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采访手记～纪念第21个记者节

吴晓鸣

【自序】 今天是第二十一个记者节。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一路向前一路艰辛一路收获一路欢欣，颇有感触。 得纪念一下吧？白发满头，时不我待。 怎么纪念？拿什么来纪念？ 一串足印，而已！ 尤其是退休后的独立思考与采访，值得总结，回顾。 我阅读，我思考，我行走，我采访，我记录！ 虽然退休时我的记者证已上交，但这个职业给我的技能训练、新闻敏感、主题选择、策划采访、录音转换、文字写作、资料检索等等能力还在，这些技能成为我采访/写作的基本功。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老记者继续前行。 我正在写作的《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腹稿数年，案头准备两年，采访和田野调查两年，疫情后关在家中阅读与思考，这串脚印清晰有力，美好真实，值得回眸。 迄今为止我已采访39位知青，这39位知青，他/她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值得记录值得书写值得载入史册！ 谨以此原汁原味的采访手记汇编，纪念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节！ 我采访的这些知青，按下乡时间批次，分属三个批次： 1）1966年“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 2）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最高指示”之后下乡的“老三届”； 3）1972年“复课闹革命”后下乡的“小知青”。 从他/她们的户口来源分析，有成都市城镇户口下乡知青、南充市城镇户口下乡知青、内江市城镇户口下乡知青、冕宁县/西昌县/昭觉县城镇户口下乡知青、西昌县农村户口回乡知青。 从民族分析，有汉族、彝族和藏族。 而他/她们下乡当知青所在的市、县，有原西昌地区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越西、美姑、普格、西昌、冕宁、德昌、会理、宁南、盐源、会东共十一个县/市。 这些知青的个人微观史，组合起来就成为时代与群体的宏观史。 从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而非大多数人认为的始自“文化大革命”。 到了1963年夏，国家开始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1968年12月22日之后，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最后，作为运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终结于1980年。 全国知青约有3000万（也有说1700万和2000万，统计口径不同），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 知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中国地域辽阔、产业多元，广义知青包含回乡知青、插队知青、农场知青、兵团知青、林场知青、牧场知青、渔场知青。有拿工资的知青，有挣工分的知青。 我着手采访写作的这本《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是一本具有独特地域风貌、物产、气候、海拔、民俗、民族、历史的知青口述史。我把地域范围确定在原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原四川省西昌地区，时间涵盖了1963年至1980年下乡的各个批次的知青，时间空间界限非常明确。 我在给知青兄弟姐妹的采访邀请函和采访提纲里写到：“你说，我听；你讲，我录。留下我们自己的历史，给国家，给民族，给社会，给子孙后代，给自己！”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让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知道有这样真实的生活、真实的历史。 这是一本第一人称的口述实录体，它以个人生命史的形式，讲知青一生的故事，是普通人的命运史。 