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所新建不久的中学实习。那所学校只有初一一个年级,总共三四个班。我和几个同伴是该校历史上第一批实习生。</p><p> 我们去的时候冬天已经来了。未完工的绿化带衣衫不整地歪在水泥路边,砖是黄的,土是白的,锄头和铲子有的竖着,有的躺着。花圃没有草,几株萧索的花树,落落寡欢地立在板结的土里。不仔细看,很难发现躲在枯瘦枝干间的几颗腊梅花苞,米粒般凸起。校园内流动着清冷的气息。</p><p> 我们的心却像初恋般热情和忐忑。担心孩子们不怕我们,又担心他们太怕我们;渴望立刻见到他们,又紧张得要晕过去。</p><p> 就在到校的那天傍晚,我捧着饭盒走出饭堂,被一个男生堵在了门口。他直直地站在卷拉门下,“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大红标语牌旁,一动不动。那是升旗仪式上的站姿,生活中并不常见。我只能走过去,迎向他的眼睛。四目相对之际,他浑身一抖,几乎把躯干对折了一下,朝我鞠躬道:“老师好!”我吓坏了,潦草地点点头,快步溜走了。回到寝室,大伙儿凑拢来吃饭,聊起这事,吃得格外有滋味。</p><p> 后来知道实习生很少有上课的机会,学校不放心,只默许我们参与日常管理。我们趁课间休息潜入教室,和孩子们说两句闲话,呵斥几个动弹得过于激烈的调皮蛋;有时得到一节自习课,我们就去辅导作业,兜着圈问“有问题吗”“都懂了吗”。大多数孩子爱理不理,低着头不吭气;即使被动地应答几声,声音也低得听不清。也许与我们还不熟,对我们怀有戒心;也许害怕班主任突然闯进来,对班主任怀有戒心。总之,他们过于矜持,冷淡,简直寒了我们的心。</p><p> 僵冷的局面是在晚自习上解冻的。那帮孩子变得很淘气。我们在讲台上值班,他们跑上来提问,问语文题数学题外语题和“老师你几岁了”“老师你老家在哪儿”;也不好好问,管数学老师问语文题,管外语老师问数学题,答不上来或反应慢了,他们就笑,还挤眉弄眼。到后来,他们连题目都不看就跑上来问,一拨接着一拨,带着焦急难耐的表情。</p><p> 作业改完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和孩子们踢球。你一拿球,他们就像打了鸡血蜂拥而至。我喊“犯规”,没人听;我捂着脚踝叫,他们咧开嘴傻笑。我一骑绝尘冲向球门,招来更大一波山呼海啸的围剿。有一百条胳膊夹住我,有一百条腿踢我,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我洞察到了孤家哀兵的命运:我会被抛向空中,再被踩成肉饼。跑道上还有几个女生在欢呼雀跃。</p><p> 他们的行为渐渐出格。辅导作业时有个男生对我咬耳朵:“今天你真帅,老师。”一个高个子女生踮起脚尖,声音颤抖地打趣我:“老师,我……我要俯视你!”在班主任宣布有事外出由我代上一节课的那刻,爆发的掌声、欢呼声和拍桌子声音又热烈得有些过了头。</p><p> 就在那时,实习却要结束了。</p><p> 那天特别冷,班主任说孩子们准备了送别会,你一定得参加。那天特别冷,印象中除了喜气洋洋的班主任,每张脸都冻得煞白。</p><p> 第一个节目是跳舞。几个女孩子手挽手登上事先清空的讲坛,《青苹果乐园》的乐曲从录音机里传了出来。原地踏步,击掌,弯腰,转圈;原地踏步,击掌,弯腰,转圈。突然一个女孩晃了一下,又一个女孩晃了一下。多米诺骨牌效应接管了舞台,灾难发生了。他们东倒西歪,撞来撞去,像大风中失控的鸟群。随后抱作一团,呜呜地哭。班主任慌了神,连拉带拽把他们拖了下来。 </p><p> 伴着欢快的乐曲,教室里呜咽一片。</p><p> 我上台想劝慰他们一番,却不知说什么。我说我唱首歌吧,他们趴在桌上不理我。我自顾自地唱,唱了两句,声音破碎得像洒落一地的碎玻璃。</p><p> 我回到了师专,继续读我的中文系。那是完全不同的时空,我忙着应酬吃饭、上课、写论文、踢球,日子过得充实快活。偶尔路过美术馆,看见走廊上虎蹄梅和美人梅开了,黄黄红红,亮得炫目。</p><p> 不久,我收到一个孩子的来信。散着花香的信纸和稚嫩的字迹,迫使我完成某种穿越:未完工的绿化带、卷拉门下站着的男孩、无规则球赛、堪称灾难的舞蹈表演……还有花圃里那些腊梅花苞,——它们都绽开了吧?</p><p> 信里说:“老师,再也见不到你高大的背影了。”</p><p> 其实,我才一米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