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公复北京大学的师长——马寅初

严衷

　　1927年，来自穷乡僻壤巴山蜀水的25岁青年鄢公复，从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学习财政经济。

作为北京大学的新生，鄢公复逐渐熟悉的另一位师长是马寅初。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1918年共成立了11个学科教授会，马寅初被聘为经济学科、商业学科两个学科教授会主任；被推为第一任教务长。作为经济学科的学生，后来在学生会工作，鄢公复与马寅初有了较多的往来。

马寅初时年35岁，身材中等，体态魁伟；方正脸庞上蓄着短发，浓眉，大鼻，阔嘴，垂耳，勾勒出粗犷有力线条；为人气质豪爽，性格倔强。

他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浦口镇，一个酿酒小作坊的家庭；取名寅初，字元善。万山峻岭中的浦口镇，四周多名山，依山傍水，乡土民风强悍，从小的熏陶，使他养成了象山岩一样坚强的性格。

读中学期间，马寅初家连遭天灾人祸，家境日渐衰落，一蹶不振。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仅仅依靠公费资助，才得以维持寒酸的读书生活；北洋大学毕业后，被录取公费赴美留学，进耶鲁大学矿冶系；第二年，改学经济专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

后因国内的政治原因，公费取消，他不得不依靠半工半读，利用晚间或假日到码头扛木头、做苦工，到饭馆刷洗盘碗，维持极为艰难窘迫的生计。大学著名的财政学专家赛利格曼教授见他为人正直，读书刻苦，成绩优异，很为赏识，向他伸出援助之手，马寅初才幸免于中途辍学。他不畏惧必须在纽约做实际调查可能遇到的困难，选定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纽约市财政》，他这种不唯书本、不走“捷径”的做法和治学精神，表现出他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很少空谈理论重视实践的态度，并且贯穿在他一生事业之中。他33岁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赛利格曼教授希望他留校任教，给以了优厚的待遇和条件。他婉言加以谢绝。

马寅初在美国留学10年学成回国，在财政部当了一名普通职员。他拒绝了军阀政客的邀揽，宣称：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却应邀到北京大学去担任经济学教授，专心致力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他先后讲授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汇兑论等应用经济学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颇有启发性，备受学生欢迎。

他一向重视研究实际问题，学以致用。为了使经济系的学生能够联系所学的科目，他极力倡导学生创办了学生银行，发行股票，经营存款放款及汇兑业务，为同学服务；其后又促进成立“消费合作社”。他不仅努力推动这些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活动，而且还亲自兼任了学生银行的顾问，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鄢公复北大毕业后，返回渝州重庆从事教育事业。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鄢公复与自己的师长马寅初又在重庆再续师生之谊。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也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在重庆，国民党宪兵六团奉蒋介石的命令逮捕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

整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1937年底，马寅初携夫人望仲贞，全家迁居，从庐山经汉口向重庆转移。途中正遇南京大撤退。一路上，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老百姓成群结队，流离失所，呼天号地，惨不忍赌。看到此情此景，他痛心到了极点。次年初，马寅初抵达四川。

马寅初刚到重庆，寻找落脚点时，得到了鄢公复的帮助。

鄢公复是马寅初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此时正担任着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他热情接待老师的一家，并请老师一家住在职业学校教师宿舍，达半年之久。

他们师生朝夕相处，共同研究经济理论及学术上的问题，鄢公复很受教益。后来，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期间，还经常到鄢家，议论团结抗战的大事。

近些年来，马寅初创办了东南大学商学院、中国经济学社；1927年，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宋子文虽然掌握政治经济大权，为显示“礼贤下士”的风度，便把博览欧美制度、精通西方经济学说并在社会上颇有名望的马寅初请出来，让他先后担任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成了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在国民政府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的制订中起过一定的作用；1928年起，他先后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6年抗战前夕，他提出应及早筹措战时的财政经济各项问题。

马寅初是个爱国主义者，同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官僚的利益常常发生矛盾，在理论、政策上同他们发生激烈的斗争，经常同宋子文、孔祥熙进行着激烈的辩论，甚至当面驳斥孔祥熙。

