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英烈-宣灏烈士

素缘了凡

宣灏（1917年—1949年）原名润才、宣骏，《红岩》中胡浩的原型。1917年3月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北门丁家弄。1949年12月27日牺牲。

幼年家境贫苦，小学毕业后外出当学徒，后来误入 国民党军统局息烽特训班，因思想进步被军统逮捕，关押在 息烽集中营。1946年7月被转押重庆“白公馆”。长期的牢狱生活，使他更加看清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发誓出狱后要把集中营的黑幕公诸于世。他每天半夜起来借着牢门透进的昏黄灯光偷偷写作。1949年11月27日， 特务们在“ 白公馆”进行集体大屠杀，宣灏高呼“ 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他出生那年是润年润月，所以父亲给他取小名阿润。宣灏小时候，家中靠父亲走街串巷卖鱼虾为生，家境非常贫困。11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家里更加艰难。他每天除上学时间外，还要帮着父亲沿街叫卖鱼虾。他在县立坛巷小学读完初小后，转人江阴八校读高小。

宣灏从小性趣广泛，求知欲望强，什么书都看，无论小说、诗歌、散文、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卜国的，只要是书，他都如饥似渴地读。

宣灏在学校中一直是“尖子”，除不喜欢音乐课外，作文、美术、体育样样都行，尤其爱书法。在家中一有时间就临帖抄书，父亲为此经常发他的火，骂他书呆子。有一次他把父亲用以斗蟋蟀赚钱的一个被父亲视为珍宝的蟋蟀罐拿去卖钱买宣纸，父亲发现后，狠揍了他一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强占我东三省，国民党当局下命不许抵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日浪潮在全国各地掀起。十四岁的宣灏受到抗日浪潮的洗礼，幼小的心里立下壮志，长大后要以身报国，从此他刻意锻炼身体，每天练习长跑。为了增强体力，他在练长跑时还在每条腿上各绑上30个铜钱，后来又改为各绑一块铅块。同学问他为啥这样苦练，他回答说：“为了打好日后无车无船时日跑八十、夜跑一百的基础，增强体质，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宣灏在初中只读了半年，缀学随姐夫去无锡通茂山货行当学徒学做生意。这年他才16岁。

学徒生涯非常苦，天不亮起来开门清扫，跑腿打杂的活总干不完，还要帮老板家洗尿布，倒夜壶，吃饭时不能上桌子，只能吃老板一家的剩菜剩饭。特别使他恼火的是晚上不许点灯看书，怕费灯油。宣灏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写了一篇题为《学徒的呼声》的文章投给报社，第二天无锡的报纸就登出来了。文章把山货行的种种劣迹一一揭露，老板大怒，要开除他。姐夫和保人忙给老板赔不是，要求老板开恩留下他。但他却留下一封信说：“……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要求取知识和到大的世界去活动……”义无反顾地跑到杨州投军去了。

宣灏在军营里干了几个月，被父亲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由，强行把他拖回家。

1934年秋，宣灏在当牙医的姨父的帮助下，到上海东南医专解剖实验室去当助手和绘图员。因他从小喜欢画画，绘图功底好，所以干这工作得心应手，两年多的工作学习中，他学到不少知识。

参加革命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他凭着一腔热血投身到上京请愿、反对“何·梅协定”的斗争行列之中。和学生们一起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呐喊、奋斗。

1937年初，他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江阴，当了小学教员，后又当了半年小学校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抵抗，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江阴失落在即。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宣灏决定投笔从戎，投身到抗曰救亡中去。父亲知道拦不住儿子，凄然送别时说：“这是你的志愿，我怎样受苦也不能阻拦你。”

宣灏告别了年迈的父亲，踏上风雨旅途。从此后他再也没能见到父亲。

宣灏怀着一颗报国之心，长途跋涉来到武汉，到国民党八十八师当军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他随军撤退到湖南。他见国民党军队毫无抵抗诚心，日军未到先就跑了。他觉得在这样的军队中干下去没有前途。他想要学习军事，好上前线杀敌。1939年，他看到一张中央军事特种技术学校公开招生的广告。条件要身体健康，高中以上文化。宣灏以为这是一所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正符合他学军事、上战场的想法，他报名后被录取了。他和其他被录取的青年一道被送到贵州息烽。到了息烽，他才知道这哪是什么“军事学校”，是国民党军统局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是培养训练特务的地方。他知道上当了，后悔了。他想离开，但这地方是能进不能出的。他拒绝上课，拒绝受训，躲在宿舍里看进步书籍。因他的严重“违纪”被关了禁闭。在一个细雨茫茫的晚上，他逃出禁闭室，想逃离这个黑窝，回到家乡去皖南投奔新四军。贵州是山区，交通非常落后，他一个人在山里乱走，跟本找不到路。还没离开息烽十里，就被抓回来了。

