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曾经的上海人》

阿甘才是榜样

       《大山里曾经的上海人》

――仅以此文献给三线建设的前辈们

五十年前，我作为当时的中学生，跟随父母从大西北，进入小凉山下大渡河畔的这座核工厂。刚刚开始生产，完全封闭在大山沟里的工地，还无法配套所有像样的生活设施，居住的是“干打垒”楼房，学校则是用厂房设备拆下的装箱板和油毛毡，搭盖的仅仅用来遮风挡雨的“教室”；既缺乏教师资源，又无像样的课程可上，我和我的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工厂的“老九号”（机械加工车间），美其名曰“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老九号车间是一个具备整体金属加工的技术性单位。从制作模具到翻砂铸造；从铆焊到金属理化探测；从电镀到抛光；从常规钳工到车、铣、刨床……用当时工人们自豪的口吻形容：除了飞机不能制造，我们可以生产加工所有的机械设备。

和所有的新老核工业厂矿类似，这座三线工厂同样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们。在我与“收尾”同学们一次次来到这个以金属加工为主的车间参与劳动，我有幸进入过老九号所有的厂房（包括车间食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那时候刚满十六、七岁，正是充满好奇心的年龄段。在“循环”不断地走近、接触这些这些厂房，交往这些工人师傅时，我发现与我同一个故乡、“上海”籍贯的工人师傅占居各个行业工种（核工业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起步，无论是老厂和新厂，上海籍的技术工人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或许因为我也是一个“小上海人”吧，当我面对这些来自同一个故乡，属于我的长辈们时，只要相互一张口，几句家乡话脱口而出，自有三分亲切感“扑面而来”。

记得七零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老九号劳动，进入的是翻砂铸造工段。这是一个劳动强度很大；也很脏的厂房，特别适合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学生锻炼并接受“再教育”。在这里我认识了其中两位上海调来的师傅，一位名周根度，一位赵汝平。周师傅身材魁梧，热情爽朗，赵师傅有些内向，但总是露出眯眯笑容。跟着他们学习从翻滤砂屑，用模具制作沙箱，然后到了开炉的日子，便是铸炉融钢，朝着做好的模具沙箱里浇灌铁水，铸成各种机械零件的粗胚。这一天算是个重要日子，车间食堂是要把饭菜送到现场的，因为高炉化铁水到浇筑粗胚零部件，需要一整天的不间断连续作业时间。为了表现我们接受再教育后，不怕脏不怕累，思想上进步，当时我们还利用空闲，把这段劳动锻炼的过程，编成了独幕话剧《高炉上下》，我在其中扮演先是怕脏怕累，后来得以改造转变的青年学生。

在翻砂铸造厂房劳动时，我还被安排到车间食堂帮厨十余天。车间食堂于我而言，仿佛来到了一个上海人扎堆的“环境”。除了管理员姚建国是常州人外，炊事班长张士清与炊事员张新庚，两位都是“喋喋刮刮”的上海人，包括食堂里专门卖饭菜票的会计徐秀珍（她十分健谈，至今仍旧在峨眉山安度晚年，过了耄耋之年，偶尔遇到我，总是用不变的乡音，热情地述说着过往与现在）。那时，他（她）们都在二、三十岁左右，那个嗓音整日里像“喇叭”似的张新庚年纪最轻，他是刚从上海调来不久的支援三线人员。关于他的许多传闻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张在上海期间，是王洪文的造反派“战友”，政治上靠得住。所以当三线建设需要从上海再一次派出支内人员时，他被责无旁贷地接受如此光荣的任务，离开大上海，来到山沟里的工厂，做了一名炊事员。几年之后，找了个21公司（华泰）的女朋友结婚，然后，随其调到陕西汉中市的四零五厂。

那时，学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有长期化的打算，学校还专门在老九号车间食堂后面一条排水沟的上游，平出地来修建了一座油毛毡板房作为学工的基地教室，专门聘请有理论知识的工人师傅，为我们传授机械制图等方面的技术课。我参与过几堂为数不多的课程，是由一位名叫“金永松”的上海籍师傅作为老师，印象最深的是金师傅给我们上课时讲到，他在上海读技工学校时，实践操作考试中，手工制作完成一件车钳工使用的游标卡尺，让我对这位金师傅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十多年后，这位金师傅成了我兄弟的老丈人。

间隔第一次劳动结束没有多久，老九号的铆焊工段，接到加工一批二期工程需要的直径一米以上的排水用钢管任务。它是整张钢板在卷管机上卷压成圆，在用氩弧焊与电焊将其切割拼焊接而成。它需要在特制的转台上，由一旁的人手持撬棒转动台位上的钢管座架轮，然后再由电焊工在转动的焊缝上舞动焊枪，完成加工件。我和同学们第二次来到九号车间，不再是纯粹接受“再教育”，而是专门为加工这批水管，来做义务“辅助工”的。

铆焊工段的工段长马以鸿，是从老厂调来的上海人，他的爱人宋阿姨是焊工班的师傅，焊工班里还有一位上海调出，辗转新老两厂的女性师傅王雪兰，她的爱人绪士江也在老九号工作，是个老车工。铆工与焊工虽不是一个班组，却在一个厂房。铆工使用的卷板机与工人们轮番挥舞的大锤，发出的“轰隆”作响，与电焊工焊枪射出的刺眼火花，是铆焊厂房里经久不息的霓虹与交响。焊工班里还有一位与我颇能谈得来的吴宏宝师傅，为人风趣，他原来是做金属理化工作的，不知什么原因改做电焊工。我们相互“喜欢”的原因，是休闲时喜欢讨论故乡上海的方方面面，说一些只有“老上海人”才懂得的“俚语”，欢天喜地一番，便觉得故乡距离我们并非很远。铆焊工段厂房里，不得不提到我和我的父母最为熟悉的上海同乡“包学新”，他和我父母亲一起从大西北的四零四厂调来，曾经就读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居然调来新厂之后，被分配到老九号的铆工班，与一帮抡大锤的硬汉们为伍。他一直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工余时间只要有空，都是我家的座上客，一直捱到七十年代末上海宝钢上马，这位钢铁专业的得意门生，背着他几箱十多年未开封的业务书籍，回到了故乡，真正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