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有关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提出修订关税等有关损害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法案，马寅初总是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主持正义，不断地抨击国民党的弊端，因而不断遭到蒋介石及其党羽的忌恨、排挤和打击。

马寅初到达重庆以后，蒋介石以派他赴美国考察为名，企图把他排挤到国外。

马寅初看穿了蒋介石的用心，拒绝接受蒋介石的“器重”。他出于自己一贯信守的爱国主义精神，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并庄严声明：一不出国，二不买黄金美钞，三要逐渐离开立法院。他呼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需要有说话的自由。

他一边在重庆大学担任商学院院长，一边考察着战时的经济问题。

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马寅初忍无可忍，出于一个经济学家的强烈责任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集会上演讲，痛斥国民党反动派鱼肉百姓的“经济专政”政策，并在立法院正式提出议案，要求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

马寅初在愤慨之余，精神上很苦闷。他向许涤新提出要求，希望能和周恩来交谈一次。

许涤新在曾家岩周恩来办公室，谈到团结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时，问：“您知道重庆商学院的院长、大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吧？”

周恩来回答：“知道！他早年留学美国，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和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相识。”

“抗战爆发之后，他坚决反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久以前，他又公然在立法院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和四大家族——尤其是孔、宋两大家族闹翻了。”

“我正在研读马老的讲话！” 周恩来转身从桌上取来那份公文，“我最欣赏他讲的这段话：为什么要征收‘临时财产税’呢？因为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机，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卖其外汇。在做生意之时，以统治贸易为名，以发其财为实，故统治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治！”

周恩来同意与马寅初见面交谈。

一天，重庆大学“教员院一号”客室，马寅初身穿中山装，有些激动地在室内等待着。

有顷，许涤新走进客室，指着身后的周恩来说：“马老，我们的周副主席看您来了！”

周恩来快走两步，紧紧握住马寅初的手说：“马先生，你好！能在此时此刻见到你，我很高兴啊！”

马寅初分外激动，“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有幸相见，我也很高兴啊！”他指着对面的沙发，“请坐下谈，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啊！”

马寅初接着解释道：“我为什么在这时倡行‘临时财产税’呢？因为在国家存亡之秋，人民贡献于国家者，不外力与财，所谓有力出力，有财出财，无产者既尽其力，甚至流血以卫国，则有产者牺牲一部分财产，亦在情理之中嘛！”

“因此，必须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中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周恩来认为马寅初的建议是正确的，同时提醒他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时， 马寅初说：“我不怕！因为我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读书人，就必须践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诲。”

周恩来说：“十分难得！”

马寅初无不担忧地问到：“你是知道的，时下的中国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官僚资本主义者，乘民族之危，大发国难财。如此下去，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中国抗战的前途在哪里？”

周恩来说：“你的情况我们是了解的。我们不仅认为你的主张是正确的，而且还非常敬重先生的为人和斗争精神，今后我们一定支持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

周恩来继续回答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我只能这样对先生说：在此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中流砥柱。我坚信，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国人民必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马寅初很感慨，真诚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后，我继续向你们请教，千万不要拒我与门外哟！”

周恩来说：“马先生，只要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相互交往就一定会越来越亲密。”

1939年，这年是马寅初一生的转折点。

在重庆，周恩来、王若飞会见了他，以政治家的远瞩，谈了抗战的形势和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

马寅初面前展示了新中国的远大图景，深刻认识怎样才能救中国。他不但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同时也开始清算自己过去学术上的一些错误观点。后来，他自己讲到：“自那以后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过去的我，”“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1940年初秋的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面带愠色地问：“你们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是马寅初吗？”

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让马寅初做院长？你知道他在外面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

“哪能让院长这样骂政府呢？” 叶元龙回校后，把蒋介石的话转告马寅初。马寅初极为气愤。

翌日晨，马寅初回答说：“叫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宪兵来陪，我才去！”

蒋介石见用高压手段无效，威胁不成，改施利诱。

过了一些日子，孔祥熙派人见马寅初，许以财政部次长或全国禁烟总监的“肥缺。”

马寅初听后，非常生气，认为是这是对他的污蔑，说：“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嘴巴封上，办不到！”