宣灏被抓回来后，先被关人特训班重禁闭室，不久被送到离县城6公里的息烽集中营关押，从此成了一名“重犯”。宣灏被关进来时，息烽集中营主宰者还是以“屠夫”著称的何子桢。狱内管理非常残酷，连牢房的窗户都用黑纸糊上，“犯人”睡的地铺用尺子量过，每人只有1尺3寸宽，睡下后挤在一起动都不能动。每天吃的是霉米陈粮，饭内沙子杂质很多。犯人从来不洗澡，牢内臭气熏人。在这恶劣环境中宣灏患上了痢疾。虽未丧命但身体却被折磨垮了。

1941年，何子桢被撤换，周养浩接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在集中营内推行“狱政革新”，放“犯人”出来劳动。经“中共狱中秘密支部”的斗争，为“犯人”争取到了白天不关牢门，改善伙食，可以读书报的权利。狱中“犯人”的生活环境才稍有好转。

通过出来参加劳动的机会，宣灏认识了共产党人罗世文、许晓轩、车耀先等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在他们帮助下，宣灏认真读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革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解放的救星。后来他曾对同室难友说：“讲革命不容易，干革命更难。起初我只知道打东洋鬼子叫革命。被关进来后老许(许晓轩)、老谭(谭沈明)给我许多教育帮助，我才懂得一点革命。讲啊！干啊！就不要怕杀头。众多人都跟着共产党，我跟着老许、老谭他们干就是了。”

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为了推行“狱政革新”，搞“政治攻心”。在集中营内办了《复活月刊》《养正周报》，让“修养人”参加编辑和撰稿。宣灏在利用空余时问发奋读许晓轩他们推荐的进步书籍的同时，先后写了《沦陷后的江南》、《垦荒者》、《旧居》、《火》、《梦》、《文章与人》、《基督的叛徒》等10多篇发表在狱中刊物上。

宣灏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六年中，不但没有象特务们希望的那样“悔过自新”，而是在狱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读进步书籍，明白了革命的真谛。在真正意义上“复活”了。

1946年7月22日，宣灏和息烽集中营的在押“政治犯”共72人被转押重庆。宣灏和谭沈明等被关在白公馆监狱。在白公馆监狱里，共产党人陈然等利用黄显声提供的报上的消息，用香烟盒、废纸写成“狱中《挺进报》”进行传阅。宣灏一生有爱读书的习惯，在这里没有书读他非常不安。“狱中《挺进报》”成了他唯一的读物。每一篇他都读得非常认真。有一次他正全神贯注地读，被特务发现了，把他押去刑讯室严刑拷打，要他供出是谁写的，消息哪来的。但他咬紧牙关坚持说是自己写的。后来许晓轩见他实在被打得不行了，勇敢地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写的，与宣灏无关。特务们问消息来源，许晓轩说放风时在你们的报子上看到的。特务们翻报纸果然有这条消息，这才算了。宣灏被送回牢房后，紧紧抱住许晓轩说：“我没出卖同志。”他的勇敢和坚强，赢得了牢中难友们的崇敬。[1]

英勇就义

1949年9月，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从台湾飞回重庆，对军统(已改称保密局)作了屠杀在押“政治犯”的布置。大屠杀即将开始。难友们已从紧张空气中予计到敌人可能下毒手，宣灏从地铺里取出纸笔，写下了《遗书》。他在《遗书》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迷途”，后来的觉醒，《遗书》中写道：“……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踏出牢门，我依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兄弟的队伍中去……”“……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把遗书趁放风时交给了难友罗广斌(《红岩》作者)

1949年12月27日晚上，重庆山城已能听到解放大军的炮声。“天快亮了”。而此时，凶手们举起了屠刀。宣灏和文泽一起被刽子手押出白公馆，走向刑场。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敌人的枪响了……

