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军旅情

贺德田

1971年的我 　　 一张照片，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本不足以为奇，昨日，收到了挚友解安在广东从微信上发给我的一张照片，却引起我浮想连翩，回忆连连…… 这张照片我也记不清何时何因送给解安兄的，在我的相册里，确也没有这同一版本，他后来从北京军区调至广州军区，官至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街至大校，一路留存，这也可以借用王昌龄那句诗：邵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相册了，这是我要非常感谢解安兄的。 如果仅仅为了这句感谢，我也不会来写这篇短文了，更重要的是，这张照片使我回想起了那段两年多没住军营的军营生活。 这张照片应该拍摄于1971年的初冬，距今整整49周年。从地面上看，应该是刚下了场小雪，树叶呈青，地却呈白，后面背景是张家口市卷烟厂的五层车间大楼。所用胶卷我映象好象是处理品，是我们的报道组长张培成干事买的五角钱一卷的保定胶卷厂散装卷，回来还要在暗室里装轴，正品要一元八角钱一卷，那要用来拍新闻照片，他舍不得呀。 这个时期的我，虽然入伍不到一年，由一篇黑板报稿调到了团报道组，又由《张家口日报》登的一篇《月夜练硬功》的小稿调到了师报道组，己完成了从连队，至团部，至师部的人生三级跳，这要感谢当时分管报道工作的宣传科酒振中科长，是他亲自给团里魏股长写信，把我要到师部的，正如后期我们的宣传科長邵孝杰所说，所谓德才谦备，其实是机德才，只有碰上了机会，德才才能得以展现。我正是碰上师团都在挑选报道员这个契机，所以才有了这份运气。 此后我的军旅生涯就三分之二（13年）在师部，三分之一（6年）在军部度过，但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在卷烟厂的那段岁月。 　　1971年高炮68师报道组成员，从左至右：李安祥、张培成、贺德田、蒋省三、王印庭、李文忠、孙庆聚。 做为一支正规部队，为啥又驻住在卷烟厂呢？这得从头说起。 我们这支部队是1965年组建的高炮部队，组建完成后，就直奔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了，归来后，又由南至北横穿半个中国直赴内蒙边境担任防苏反苏的阵地防御任务，后战事趋缓，又从内蒙撤到河北张家口，由于没营房，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师部就驻扎在张家口煤机厂，剩下的小部分就驻扎煤机厂对门的卷烟厂。 严格地说，应该是师政治部宣传科的一小部分，具体地说，就是三组一队：报道组，电影放映组，美木组，文艺宣传队。 为什么要将报道组打头呢？其一，因为我是报道组的，其二，因为报道组是个官多兵少，七名成员，三名干事（干部），他们分别是组長张培成，副组长王印庭，李文忠，四名战士：分别是两名69年入伍的老兵：孙庆聚，李安祥，两名新兵：蒋省三和我。其三，本文主要回忆的是报道组在卷烟厂驻住的那些人和事，其他的就只有省略了。 这七名成员中，虽来自五个不同的省份，但都沒有任何家庭背景，没有一名出身军人或官宦之家，大都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唯有一名城市兵，也是普通的下乡知青。 在这里，既有军人的军规军纪，吃饭排队，走路甩臂，进门报告，相互敬礼，这都必不可少的。又有文人的放蕩不jl，自由散慢，信口吹牛，互相抬杠。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里没有半夜三更哨声嘟嘟叫的紧急集合，沒有清早起床揑来折去要将被子整成豆腐块的整内务，没有大家围坐一起斗私批修自我捡讨的班务会，这里简直就是军人伊甸园，快乐大本营。 我们听着号声起床，但没有越过马路去对面煤机厂会操，而是由干部们领着出厂门往东往大清河边小跑十来分钟，然后在工业街桥头的杨树林内又休息十来分钟，大家随便做做扩胸或以树枝做做引体等动作，然后踏着悠揚的脚步回食堂进早歺。 我们踩着正点上班，只不过不练“一二一”，不喊杀杀杀，除了下连队采访外，每人都坐在一张类似课桌的办公桌前，或冥思苦想写稿子，或你言我语谈想法，或叽叽喳喳争是非，还真有点：恰官兵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林禿瓢的味道。 我的工作除了写稿外，做得最多的就是两件事：一，剪贴大块文章，那时流行一句话：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姚文元旗下的清华北大写作班子），所以凡是梁效发的重要文章和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都要剪下来，把它贴在分门别类的用牛皮纸做的剪贴本上。