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即诸夏故也，足以证明徐国是在夏朝故土上建立的！

徐氏源流文化与村庄民俗

引用“徐国的“我之即诸夏也”是中国文献典籍中绝无仅有的明确陈述夏王朝地望的记载，只有徐国境内的、与夏时期相当的考古遗址才有可能是夏朝国都。淮河涂山地区、徐国国都、夏王朝国都三者的地理重合点，正是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古城。” 　　《左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按《春秋·僖公十五年》。按《左传》：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 “徐即诸夏故也”徐徐国、徐土即就是诸之乎之于夏夏朝立国地方故缘故原由原因译：徐就是夏后的原因也可理解为：徐是在夏地复苏的后起之秀的原因。徐，就是徐县，今安徽泗县、江苏泗洪县一带。夏起源于夏丘。夏丘夏丘县也，今宿州、宿迁之间，迺故徐县之地。西汉置夏丘县，属沛郡。唐武德六年（623年），废夏丘县入虹县。考其遗址，位今泗县城关镇东近1公里处。王莽改为归思县。东汉建武元年复原名。魏武定六年（548年）复置夏丘县，属临潼郡，移治今泗县。北齐天保三年（552年），为夏丘郡治所。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改夏丘县为晋陵县，将晋陵县由取虑城改治夏丘故城东，仍为夏丘郡治。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晋陵县为夏丘县，治今泗县城关镇东。 近些年来，山东郯城、江苏徐州等地古徐国研究会的某些、所谓的古徐国历史研究专家及学者提出“古徐国都城在山东郯城，古徐国第一至二十代徐国君王全部葬在郯城豹公墩，纯属断章取义、虚构、杜撰出来的伪命题，他们引用清末、民国的《徐氏宗谱》作为证据，然而他们又故意遮掩《徐氏宗谱》“今往无考”四个最显眼的字。 无论是历史古籍还是现在的《徐氏宗谱》、以及考古发现的徐国青铜器铭文，没有一样件能够证明古徐国在山东郯城建立徐国。综覈所有的历史证据均表明，徐国最初的都城不在山东郯城，第一代至二十代徐国国君墓更不可能在全部挤在百十平方的郯城那个新建的豹公墩土堆里。 山东郯城是古郯国所在地，不是徐国故地。东海郡郯县也不是山东郯城的专利。江苏镇江丹徒一带也是东海郯。 自东晋初年到隋朝初年，江苏镇江、丹徒一带也被设置了东海郡郯县。这段长达两三百年的江苏境内的东海郯县，有据可查，有史可考。 2014年全球徐氏联谊会在郯城召开年会时拍摄的“豹公墩” 碑文，完全可证明山东郯城豹公墩不是徐氏始祖陵。 下文引用自《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官常典》 徐夏封伯翳之裔于徐，使主淮夷。按《路史》：皋陶有子三人，长伯翳，次仲甄，次封偃，为偃姓。伯翳封费，生大廉，若木，恩成。若木事夏，袭翳之封，后有费昌，为汤御右。费仲事纣。其立于淮者，为嬴氏。夏世有调，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三十二世，君偃一假仁义，而宾国三十六。周王剡之，而录其子宗，十一世，为吴所灭。〈注〉偃即康王，乃穆王时都城。记云：穆王西巡，闻其威德日远，遣楚师袭破，杀王偃。《后汉书》《七谏》《淮南子》注以为楚文灭之。楚文乃春秋时误宗，北走彭城武原山，万众从之，因曰徐山。周成王三年，淮夷徐戎皆叛，鲁侯伯禽讨之。按《书经·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马，杜乃擭，乃阱，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踰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干，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女则有无馀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女则有大刑。按《书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按《史记·周本纪》：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注〉括地志云：泗水徐城县北二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按《鲁周公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鲁。按《竹书纪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姑。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按《通鉴前编》：成王三年秋，管叔及蔡叔，霍叔与，武庚叛，淮夷徐戎皆叛。鲁侯伯禽，帅师伐淮夷徐戎。穆王六年春，徐子诞来朝，钖命为伯。按《竹书纪年》云云。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按《竹书纪年》：十三年春，祭公帅师从王西征，次于阳纡。秋七月，西戎来宾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穆王十七年，王师征徐戎，克之。按《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注〉《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博物志》云：徐君宫人有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于水滨。孤独母有犬鹄苍，衔所弃卵以归，覆煖之，乃成小儿。生偃，故宫人闻之，更取养之。及长，袭为徐君。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化为黄龙。鹄苍或名后苍。《括地志》又云：徐城在越州鄍县东南入海二百里。《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传云昔周穆王巡狩，诸侯共尊偃王，穆王闻之，令造父御，乘騕袅之马，日行千里，自还讨之。或云命楚王帅师伐之，偃王乃于此处立城以终。按《竹书纪年》：穆王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军丘。五月，作范宫。秋九月，翟人侵毕。冬，蒐于萍泽。作虎牢。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来宾。作重璧台。冬，王观于盐泽。十六年，霍侯旧薨。王命造父封于赵。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迁戎于太原。按《博物志》：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煖之，遂伏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乃葬之徐界中，今见云狗偃王治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为弓，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遣使乘驿，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斗害其民，为楚所败，遂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今皆见存。