宣灏倒下了，他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人生的价值。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为追求革命真理而献身。1950年，他被共和国追认为烈士。他的遗骸长眠在歌乐山烈士陵中。

宣灏，原名润才、宣骏，1917年3月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北门丁家弄。他出生那年是润年润月，所以父亲给他取小名阿润。宣灏小时候，家中靠父亲走街串巷卖鱼虾为生，家境非常贫困。11岁那年，母亲不幸病故。家里更加艰难。他每天除上学时间外，还要帮着父亲沿街叫卖鱼虾。他在县立坛巷小学读完初小后，转人江阴八校读高小。

宣灏从小性趣广泛，求知欲望强，什么书都看，无论小说、诗歌、散文、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卜国的，只要是书，他都如饥似渴地读。

宣灏在学校中一直是“尖子”，除不喜欢音乐课外，作文、美术、体育样样都行，尤其爱书法。在家中一有时间就临帖抄书，父亲为此经常发他的火，骂他书呆子。有一次他把父亲用以斗蟋蟀赚钱的一个被父亲视为珍宝的蟋蟀罐拿去卖钱买宣纸，父亲发现后，狠揍了他一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强占我东三省，国民党当局下命不许抵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反日浪潮在全国各地掀起。十四岁的宣灏受到抗日浪潮的洗礼，幼小的心里立下壮志，长大后要以身报国，从此他刻意锻炼身体，每天练习长跑。为了增强体力，他在练长跑时还在每条腿上各绑上30个铜钱，后来又改为各绑一块铅块。同学问他为啥这样苦练，他回答说：“为了打好日后无车无船时日跑八十、夜跑一百的基础，增强体质，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宣灏在初中只读了半年，綴学随姐夫去无锡通茂山货行当学徒学做生意。这年他才16岁。

学徒生涯非常苦，天不亮起来开门清扫，跑腿打杂的活总干不完，还要帮老板家洗尿布，倒夜壶，吃饭时不能上桌子，只能吃老板一家的剩菜剩饭。特别使他恼火的是晚上不许点灯看书，怕费灯油。宣灏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写了一篇题为《学徒的呼声》的文章投给报社，第二天无锡的报纸就登出来了。文章把山货行的种种劣迹一一揭露，老板大怒，要开除他。姐夫和保人忙给老板赔不是，要求老板开恩留下他。但他却留下一封信说：“……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要求取知识和到大的世界去活动……”义无反顾地跑到杨州投军去了。

宣灏在军营里干了几个月，被父亲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为由，强行把他拖回家。

1934年秋，宣灏在当牙医的姨父的帮助下，到上海东南医专解剖实验室去当助手和绘图员。因他从小喜欢画画，绘图功底好，所以干这工作得心应手，两年多的工作学习中，他学到不少知识。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他凭着一腔热血投身到上京请愿、反对“何•梅协定”的斗争行列之中。和学生们一起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呐喊、奋斗。

1937年初，他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江阴，当了小学教员，后又当了半年小学校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抵抗，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江阴失落在即。在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宣灏决定投笔从戎，投身到抗曰救亡中去。父亲知道拦不住儿子，凄然送别时说：“这是你的志愿，我怎样受苦也不能阻拦你。”

宣灏告别了年迈的父亲，踏上风雨旅途。从此后他再也没能见到父亲。

宣灏怀着一颗报国之心，长途跋涉来到武汉，到国民党八十八师当军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他随军撤退到湖南。他见国民党军队毫无抵抗诚心，日军未到先就跑了。他觉得在这样的军队中干下去没有前途。他想要学习军事，好上前线杀敌。1939年，他看到一张中央军事特种技术学校公开招生的广告。条件要身体健康，高中以上文化。宣灏以为这是一所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正符合他学军事、上战场的想法，他报名后被录取了。他和其他被录取的青年一道被送到贵州息烽。到了息烽，他才知道这哪是什么“军事学校”，是国民党军统局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是培养训练特务的地方。他知道上当了，后悔了。他想离开，但这地方是能进不能出的。他拒绝上课，拒绝受训，躲在宿舍里看进步书籍。因他的严重“违纪”被关了禁闭。在一个细雨茫茫的晚上，他逃出禁闭室，想逃离这个黑窝，回到家乡去皖南投奔新四军。贵州是山区，交通非常落后，他一个人在山里乱走，跟本找不到路。还没离开息烽十里，就被抓回来了。