这些抄来抄去的东西有用吗？当然有用，我记得当年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时侯，我东拼西凑写了篇批判文章，还在《光明日报》上登了半个版呢，只不过那是之后的事，因怕影响自已的政治前途，此文我从来也没有收藏过。二，摘抄报纸摘要，组里专门打印了一个摘抄本，将每天的《解放军报》《战友报》头版头条及重要文章要点都要摘抄下来，以便研究下段报道方向所用。 你还别小瞧我们这支新闻报道小小武工队，里面确也藏龙卧虎，师兄孙庆聚，平时很少看他埋头写稿，却经常有大作露面，他写的《评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等二篇工农兵论述，就被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纸转载，看到他不时地从收发室收到各报社用大信封寄来的刊登他当日稿件的报纸，我心里羡慕极了。 我们的业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周末，当然不是所有的周未。那时侯沒有双休日，只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每当这个时侯，我们当兵的总要以各种理由向当官的刮点油水，或许我们从食堂搜刮点节日剩菜，要他们出点酒钱，或是以打牌输了为由，要他们出点菜钱，卷烟厂出门往东走不到五十米有一小卖部，门口的黑板上，经常写着“兔子肉”三个字，熟的也才五角钱一斤，我们去多了，有时故意添上一笔，变成了“鬼子肉”，后来有人又将肉字抹去两笔，就变成了“鬼子内”。“鬼子内”就成了我们酒菜的代名词。喝酒也没有酒杯，或是一人端一杯盖，或是一个杯子一人来一口，喝到尽兴处，大家还用杯盖敲刮着军装上的塑胶纽扣，亨着山东柳琴的曲调，现出一幕群魔乱舞的怪相，那当儿，真是神仙莫如也。 那时侯，《老三篇》里有一句响彻中国的名言：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在我们报道组，应该说是真正做到了。我们的官兵绝对平等，在这里，虽有对某一学术问题的争吵声，相互的抬杠声，却沒有長官的训斥声，士兵的反驳声，大家心情愉悦，和谐相处，互相体贴。我记得有一次我单独出差去北京，因我長时离开老家，很想吃一顿家乡菜，临行前，我们的组長，张培时干事告诉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有一家湘蜀歺厅，那里有地道的湖南菜，去京后，我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那家湘蜀歺厅，排了三茬的队（因每桌必须等人走了才能开票），等了两三个小时，仅花一元多钱，终于买上了份豆豉蒜台炒腊肉，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吃到最好的一次湘莱。还有一次，因争论一个问题我一时火起，在王印庭干事面前摔了一杯子，我当时压力很大，但王干事沒给我难堪，反而做我的工作，好象错的不是我，而是他似的。 这种相互体贴的优良作风影响了我们报道组成员一辈子。我在想从部队转业时，本想调到广州军区或湖南省军区，就去找了一次时任时军委秘书長楊尚昆的一秘蒋省三，在北京景山三座门的军委办公厅红色地毯铺就的大办公室里，小蒋热情地接待了我，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虽然调动没有办成，但我想，是朋友就不要给朋友出难题，但我还是深深感谢他与我见面及長聊。 还有早几年的时侯，师兄孙庆聚在中央党校副校長的位置上退休了，又以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的身份来湖南考察，入湘后，千方百计打听我的信息，经邵时，又通过市委组织部与我取得了联系，见面两个多小时，莫谈国事，全是在报道组时的历历往事，至今彻久难忘。 1973年，我们正式搬进了新营房，走进了更加正规的军营生活，但在这两年多非营房的军营生活里，我各方面都受益不浅，他们教会了我写稿，教会了我做人，教会了我待人处事的宽容大度，从而使我在军营生涯中一路顺风。 其实他们还真不是普通的凡人之辈，之后，在我们当年七人之中，后来发展成为省部级两人，师级一人，团级四人。 过去听说，一门三进士，这是家的荣耀，而我们这里，是一组七将校，也是组的荣耀，相对于我这个差等生而言，心里也还是美美的，在我的审美观念中，一直有两种美很值得珍惜，其一是距离美，你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多么美好的距离美意境，其二是落差美，飞流直下三千尺，凝是银河落九天，这里除了瀑布，水潭照样不是也很美吗？所以，有他们的成功做虎皮，我也总觉得没虚度此生。 岁月悠悠，情亦难寻，唯此一段，终生刻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