这是一本多元、全面、客观、包容、真实、真相、真情的知青口述史。它从民间立场而非官方立场还原历史、记录历史、反思历史，为历史提供多元视角，抢救和保存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知青个人生命史。它的语言是个体化的，而非官方语言体系，没有宏大叙事风格和空洞乏味的表述。读这些文字，如面对一个个鲜活具体生动的人物，他/她们对着你侃侃而谈，动情之处，你甚至会“看到”他/她在手舞足蹈，在叹息，在流泪，在哽咽，看到他/她们眼圈发红…… 这是一本诚实的书，是一座有血有肉有泪有思的知青纪念碑。 这是一部大合唱，有独唱，有二重唱，有小合唱。这是一支交响乐，有高音，有低音；有悲歌，有哀歌，有颂歌，也有反思之歌。 这本书，我的写作原则是：非虚构，不文学，纯记录。 今天，我以采访手记的形式，呈现独特的人物形象，以纪念我与他/她的对话。 这些采访手记，均来自采访当日随手记录，个别手记为第二天匆忙补记。这些手记有长有短，有粗有细，有详有略，不精致、无雕琢，但真实生动，各具特色。 既然叫《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就应包含老凉山、西昌专区两地知青，包含成都、南充、内江及本地下乡知青，包含回乡知青；包括66年之前下乡老知青、68年69年下乡老三届、72年以后下乡小知青。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样本越多越具客观性。 因此，我采取了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塞耶维奇的“复调式”写作方式，希望整书是知青们的大合唱，是交响乐，是宏大叙事结构，而不是个人独唱，更不是我的独唱。 除了后记，我在本书中不发任何声音。 这些采访手记，我以“老知青”、“老三届”、“小知青”三部分构成，而没有按照采访时间先后顺序编排。这样的编排方式更能体现出不同“代际”知青的特点。 【采访手记·上篇】老知青（1962～1966）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将1955年～1961年定义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 ”，将1962年～1966年定义为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阶段 ” 。 全国城镇小学毕业生、初中高中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四川省到凉山州上山下乡开先河的是孙传琪和巫方安，那是1963年12月26日。 以后陆续有成都、南充、内江、宜宾、泸州等地城镇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西昌地区插队落户，也有部分去了大大小小的农场。 “ 仅成都市在1966年1月26日至3月3日期间，就组织了1015名知识青年分5批到西昌县、郫县机耕农场和市郊龙泉驿区等地农村插队、插场参加农业生产，完成省下达的全年动员2500人下乡上山任务的40.6%。”（见孙成民著《四川知青史·第一卷》第527页） “ 1962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下乡上山确立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5年内全国共下乡129万人，其中插队87万人，到农场42万人，平均每年26万人。”（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23页） 到1966年 “ 文革 ” 爆发前下乡的这批知青，史称 “ 老知青 ” 。 【巫方安】孙传琪和巫方安是成都地区到大凉山插队落户的第一人，说起她俩，成都知青、四川知青应该没有不知道的。 我决心写这本《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时，笔记本上写下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名字，就是巫方安。孙传琪已因病去世，巫方安的知青生涯与感受更加弥足珍贵。 巫方安和同班同学孙传琪是成都市第11中学高中毕业生，于1963年12月26日从成都出发，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南坪乡南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依洛队插队落户。 