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生活（南征北战）

大千

交学费

八八年秋，我和弟弟一同考入马厂中学。曾是我同学的姐姐在我转到淮阴市人民路小学的半年后如愿考入马厂中学，现在读初三。我们姐弟三同在马厂中学念书——这也可能是那个年代马厂中学的特例。

八十年代末，念书要交学费的。虽然不是很多，但一家三个的费用压在只是务农的父母身上。到交学费的时候，我们姐弟仨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嘀咕：怎么办呢？这么多钱呢！能交得起吗？一回到家，我们就跟妈妈说：妈！学校要交学费了。妈妈常说：“知道了，不要焦心，我和你大的会想办法的。”

我们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想办法的。一天，我们刚下课，就听广播里传来校长王安芹老师的声音。他说：各位同学，下面要表扬三位同学的家长，他们是初三的钱兆轩同学，初一（3）班的钱兆千同学，初一（4）班的钱兆方同学（弟弟原来叫钱兆万），他们是姐弟三。就在刚刚，他们的父亲亲自把他们的学费交来了。请同学们回家对家长说，要向钱兆轩家学习。交钱迟交早交都得交，要尽快的把学费交来。

那一刻，我曾骄傲过。但是一回到家，发现家里的羊不见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父亲把我们放养的羊给卖了，可是还不足三个初中生的费用，又推几袋大豆买了，才凑齐。他怕我们姐弟三着急，就直接把学费送到学校。

在路上

因姐弟三都念初中，我们不得不天天往返于相距七八里的家与学校的路上。

初一的时候，每天天蒙蒙亮，母亲总是先将我们姐弟三的饭盒准备好。饭盒里有浅浅的淘净的米，几滴浓浓的漂散的油花，再加上从门前菜地里刚摘新洗的鲜嫩的青菜葱叶。然后，再叫醒我们。我们匆忙完成漱口洗脸后，便提着各自的饭盒开始一天的征程。

八十年代的乡间小路都是土路，晴天方好，雨天糟糕，更惨的是走大路就要多走二三里地。每天如何走出一条新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每天用什么速度行走，是挑战我们每一刻的智慧。

走的早，时间宽裕，出家门向东，先小路，后大道，上马路，一路有说有笑，进校门，放饭盒，这才各自走进教室。

起的迟，时间紧，出家门向西，先大路，后田野，跨小桥，一路相互催促，狂奔着冲进校门，匆忙放完饭盒，箭步跨进教室，直到坐到凳子上才可以长舒一口气。

雨雪天降临，那就没有路了，土路泥泞不堪，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扣疙瘩，甩泥巴，稍不小心，不是甩自己，就是弄到别人。怎么办？姐姐又带着我们走河堆，擦树边，只要不见泥，再绕也要走。姐姐带了我们一学期，因快毕业而寄宿在学校。

我和弟弟继续着我们的漫漫征途。一天，父亲从外面推来一辆半新的长征牌自行车，对我俩说：“以后好天的话，就骑这上学。”我和弟弟兴奋地跳起来。这可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件啊。为了等它，我们姐弟三经常与邻居家弟弟妹妹好言好语，请他们把他们家的车子借给我们学。在这之前，我们都成功地完成了推着跑，蹬着趟，掏着拐，大杠拽，最后才平稳地骑在屁鞍座上，昂着头，吹着哨，悠斋悠斋地拖着人，在村里的路上炫耀车技。

家里有了车，上学的时间骤然缩短。我们兄弟俩或是早早到了学校，或是在妈妈再三催促下才起了床。兄弟俩逐渐形成默契，早上上学我骑，晚上放学他拖；土路，我上，马路，他来。

就这样，我们一直行走在上学下学的路上。

在那些日月如梭的日子，我们总是以班级佼佼者的身份出现父母、老师以及同学的记忆里。但我记得是这一路的风景，一路的辛劳，一路的收获。

最难忘是一个雪后的清晨，我载着弟弟在路上完成雪地上旋转一百八十度骑行。如果不是弟弟尖叫提醒，我可能会完成折返回家取物的壮举。

晚上放学的路上，弟弟还纳闷地问我：“我大哥啊，早上你怎么骑的？你竟然有这一手，在路上滑了一圈竟然还往前骑！你能不能教教我。”

我故作玄虚地说：“谁叫我是你哥呢！哥还有绝招呢！”

