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我回来了--纪念两航起义71周年

东方枭龙

2020年11月8日上午10:00四川省图书馆在第一学术报告厅举办了主题为“祖国我回来了——纪念两航起义71周年”巴蜀讲坛及两航起义后代向四川省图书馆赠书仪式。 两航起义人员后代孙德生，顾工，林建华，张爱萍签到。 成都市两航起义后代及关心两航起义的市民参加了讲坛。 讲坛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艺术总监，国家一级演员，曾经荣获中国话剧最高奖“金狮奖”等多项荣誉，资深节目主持人，两航起义后代董凡主持。 原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人员的后代周志亮、周岷、杜昆三、金群讲述回顾了两航起义历史意义，对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航空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英文缩写CNAC）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英文缩写CATC）的简称。 中国航空公司，193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商中国飞运公司订约合营，总资本为国币1000万元，中方股份占55%，美方占 45%。1933年4月，飞运公司将股权转让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945年7月中、美双方合约期满，12月续签新约5年，中方股份增至80%，美方减为 20%。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1947年5月起，刘敬宜任第11任总经理。中航在其成立、存在的20年间，始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所给予它的优惠条件。在技术设施和业务经营方面都领先于其它航空公司。 中航在其成立、存在的20年间，始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所给予它的优惠条件。在技术设施和业务经营方面都领先于其它航空公司。 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1947年5月起，刘敬宜任第11任总经理。 1930年座落在上海天津路2号的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前身为欧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2月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办，总资本为国币300万元，分 3000股，中方认购2000股，德方1000股。1933年8月资本增加到510万元，中方持3400股，德方持1700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41年7月，中德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同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欧亚”的德方股份，并改为国营。1943年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改组“欧亚”为中央航空公司。同年3月，中央航空公司正式成立，陈卓林为总经理。 1931年座落在广州太平商路广信大厦的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是抗战爆发前由中美合资组建的军用飞机制造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航空企业。抗战初期，作为中国空军主力机型的霍克-3战斗机、诺斯罗普轰炸机大多由这个厂生产，1937年爆发在杭州上空的"八一四"空战，抗战勇士高志航等驾驶的战鹰就是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生产和组装的。 1943年，中国航空公司在昆明、重庆等地招收的数百名原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遣散人员作为稀缺技术人才，随即被派往印度加尔各答、汀江工作，投入到"驼峰航线"的保障服务中。 "驼峰空运"后幸存的中国航空公司空地勤人员后来都参加了"两航"起义，从香港回到内地，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及航空工业的开拓者。 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结束，为打击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 “驼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背脊凹处的一个山口，它的海拔高度高于当时美国主要装备机型（DC-3、 C-46、 C-47）最大爬行高度，这里是中国至印度航线的必经之处。 中国向印度运送派往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 "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航线全长500英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 由于负责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陆军无力立刻承担飞行的重任，就是这个时刻，中国驻美代表宋子文提出：飞行经验非常丰富、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早已开辟了昆明——密支那（缅甸）——加尔各答（印度）等几条通往印度的航线。可以由中航公司来参与这条航线的开辟和运行，美军提供中航一些飞机。美国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等美军将领需要中航飞行人员的经验和原有的20多架飞机，提出由美军租用中航公司的飞行人员和飞机来承担一部分中印航线的任务。美军承诺，一旦中航飞机损失一架，马上补充一架。 中国航空公司就以受美军领导的一支商业航空公司的平民运输队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由于中航的飞行人员和飞机数量远远低于美国陆军空运总队的印中联队，所以中航运输的总吨位也不及美国陆军空运队。但是，中航的飞行员和飞机的单人单机使用效率上却大大高于美军，因此中航公司成为了驼峰航线上运输的急先锋。 杜远礼，原中央航空公司飞行员，曾参加“驼峰航线”飞行运输，1949年参加“两航起义”，从香港回到祖国，任中国民航成都管理局飞行中队长。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曾开辟成都至西昌航线，多次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执行专机任务。 