宣灏被抓回来后，先被关人特训班重禁闭室，不久被送到离县城6公里的息烽集中营关押，从此成了一名“重犯”。宣灏被关进来时，息烽集中营主宰者还是以“屠夫”著称的何子桢。狱内管理非常残酷，连牢房的窗户都用黑纸糊上，“犯人”睡的地铺用尺子量过，每人只有1尺3寸宽，睡下后挤在一起动都不能动。每天吃的是霉米陈粮，饭内沙子杂质很多。犯人从来不洗澡，牢内臭气熏人。在这恶劣环境中宣灏患上了痢疾。虽未丧命但身体却被折磨垮了。

1941年，何子桢被撤换，周养浩接任息烽集中营主任，在集中营内推行“狱政革新”，放“犯人”出来劳动。经“中共狱中秘密支部”的斗争，为“犯人”争取到了白天不关牢门，改善伙食，可以读书报的权利。狱中“犯人”的生活环境才稍有好转。

通过出来参加劳动的机会，宣灏认识了共产党人罗世文、许晓轩、车耀先等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在他们帮助下，宣灏认真读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真正的革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解放的救星。后来他曾对同室难友说：“讲革命不容易，干革命更难。起初我只知道打东洋鬼子叫革命。被关进来后老许(许晓轩)、老谭(谭沈明)给我许多教育帮助，我才懂得一点革命。讲啊！干啊！就不要怕杀头。众多人都跟着共产党，我跟着老许、老谭他们干就是了。”

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为了推行“狱政革新”，搞“政治攻心”。在集中营内办了《复活月刊》《养正周报》，让“修养人”参加编辑和撰稿。宣灏在利用空余时问发奋读许晓轩他们推荐的进步书籍的同时，先后写了《沦陷后的江南》、《垦荒者》、《旧居》、《火》、《梦》、《文章与人》、《基督的叛徒》等10多篇发表在狱中刊物上。

宣灏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六年中，不但没有象特务们希望的那样“悔过自新”，而是在狱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读进步书籍，明白了革命的真谛。在真正意义上“复活”了。

1946年7月22日，宣灏和息烽集中营的在押“政治犯”共72人被转押重庆。宣灏和谭沈明等被关在白公馆监狱。在白公馆监狱里，共产党人陈然等利用黄显声提供的报上的消息，用香烟盒、废纸写成“狱中《挺进报》”进行传阅。宣灏一生有爱读书的习惯，在这里没有书读他非常不安。“狱中《挺进报》”成了他唯一的读物。每一篇他都读得非常认真。有一次他正全神贯注地读，被特务发现了，把他押去刑讯室严刑拷打，要他供出是谁写的，消息哪来的。但他咬紧牙关坚持说是自己写的。后来许晓轩见他实在被打得不行了，勇敢地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写的，与宣灏无关。特务们问消息来源，许晓轩说放风时在你们的报子上看到的。特务们翻报纸果然有这条消息，这才算了。宣灏被送回牢房后，紧紧抱住许晓轩说：“我没出卖同志。”他的勇敢和坚强，赢得了牢中难友们的崇敬。

1949年9月，见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从台湾飞回重庆，对军统(已改称保密局)作了屠杀在押“政治犯”的布置。大屠杀即将开始。难友们已从紧张空气中予计到敌人可能下毒手，宣灏从地铺里取出纸笔，写下了《遗书》。他在《遗书》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迷途”，后来的觉醒，《遗书》中写道：“……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踏出牢门，我依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兄弟的队伍中去……”“……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把遗书趁放风时交给了难友罗广斌(《红岩》作者)

1949年12月27日晚上，重庆山城已能听到解放大军的炮声。“天快亮了”。而此时，凶手们举起了屠刀。宣灏和文泽一起被刽子手押出白公馆，走向刑场。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敌人的枪响了……。

宣灏倒下了，他用自己的鲜血证实了人生的价值。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他为追求革命真理而献身。1950年，他被共和国追认为烈士。他的遗骸长眠在歌乐山烈士陵中。

