次名正言顺的分到了房子。

“五一村”就是两趟平房，大约十几间的样子，每间大约不到二十平方加上半间几平方，做饭就在小过道里。

五一村”原来是学生宿舍或单身职工宿舍，慢慢的成了住家户。

当时分到“五一村”，有点满足了，毕竟生活起来比住实验室方便。而且“五一村”像个北京的大四合院，邻居们都很和谐，孩子们也有伴玩，而且“五一村”的孩子长大后都出息了。尤其值得我们自豪的 ，是后来有一位村民成了院士---包振民。

我对“五一村”印象最深的，是“五一村”的大茅房。

巧合得很，我在写“五一村”这一段时，是2020年11月19日，这一天，是第八个世界厕所日。

据科学家的统计，每个人每天大约要上厕所6-8次，一年大约2500次；我想，这个统计并不适合“尿频、尿急、尿不湿”的前列腺患者。

又云，每个人在一生中，平均有三年的时间是要在厕所里度过的，女性花的时间更长。所以，这天新华社发的微评题目是：《改造厕所一小步，生活品质一大步》。

一般来说，政府不重视什么，就会设一个节或者日，每年到这一天来重视一下；就像每年9月10日我们要过教师节一样，可以领上两小桶花生油。

大茅房有大茅房的好处。“五一村”不兴串门，茅房就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场所，家长里短，谈天说地，教学心得，无所不谈 。

“五一村”的茅房，比《新华微评》上描述的“两块砖、一个坑，蛆蝇滋生臭烘烘”略好一些，是否有人打扫我忘记了，但是臭的程度还是在忍受范围之内，否则早就把住在最靠近厕所的教授熏跑了。

难以忍受的，是夏秋季节茅房里的蚊子。

“五一村”是平房，窗外杂草丛生，蚊虫肆虐。在家里好说，挂上蚊帐，上茅房就没办法了，上一次茅房，用医学术语说就是：臀部有红肿现象，回家要赶紧用花露水风油精清凉油或者牙膏处理一下。

后来，不知谁的发明，如厕时点上蚊香拿着，效果不错，但不是每位村民都用，比如我和包院士在茅房会晤时，就发现他从来不用蚊香，科学家都比较注意保护自己的大脑。

记得有一年我在校办工作时，参与接待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他对我讲，厕所最能反映一个单位的状态，所以他不管到哪里视察，都要去厕所看一看，他希望我能带他找一个厕所看看。

我灵机一动，就把他带到了“五一村”大茅房。那天并没有点蚊香的，但是邹副主任还是直皱眉头。他后来怎么给校领导讲的我不在场，听说大意是请把这个厕所改造一下，如果学校没钱他可以批一点。

过了几天，学校基建处到村里征求意见，说厕所不太好改造，就给每家再接出一间小房吧，也就是照片上我身后这间，盖好后自己安了个小便盆，加上简易的洗澡装置，又改善了一点，也算我为“五一村”做了点贡献。

至于学校打着为“五一村”改造厕所的名义向邹副主任要了多少钱，我们就不去打听了。

　　到了2000年初，学校在红岛路和麦岛盖了一些宿舍，解决了绝大部分职工的住房困难，“五一村”的村民都作为搬迁户，如鸟兽散，各奔东西；以后学校在这块地上给水产学院盖了实验室，叫“敏行馆”。

　　在两排俾斯麦兵营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花园，这里是学生们早晨朗读英语的好地方;当然也是学生们花前月下的好去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这些高大粗壮的梧桐树都已经一百多年了，从鱼山路5号走出的学生，也已经成千上万，不乏佼佼者，唯独当大官的少，最高的职位，也就是副部级吧，也许海大人不屑于与官僚为伍。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建设的时候，据说山大的领导想从这里挖几棵大树回去栽上，被海大领导断然回绝。

说到大树和山大，我又想到海大的“校龄”问题。

我在鱼山路5号，共参加了三次校庆，并参与了校庆的具体工作。

第一次是在1989年3月底，那时是庆祝青岛海洋大学成立三十周年。（山东海洋学院于1988年1月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