“你教我试试！”弟弟边说边晃动骑车头来。

我连忙劝他别充能了，说：“我现在都还不明白，肯定是我爹信耶稣教，神保佑我俩平安的。”

后来，庄上人听了这件事，都说我说得对，很快传遍整个我们庄子。爷爷更是虔诚地做着宣传耶稣教的善事。

　　抢饭吃

每天中午放学，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抢饭吃。我们姐弟三不论谁先下课，都弯也不转地往蒸饭的地方跑去。我们常常在冒着蒸汽，围着人群的几个大蒸笼旁找来睛去。我们常常像抢小馒头似的将自家的饭盒摞在一起，顾不上烫人，像护着国宝似的小心翼翼地抱到一边，焦急地等着另外两人的到来，等齐了，再找个偏僻的地方慢慢品尝着妈妈准备的佳肴。

不知道是我妈准备的咸米饭太香了，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姐弟的三个饭盒经常只剩两个，我们就为了不见得那个饭盒疯狂，顾不上吃，也分头逐笼寻找。结果，除了偶尔的几次还能找到空饭盒，大都是不翼而飞。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边骂边分着饭充饥。

我向老师反应，老师也是无可奈何。他们认为肯定有人没蒸饭装着找到自己的饭盒。老师见我可怜，经常让我提前下课去看守饭盒。可是即便这样，每次去的时候，蒸饭的地方已经是人挨人了。我只得施展自己灵活的身子在人群里挤来窜去，尽最大努力尽早找到自家的饭盒，尽最大努力不让饿肚子。

抢饭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两年里，我们曾气得也拿过别人的饭盒，把饭吃了再放回水池。也曾在放别人饭盒的地方惊喜地发现自家的饭盒。直到冬天，学校把大门边的池塘水清干逮鱼，捞出大堆的饭盒之后，经过大力整顿，抢饭现象才渐渐变少。我们也从饭盒堆里找到我们家那些不翼而飞的饭盒。

　　放羊仔

卖羊交学费后不久，父亲又牵来两只羊对我们说：“下次交费就靠它们了，没事时，牵它们到河边放放。”已经懂事的我主动承担这项任务，说：“放羊的事就交给我了。我正好顺便看看书。”

从此，一放学到家，我总是拿本书，牵着羊，过着淳朴的放羊仔的生活。我经常是等家里传来喊吃地叫声，才起身牵羊。这是才发现羊的肚子鼓鼓的，才发现自己的肚子咕咕的。我饿肚子，羊晃着肚子慢慢向家的方向移去。

放羊的日子，我看过的书很杂，有没学的课本，有父亲从村里拿来的报纸，还有自己借来的禁书。我看完了再看，有的书都看了好几遍。

暑假里，我会牵着羊走更远，有时会到三里外的小学去溜达一圈，有时会躺在河边的草地上眯一小会儿。

不论是清晨，还是傍晚，我总是独自一人端着小凳子，坐在老宅前的大树下读书背单词。有时腿麻了，就站起来直直腰，沿着旁边池塘的小路上踱步轻诵。

晚上，在一庄老少端着小板凳挤到邻居二爷家用电瓶看着黑白电视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作业、温习。也许，那时候我才真懂事了。唉，谁叫我记性不好呢！

　　长记性

也许是上下学的奔波，也许是学习的过于投入，对于初中的记忆在今天只留下几个珍贵的小镜头。这也难怪现在每一次同学聚会都被同学说高眼眶。

镜头一

这是初一的杰作。爱蹦爱跳的我，玩性不改。我忘记了自己在淮阴读书时完成爬窗入室；顶门卧倒、弹身而起；飞身救球，四脚仰卧的惨痛教训。再一次从课桌上完成顶门而出的悲剧之后，被正在巡视的副校长司红旗老师的一顿训斥。

镜头二

这是初二的经历。爱蹦爱跳的我，斗志不减。我看到同学轻轻一跃，就能落在乒乓球台上，就决定苦念内功，争取早日挑战对手。为此，我挤时间，找场地。为了不影响上课，我常利用课桌进行练习。课桌比乒乓球台高，我毫不费力地实现超越。我又将半人高的讲桌作为自己腾跃的目标，失败了，膝盖破了，歇几天，伤疤没好，再来……直到自己落在讲桌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周围的人是那么崇拜我。他们用身体量量，也想试试，但连续做了很多下准备动作后，只好尴尬地摇着头离开回位置。

