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官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超微病理中心(电镜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湖北省荆门市沙洋中学1980届校友。</h1> <h1> 超微病理中心，这是干什么的？好像很少医院有这样的科室。但看了括号里的“电镜中心”，笔者想当然地以为就是搞胃肠镜检查之类的科室。</h1><div><br></div><h1> 2020年9月22日，杨继宁副校长和笔者一道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拜访了官阳教授。踏进主任工作室，完全不是我想像的那回事，这里不搞什么胃肠镜检查，甚至见不到一个病人，原来是个病理分析室。</h1> 官主任带领我们参观超微病理中心，向杨校长介绍他的神秘“武器”。 <h1> 我们平常所见的普通显微镜就那么一点，放在桌上。可官教授这里的显微镜却是一个巨无霸——高2米、重1吨，名曰“大白”。官教授介绍，在“大白”眼睛下，超薄切片上纳米级的差别都能发现，经过医师比对分析，患者可获得精准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h1><h1><br></h1><h1> 官教授说，有时候病人好像患的是同一种病，如肾病，但其实个体千差万别，超微病理中心就是要对这千差万别的病人作准确诊断，只有精准诊断才能做到精准治疗。如果不能精准诊断，治疗就会南辕北辙。<br></h1><h1> </h1><h1> 官教授给我们讲了两个最典型的例子：</h1><div><br></div><h1> 2017年，17岁女孩杨某与肾病打了7年的持久战。7年间，父母带着她奔波于全国各大医院，钱没有少花，药没有少吃，但病没有治好。后来他们来到武汉，进行了肾穿刺活检。官教授在电镜下仔细观察发现，虽然有的肾小球已经硬化，但在未硬化部分可看到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的致密层中，有连续的飘带状的致密物沉积。官教授于是得出结论：这女孩就不是“膜性肾病”，而是一种较为少见的“电子致密物沉积病”，摘掉了女孩7年来戴的“膜性肾病”帽子。</h1><div><br></div><h1> 2015年，64岁的张女士因面部和腿部水肿，住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张女士除了肾脏病损外，还伴有高血压、急性肺损伤等多种疾病。肾活检光学显微镜下显示，肾小球大多呈硬化改变，但有多种肾脏疾病可出现这种相似的形态，让人一头雾水。官教授将超薄切片放入电子显微镜下，经过几万倍的放大并仔细观察，发现这些光学显微镜下硬化的肾小球中，有大量微管状物质沉积，它们的直径多在25纳米左右，这种状况他也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于是，他查阅了大量的医学资料并进行反复比对，最后得出结论：张女士患的是免疫触须样肾小球病。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目前全世界报道总数还不到50例。</h1>……<br><h1> 通过电子显微镜检查，官教授已经给3万多例疑难杂症患者查找到了疾病的真相。</h1><div><br></div><h1> 电子显微镜的问世和超薄切片技术的建立，使得病理学研究由组织细胞水平进展到亚细胞水平，超微病理是让电镜进入分子时代。我国拥有电子显微镜的医学院校不少，但在医院设立独立超微病理中心的不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是全国仅有的两家之一（另一家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h1><div><br></div><h1> 电镜标本从取材、固定、制片、观察到诊断，每个环节都称得上是步步惊心。因标本和切片极小，稍有疏忽，就可能出现人为因素干扰而影响诊断，对于棘手的病例，他有时要一连盯镜几个小时。</h1><div><br></div><h1> “疑难病例的诊断往往要承担较大的医疗风险。”官教授说，几乎每天都可能面临新挑战。超微病理是一个清贫学科，也是个小众学科，全国专门从事超微病理诊断工作的人员少之又少。“对我来说，加班是常态，除了多看、多想、多做，没有捷径可走。只有精确诊断才能挽救生命，作为一名超微病理学大夫，这样做值得。”</h1> 官教授与他的团队成员 <h1> 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副会长、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丁国华教授这样评价官教授：“官阳不仅在肾脏病领域是专长，而且在肝脏病、神经肌肉病、遗传代谢病、疑难血液病及低分化恶性肿瘤的临床诊断等方面都有研究。他是国内这方面极为稀缺的顶尖级专家，因为精确诊断对患者是无价的。”难怪武大这边“三顾茅庐”将他从同济那边“挖”过来呢，当然，这属于正常的人才引进。</h1><h1> 原来我们沙中校友中还有这样一位牛人！