马寅初拒绝了这种利诱。他不屈从于权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以国事为重，并非为了高官厚禄。

马寅初依然到处讲演。

1940年的深秋，灰褐色的浓雾，吞噬着山城重庆。从脚下到地平线，都被这雾包裹得严严实实。

因为小龙坎和沙坪坝一带从外地搬迁来的学校不少，成了集中的学校区。从牛角沱美专校街到沙坪坝的马车往返络绎不绝，每5分钟便会驶出一辆。重庆郊区公共汽车不足，除滑竿外，马拉的客车仍然很多。在这条狭窄的碎石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马蹄的得得声，交织在一起十分热闹。步行的人很多，大多是学生和穷教员。

公路下来是悬崖，嘉陵江象一条碧蓝的带子从岩下流过，点点白帆，冒着浓烟驰过的小火轮点缀其间。

在通往重庆大学商学院的路上，一个穿长袍的壮年人无心景色，急急走来，他就是黄炎培。今天他到重庆大学商学院，是为职教社的“星期讲座”聘请主讲人。

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此刻正在院长办公室埋头处理院务工作。

忽听报说黄炎培先生前来拜访，他连忙放下公务，戴上帽子，迎了出去。

他的好友黄炎培，脚力稳健，步履敦重，来到马寅初面前：“哈，寅初兄，好久不见，走、走、走，我们去松鹤楼饭馆，请你吃炸臭豆腐、红焖霉干菜。”他知道马寅初是最喜欢吃家乡菜的。

两人边吃边说。

黄炎培说：“寅初兄，你最近在歌乐山上写的几篇文章，我一一读过了，文章写得好，我受益甚深。你的笔锋犀利，句句中的，论点正确，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

“任之兄过奖，不过我如鱼刺鲠喉，不吐不快，不然连觉也睡不踏实。”

黄炎培笑着问道：“老兄，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倡导和参与发起的组织的。看贵校长和贵同学的面子，你是不能推辞的！”

马寅初也言归正传了：“任之兄，老实说，我巴不得有个发表意见的讲坛，痛快淋漓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把要说的心里话抖落出来。”

他看了一眼四座，接着说：“真理，是从来不怕群众的，讲真话的人，同样是不怕群众的。是真是假，有群众来分辨，他们的眼睛最明亮。”

“几万里河山尽入胡人之手，寅初怎敢惜命自己的区区五尺之躯。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你的诗写得很好：‘和若春风，肃若秋霜；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如今大敌当前，强兵压境，真是‘靖康耻，忧未雪，臣之恨，何时灭？’心中怎敢怀有私欲，没有私，没有欲，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任之兄，到演讲那天，就是天上下刀子，我也要准时赶到实验剧院，保证不会误大事的！”

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准时来到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讲，主讲山城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关注的国计民生问题——抗战经济问题。

热烈的掌声中，身着中山装的黄炎培亲自陪着身着天蓝色丝缎长袍的马寅初登上舞台，向听众挥手致意。

马寅初走到麦克风前微微地点了点头，十分严肃地说：“今天的讲演非同寻常，我只告诉前来听讲的诸位：我把身边的儿女都带来了，我对你们的讲话，就算是是对他们的一份遗嘱！”

全体听众愕然，悄然议论。

马寅初：“为了抗战，有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我以为，我们文人也要不惜身家性命，拼死在后方。我今天来同大家讲演，就是抱定这样的决心！”

全体听众越发地不明其原了，遂渐渐变得静寂听讲。

马寅初：“我不止一次大声地吁：国难当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是，那些豪门官僚却趁机大发国难财。诚如山城人民讥讽的那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和平满贯。这真是丧尽天良啊！”

台下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马寅初：“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年我在南京教过蒋委员长读书，有着师生之谊。可是他这个学生就是不敢来看我这个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我的主张。”

台下发出阵阵笑声。

马寅初拼力喊道：“一句话，不除孔祥熙和宋子文，就不能解救国家经济的窘迫——！”

马寅初抨击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公布孔祥熙、宋子文他们家族在美国、巴西银行的存款数，痛斥蒋介石豪门权贵们利用民族危机，大发国难财的罪行。