背景是：“1958年秋，山东大学奉命迁至济南，所设9个系中，海洋系、水产系、地质系以及生物系的海洋生物专业、物理系和化学系的部分教研组和直属教研组部分人员留在青岛，以山东大学（青岛）名义继续办学，并建立党委和校务委员会，党政工作的重点是山大原校址、以留在青岛的部分为基础，筹建一所面向海洋的大学。195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第一所海洋高等学府——山东海洋学院成立。曲相升担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学校结束了与山东大学长达30年的共同期。”（引自海大官网）

那么，1989年的校庆三十年，是以1959年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山东海洋学院为原则。

但是，仅仅五年之后，1994年，本应是校庆三十五周年，却变成了校庆七十周年。这两次校庆，我都参与接待工作，山东大学的同一帮客人问我，你们怎么一下子长得这么快？我无言以对。

“校龄”修改一事，时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刘龙太最清楚。

据刘龙太2021年的回忆，此事的背景是这样的：1993年夏天，学校的“211”工程进入了重点学科评审阶段；需要确定海大的历史究竟从何时算起。他奉校领导之命主持此事的评审工作。

当时的国家教委规定，此类问题的评审确定，需要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国家教育研究所四个单位中的三位历史学家评审认定方可。

刘龙太按照国家教委的规定，从上述单位请了三位专家来校来校评审，时任学校党委宣传部部长袁宗久等人也参与了此事。

专家来校后，听取了汇报、审阅了材料，并由刘龙太陪同考察了校园。

经过以上程序，三个专家一致认为：“山东大学非海洋学科，作为‘兄长’迁至济南发展，海洋学科的‘小弟’留守青岛，护守‘祖业’家产，耕海创业，山大海大本是一脉相承。”

上述意思应该是专家们口语化的表达，书面评审意见应该很严谨。

专家们评审的结论是很明确的，就是海大的历史不能从1959年算起，而是要从1924年10月24 日算起；专家们的结论得到了原国家教委的认可。

所以，海大在1994年就变成了七十岁。

“校龄”问题，见仁见智。现在来看，我对专家的意见不敢苟同。

我个人以为，只要弄清楚是母鸡下蛋还是兄弟分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是母鸡下蛋，那就以中共中央文件为准，海大的出生日期是1959年3月；如果是兄弟分家，海大和山大一样，出生日期是1901年。唯有出生在1924年有点牵强。我个人倾向于1959年。

搞笑的是，人都是希望减去十岁，干部造假，都是把年龄改小几岁；唯有中国的大学，希望自己越老越好。

牛津大学成立于1167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于1885年，两者差了718年，孰重孰轻，孰优孰劣？

所以，扎扎实实的干事，实实在在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从校徽看校史：

1、山东海洋学院成立后，舒同题写的校名。

2、“文革”期间，舒同靠边站，用的是“毛拼”。

3、学校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后，青岛市书法家修德题写的校名。

4、邓小平同志为青岛海洋大学题写的校名。

5、学校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后，用的是“邓拼”。

1988年1月，经当时的国家教委批准，我校更名为青岛海洋大学。我校委托生物系教授张连成，通过他的同学、邓小平同志的秘书陈华，请求小平同志为我校题写校名。

同年11月初，84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百忙当中欣然提笔为我校题写了校名；这是我党领导人唯一一次为我校题写校名。

　　大花园的西侧，是我们上学时的图书馆，那时人多书少，要借的书几乎借不到，而且那些管理人员常年板着脸，非常冷漠。

但是这个老山大的图书馆又非常有故事，江青三十年代在这里当过管理员，不知她当年对学生的态度如何。巧合的是，稍早几年，毛泽东也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二人竟有此缘分。

　　图书馆旁边的计算中心，原来是“大众礼堂”。

“文革”时我们还小，没有啥文化生活，海洋学院一放电影，我们就跑到“大众礼堂”，没有票就结伙往里冲，保卫科的人就往外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里才拆了盖计算中心。

那时，计算机还很金贵，记得系里买了一台“286”，还要专门弄一间房，安上空调，铺上地毯，现在不算啥了。就像手机，收废品的也人手一个；佳世客门前的乞丐，都摆上了二维码。