一天深夜

曾是军统一员的宣灏找出纸和笔

写下自己最后的请求：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

宣灏被捕后，

在狱中接触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

宣灏懂得了

怎样才是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因此，宣灏继续写道：

虽然不是党员，

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

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来保证了的。

——宣灏遗书

12天后，宣灏在大屠杀中遇难。

误入歧途的青年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认清了人生的方向。“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就是这名“军统违纪分子”临死前最大的愿望！

宣灏（1917－1949） 江苏江阴人。1940年受广告欺骗，误入军统息烽训练班。因与进步朋友通信，被罚关禁闭，曾趁雨逃跑，打算投奔新四军，被抓回后关押于军统息烽监狱。后转押白公馆。在九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与一批批的革命志士接近，深受熏陶，向往着能踏出牢门投入革命队伍，并决心把军统监狱黑幕写成书稿公诸于世。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

1949年11月14日深夜，白公馆楼下第四室牢房里，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被关押在这里的“军统违纪分子”宣灏更加睡不着了。当天下午，一个看守悄悄告诉难友们：关在楼下二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约30人被押往电台岚垭秘密“制裁”了。另一方面的消息表明，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统治将彻底崩溃。

作为曾是军统一员的宣灏深知:此时此刻，自己和其他难友随时都会像邓兴丰一样被“制裁”。对于死亡，自己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遗憾的是，自己的身世，自己追求光明的历程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的同志，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自己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

想到这里，宣灏毅然找出悄悄收藏的纸和笔。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写下自己要对党说的话，万一有机会带出去，此生无憾矣！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他吃力地一笔一划写下了开头的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何说起呢？

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交代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他是江苏江阴人，生于1915年。自幼家贫，母亲早丧，念完小学后，宣灏只读了半年初中就无力继续求学而中断学业，在家帮忙父亲挑担做生意。空闲时，他会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习绘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这个时期，宣颢非常孤独。他回忆说：

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却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18岁那一年的秋天，一位有钱的远亲，把宣灏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解剖绘图员。在那里，工作相对清闲，空余时间，宣灏则去随班听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1935年年底，上海学生结队赴南京请愿抗日，宣灏也积极参加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在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宣灏感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枯燥无味，个人的前途也是多么的黯淡无光啊！他决心改变这样的生活。后来，他曾回到家乡当过小学教师、校长，但宣灏向往着更广阔的世界，可他却找不到方向，他说：“那只是‘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中国社会的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宣灏“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跳出个人小圈子，意识到要做一点对人类有意义的事，他决心投笔从戎参加抗日。而急于想学习军事知识的他，当看到“中央军校特种训练班”召生时，就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

但宣灏没想到，这却是一个军统特务组织借名训练职业特务的“息烽训练班”。宣灏痛悔莫及，他写道：

可惜的是：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啊！）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我就被捕了！

在监禁之初，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读新书店”经理──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团体”的政治性质，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驻有人民队伍新四军的皖南去，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无识，在十里之外，我又被捕了！

宣灏被捕后，先后被关押于贵州息烽和重庆白公馆监狱。在狱中，他接触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罗世文、许晓轩、谭沈明、刘国鋕、罗广斌等的影响、帮助下，宣灏懂得了怎样才能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为民族谋利益的。白公馆的同狱难友毛晓初，曾回忆宣灏说过的一段话：

革命啦，讲起来不是易事，干起来更不是易事。起初，我只管叫打东洋鬼子叫革命，关起来后，老谭、老许给我许多教育帮助，才懂得一齐革命，所以我就说革命讲起来也不是易事。干啦！就不要怕杀头，众多的人都跟共产党，一个心愿，脚步齐，这就更不易了。现在我明白，不管能不能出去，跟着共产党，跟着老谭、老许他们干就是了，出去了，不用说更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

因此，宣灏继续写道：

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来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监禁期中，我不断地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笔；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仍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队伍中去！

宣灏为自己没有机会为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而深感遗憾，但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没有丝毫的恐惧，心中充满了对反动政权的仇恨。他要向党倾诉，他要请求革命的同志在革命胜利后一定要为死难者报仇。他写道：

一次次难友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定，只要我能活出来，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的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将要付之流水了！我是多么可怜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们的生命，是匪帮们，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朋友，请你牢牢记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相信革命党人对死难朋友的忠诚，一定会满足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九泉的！

倾诉完心中最后的请求，宣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时，天色已明，宣灏为自己做了一件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而心情痛快。最后，他深情而郑重地签上落款：