按《通鉴前编》：穆王十有三年，王西征。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乱，王归，征徐戎，克之。〈按《通鉴前编》：十有三年，王西征，下引《竹书纪年》曰：穆王十有三年，西征于青鸟之所憩。又云：十有七年，王西征，徐戎作乱，王归征徐戎，克之。下引《竹书纪年》云：穆王十七年，王西征，遂引《史记》蜚廉造父事，是以见西王母在十三年，伐徐在十七年也。今按《竹书》原文，则伐徐在十四年，见西王母在十七年。《前编》既引《竹书》为据，而年又舛讹，今改正之〉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帅师败荆人于泲。按《竹书纪年》云云。惠王九年，秋，鲁侯会宋人、齐人，伐徐。按《春秋》：庄公二十六年。惠王二十年春，徐人取舒。按《春秋》：僖公三年。〈注〉徐国在下邳僮县东南。舒国，今庐江舒县。胜国而不用大师，亦曰取舒楚之同类。诗所谓荆舒者也。徐附齐，故为齐取，楚之与国。襄王七年春正月，楚人伐徐。三月，齐侯，宋公，鲁侯，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诸侯之大夫救徐。冬，楚人败徐于娄林。按《春秋》：僖公十五年　按《左传》：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齐师曹师伐厉。以救徐。冬，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襄王八年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按《春秋》不书。按《左传》：僖公十六年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襄王九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按《春秋》：僖公十七年。按《左传》：十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注〉英氏楚与国娄林役在十五年。襄王三十二年冬，徐伐莒。按《春秋》：文公七年。按《左传》：七年，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莅盟。景王七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人执徐子。按《春秋》：昭公四年。按《左传》：四年春，楚子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侯许之。夏，诸侯如楚。六月丙午，楚子合诸侯于申，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景王八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按《春秋》：昭公五年。景王九年秋九月，楚伐徐。按《春秋》不书。按《左传》：昭公六年秋九月，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景王十九年春，齐侯伐徐。按《春秋》：昭公十六年。按《左传》：十六年春，齐侯伐徐。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既而复立其子焉。礼也。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敬王五年夏四月，吴公子掩馀奔徐。按《春秋》不书。按《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春，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馀，公子烛庸，帅师围潜。楚莠尹然，工尹麇，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鱄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遂弑王阖庐。吴公子掩馀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敬王八年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禹奔楚。按《春秋》：昭公三十年。按《左传》：三十年秋，吴子使徐人执掩馀，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子西谏曰：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若好吴边疆，使柔服焉。犹惧其至，吾又疆其雠，以重怒之，无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将以为虐乎，使剪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其终不远矣，我盍姑亿吾鬼神，而宁吾族姓，以待其归，将焉用自播扬焉。王弗听，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引用文章如下： 终于发现明确文献记载，夏王朝地望华夏文明起源地终将解开范华rsvujmvet12020-07-10关注（作者：赵辉）夏王朝的地望、夏朝的历史、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明确记载于中国的文献典籍中，但近代兴起的西方考古学却无法证明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的存在。之所以产生如此状况，是因为从中国考古学诞生起，夏王朝的地望就被人为地定在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以至于在二里头遗址寻找的最多3700年历史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因进入文献典籍记载中的夏王朝时期，而被作为夏王朝国都的重点研究对象，从而屏蔽了在其他地区对夏文化的研究。如果我们对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夏”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基本可以排除黄河流域河洛地区夏王朝存在的可能，夏王朝、华夏文明存在于淮河流域涂山地区更具现实性、真实性。对二里头遗址的夏文化研究，主要依据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一句话“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虽然是《史记》中的原文，但却是违背司马迁作为一个严谨史学家的写作笔法，最大可能是被后世添加或篡改的语句。《史记》是在司马迁去世十多年后才被公开出版，存在被修改篡改的可能性。司马迁是被汉武帝严重迫害的史学家，说明司马迁创作《史记》与汉王朝当权者的意识有严重冲突的地方，后人在出版《史记》时改动或添加个别语句是完全可能的。