马寅初的演讲在听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半个月后，马寅初又应重庆大学经济学社之邀，在重大礼堂作演讲。

虽然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由于学社事先贴出了许多海报，听众来的非常踊跃，连礼堂外面的空地上都挤满了听众。

马寅初精神振奋，声音洪亮，痛快淋漓揭露四大家族倒行逆施、大发国难财的罪行。

全场情绪更加激昂，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听众高高举起双手，表示坚决赞成。

这些都引起蒋介石及四大家族的恼怒。

12月6日清晨，马寅初正在歌乐山大木鱼堡4号寓所用早餐，国民党宪兵闯进来，扬言奉最高当局的命令来请马先生去谈话，其实是以调他到前方考察战区经济状况为名，实际上将他逮捕。

马寅初神态自若，戴上礼帽，穿上黑色呢大衣，跟着去了。随后他先后被关禁在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集中营。

马寅初被捕的消息，黄炎培听后深为骇异，立即写信给张治中进行营救。隔一天，张治中面告黄炎培，马寅初之被捕，并非起因于职业教育社的演讲，而因他在重庆大学多次演讲，直指孔祥熙、宋子文，被人告密。

黄炎培见到张治中没有办法营救，就来到曾家岩。

许涤新引黄炎培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些紧张地说：“周副主席，黄任老有急事和你商谈。”

黄炎培接过话茬，焦急地说：“周先生！听说马寅初先生被宪兵抓走了，我来找你，研究一下营救马先生的办法。”

“黄任老，重庆大学——尤其是商学院的师生知道马先生被抓走了吗？”

“重庆大学的师生不仅知道了，而且还正在串联山城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准备近日发起营救马先生的游行示威。这样一来，很有可能造成流血事件。” “周先生，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黄任老，时下的蒋先生最怕什么呢？”

黄炎培应答道：“一怕英国、美国和苏联不给他军援，二怕老百姓跟着你们八路军、新四军抗日。”、

周恩来说：“那我们就采取两项措施：一是你们利用和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请他们从侧面劝说蒋先生释放马寅初先生；再是请重庆大学——尤其是商学院的师生出面质询：为什么要抓马先生？”

马寅初被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度过1年零9个月的监狱生活。

由于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等与各界人士多方营救，马寅初未被押往福建，而被转移到广西桂林关押。

　　与此同时，营救马寅初的行动紧张进行。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重庆大学商学院学生自治会主席赵国恩等联合全校进步学生，组织了“援马大会”，学生们纷纷签名向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递交了大家写的《陈情书》。

1941年是马寅初60寿辰。

重庆大学“援马大会”的进步学生，继而又组织了“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遥祝”暗示人已经被捕，不在重庆。总结前几次“游行请愿”、“返校活动”和“罢课运动”被破坏的教训，进步学生抛开原来的学生会干事会，另行组织“祝寿筹备委员会”来主持其事。

3月22日，筹备委员会的《重庆大学全体学生为庆祝马院长寅初六十寿辰启事》，在重庆《新民报》和《大公报》广告栏刊出。

《启事》和消息登出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当即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出面“手谕”重庆大学校长。

学校当局接到“手谕”，惊恐万分，手足无措。当晚通知筹备委员会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谈话。

当学生代表走进办公室后，校长一边将陈布雷的“手谕”拿给学生转阅，一边带沉重的心情说：“你们又给学校闯大祸了！为马先生祝寿，何必去登报呢！事先也不告诉我，现在委员长都震怒了，你们应当马上停止举办。明天去登一个广告，说明停止举行了，广告如何措词不失面子，我帮你们拟稿，这样我才好回陈布雷先生的信。”

筹备委员会的学生当即拒绝了校长的无理要求，在第二天召开的紧急筹委会议上，与校长据理力争。

校长无奈之下，要筹委会推出学生代表2人，于当天下午去陈布雷公馆。学生代表等到晚上才见到陈布雷；学生代表给予义正词严的回答。

陈布雷又改派教育部长次长出面劝阻。不论陈布雷的蛮横，或者是教育部长次长软中带硬的恐吓，都不能改变学生为马寅初祝寿的决心。

从教育部回来的第二天，学校当局贴出了停止为马寅初举行祝寿会的布告。

由于学校不准举行祝寿会，还将礼堂和大教室统统上锁，连电灯泡都卸下来。进步学生只得打开礼堂楼上的大教室，来召开祝寿会。

大教室内，四壁挂满了各方送来的寿联、寿幛。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合送来的寿联，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这副贺联是董必武撰拟并亲笔书写的。新华日报社送来的寿联写的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3月30日，各界进步人士徒步30华里，齐集重庆大学，为马寅初祝寿。散会前，来宾们纷纷解囊捐款在梅岭修建“寅初亭”。