灏弟上言，十一月十五日

这封信写成后，宣灏寻机将它交给了罗广斌，因为难友们普遍认为，以罗广斌的家庭背景，是可能逃脱被“制裁”的厄运的。但罗广斌本人却不这样看，他已作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将宣灏的信叠好藏进地板下。12天后，1949年11月27日晚，宣灏在大屠杀中遇难。

大屠杀之夜，罗广斌侥幸脱险，才使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书信重见天日。解放后，罗广斌等人创作《红岩》小说时，还以宣灏为原型之一塑造了胡浩这个艺术形象。

1935年底，他参加了上海学生为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赴京请愿抗日的伟大斗争行列。

1940年受广告欺骗，考入“中央军校特种技术训练班”下属的“息烽训练班”受训。由于阅读进步书籍，并和外面的朋友通信，被罚关禁闭。在禁闭室里，敌人叫宣灏写信诱捕他的朋友，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他曾趁雨逃跑，打算投奔新四军，被抓回后关押于军统息烽监狱。后转押重庆白公馆。在狱中，他每晚半夜起来写作，数年不懈。

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

时年三十二岁。

一个误入歧途的青年，叫宣灏。抗战的时候，军统在报纸上登广告，举办抗日战争特种技术训练班，招收学员。这个青年还着一片抗日的热情报考了，考取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军统的特务班。他心理很不高兴，我是要抗日的，军统与人民作对，所以他给他的一个同学写信，说上这个班很懊悔，这封信被特务抓到了。那还得了，立刻就关起来，一关就是9年，从40年到49年，很长时间，除了这封信，什么证据也没有，特务也认为没什么了，但就是不肯放，蒋介石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他被关在白公馆。

一次，宣灏在阅读传递字条时被看守长杨进兴当场抓住，并被夺去了字条，杨进兴把他拖出牢室，严刑拷打，就审讯他是哪里来的？并跟他说，“9年了，很快就可以放你了。你只要把谁给你的这个纸条讲出来，就行了。你跟他们不是一起的。”

许晓轩(小说《红岩》中齐晓轩的原型)为了保护宣灏，毅然站出来向杨进兴承认是他写的。杨进兴不信，问他消息来源，许晓轩说是在杨办公室里的报纸上看到的。杨进兴让他进办公室找，说如果找到了那条消息就放了宣灏。许晓轩知道宣灏传递的消息，是黄显声将军看了报后传出的，当然能在杨进兴办公室里的报上找到，翻了一会儿后，许晓轩果然找到了。

杨进兴知道，这事要传出去，“人犯”竟然进他的办公室看了报，他也是吃罪不起的，只好把宣灏放了。

这件事对宣灏震动很大。他十分感动，这些共产党员为了保护难友，不惜为别人承担危险！他内心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给狱中的共产党员写了封信，称自己是共产党员“思想上的同志”，在信中表明自己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几天后(1949年11月27日)，宣灏在大屠杀中殉难。

我，不希望在我的墓石上，

饰着诗人的月桂冠，

我只希望饰着战士之剑与帽子！

我曾经梦见，我曾经梦见，

我曾经梦见那恋之焰，

那美丽的捲毛，

那长春树，那木樨，

那嫣红的唇与清苦的言语，

那哀歌的哀调。

风清梦醒，

我的可爱的梦像也跟着消失。

遗忘在我这里的，

仅有那曾经燃烧着的，

聚溅于柔腻的歌声中的余韵。

梦，十分奇异又十分可怕，

她把我欢愉，也把我威胁。

到如今，可怕的阴影挂在我的眼前，

在我的脑中，波涛起伏。

我的心，我的心是悲若，

虽然被这五月的清丽的阳光照射着，

我踯躅倚于菩提树下，

在那鸟儿的古城的旁边。

我的脑中是海一般的汹涌，

也有飓风，也有潮汐，

虽然说是有美丽的真珠，

然而是深沉海底。

疲倦于行旅的人的最后的休息的坟地，

应该是在何处呢？

是在那南国的棕榈树下，

是在那莱茵河畔的菩提树荫？

我或者会在什么地方的沙漠中，

被不相识的手所掩埋吧？

或者是应该长眠于海岸的沙滩里面呢？

总之，神圣的天空是把我包藏，

无论是在地底或在海底，

然而那海灯一般的星星，

是夜夜在我的头上闪耀。

遗书①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呵！）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国鋕）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说成的话。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上母亲逝世后，我即帮助父亲挑担作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和到大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作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却讨厌我到他们家里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的（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淘（窝）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呵！