镜头三

这是发生在初三的事，我把它归在一个记忆轨道。爱蹦爱跳的我看到班上几个女生在垫排球，便去捣乱。在嬉笑着追赶垫飞的排球时，我踩着皮球摔倒在地。没等同学们惊呼，我忍着钻心的痛挺身而立，继而眼泪夺眶而出。万幸的是骨头没有伤到，更万幸的是左手，而非右手，否则命运可能就要改写。

三年三事，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直到今天还教训犹在。

遇恩师（一）

初一、初二的班主任是范守斌老师，他教我语文，我记不得他具体教的什么知识，只记得他喜欢歪着头，斜着身子说话。他说话声音洪亮，振人发聩。

我在初一初二一直保持班级前五名，年级前十名的成绩。一次考得不理想，我很紧张，害怕再次遭遇滑铁卢。范老师看出了苗头，他把我找到他宿舍谈心。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老师的宿舍，范老师爱干净，宿舍里整整齐齐，一点不乱，不像其他男老师的宿舍，臭鞋味老油味儿烟熏味儿一点都没有。

我很忐忑。“大千，来坐下。”他边说边把我拉在板凳上。等我坐下后，他说：“大千，看到你，我想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学生。”我不解地望着老师，听着他讲与我像的学长的故事。范老师最后说：你和他真的很像，有人玩的地方一定有你，但我也发现，当你学习的时候就心无旁骛，丝毫不受周围干扰。我相信，这一次是失误。你千万不要有心里压力。”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鼓起勇气，站起身来，对老师说：“谢谢老师教诲，我一定不负期望。”

从此，我一直牢记范老师的话，一直按照当时的承诺去做。

在二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我贴着他老人家的耳朵道谢的时候，他连连摆手，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最重要。”在同学敬酒的时候，我才发现受他教诲的不止我一个。我都有点吃醋，怎么这么多人啊。唉，轮不上我敬酒，老师就高爽爽地说：“同学们，谢谢你把老师记着。你们都成熟了。”

以后的聚会，他的儿子——我们的同学华明校长（马厂军安驾校）担心他血压高，吃不住同学敬酒，就不带他来了。但我们都会以不同的形式让华明老弟捎上祝福，祝老人家安康顺心。

遇恩师（二）

进入初三，两年没有大调整的班级彻底解散。学校新辟了初三（5）班，并把这个班安在那个捞出饭盒的池塘边。弟弟因成绩下滑被迫留级，他们的尖子生流动到初三前三个班。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后来成为同事、亲戚兼好友的王树峰，那时候的他带着班级被解散的仇恨，带着打败我们的使命来到我们班。这样一来，班级的竞争压力就大。也许是自己的续航能力的不足，也许是像树峰等同学的坚决挑战，班级常常为一道题讲不讲给同学听而闹矛盾。

我常常和坐在附近女同学交流信息。我不会的问她们，她们不会的我教。或许是自己的无心，也或者是他人的有意。我的书先开始没了一两本，后来竟然整个书包被人给扔了。

任教一班的教导主任汪洋老师得知后，连忙把我叫到教导处了解情况。为了救急，他在他办公室里间仓库里翻了半天找几本教科书，又从桌子上抽了一沓讲义给我。我临走时，他还叮嘱我：“别分心，没了再来找我。”我激动地热泪盈眶，当即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跑回教室。

后来，同学告诉我有人发现我的书包在学校院墙外的厂南小学小树林。我翻墙取回，当作从没发生的一样，就是因为汪老师的谆谆教诲。

临近毕业，一位情窦初开的邻班男生气冲冲地冲到我宿舍，叫我下来，要与我单挑。在室友的帮助下，我才没受什么罪。他在幸幸而归时撂下一句：“以后，不许同我的偶象说话。”这时，我才明白事由。我曾想找与弟弟的玩的朋友们给我复仇，但想到汪老师的话，我决定隐忍，绝不能为此事分心，绝不能辜负老师的恩情。

快三十年了，我已记不清那个男孩的名字。但我永远记得他那个像猴屁股一样的脸露出的狰狞的面目。这也只是一瞬而过的事，更多是留下汪老师胖墩墩的模样，笑眯眯的脸庞和圆圆的镜框。