1964年3月，在成都市下乡上山青年代表大会上，孙传琪和巫方安受到市人委（即市政府）表扬，成为先进知识青年。会毕，政府安排孙传琪和巫方安到成都市的街道、学校、工厂讲述她们在农村的生活，和如何与彝族群众共同生活的故事。 巫方安从1963年至1969年底一直在伊洛村当社员，学会了当地彝语，过了生活关、劳动关、语言关。1970年结婚后搬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中所公社和平大队，这里也是彝族聚居村，她丈夫是从成都到这里插队落户的知青。 巫方安在这里参加一切生产劳动，她告诉我说，她除了不会使牛，所有农活都会做。她还当赤脚医生，给缺医少药的山村群众治病。她丈夫在民中教书，也教过小学，是全科教师，就是啥子课都教，还教彝族孩子唱京剧样板戏“临行喝妈一碗酒”。 1983年，巫方安离开她生活了整整20年的彝族山乡，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任副县长。1993年调回成都市总工会任党组副书记。 我们长达四、五个小时的采访快结束时，我问巫大姐，你觉得你的知青生活是壮丽的吗？ 她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 有一丝丝壮丽吧！因为知青这一代人，作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这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事情。50年代之前没有，80年之后没有，也不希望再有！这30年，这个年代的人，在这么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献给了这片土地，能不说壮丽？！” 她说：“ 有多壮丽呢？革命？长征？牺牲？和这些比起来，我们又不够壮丽。和那些坚持真理牺牲了生命的人比起来，我们又不够壮丽！你看看成昆铁路线上的烈士墓，一公里牺牲一个人，那叫壮丽！知青，是壮丽这条河流里的小小浪花，影响了几代人，影响了我们的父母、我们、我们的儿女！我不愿说，说，子女也不愿听。” 巫大姐对我说：“晓鸣，如你所说，这段历史应该由我们自己说，否则，几十年后，就成为空白，就忘记了。因为你是知青，我说的这些你听得懂，能够理解，所以我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祝你这本书顺利出版！” 巫方安，知青先进代表，全国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人大代表。 我俩从上午9:40开始，直到下午5:00结束。其间，巫方安大姐数度哽咽，数度长叹。 我采取双保险采访方式，既使用录音笔，又用笔录，回来一翻，整整9页A4纸记得满满当当。还用光两只笔芯。 感谢巫方安大姐接受我的采访！ 感谢王茂俊大哥帮我联系到巫方安大姐，并说服她接受我的采访。 因为巫方安大姐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她的知青岁月。她说“我说的话那些年轻记者听不懂。” 下图是1965年《四川青年》第四期封面人物，孙传琪和巫方安。 巫方安大姐把她珍藏的9张老照片给我，我答应巫大姐待我扫描后一定如数奉还。 这是巫大姐的九张珍贵老照片。 扫描后我用快递将这九张珍贵的老照片寄还给巫大姐。 【朱国光】 朱国光，1964年初中毕业后到成都市知识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第三期学习，1965年8月25日离开成都，8月28日到达德昌的。刻骨铭心的日子至死难忘。 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我坐地铁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准备去那里面非常清静的茶社慢慢聊。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周一全世界的博物馆都闭馆的惯例，只好马上另辟蹊径另找方寸之地。 朱大哥带我穿小街来到院落里的一个小广场，阳光明媚，十分清静。于是，泡了两杯素毛峰，我们从下乡开始，越谈越深入，我发挥记者职业技能优势，边听边记边录。阳光越来越强烈，我们又移师室内，继续谈。 我们从上午说到下午，有问有答，有回忆有感概，有感恩有反思，历史大潮中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都值得回味值得书写。 