　　大花园的东侧，伫立着一栋完全用花岗岩砌成的建筑，叫科学馆，一直为海洋生命学院所用，科学馆的111，是一个圆形的阶梯教室，近百年了，里面的设施照常使用，以前学校经常在这里开会。

　　与科学馆一路之隔，是化学馆。

化学馆周围有几棵腊梅树，寒冬腊月绽放时，一片飘香。

　　科学馆往上坡，就是我们上学时的五食堂。那时是一间长长的平房，里面是长条桌椅，个人的餐具就放在桌洞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份排骨两角钱，后来里面加了豆腐，还是两角钱；再后来涨到四角，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现在排骨多少钱了，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去食堂吃饭了。

这个食堂，还曾发生过血案。男女两个炊事员，男的向女的求爱不成，竟然磨刀霍霍把女的杀了。这事把学生惊得不轻。

　　鱼山路5号面积不大，只有400亩，以至于教育部来人经常说，海大也就是北大的一个系。

当然，1958年山东大学迁到济南之前，校园还是相当大的，据说有三千亩；山大的版图一直能到明霞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文革中，青岛商业冷库和北航司令部是占了我们的地盘盖的房子。

400亩地，八关山就占了100亩。这是八关山上唯一的建筑---气象台。

退休干部、原数学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刘存义对气象台的建设还记忆犹新。

1976年5月，刘存义任学校基建负责人。当年教育部下达了建设雷达站（后称气象台）的紧急任务。当时学校各方面都比较困难，建筑材料只能用汽车运到山下。刘存义再领着学生用地排车拉到山顶，又苦又累，但是最终按时完工投入教学科研使用。

我上学时，八关山还只是砂石路，水泥路是过了若干年才修的。

　　山大校园版图之大，以至于红岛路原来是校内的马路，以后应青岛市交通的需要，打开成了市政道路。

离休干部牟力曾跟我说过，校内原来还有一条路，叫蓬莱路，出口就在外专楼那里，我去看了几次，也没看出道道来。

后来，海洋系老教授方欣华告诉我，蓬莱路在校内确有其事。他196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我校工作，报到时就住在蓬莱路上的学校招待所里，也就是“创造村”最西边的那一栋。

现在的外专楼，以前是学校的“一把手”住的地方。曲相升、张国中、华山等曾在那里住过，这个住宅就叫蓬莱路1号；蓬莱路的大门应该是开在福山路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不知何故封上了。

当年山大迁到济南，是行政命令。山大的很多教授是南方人，很喜欢青岛这个地方，迁到济南也属无奈之举。假如山大一直在青岛发展到现在，估计现在国内排前几名是没问题的；当然，也就不会有中国海洋大学了。

　　山大留下的烙印太多了，山大当年的宿舍，如今是海大的员工住着；童第周住过的第一公舍，以及好多名人住过的合江路宿舍、福山支路28号等，有的还嵌着山大的牌子。

　　八关山上，有几座明碉暗堡。因此八关山与军队脱不了干系。1949年6月2日以前，八关山上驻有国军一个班，之后就由共军的海军驻防，这一驻，就驻了几十年。

和平时期，当兵的不打仗，八关山上的兵也不常训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就生出些事来。

那时的士兵，身强力壮，伙食又好，荷尔蒙水平自然也高，每天眼巴巴地看见校园内如花似玉的女学生，不免就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的举动做出来。男生里面的护花使者，自然要充当那英雄救美的角色，所以与当兵的经常隔空对骂。终于有一天，海洋系的男生与当兵的发生了肢体冲突，学生自然不是大兵的对手。

其实，学校早就想把这些兵请出去，使得校园清净，得知当兵的与学生动了手，时任院办主任郭田霖马上带着电教中心的人员到学生宿舍录像取证，以便到教育部告状，那时还没有手机；那挨揍的学生见学校来人了，赶紧躺到床上去，故作痛苦状，呻吟不已，喊着头晕，其实并无大碍，配合的挺好。

　　八关山顶，有一块用铁栅栏围起来的三角地，面积不大，好多人不知道这是啥用途。其实，这还是与军方有关。

肢体语言之后，学校当然不会罢休，当然要借题发挥。那时 ，军队侵占校园不足为怪，“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国务院就成立了一个办公室，用时下的话，就是“工作专班”。教育部也有专人负责，是基建司的邢处长。