为修建“寅初亭”，重庆大学“援马大会”的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当局及指使下的校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克服了他们以种种借口制造的障碍，两天工夫就建好“寅初亭”，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营救马寅初早日出狱。

1941年8月20日，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释放”马寅初，但又把他软禁在重庆歌乐山木鱼堡4号家里。

歌乐山属中梁山脉中段，海拔500公尺，在重庆西郊，距市中心25公里。相传古代治水的大禹与重庆南岸涂山氏之女结婚时，曾歌乐于此，所以得名。

大木鱼堡是歌乐山半山腰的一个小山村，只住有五、六户人家。马寅初住在4号，5号住的是一位当时在重庆很有名望的妇产科医生，主要看门诊，旁边有一间病房，同4号隔窗相望。

随着马寅初住进4号，5号妇产科病房住进了一个“病人”，却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整天出来晒太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马家的活动。不用问，他准是蒋介石派来监视马寅初的特务。

每当晴好的时日，白墙青瓦的平房旁边，一块不大的平坝，几株1人多高的青松浓阴遮掩下，马寅初他稍胖的身躯，仍旧剃着平头、浓眉，一身布衣长衫，着圆口布鞋，坦然坐在藤椅上，依然不改志向。

马寅初被软禁在家里，他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每当同学们去看望，马寅初一家都热情招待学生，或端出茶点，或是用小米细粥、馒头，或是绿豆汤之类招待。

马寅初常用慈祥和亲切的口吻说：“你们爬上山来看我，老师还没有穷到连小米粥也招待不起的程度。”面对国民党的暴力、特务恐吓，他毫无惧色，愤愤地对学生说：“嘴是长在我身上的，我有嘴就要讲。他越压制我，怕我讲，我越要到处讲。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嘛！”

马寅初在歌乐山上的生活很是艰苦，每次外出，连上下山、吃饭及居住都困难。

马寅初之所以能从集中营获释，也由于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的帮助。

原来马寅初在美国留学时期的一个美国同学，抗战时期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被派到中国。这个特使早已得知马寅初被捕的消息，当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就当面向蒋介石表示想和自己的老同学马寅初见见面；蒋介石以马寅初正在前方考察经济，一时不便回渝为由搪塞了过去。当这位特使第二次来华时，就直截了当地向蒋介石提出释放马寅初的请求。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都要依赖

美国，不得不把马寅初“放”回重庆。

马寅初十分气愤地向同学们讲到，他被蒋介石拘禁后，除中国人的营救之外，还靠了外国人的面子，才得以回重庆。对此，他为国民党政府感到可耻，对蒋介石政权，表示鄙视和斥责。

他向同学们讲到自己在上饶集中营亲眼看到的情形：当前线战争形势变化时，关在集中营的新四军战士同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夜间时常枪声不断，英勇的中华儿女，一个个倒在蒋介石法西斯的屠刀之下……

每当讲到这些，马寅初总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对那些英勇牺牲的中华儿女，寄于无限的同情，表示深切的悼念，也更加增添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憎恨。

此时，鄢宝璋正在重大商学院读二年级，并兼“公卖处”主任，住在沙坪坝正街“公卖处”职工宿舍，时年22岁。

马寅初院长既是鄢宝璋父子两代人的老师，加之鄢宝璋又是学生会的主席，出于共同都有反蒋立场，所以师生关系格外亲密。

马寅初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时，每次下山都由赵国恩、周亚君、鄢宝璋等人陪同、接送，每次都住在鄢宝璋家。