到了驼峰航线的后期，中航在该航线共投入了40架运输机。据统计，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中航共飞越驼峰80000架次。 在驼峰航线恶劣气候条件下及日本飞机的截击威胁中，中国航空公司不畏艰险，经驼峰航线共空运了中国远征军至缅甸33477人，在中印公路筑路人员空投粮食523次，空运抗战物资44300吨。 中国航空公司在驼峰航线空运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坠落飞机46架，牺牲3人组机组人员共25组，82号机失事导致乘机的12名飞行员全部遇难共107人，在那抗战燃烧的岁月里，中国航空公司为了民族大义，捍卫祖国尊严，支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中国航空公司飞行报务员陆元斌提供的在驼峰航线牺牲的部分中国空勤人员的姓名，职务和部分坠落飞机的机号和时间。 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到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两航共拥有C－46、C－ 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因此，当时两航的动向对国民党军事运输乃至整个国共双方的战场形势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随着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解放，并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国土。曾经在帮助国民党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两航也陷入了困境，原以上海和广州为基地的两航，于1948年年底至1949年8月陆续迁住香港启德机场。 当时停放在香港启德机场内的“两航”飞机。 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 香港启德机场中国航空公司维修车间门前部分读书会会员，左起：魏应鹏，张汉良，王章锜，陈燕贻，黄国铨，胡里昌。 两航迁到香港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此时，两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空军部接管两航留守人员和机构时，发现刘、陈总经理尚在犹豫不定，处于十字路口，粟裕司令员指出，我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以争取他们。为此，中共华东局便向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时任周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办理。同时，电告我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飞机、工厂迁返祖国。从此，周恩来副主席经常检查进展情况，及时作出指示，指导工作。1949年7月，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决定派遣吕明同志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进行策动工作。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吕明、查夷平，亲自向他们交待任务，并要他们代表党中央和他本人欢迎刘、陈总经理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后，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9月初，吕明和查夷平、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核心小组进行了分工，吕明、查夷平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和飞行员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人员和两航基层及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对两航公司的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在中航对总经理刘敬宜做争取工作的同时，开展做中层人员的工作，通过中层骨干所掌握的业务部门和系统，以行政渠道的合法形式推动执行，为面上的工作开展提供了隐蔽性。这些中层骨干，有党的工作基础，爱国、事业心强，具有专业技术特长，深受上层信赖，与基层关系密切，形成策动起义的中坚力量，配合核心小组，以下促上，争取刘敬宜总经理，促使刘敬宜终于下定决心参加起义，率众北飞。 央航的情况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推动中层，形成合力，控制全局的。对央航的策动工作，开始主要是对上层和基层做工作。吕明、查夷平到港后当天就会见了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并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欢迎陈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意。在广州解放前后的有利形势下，陈卓林谨慎地向本公司上中层人员布置准备起义的工作。但出乎陈的意料，在上中层及飞行人员中遇到不少阻力。央航召开基层骨干会，研究依靠基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策略。在陈卓林总经理的直接授意下，央航成立了迁建委员会（后更名为“非常委员会”），逐步把上、中、下三层力量凝聚一起，成为统一行动的领导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起义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 两航员工在香港加紧准备北飞，北京时刻在关注。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两航起义问题，最后一次是10月底，周总理向聂荣臻、粟裕、李克农、刘亚楼、蒋天然等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两航起义飞机降落地点、起义时间；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的安排；刘、陈总经理的接待工作；刘、陈总经理到北京后由新华社发布两航起义消息；以及对两航公司的政策，总公司、分公司设置，机场使用和经营方式。 11月5日，吕明、查夷平搬进九龙半岛酒店，成立起义指挥部。