邢处长，山东老乡，黄县人氏，小老头，见人乐呵呵，估计是老革命。为八关山的事来了几趟。学校这边主要是副校长王化桐和校办主任刘龙太处理此事。

邢处长来海大，我也陪过几次，那时学校接待条件一般，就是在“二楼餐厅”吃个便饭。吃饭时，邢处长便眉飞色舞地描述他为八关山勇闯中南海的故事，当然也有让学校领情的成分。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军队正是搞大生产的时候，让他退出八关山，谈何容易。也不知打了多少个回合，邢处长闯了多少次中南海，王化桐和刘龙太跑了多少次北航司令部，军方终于放了学校一马，同意撤兵，但是要价240万人民币，讨价还价，以239万成交。

八路，狡猾狡猾滴。虽然成交，但是军方又节外生枝。提出，因军事需要，在山顶需划出一个三角，以备未来战争，否则作罢。学校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因此，就有了山顶这块铁栅栏围起的三角地。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估计当年北航的首长，离休的离休，转业的转业，这块三角地早就没人记得了。但是，此地为军事设施，没人敢轻举妄动，那是要坐监牢的。

　　八关山上这个水塔，什么时候上去看也是哗哗流水，不知道校园内的水是否靠它。

八关山上有碉堡，还有一些洞口，里面的机关没几个人清楚。

倒是学生，特别是男孩子，虽然超过了十八岁，但是却改不了那顽皮的天性。

某日，三号楼的几个男生，跑到八关山瞎转悠，无意中发现一个洞口，遂进洞探险。谁知道，这个洞子竟然与青岛商业冷库相通，于是就引发了一起“偷肉事件”。

“文革”中，老人家有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于是全国各地都在挖地道，青岛这里叫“干道”，我在二中读书时也参加过工程，是做砸石子的小活计。四校门对面，就是青岛商业局在我们的地皮上挖“干道”，挖好后就赖在这里没走，挂上牌子叫“青岛市商业冷库”。

“干道”完工了，“苏修”也没来，中国也没称霸，那就“广积粮”呗。但是“干道”

不适合储存粮食，商业局就用它储存猪肉，以便过年过节向市民供应。

商业局的“干道”，什么时候挖到了八关山，应该是秘密，却被这几个大学生戳破。学生走了一段，发现地道里摞满了纸箱，仔细观察，原来是猪肉，不免心中窃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多数人尚未脱贫，学生大部分要靠助学金生活。助学金最高的二十元出头，最低的只有五元钱，就是四毛钱一份的排骨，一个月也吃不上几次的，馋肉吃再正常不过了。

几个学生一嘀咕，先扛走一箱再说，那时也没有疫情，包装箱上不会有病毒。

回到宿舍，支上电炉子，用一个脸盆当锅，另一个脸盆当锅盖，小火慢炖。那时的猪肉，真正的原生态，瘦肉精还没发明出来，正如某人香煎鲅鱼一样，那清炖猪肉的香味氤氲，弥漫了整个三号楼。那时的校领导平日并不去深入学生宿舍，只是在春节时去象征性的去慰问一下留校的老广学生。倒是学生的嗅觉也不比校领导差多少，循着香味，找到这个宿舍，肯定要分去一羹。无奈狼多肉少，连肉汤也没喝到的，自然忿忿不平，有好事者就有意无意地告了密，遂东窗事发。

系里当然不会放过，此风不可长啊！如果放任自流，那学生整日无心学习，老惦记着地道里的猪肉，成何体统。于是，给了始作俑者一个最低的行政处分，以儆效尤。

消息传了出去，青岛市的小报记者有否前来采访，不得而知；倒是社会上啧啧声一片，善男信女，老头老太，都觉得海大的学生太可怜，连猪肉都吃不上，更不该处分学生；对海大不乏谴责。

