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红色信号〉》在复旦大学《校史通讯》发表

潜流（潜徐成淼）

我和学生墙报《红色信号》

（原载复旦大学《校史通讯》2020年10月31日）

徐成淼

上世纪50年代初，复旦大学学生会创办了一份墙报，报名很生动：《红色信号》。
1955年末，我入学不久，即应墙报主编叶鹏的邀请，任《红色信号》美工，给墙报画报头、插图、题花。当时我有一个专用美工箱，里面是一瓶瓶墨汁、水彩、广告色，还有长长短短的铅笔、毛笔、排笔。我常常提着它来来去去，很有点得意的样子。和我一起的还有法律系的石景麟，他美术字写得好，好多标题都是他写，我加花边装饰。石景麟好像对法律不怎么喜欢，倒是爱动笔，在校时就曾出版过《音乐家小故事》等小册子。毕业后他也没有弄法律，而是热衷于编写连环画。当年颇受欢迎的《突破乌江》（1961年）、《东进序曲》（1962年）、《女篮5号》（1979年）、《黄帝与蚩尤》（1980年）等连环画，就是他编写的文字脚本。
墙报是用毛笔写在整张白纸上的，书写者中有一位很漂亮的女生，名叫李德培，是哪个系的记不起了。她总是埋头写字，很少说话。听别人说到有趣的地方，会抬起头来微笑一下。还有一位书写员叫王克起，后来成了叶鹏的妹夫，叶文玲的夫君。
《红色信号》是综合性墙报，每周一期，张贴在1200号教室大楼圆柱大厅西侧的玻璃橱窗里。上面有时评，有随笔，有散文，有诗。时评写得最出色的是范伯群，每期卷首的社论式文字，多由他执笔。范后任苏州大学教授，是研究近代文学的著名学者。散文作者有曾华鹏，学生时代就在郁达夫研究上崭露头角，写的一手漂亮文章。曾华鹏后为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尤以冰心、郁达夫研究著称。范伯群、曾华鹏经常合作，有多种合著出版。许多杂文则出于施东昌之手，他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富含讽喻。施东昌后以美学研究闻名，却不幸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红色信号》不仅有专门的编辑、书写员、美工，还有一间相当正规的办公室。《红色信号》办公室在二号楼二楼，占整一大间寝室。二号楼是女生宿舍，我在办公室里画画的时候，新一的一名女生偶然从门外走过，看到我，就进来和我闲聊了几句。不料这几句闲聊竟成了一个事件的开头，由此引发出了一连串长长的故事。这名女生毕业后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后去秘鲁发展，现为当地知名企业家。
1957年初，《红色信号》印制了一枚纪念卡片，赠给墙报的支持者和撰稿人。卡片印制得非常精美，在当时应是一流水准。纪念卡长17.7厘米，宽6.3厘米，白框荷绿色底版。左侧为两个飞天女，翱翔于缭绕的白云之上；右侧为 “‘红色信号’之友”六个粗体大字，下方一行宋体小字：“复旦大学红色信号社赠”，均为繁体。飞天女及文字为金色，飞天女、云彩及白框花边还压出了凸纹。背面是一段格言：“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鲁迅——”。一份墙报发行纪念卡，迄无所见。我一直以为，这样的一张纪念卡，在那个时代，是只有复旦这样的大学，是只有《红色信号》这样的墙报，才能设计得出来的。所以近半个世纪来，我一直珍藏着它，视为至宝。 1998年，叶鹏来贵阳看我。交谈中共同忆起当年创办《红色信号》的事，我当即取出珍藏的纪念卡给他过目，令他感叹不已。在散文集《邙山秋风》的《墙报》一文中，叶鹏特意写下了这段故事，还影印了纪念卡的照片，算是对当年《红色信号》的深切忆念。
几十年后，从叶鹏的《邙山秋风》中得知，原《红色信号》人员陆续离校后，《红色信号》由赵莱静接手，继续出版。可能一直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才告终结。赵莱静原是复旦中文系学生，早年以一首《远航归来》知名。后专攻戏剧，是著名的剧作家，曾任《上海戏剧》总编等职。
当年《红色信号》的叶鹏、范伯群、曾华鹏、施东昌、石景麟、赵莱静等人，虽经历曲折，但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卓有建树。从《红色信号》出来的，几乎每个人都事业有成。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红色信号》为他们提供了最初的展示才华的舞台；他们从《红色信号》起步，终于走向了辽阔的海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