我工作后，一次为家人补办毕业证书找到他。已近退休的他还带我跑前跑后，直到马厂中学的钢印盖毕业证书上，才停下歇着。他的一言一行感召着我，影响着我，我也鬼使神差般地成了汤涧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即使换了几个单位，共事过多位校长，我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管理人员。这一干就是二十来年，就如汪老师一样一干就是一辈子。

多年前，一次与汪老师的儿子（我弟的同学）偶遇，我郑重地托他向老师问好。从那以后，再也没见汪老师，我心里不免多了几分惆怅。

遇恩师（三）

教我初三数学的陈老师任我们的班主任，他也在学校教导处办公。他个子不高，皮肤不白，不知哪一届爱起绰号的学长给他起的绰号经过我们这一届，又传向下届。

课堂上，他教学严谨，板书优美。他喜欢在黑板前的台子上来回踱步；他喜欢在讲课的时候嘟着嘴；他喜欢在用拿着粉笔的手指轻轻挠着头顶笑。

偏爱数学的我自然更喜欢数学。难题不会，身边有神一般的大师在，我岂容资源浪费呢。

或许是我的“天分”占据了他的头脑，或许是我“纠缠”影响了他的工作。他给我送来了一生难忘的教训。

初三第二学期初，我正在上课。陈老师走到教室门前，跟上课的老师耳语几句。他清清嗓子说：“下面我点几个人出来，把板凳端着，笔带着，出来参加数学竞赛选拔赛。”我是其中一员，按他要求来到教室外，发现年级的数学高手无一缺席，边深吸一口气边准备考试。

一拿到试卷，我就认真审题做题起来。这题见过，马上动笔，怎么不对劲？思路对的呀，怎么做不下去啊？换个思路，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换道题，还是没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我顿时崩溃了，我才彻底明白数学深起来是无底洞啊。

在浑浑噩噩中结束了难题的掠杀。傍晚，陈老师找到了我，指着我的试卷说：“这不是你的水平，准备准备，还有一轮。”我胆怯地瞥了一眼试卷：鲜红的5差点刺瞎我的眼睛。5分！成了我一辈子的记忆。虽然学校复赛，我又跃升年级第二。 可陈老师还是果断地把我留在教室安心学习，没让我去集训参赛。后来，他给我的解释是发挥不稳定，机会还有。

遇恩师（四）

临近毕业，陈老师所说的机会才如期而至，化学老师推荐我参加学校集训队，准备参加县化学实验比赛。由我和几个同学组成的化学集训队在任教一班化学的年轻的谭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真刀真枪地做起实验来。起初，老师陪着；后来，我们单干。

一次实验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轰隆一声，实验室顿时飞沫四溅，队员纷纷躲避。我也迅速转身扭头。一场惊呼之后，我们顾不上自己是否受伤，忙着清理现场。直到结束，队员们才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有的队员额头上溅了硫酸沫，连忙用清水洗，害怕毁容；我是受伤害最重的，原本穿着去县城比赛的新军装被硫酸烧的斑斑驳驳，左手中指与无名指根至今还留下浅浅的军功章。

实验室事件后，谭老师被学校领导批评，实验室也从此没有让我们踏进。比赛不能弃权。比赛当日，谭老师把我们带到沭中，我们走过长长的路，迈过小桥，各自进入考场。

比什么真记不得，只记得我出考场的时候发现几个队友也都出来了，就我们几个。

谭老师迎上来，问：“试题难不难？”

“不难！”我们异口同声。谭老师面露苦色，没有多言。

过了好一会儿，比赛终了的铃声才响起。这是我们几个才慌了神，忙收敛起刚刚的骄气，默默地跟着谭老师往回走。

走在茂密的东关大街梧桐树下，谭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对你们而言，这个比赛只是比赛。失败了就失败了。但中考是决定人生的，千万不能再发生这样低级的错误。考试要坚持到最后，要把握好每一分决定命运的时间、分数。”我们俯首帖耳地听着他的话，记着他的话。

在中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的队友都考出了理想的成绩。我们都庆幸那一次惨痛的教训，我们都庆幸谭老师的宽容与教诲。