每个知青都是一本书，翻开，仔细阅读，你说，我记录，寻找回逝去的记忆，把它定格为历史。 【胡义迁】 昨天晚上手机响了，拿起一看是个陌生号码，接了，是凉山州普格县五道菁农场老知青胡义迁大哥。 因为我们已经在微信和QQ上有过交流，还先后两次在清水河公园、望江楼公园面聊，所以他电话上约我采访，我立马答应。 注意，不是我约他采访，是他约我采访，是他太想有人听他的知青故事。 每个知青经历不同，想法和心态也不同，我选择的采访对象有欣然接受的，有婉言谢绝的，有积极主动要求我去采访的，如这位胡大哥。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坐地铁7号线转1号线，再在胡大哥带领下走进玉林小区玉林六巷的一个僻静茶坊，我又把我的想法、目的和采访提纲作了详细说明，胡大哥摸出一包烟，我打开录音笔，我问他答，聊了两个多小时。 这期间，胡大哥抽了四支烟，淡淡烟雾飘起，思绪仿佛也随那一缕缕白烟飘到螺髻山下五道菁农场。 我曾经去过螺髻山，那是去旅游，蓝天白云雪山温泉高山杜鹃让我心情十分舒畅。我知道那里曾经有不少成都学生在农场当知青，但没有细节支撑与联想，一切都是飘渺的。 听了胡义迁大哥的讲述，山水林场开始活动起来，男男女女鲜明生动起来，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有声有色起来…… 胡义迁，1949年之前出生在成都市现在的玉林小区，那时这里还是典型的川西平原农村。胡家有20亩田地，划成分的时候因家庭人口多被划为小土地出租。 他父亲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后在四川省师范学校当校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体制内的人，他高考时因为……没被录取，上山下乡就是摆在面前的唯一一条革命大道。 他说当时心里也觉得很光荣，就去了成都市团市委在梁家巷办的青年训练班，先到了郫县四川省农业机械化实验农场，继而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五道菁农场，历时九年知青生涯，始终贴了一个标签：“我是知青！” 胡义迁讲他如何因为一碗牛肉挨批判，如何在农场经历复杂的……，语气平和，遣词造句非常准确。 我不时提问和插话，也不停地记录，录音笔录音键蓝色灯光一直闪烁。 谈完了，我关掉录音笔，收起笔记本和笔，胡义迁似乎回忆起了一件淡忘了的往事，他又开始讲了。那是他们农场一位女知青的故事…… 我有些猝不及防，来不及打开录音笔，只得手写记录，这个故事让他，一个70多岁白发满头的老人，眼圈红了，声音哽咽了，突如其来的情感冲击也让我鼻子发酸，泪目，喉哽！ 记下来，写出来，用自己的双手，翻开自己的历史，留给世界！ 【陈琪】 1965年初中毕业，因家庭出身不能继续升学，遂到成都市知识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第四期，1966年下乡到老凉山州普格县五道菁农场的知青陈琪。 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我开车来到陈琪大姐家，她正在小园里种刚刚从网上买回来的柑橘树苗。她开心地让我看她精心种满花果树木多肉植物的小园，又让我看她画的工笔画莲花和马蹄莲。 我们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有回忆有感概，有伤心有遗憾，有痛不欲生命运跌宕，也有自豪骄傲成就自我的安慰。 每个知青都是一本书，翻开，仔细阅读，你说，我记录，寻找回逝去的记忆，把它定格为历史。 陈琪大姐的住房并不宽大，只有90多平米。但因在一楼，得天独厚拥有了一个花园，她每天花一个小时在花园里摩挲，种了很多花草树木。余下的时间她就画画，只画工笔花卉，更是集中注意力画莲花和马蹄莲，而且别出心裁将背景设定为灰蓝色，更显素雅高洁。 她现在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满足，但她在知青时代却历经难以想象的磨难，曾经数次濒临绝境，几度想自杀。 在我认识的一九六六年之前下乡的老知青里面，有着不为人知的悲惨遭遇的知青不是少数。 第一次在清水河公园见到陈琪大姐，是在普格县五道菁农场知青的每月常规聚会上。她听说我准备写一本关于凉山/西昌知青的口述史，主动对我说：“下乡当知青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婚姻……，我愿意给你讲我的故事，我是有故事的人！” 