</h1> <h1> 官教授现任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超微与分子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电镜诊断与技术学组组长，中国电镜学会理事、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电镜分会委员，湖北省电镜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临床肿瘤学会肿瘤病理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病理学杂志》《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编委。2018年获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超微与分子病理学专业委员会“突出贡献奖”。他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获省级科技进步奖2项。参编《免疫病理学》《超微病理诊断学》《中国血细胞诊断学》《病理学高级教程》《肝脏病学》《临床血液实验学》等专著，参译《KOSS诊断细胞学及其组织病理学基础》，是《血液病超微病理诊断学图谱》副主编。</h1><div><br></div><h1> 官教授这一路走是怎样走过来的呢？</h1><h1> 访谈中我们得知：1980年，不到16岁的官阳从沙洋中学考入湖北医学院。按当年的分数，他本可以报考更好的大学，原来是他哥1978年也考在这所学校就读。哥哥大他好几岁，是下放知识青年考取大学的。父母觉得官阳年龄小，两兄弟在同一所学校，便于哥哥照顾弟弟。</h1><div><br></div><h1> 大学毕业时，荆门刚刚成立市（原荆门县）并升格为地级市，正是求贤若渴之时。在那个时代还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组织上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荆门籍学医的大学生必须回荆门，没什么征求个人意见之说，直接把档案提走。到了荆门市，市卫生局又把他分配到了沙洋人民医院。</h1><h1> 老实说，官阳不太心甘，当年的大学生可谓天之骄子啊！那时的高考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几，农村孩子连考取中专都要宴宾客、放鞭炮庆祝。三十多年前的医学院本科生，且不说留在武汉，分在荆门城区医院总该可以吧。可领导怎么说，你是沙洋人，你不去沙洋，谁去沙洋？沙洋当年只是一个镇，更主要的是，官阳母亲也在沙洋人民医院工作。和自己的母亲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恐怕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大愿意吧。</h1><div><br></div><h1> 不想安于现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继续学，继续考，再考研究生。官阳在沙洋人民医院是住院医师，要经常值夜班。作为在职医生，没有业余时间学习是个大问题，只能挤时间，熬夜学。有一次因学习太困，毛衣脱了一半就睡着了，早晨醒来才发现，毛衣竟围在脖子上。</h1><div><br></div><h1> 三年后，官阳考入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病理学家武忠弼院士和阮幼冰教授，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了。官阳说，他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也要感谢恩师武教授和阮教授。武忠弼何许人也，看看下面的照片便知有多牛。</h1> 武忠弼教授1985年荣获联邦德国政府授予的德国大十字勋章，1988年被评为德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获联邦德国总统星级大十字勋章，为中国获此殊荣第一人。上图是他2007年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合影。 <h1><p><span style="color: inherit;"> 同济医科大学和同济医院都与德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它最早就是由几位德国医生和中国留德学生共同创办的，现在与德国仍保持密切的学术和人员交流。</span><br></p> 官阳作为武院士的得意弟子，原打算去德国读博士研究生的。他当年已在学德语，并做好了留德准备，但后来一个偶然因素去了日本金泽医科大学攻读博士。<br></h1> <h1> 杨校长问：您做了留德准备，后来突然改去日本，怎么过语言关呢？</h1><h1> 官教授说：那没有办法，只有拼命学了，恶补日语，我可是和日本学生一样用日文考的博士呢！</h1> <br><h1> 那您就没想过留在日本吗？</h1><h1> 我还真没想过。