11月7日，中航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在《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郑重签名，表达起义的坚定决心。当日晚，何凤元、吴景岩带着这份42人签名的起义宣言找到刘敬宜，再次进行说服工作，恳切希望刘总经理果断决策，坚决领导，迅速行动，立即宣布起义。 11月8日晚9时，陈达礼主持召开中航北飞人员预备会议，传达了北飞日期、时间、航线安排等事项。 1949年11月9日，4时半，中航陆维森、华祝、央航楼阅秉、徐文良等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送飞机，并妥善地避开局外人，使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办完起飞前的各种手续，登上飞机。 1949年11月9日清晨5点，香港启德机场停放着12架整装待发的飞机，其中中国航空公司10架，中央航空公司2架。清晨6时，12架飞机依次滑向跑道起飞升空，在脱离塔台视线后，掉头组成编队向北飞行。 中航央航总经理及随员中央委派人员和机务人员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邓仕章，吴景岩，陈文惠，刘陵，徐冯嘉，林正卿，张振，郁会楠，路家玖，余惠民，韩家琪16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 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空军司令刘亚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以及任泊生等有关人员。 两航起义人员，中国航空画大师陈应明画的CⅤ-240型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的水粉画。 两航起义人员陈应明，周明广。 现存在北京航空博物馆的两航起义长机，隶属于“央航”的“空中行宫”（康维尔-CV240型）XT610号飞机。1950年7月底，它被命名为“北京”号，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后来均由两航起义功臣潘国定驾驶，参与了新中国民航1950年的“八一”开航、1955年首航拉萨等飞行任务。 机组人员及家属42人乘坐11架飞机（3架C-46，6架C-47，2架DC-3），由陈达礼驾驶的C-46运输机领队，经8小时的飞行，陆续降落在天津贵庄机场。 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北飞的中航10个机组和央航的1个机组在天津市镇南道市政府招待所合影（包括起义北飞央航机长林雨水的夫人周秀笙和女儿林慰慈、两名部队干部，缺中航副驾驶李凤朝）。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同日，周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两公司总经理。 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他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他号召“两公司的全体人员努力克服前进途中的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而不要对帝国主义者存任何幻想”。 1949年11月9日晚，天津市政府在天津起士林饭店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到达天津的全体人员 黄敬市长在欢迎“两航”起义北飞人员的宴会上致欢迎词。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联合发表起义通电。 中航全体起义员工起义宣言。 央航全体起义员工起义宣言。 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等新闻媒体对两航起义的报道。 1949年11月9日，香港两航起义12架飞机胜利飞抵北京和天津时，还有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资产，飞机修理厂和停留在启德机场的70余架飞机仍在香港。 1950年1月7日，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1月9日命令在港起义员工保护国家财产，准备接收。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派出接收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工作团。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局长钟赤兵电令刘敬宜、陈卓林分别负责接收中航、央航所有在港资产。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根据主权国豁免原则，宣布撤销对两航的“临时禁制令”。两航的护产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195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政务院特派接收港九国民党政府机构专员办事处，负责接收两航等29个起义单位的资产。 周总理在给两航员工的信指出：“负责保护一切资产，听候进一步指示”，15日两航复电中央，表达了坚守岗位，保护资产的决心。停留在香港的数千名两航员工，为了保护留港资产，与国民党展开了长达两年多的护产中航护产运动。 1950年4月2日凌晨，中航停放在启德机场07号跑道以北香港军事禁区内的7架飞机被炸。但港英警察竟非法将在跑道另一侧夜间值勤的中航纠察人员全部拘留。中航何凤元、华凤翔、陆元斌、张仁德等人赶到现场，当即向港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次日，周恩来总理就中国飞机在香港被炸一事发表声明：我国民航飞机7架，在由英警负责警卫的香港英国当局军事禁区内被炸事件，香港英国当局应负完全直接责任。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也加入了这场战争。1950年5月10日，英国枢密院对香港高等法院发出“枢密院令”，经由行政手续将两航飞机和器材再次扣押1950年5月17日，章汉夫副外长就香港英国当局扣押中国民航局下属中航、央航两航空公司停放在启德机场的飞机和器材的事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 两航护产员工在飞机前的合影。 1952年7月28日，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抗议，英国伦敦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将中国留在香港的央航40架飞机及其他资产，非法判给美国陈纳德的所谓“民用航空运输公司”。7月29日，港英当局施用暴力，出动武装警察、冲锋车、警车，殴打、囚禁两航护产员工，军警打伤护产员工百余人。10月8日，香港高等法院又将中航留港31架飞机及其他财产判给了陈纳德。