遇恩师（五）

不知道马厂中学的辉煌是否就是我读书的那几年创造的。总之，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是我的恩师。待人热情地王安芹校长，胜似亲人的后勤王主任，青春四溢的英语学科钱丽娟老师，幽默风趣的历史学科徐老师，喜怒无常的代数学科黄老师，仰脸训人的几何学科毛老师，高大身材、笔如大刀的生物学科李宁老师，身材魁梧的刘宁老师，温文尔雅的物理学科范老师，帅气十足的初三英语学科司老师，还有那些没教我却对我都很好的老师们，如看似傲气十足，实是才华横溢的二班物理学科潘老师等。

刚工作时，我常去母校，也常去拜访还在母校工作的师长们。后来，我得知很多老师大多高升到了师范沭中等地，加之工作压力，去母校的机会几乎没有。每次坐车回家，都会朝在马路边的母校多望几眼。

每次带着女儿经过学校时，我都会给她介绍自己曾经的教室在哪个方位。

遗憾的是的马厂中学现在换成了马厂中小，心里不免多了几分排斥。走在曾是二中的马厂中学旁，我没有一丝亲切感，熟悉感。要不是还有恩师和同学在里面任教，我绝不会踏进半步。这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的思绪。我总希望城市的建设主政者在宏观规划时应该尊重一下历史，应该思考一下人情，给念旧的人一个念想，给离乡的人一个慰籍。否则的话，城市兴了，人心散了；家乡只能在梦中，却不在归途；发展有了宏图，历史没了来路。

做美梦

紧张的初三生活随着毕业的临近，同学们变得亲近了许多，熟悉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穿梭在镇上的几家照相馆，留下相依相伴的影像；学校也组织了毕业集体合照仪式；相识的伙伴偷偷地互赠私人小照。

那些天里，考试也不觉得难了，老师也不觉得狠了，同学也不觉得假了。

随着一声汽笛声，我们踏上了奔赴中考的路上。一声声铃声，我们结束了一场场分秒必争的战斗。

神奇的事又如上天眷顾有情人一样的降临到我的身上。

在第二个备考的中午，我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躺在老交通大楼宾馆的床上养起神来，慢慢进入梦乡。突然，一张试卷出现我眼前，那道多次困扰我的论述题赫然可见，我奋笔疾书。一声尖叫，一阵拉扯，我才悠然醒来。室友问我刚才手乱画什么？我告诉他，我梦到考题了。他不信，我不管，连忙把政治资料打开，找到那道题又看了几遍。

走进考场，接过试卷一看，天助我也，真的，我使劲揉了揉眼睛，在确认无误后，才按捺下激动地心情认真地答起卷来。

清脆的铃声再次响起，我随着考生走出决定自己人生的考场。一群同学围拢过来，问我是否真有此事。我连忙否认，同学们根本不信，有的说我不够意思，有的怪室友瞎说，也有的不甘心地拥簇我往回走，不停地变换各种方式套话，都说再梦到题目，不管真假都要告诉大家。

美梦可能只能做一次，当晚，我拼命闭眼，期待幸运再次降临。结果是一夜无梦，早早醒来。

走大道

考后一身轻松的我背着行李，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着与自己擦肩而过的淮中，无视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乡亲，很快地来到离家只有半里地的村头。

我停下下脚步，我听到了轰隆的脱粒机声，闻到了混着泥土味的麦粒香，我才回过神来。麦口天了，家里都农忙呢。得赶快回家帮忙啊！我加快脚步。走到路边小老爹家的拐角处时，我又犹豫了。走门前，还是屋后。

我想到了两年前姐姐中考回家的怪事。在姐姐中考结束的那一天，邻居二爷说：“我打赌，小花子今天回来如果从房前走，一定考上。从家后回，就危险。”岂不知姐姐偏偏大路不走抄小路，结果被二爷算个正准。两年来，这件事一直成了他取信乡邻的法宝。

我怎么可能落入魔咒呢。我昂着头，大步流星地从他家门前走回家。这一步，也让我走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 读师范后，我才明白二爷虽然只是读六年级书，但多年的大队书记经历让他有了师范生才学的心理学水平，这就是实践出真知。

大千于2019年10月24日至2019年10月27日忆。

大千于2020年11月7日至11月11日制作。

谨以此文，感谢我初中相逢的师友；

谨以此文，感谢我的至亲；

谨以此文，祝福自己：

快乐永远相随，

一路有爱，

庚子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