当年日本导师对我也很好，节假日都专门带我出去旅游。日方当时提出让我学习和研究工作延期，我给武教授写信，叫他召我回国。武教授开玩笑地说，别人是想方设法出国或延期，你小子倒好，求我把你召回来。</h1> <h1> 那时正是中国涌现第一股出国潮。记得我从海关签证回国的时候，日本海关人员都有些诧异，那眼神好像在说，是不是错了，还有要求提前回中国的？</h1><div><br></div><h1> 那时出国诱惑力大呀，以我为例，我当时在国内的工资是月薪400元人民币，而我到日本读博时拿10万日元，换算为当时的人民币值为8200元，是我工资的20倍！我从日本回来时绝对可算得上富人，几万块钱可在武汉买套房！那时的出国人员，除了算经济账，还有工作条件，发展前途等方面的考虑，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仍与日本有差距，而我留学那会儿中日差距起码在50年以上！</h1><div><br></div><div><h1> 您后悔过吗？杨校长问。</h1><h1> 我从没有后悔过，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仍然回国。我也不说什么爱国主义的话，反正我就是想回国，外国再好，但那儿不是我的家，我的父母、爱人、孩子、同学、同事都在中国。</h1> <br></div><h1> 听到官教授的这番话，让我想起80年代在中国风靡的一部巴西电视剧《女奴》，伊佐拉受了那么多苦为什么不愿离开巴西到欧洲去，因为这儿是她的祖国，还有她的心上人……即所谓家国情怀吧。</h1> <h1> 官阳教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也很健谈；他性格阳光开朗，个人名片就叫“阳光世界”。他不喝烟酒，不打麻将，不喜欢应酬，平时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干这些事情，他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都很强的人，是国家级人才，同时也是好丈夫，好父亲，对儿子的教育也很成功，现在儿子已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广州工作。</h1> <h1><p> </p> 当年和您一同出国的那些人现在国外发展得怎么样？ 笔者禁不住好奇地问。<br> 据我所知，大多数人发展一般，就是个普通医生或科研人员，也就是在国外打工吧。官教授笑笑谦虚地说，当然我也是普通医生。出去的那批人也包括我自己，当时谁也没想到中国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会发展得这么好！早知如此，可能有些人当年不会出国。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海归医学硕士博士回国一定会得到重用。而他们移民多在发达国家，人家当时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中国留学生不易受到重视，像解决个人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等问题，都得靠自己。不像我们中国，有些事情是依靠组织和单位帮助解决的。<br></h1> <h1> 官教授说的符合当时实际。且不说三十年前的美日英法了，就是当年台湾地区，与大陆也差距大着呢！有台属回大陆来，捎带上什么彩电、音响甚至几块电子表，都让左邻右舍羡慕得不得了。去年，我们校友联谊会一行到台湾拜访了老校友李可梅先生，让我们亲眼见识了一下台湾，与我们想象中的亚洲四小龙有很大距离。台方接待人员或许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先主动地说，台湾发展最好的时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称“亚洲四小龙”时期。这些年台湾缓慢发展，而大陆却在飞速发展。</h1><p><br></p><h1> 看了大陆的长城、三峡大坝、呼伦贝尔大草原、青海湖，再看台湾的日月潭、阿里山，可能会有些失望；即使台北、高雄这样有名的城市，仅从城市建设方面看，不说与北上广深比，哪怕与大陆发达的县城比，也显得格格不入。我们从金门一踏上厦门的土地，感觉就是乡村与现代化大都市两个世界。官教授和我们这辈人都赶上了祖国发展的好时代。</h1><p><br></p><h1>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中国改革开放后有了迁徙的自由，选择在哪里定居和工作是个人自由，也无可指责。但官阳教授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回到祖国，用自己所学为祖国人民服务，为家乡人民服务，工作兢兢业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应该受到赞美，是值得大写的人！</h1><p><br></p> 杨校长采访官教授 访谈结束后合影，左起：熊道德 官阳 杨继宁 （沙洋中学校友联谊会 熊道德 202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