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陈纳德用航空母舰将两航全部留港飞机和其他资产强行运走。 香港各行业工会声援“两航”护产。两航公司员工与港英当局和国民党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新中国的财产。 中央军委民航局颁发的“两航”员工保护器材有功奖章。 经过坚苦不懈的斗争，1949年11月至1950年5月，先后有两航起义人员1725人及家属2427人从香港回归新中国。参加两航起义的员工共有2527名。起义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局即着手两航留港、澳人员复员事宜。 从1950年1月16日起，央航复员广州，中航复员天津、上海。到1950年底，两航自香港复员广州、上海、天津的员工累计1725人，随同员工回内地的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 第一批中航复员队伍在广九铁路九龙尖沙咀车站上车，到达罗湖，罗湖铁路桥是中英分界线，步行过桥，到达中方地界，受到热烈欢迎，在罗湖车站两航起义人员登上复员专列，列车启动经广州，上海，到达天津。 1950年7月7日第二批央航两航起义人员到达广州。 他们分批将航空器材运抵天津，共运回器材15000箱，其中无线电器材2477件，工厂设备和器材5977件，航空器材8000件，C-46发动机20台，C-47发动机7台，汽油3600桶和大量其它物资设备。 在中共澳门地下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中航在澳门的无线电修造厂、材料库，于1950年1月24日完成电信器材2477箱内运工作。这是两航海外资产中较早完整内运的一批。2月下旬两航在港物资解冻，大批抢运工作开始。从3月14日至5月6日，中航的大宗器材从港运出，计有9789件及飞机汽油3600桶，均运往天津。央航器材3月26日运往天津362件，4月26日运往广州316件。央航最大一批器材3452件于4月13日交海后号轮船，因广州遭空袭，延至5月9日才装船。但在12日海后号轮船开船前两小时，被港英当局以“英皇枢密院扣留令”再度冻结，以致这批央航器材受阻，未能及时运回。1950年底，民航广州办事处处长任泊生、政委陈瑞光派陆元斌、陈耀寰再去香港协办器材内运事宜，在两航联合办公室的张乃嵘、张心康、黄国铨(中航助理工程师)和郑宝书等留港员工的通力合作、艰苦努力下，排除各种阻碍，完成了组织交给的护产抢运任务，共运回器材2779箱，其中央航1838箱、中航941箱；1951年、1953年又两次陆续运回两航档案、办公用具和部分器材。 两航起义机务人员还修复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14架C-46和2架C-47共16架客机和运输机。 两航起义人员在飞机上绘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两航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员工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祖国大陆的17架飞机(C-46型14架、C-47型2架、水上飞机1架)共29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队主体。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在“八一开航”、支援解放西藏空投物资、成功试航拉萨，在航空护林、探矿、灭虫、测绘，在带飞天文领航以及试制盲降设备，在改建天津张贵庄机场、武汉南湖机场和兴建首都机场中，在发展民航运输生产、保证飞行安全、改善民航基础设施、加快民航人才培养和增进我国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维尔-240是美国康维尔飞机公司生产的双发活塞式近程运输机。1945年开始设计并试制；1947年3月16日首飞，能载客40名。当时中国中央航空公司曾购买6架，命名“空中行宫”。 1950年8月1日，该飞机执行天津-广州航线，成为新中国民航最早开辟的国内航线，史称“八一开航”。该飞机在中国民航一直执行航线飞行任务，直到1958年退出。 　　1949年11月14日，空军司令刘亚楼与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联名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航空工业建设意见），1950年12月，段子俊奉命组建航空工业，多次参加周总经理主持召开的会议，研究确定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计划。1951年4月17日，中国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下达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内运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而后为发展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讯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技术、物质基础。 　 10月，朝鲜战争因美军仁川登陆，形势急变。军委命令：立即停止民航天津建设规划，所有器材紧急疏散到太原建厂，任命于辉为太原民航机械总厂政委。全厂上下一心克服天寒地冻,物资紧缺等诸多困难胜利完成百日建厂任务于1951年5月1日开工生产。建厂初期有两航人员180人，后来陆续增加到425人，约占两航起义回国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1951年到1955年四年间在于辉政委的领导下：100天建成民航机械修理总厂，修理发动机、螺旋桨、仪表电器等满足民航需要；接受海军鱼雷艇发动机修理任务，屡立战功；改归航空工业部221厂后率先试制成功国产空速管、磁罗盘两种航空仪表，朱德总司令赞誉为“马槽里飞出的金凤凰”，1954年221厂一分为二，221厂制造航空仪表，432厂修理飞机。 回国后的八年黄金岁日里，两航起义人员意气风发，壮志有为，1955--1958三年间，在于辉同志率领下，五十多位两航工程技术人员及财务计划员，转战陕西关中、四川成都地区为国防工业选择一批工厂和研究所址，总结经验上报中央，筹建132厂，硕果累累。 "成都峨眉机械厂"，代号"国营132厂"，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在两航起义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帮助下，1958年10月成都峨嵋机械厂正式开工建厂，随着工厂的兴建投产，从此定居成都，焚膏继晷、薪火相承，航空报国。   1956年12月成都峨眉机械厂筹备組孫仲達，陈应明，熊守慤，顾大芬，冯中杰，何仲林等部分受表彰人员。 参加筹备建厂及后续到达的120多位两航起义人员，在建厂后的工厂各个岗位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技术才能和管理经验，为建立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贡献力量。 