夏商周三朝，至今仍是我们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未解之谜，司马迁也无明确具体详细的认识，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这句陈述，夏商周三朝皆在“河洛之间”建都，严重违背司马迁的写作风格。事实证明，西周在丰镐建都，不在河洛之间；殷商在安阳殷墟建都二百多年，不在河洛之间；夏王朝在哪建都，至今是个谜，司马迁如何会记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这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中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又是如何认定司马迁这句话的真实性并得出夏王朝是在河洛之间建都？因此，把河洛之间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定位夏文化的重点研究对象是彻头彻尾的错误；附会为后羿代夏或夏桀的都城，更是无根无据，让人不可思议。《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其中隐含有许多对夏王朝地望的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楚失华夏”“徐夏故也”。这些记载，无不将大禹奠定建立的夏朝，指向淮河之滨的涂山地区。淮河涂山地区正是古代徐国的地域，是徐国的传统控制地区；徐国的建立直接来源于淮河涂山。 徐国国君徐偃王是徐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倡导“仁义”而著名，是儒家仁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徐偃王志》记载，在西周周穆王时期，“徐处汉东，地方五百里。既受命天子，乃弛戈甲之备，坠城池之险，修行仁义。被服慈惠，视物如伤，以怀诸侯。诸侯贽玉帛死生之物于我者，三十有六国。是共戴君为王。”，成为东夷地区、淮夷地区诸侯的共主。“穆王六年春，君朝于京师。是时徐戎方偪，天子分东方诸侯，使君主之，是始锡命为伯。君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朱矢。”徐偃王受周穆王的册封，成为东方诸侯的首领，管理西周东部地区，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历史史实：徐偃王的徐国国都是在陈国、蔡国接壤地区，靠近陈国、蔡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正是笔者前期研究成果的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其距离淮河涂山北一十五公里处。徐偃王“为政而行仁义”统领着东方诸侯，引起了南方楚国的嫉妒与算计，受到楚国的武力侵犯，“穆王三十五年，楚人伐我。君曰：“吾闻之也，君子不处危邦，贤者不顾荣禄。吾其去之。”去之彭城，民从之者数万人，居之，是为徐山。”徐偃王宁愿失去徐国土地，也不愿意徐国百姓、楚国百姓、周天子百姓生灵涂炭，以百姓的生命来换取徐国领土的完整、成就个人的名誉。徐偃王以土地换取百姓生命安全的历史事件，不仅记载于《徐偃王志》，也广为流传于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当地百姓的民间传说中，是四方湖古城历史流传下来仅有的民间历史传说。虽然四方湖古城百姓代代相传留下了这个历史传说，但对传说背后的历史记忆已一无所知，这也是笔者确定四方湖古城遗址为徐偃王徐国国都的唯一确定的可信可靠线索与证据，是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完美的印证，是中华民间传说反映华夏历史的真实案例，值得中国历史学家与中国考古学家深入细致地研究。四方湖古城的地理位置紧邻陈国蔡国，才是徐偃王“君通沟陈、蔡之间”成为可能，具有现实性，这是四方湖古城为徐偃王徐国国都的又一证明。而历史研究中把娄林定为徐偃王国都的结论，就显得不现实与不合理，其距离陈国蔡国遥远。徐偃王在楚国的武力进攻下，失去了对涂山地区的控制，却为周穆王的军事与政治进驻淮河流域涂山地区，提供了合理合法的理由，成就了周穆王的“涂山之会”，促进了淮河涂山文化华夏文化进入西周统治阶层，为华夏文明走向中华大地提供了契机。楚国对徐国涂山地区的窥视与垂涎，使得徐国与楚国之间为争夺淮河涂山地区，发生了多次领土战争。之所以楚国不惜一切手段夺取徐国统治下的淮河涂山地区，是因为“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徐偃王志》记载：“惠之九年，我有诸侯之师。即成，以女妻齐桓公。及桓公将观兵召陵，使我取舒以通道于楚。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桓公既为牡丘之盟，使大夫援之。师退而楚师至，是以有娄林之败。”《左传》中记载的“徐夏故也”，如果还让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那么《徐偃王志》记载的“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简明扼要地重申了徐国既是“诸夏”、徐国的地域既是夏王朝地域、夏王朝的地理位置就在徐国境内、徐国的人文才是夏王朝的人文，徐偃王的仁义思想直接继承于夏王朝的夏文化。 徐国的“我之即诸夏也”是中国文献典籍中绝无仅有的明确陈述夏王朝地望的记载，只有徐国境内的、与夏时期相当的考古遗址才有可能是夏朝国都。淮河涂山地区、徐国国都、夏王朝国都三者的地理重合点，正是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古城。“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楚国强占了徐国的淮河涂山地区，得到了华夏土地，拥有了“华夏”。当楚国与陈国蔡国发生战争，陈国蔡国在诸侯的帮助下击败了楚国。楚国偷鸡不成蚀把米，楚国也失去了淮河涂山地区，失去陈国蔡国相邻的四方湖古城地区。因此，《左传》记载的“楚失华夏”，就是对这段历史的真实陈述；“楚失华夏”通过另一段史实，证明了华夏之地位于楚国得到的徐国土地，也就是淮河涂山地区，曾经的徐国国都四方湖古城地区。光辉万丈的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石。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历史，之所以成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之谜，“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寻师于我”不仅陈述了一段历史事件，而且也是华夏历史文化至今没能破解的根本原因。在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谁是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起源地的历史对决中，“楚人恶我之即诸夏也”不仅揭示了历史渊源，也具有现实意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