依愚之见，窃书不为偷，窃肉为偷乎？学生肚里缺乏油水，为裹腹搞点猪肉吃吃，我们权当是青岛商业冷库该交给我们的地租，让学生解解馋，未尝不可。

当然，海大处分学生，一般是吓唬吓唬，毕业之前整理学生档案时，都把处分抽出来撕掉了，以免影响学生求职。如果因为吃点猪肉背上案底，对学校也不是啥光彩的事。

　　八关山下，目前正在大兴土木。四号楼已经灰飞烟灭。

我们当年在四号楼上课时，教室里的桌椅，厚厚的木台面，铸铁的桌子腿上面铸着“山大”二字，那桌椅很结实，万古千秋。

四号楼，是当年山东大学唯一的一座教学楼，可惜最近被拆掉了，当年山大的学生再回来怀旧时，已经找不到教学楼了。呜呼！

　　四号楼呜呼了，鱼山路5号只剩下这座“新教学楼”。说是“新教学楼”，也有三十多年了。

“新教学楼”的旧址，是美国兵营。如此，这个大院里曾有过四国兵营：德国、日本、美国、中国（国共两方）。

美国兵营很简陋，就是半圆形的大大的铁皮房子，我记得化学馆前面好像也有一座。我们的印象中，美国大兵都是卡宾枪、船形帽，呢子大衣大皮鞋。不知道他们为啥不去住俾斯麦兵营，而去住这种和阁楼条件差不多的房子，可能是那会儿山大已经复课了吧。美国大兵素质这么高吗？

　　从八关山下来，就到了“逸夫馆”，这里原来是一个简陋的礼堂，好像也是铁皮房子；里面是长条的能坐四五个人的木头椅子；1977、1978 级的学生曾在这里演出过话剧《于无声处》，学生演，学生看，场场座无虚席。

大约是1990年，学校争取了邵逸夫捐款180万港币，再由教育部配套180万人民币，建设这个“逸夫科技馆”。

逸夫馆是海大唯一一个以个人名字捐赠的建筑，遗憾的是，三十年过去了，逸夫馆还是唯一。

不要说欧美或港澳台地区，我到过中山大学，一进大门，马路两旁全是校友或社会各界以个人名字捐赠的建筑，更不要说资金了，校庆时校友动辄捐款上亿元。

我们海大号称近百年历史了，这方面却像一张白纸作画一般，仅画了一笔，就从此搁笔。

　　这栋建筑正在维修，我们上学时，左边是商店，右边是储蓄所。

鱼山路5号，最好是修旧如旧，尽量保持原有风貌。

　　这个角落叫“校训墙”，看上去不显眼，艺术性也一般般，好像不该这个样子。

也罢，这个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学校官网上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知名、特色显著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到203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综合性海洋大学；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特色显著的世界一流大学”。

不过在国内，也没有见过“一流”“二流”乃至“三流”的名单，高考时填报志愿有“一本”“二本”；倒是清华大学好像已经宣布自己是世界一流了。

　　“校训墙”旁边的小超市，原来是火烧铺，食堂的小赵师傅做的牛肉火烧，鲜香可口，物美价廉，相信很多老师学生都有印象，现在未必还有了。

　　火烧铺对面的这座小楼，原来挂牌叫“标准海水厂”。

这座小楼的二楼小阳台，据老教师说，在1957年称“民主讲台”。是年夏天，山大不少的教授学生轮番上台，慷慨激昂，针砭时弊，给自己的娘老子提意见；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这些人大都获得一顶“右派”的帽子。我们不是引蛇出洞，我们是阳谋不是阴谋；我们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怪就怪你只有智商没有情商；不过，这顶帽子的份量比起绿帽子，不知沉重了多少倍。

以后，这里就成了教工的班车点，每到下班时候，这里有几条长龙，这些年，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坐班车的人就很少了。

　　看到“六二楼”旁这条小道，我就想起了最受师生尊敬的一位老人，今年已经100岁的文圣常院士，就在几年前，文先生还是每天从家里出发，沿着这条小道到“文苑楼”读书工作。

生命之树常青！

我倒是希望，学校能把这条小道命名为“文圣常小道”。

如果海大的师生都能向文先生学习，那么海大的发展一定能够加速。

（20201116-1123，第一稿，20201124第二稿，20210614第三稿，20210704第四稿。欢迎批评指正，作者于长江，微信号qingdaoyc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