两航起义人员参与了研制歼-5甲和歼教-5飞机的工作，飞机分别于1964年11月和1966年试飞成功。歼-5的研制及装备，标志着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能够成批生产喷气战斗机的国家之一，是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里程碑。 1998年成都峨嵋机械厂组建为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国航空武器装备研制和生产主要基地、航空武器装备出口主要基地、民机零部件重要制造商，为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航起义70年后，在成飞的大部分起义人员己先后去世，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的后代继承了先辈们热爱祖国，航空报国的遗志，在各个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部分两航后代还进入了领导岗位，为成飞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两航后代周永亮受父亲周明广的影响，从小热爱航空，1965年5月7日在成都打破无线电遥控航空模型留空时间世界纪录，为国争光，荣获国家体育荣誉勋章和运动健将称号。 遍布全国许多岗位的两航起义员工，在国防、航空、航天、电子、通信、机械工业、科研、文教等部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争取祖国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贡献和成就，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当年关于“争取人是最主要的”指示的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1959年10月22日，周恩来总理同意为“两航”起义人员颁发纪念章。 195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右图为时任交通部副部长孔祥祯为“两航”起义员工颁发纪念章。 两航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爱国壮举，是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两航起义的直接作用，是给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个重大打击，它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两航起义的成功，轰动香港，震撼了国民党政权，引起国际注视。两航员工率先起义，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在港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机构，对他们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国民党政权以有力打击。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组建新中国民航事业和航空工业的一支主要技术和管理业务骨干力量。两航起义是一次爱国行动。毛泽东主席称之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总理称它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党领导两航起义的伟大壮举，是广大两航员工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大潮中，遵循党所指引的方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投向人民祖国怀抱的正义行动，它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史册。 　　 两航起义后代周志亮、周岷向四川省图书馆捐赠了书籍《历史永恒》、《历史荣光》（上下）两种六册，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何光伦接受赠书并出具收藏证书。 祖国终将选择哪些忠于祖国的人。 祖国终将记住哪些奉献于祖国的人。 主持人董凡深情朗诵诗：祖国我回来了。 凝视泛黄的照片心情起了波澜启德机场合影决定了他们的宿命和沿缘当年下定决心的一刻开拓了一生的不平凡从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庞我看见了决心和信念我猜想如果你们知道今后会遇到的苦难和艰辛是否后悔当初的行动与心念？我佩服在物质优厚的环境里你们毅然告别过去的庭院成为建设祖国的一员！1949年11月9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宣告两航起义！4000多人的正义行动载入史册世界震惊人寰！ 你们中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有着显赫的背景精通几门外语是家常便饭由此在那个年代也背上了里通外国的罪名莫名不堪你们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刚参加完对自己的批斗会强忍着不适的身体和心灵的屈辱继续坚守在被限制的岗位和空间艰难执着地前行和攀援……你们当中很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为了信仰和理想向组织敞开胸怀“我接受考验！”一遍遍递上自己的申请却仍然不能如愿……你们遍布在祖国的各个岗位像星星之火大地燎原对新中国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读着你们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我鄙视当下肤浅的追星、所谓的名媛你们的经历让我崇敬仰视没有理想的活着只是苟且人生虚度难言 我不知道如果自己生在那个年代是否也有那样坚定的信念那样的决心和誓言？我庆幸生活在当下没有饥饿没有动乱没有歧视没有战争有强大的祖国保护着我们永远向前……你们中大多数人的生命今天已经谢幕可以告慰的是你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正是奠基人做出的奉献事业幼小的树苗才能成林一片生机盎然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年的勇敢和决心不会忘记你们经历委屈负重前行初心仍然不会忘记你们默默地奉献誓言无声不会忘记你们的人生跌宕起伏坎坷磨难为了告慰在天的英灵为了后代永远的怀念在祖国的强大和自豪里我们永远记得你们的英名！一直永远！ 关心两航起义的成都市民自己制作了“两航起义71周年”纪念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