之后，鄢宝璋还介绍赵友农、周亚君参加了“青民社”。他的朋友赵友农、周亚军也就读重大商学院工管系，在“援马斗争”中，他们志向一致、同仇敌忾，拧成了一股骨干力量。

据鄢宝璋的爱人黄玉琴回忆，马老冬天洗冷水澡，然后吃饭，再约重庆商学院同学在“公卖处”讲演；晚上也睡在我家，我负责招待。马老很客气，对我称“鄢太太”，我很不好意思，但也感到亲切。

马老在软禁期间生活有些困难，“青民社”的朋友们又凑钱买一支金华火腿和食物带上歌乐山慰问马老，马老非常高兴。

由于鄢家热情接待马老，当然会遭到特务的监视。

后来，为纪念马老百岁诞辰，赵友农、周亚军、鄢宝璋、徐修梅4人写了以“敢言敢怒见精神”为正题、“记马寅初在重庆”为付标题的文章，回忆这段经历，刊登在《人民日报》1981年6月5日第五版上。

1942年，刚被“释放”，马寅初来到重庆大学“寅初亭”。六角形的茅草亭，六根亭柱围栏连结，四周绿树繁茂。黄炎培特意写的一首诗：“顽龙经岁困泥中，急煞惊曹斗草童；报道先生今去矣 ，一亭冷对夕阳红”被制成木匾，挂在亭内。

马寅初身穿中山装，头戴宽沿礼帽，手拄黑色手杖，笔直站立亭前。读着黄炎培的诗，望着冯玉祥将军挥毫题写的匾额“寅初亭”三个字，心中翻腾起一阵暖意，他感到自己并不孤独。

1944年冬，迫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压力，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才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人身自由。

1944年冬，马寅初恢复政治自由后，继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百般迫害。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命令重庆大学不准聘马寅初为教授，更不得聘其为商学院院长，其他高等等学校也不准延聘。

马寅初教书不成，只能以写稿为生。但是他给《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刊寄稿件，都被一一退回，陷入“投稿无路”的困境。“因为陈立夫密令这些报纸不准刊登马寅初的文章， 不准教学，投稿又不被接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目的就是要断绝马寅初生活上的经济来源。

他举家生活陷入困境。

周恩来得知马寅初的窘况后，派了《新华日报》许涤新与马寅初联系。

许涤新（1906年10月25日-1988年2月8日），广东揭阳人，193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参加民建，历任民建总会委员会常委，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中共上海市委委员，统战部长，华东财委和上海市财委副主任、市工商局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汕头大学校长等职。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许涤新：他在周恩来勉励下写出两本经济学专著

他是经济学家，其代表作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

他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抗战期间在重庆工作时，为重庆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作出卓越贡献。

1937年到1946年在重庆工作期间，许滌新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和党总支书记，对外身份一直是《新华日报》记者。同时，他还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等职。

许滌新与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交好，在马寅初陷入困顿之际，他及时向组织反映情况对马老伸出援手，让马老的心从此与共产党紧紧连在了一起，使他变成共产党的真朋友。

“这几年的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人才是我真正的朋友！”1945年1月，在《新华日报》出版7周年纪念会上，爱国经济学家马寅初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马寅初的这番话与许涤新之前的工作密不可分。

1939年冬，许涤新在中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与马寅初相识，当他把马寅初的处境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立即指示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给予支持”， 遂派人登门访问，并把马寅初的稿子取来，亲自读了一遍，决定在《新华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一次发表。

马寅初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这是第一次。从此以后，马寅初同中国共产党便结成了患难之交。

《新华日报》每次开座谈会，马寅初总到会，每次必然发表要求民主、抨击蒋介石的言论。

在重庆曾家岩50号，董必武、王若飞召开的座谈会上，马寅初发言表示说：“组织群众，组织队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中共对这方面的工作是专家，我马寅初只会单枪匹马。但是，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后来，1945年9月重庆大学商学院聘请马寅初在商学院任教。

抗战胜利后，马寅初仍然不畏强暴，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

1947年，国民党在报纸上公开宣布开除马寅初国民党党籍。

1948年底，马寅初在中共上海组织的安排下，借道香港到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作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我国人口理论的先驱者，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发表著名的《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并提出一些经济理论；遭到错误批判，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