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的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室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二十四年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我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行列；从那时以后，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狭小无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处托人活动转业，最后回到家乡小学里当了教师，接着又当了一学期小学校长。这样我的生活是“独立”了。因为职业关系，也得到少数人的尊敬了。但我应当说，我是一直在个人主义的道路上横冲瞎撞而已！直到抗战爆发，因为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但可惜的是：我走进了一个反动的军队，还认为他们是为民族谋利益的阵容。因为想学一点军事学识，三个月后，我考进了这“团体”的“息烽训练班”（他们是以“中央军校特种技术训练班”的名义来招生的）受训。但因当时不明其性质和纪律（那时是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的呵！）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读我爱读的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我就被捕了！

在监禁之初，我的情形是并不很严重的；他们只要我表示悔过，并想利用我的亲笔信去诱捕与我通信的在贵阳的朋友——“读新书店”经理——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这时已经明白了他们所谓“团体”的政治性质，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啊，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在那个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从禁闭室里冲出来，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新地——驻有人民队伍新四军的皖南去，然而由于自己的幼稚无识，在十里之外我又被捕了！

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象（像）你们一样，用行动来保证了的。在九年多监禁期中，我不断地读书和磨练自己的文笔；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依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弟兄的队伍中去！

一次次难友的牺牲，更加强了我这心愿：我决定，只要我能活出来，我要运用我熟悉的工具——笔——把他们秘密着的万千的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这个时代的见证人②！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将要付之流水了！我是多么可怜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临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朋友，请你牢牢记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相信革命党人对死难朋友的忠诚，一定会满足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于九泉的！ 

灏弟上言

十一月十五日

①这封信是宣灏秘密钉在白公馆地板下面，由另一个同志侥幸脱险后取出来的。

②宣灏在狱中每天半夜里偷偷起来，借牢门缝里透进的一点点灯光写作，数年不懈。

宣灏狱中遗作《红楼梦人物索引》，藏于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遗书》是进步青年，革命烈士宣灏遇难前写的一篇文章，记述了他艰难坎坷而短暂的人生历程。

宣灏不仅具有强烈的进取之心，还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少年时，一面帮助父亲挑担作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16岁时，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还挤时间学画，读新兴小说和社会科学书籍。18岁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员。抗战爆发，“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因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结果“误入歧途”。但他永远也没有丧失追求光明的理想，一直想参加新四军。后来，在监狱那种恶劣的环境里，还不断地读书和磨练文笔，努力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水平，希望能把反动派的万千罪恶“告诉给全世界，作时代的见证人”！真是历经苦难，意志弥坚，生命不息，追求相随。

宣灏否定利己主义思想，树立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的信念。因为家穷，宣灏不仅形成了孤僻矜持的性格，还给他带来了“求点知识，学些本领，将来往有钱人窝里爬！”的坏思想，后来认识到这种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呵”！积极参加抗日运动，争取民族解放。1924年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宣灏也主动参加到了那些伟大的行列。他虽缺乏政治常识和经验，但认识还是逐步提高。抗战爆发，他开始意识到要为人类作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业，但可惜走进了反动军队，因不明其性质和纪律，照常读进步书籍，因此不到四个月就被捕了！他坚持正义，拒绝加入反动组织；坚定做人底线，不贪念荣华富贵，决不因一己之私而出卖朋友。宣灏说：“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啊，我怎么能入于这些狐群狗党之流？怎么能出卖我敬爱的朋友，以换取一己的荣华富贵？”

他对党的热烈向往。虽然不是党员，但却主动向党员看齐，并用行动来证明。“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对共产主义和人民的党的诚信，也象你们一样，用行动来保证了的。”“我郑重地发过誓：只要能踏出牢门，我依旧要逃向那有着我自己的弟兄的队伍中去！”牺牲前，仍寄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为死难的烈士报仇雪恨。由此可见，宣灏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必定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

这篇书信，展现了一颗进取、正义、坚强的心灵，读后令人震撼，给人力量。必将激励人们为彻底埋葬反动派而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