努力，寻回逝去的记忆，把它定格为历史，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曾经这样生活过，为历史留下一代人最真实的命运读本。 【吴金华】 这是我采访的第十四个知青。 昨天太忙，采访一结束，来不及吃午饭就匆匆离开三圣乡岷山蕊园，这是会理县云甸公社“老知青”“新知青”每月固定聚会的场所。从三圣乡离开，绕道东三环五段接到朋友，又急匆匆赶到市中心参加一个年会，完全来不及发朋友圈了…… 策划写作这本《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我在设计框架时就计划必须要有四个“全覆盖”，即：1）知青所处地理位置全覆盖；2）知青下乡批次全覆盖；3）知青来源全覆盖；4）知青社会阶层全覆盖。 听说会理县老知青昨天要在三圣乡聚会，我一个月内三到三圣乡，执意要找到这些老知青。 这两位大哥都是1964年下乡到会理县云甸公社插队落户的，文化程度“小学毕业”，因为是“社青”，无书读，无业就，无饭吃，当时社会语境中被称为“社会青年”，简称“社青”。他们听说下乡有饭吃，就报名下乡了。 那时，成都市还分为东城区和西城区，由各区政府组织街道办事处动员、报名、安排，东城区的“社青”到原西昌专区米易、宁南、会东、盐源、会理等县插队落户，西城区的“社青”到原来的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喜德、越西等县插队落户。 当我问到他们那么小的年龄就下乡劳动苦不苦时，戴帽子这位吴金华大哥说“苦啥子呐？不苦！” 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知青说上山下乡不苦，他说了一句经典的话：“下了乡，一来吃饱肚子了，二来不受屈辱了！” 【海秋】 这位是海秋大哥，他拄着拐杖，采访全过程不看我一眼，他的目光仿佛投向岁月深处，回望自己的人生扁舟在激流险滩中起伏跌宕，自个儿默默咀嚼历史风雨带给他的全部擦伤与疼痛。 大哥叫“海秋”，上海出生，他的弟弟叫“燕秋”，北京出生，不到两岁死了。父亲在1948年死了，死在沈阳城里。 他对我说：“你晓得的，长春被围了三年，但我父亲没死在长春，而是死在沈阳。” 长春？沈阳？哦，明白了。 他没有任何解释，他认为我是知道的。我也没细问，因为我是知道的。 每人都是历史，每人都是一部书！ 采访结束时，海秋大哥眼神依然远眺状，像是对着庭院里的花木自言自语：“小吴，你写的这本知青口述史如果出版有困难，你来找我。” 我很诧异：“为什么？” 海秋大哥依然不看我，轻声细语地说：“我儿子曾经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过。” 【骆长同】 昭觉县富城区南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骆长同。 好几天前，巫方安大姐给我打电话说昭觉县知青最近聚会，大家汇集信息，盘点近来离世的老知青朋友，伤感之余更觉抢救历史的重要，于是向我推荐采访骆长同。 巫大姐说：“晓鸣，骆长同是昭觉知青的热心人、召集者、服务者，他个人经历坎坷多舛，身患绝症还一心为昭觉知青服务甚至送终，大家祝愿他活100岁，希望自己能走在他之前，让他给自己送终……” 这话让我听得唏嘘感叹不已，眼泪差点淌下来。 一番小周折后，与骆大哥联系上，他住在成都城西边，我说我来将就你，他把会面地址选在杜甫草堂。 真是缘分和天意，今天，我是近期第三次走进草堂，三次均是采访知青。 车水马龙之处，繁华喧嚣之外，朴素清静之地，一杯素茶，两个知青，一段历史，万千回忆。 骆长同大哥说：“巫方安都接受了你的采访，我也愿意，不过我的话不受听哦。” 骆长同大哥说：我出生在重庆……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从重庆搬到成都，我也从重庆巴蜀中学转到成都协进中学，就是现在宽窄巷子那里的28中，高62级，……没有毕业，肄业。 1963年底，孙传琪和巫方安下乡去了昭觉，回成都作报告，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4年4月，我介于倒自愿不自愿之中，下乡去了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县南坪乡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插队落户。 ………… 那个时候我们写信回家落款都写成南坪公社，邮递员说，这里只有南坪高级合作社，因为这里成立公社的条件不成熟。这里解放后一直用老钱，就是一万块钱相当于一块钱那种票子，直到1965年才逐渐开始使用新人民币。 ………… 我们那里是纯彝族聚居区，是家支系列，属于阿苦家支，基本上还是奴隶制度的延续…… 南坪乡共有塘木大队、跳坝大队、南坪（1、2）大队、南坪（3、4）大队、南坪（5、6）大队和乃拖大队。除了乃拖大队有少数汉族是请上山去教彝胞种蔬菜的外，其余全是彝族，听不懂汉话，更说不来汉话。 骆大哥记忆清晰，表述准确，他希望我记录下他头脑里的所有信息、他人生的所有经历。 下午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办，我和骆大哥约好，再找时间，我一定听他说听他讲，他说，我记，史海钩沉，真实，具体，生动，厚重！ 什么是历史？谁创造了历史？ 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新史学理论，已将史学观大大推进：历史不仅是政治史、精英史、帝王将相史，历史是社会史、大众史、劳工史、少数族裔史、底层百姓生活史。 骆大哥讲到的许多事实，会填补凉山历史空白，我相信，州志、县志都会补充进去。 期待下一次与骆长同大哥见面，详谈…… 2018年11月2日。 今天对骆长同作第二次采访。 六月对骆大哥采访意犹未尽。今天，带上上次采访手稿，我们回忆了上次采访内容，接着往下谈。 骆大哥下乡的昭觉县南坪高级合作社跳坝大队水田少，主要种包谷、洋芋、荞麦和燕麦，只有靠河边的地能够灌水种点水稻，还有一种凉山高寒地区特有的圆根萝卜，那就是一年的蔬菜了。后来知青和下放干部到西昌买来白菜种子，开始了除了圆根萝卜还有白菜可吃的新时代。记不清楚国家给每个知青发多少钱生活费，只记得女生比男生多5角钱买卫生纸。 在跳坝呆了一年，第二年，也就是1965年四、五月份，因为实行“调整、巩固、提高”政策，一些农工返乡了，凉山州农科所急需劳动力，干部们一想，知青最合适，有知识，肯干，招28个人到农科所，叫做“亦工亦农”，干个三、五年，也没说转户口。这是在昭觉县富成区开第二次新社员大会上说的，叫“如如阿依”去当学工。“如如阿依”是彝话“读书的娃娃”的意思。当天上午开会说的是每人每月给18元，到下午开会变了，说不算学工，还是知青，每月发15元，10元伙食费不发，到食堂吃饭。余下5元扣一元，回乡的时候拿走。 这样，1965年五一前，他们28个知青到了州农科所，分为大田组、园艺组、植保组、畜牧组和实验组。骆长同分到了畜牧组。 1967年底，“文革”最凶的时候，有知青回到成都成立了“红卫队”，想趁此机会回成都。到省农业厅一查，说没有你们这批人，你们属于科分院。又到科分院，一个军代表接待，说科分院没有任何档案和资料，也没有人向我们汇报，你们回原籍吧。 就这样，这批人又回到昭觉县，找到州委杨植森，当时他是军分区司令员，他同意这批知青回成都，67年底68年初，他们回到成都，分别上了户口，派出所还说军分区通知了他们了的，派出所的人都认识，说，你们回来啦！这样，这28个1964年下乡到凉山州昭觉县的成都知青，都又正式上了户口。 回来后大多数人找不到工作，骆长同也和大家一样，耍起！到了68年底，他与父亲谈起，家庭里也恼火，最后不得不作出回凉山的决定，以为还可以回到农科所，结果知青们都回生产队了。于是，各种考虑后，骆长同主动申请去了比他原来插队的跳坝更远更寒冷更穷的约乐。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个离县城更远更穷的生产队，给骆长同带来了另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 约乐的队长是彝族，能说汉话，后来才知道他在东北当过兵，还当过连长，与其他生产队长的见识、思维都不同。骆长同和其他几位知青开始拼命干活，积极主动修拖拉机、修发电机，开三干会（小队、大队、合作社）时，合作社书记皮特问这三个回来的知青如何？队上干部回答：这三个赫几赫“瓦吉瓦”！就是这几个知青做得好的意思。 骆长同从初中起就自己装收音机，后来又学了一些机械修理常识，还到张恩宇（孙传琪丈夫）那里借有关农机修理的书籍看，以至于州上说骆眼镜又修好了什么什么，成了专门修东西的人了。“有一次州上开群众大会，大会扩音器不出声音了，孙传琪、巫方安就喊我去修！” 这样一直到1972年，在成都水电校当校医的父亲退休，根据政策，骆长同顶替父亲回到了成都，在水电校当工人，修理各种机械设备、高压电器，安装、装配、检修、故障处理，直至退休。 2004年9月27日，骆长同查出患胃癌，10月10日在华西附一院做了手术。躺在病床上，骆长同天天哼歌，医生仔细听了问他你哼的什么歌，咋个有点像哀乐呢？他说我就是给自己唱哀乐，莫得事搞到耍，医得好就活下去，医不好就死三！医生连声赞叹说你不得死不得死，你的心态太好了！因为想得开，心胸开阔，戒烟戒酒，现在又活了14年了！ 昭觉知青已去世好几位，骆长同热心帮助和打理后事。知青们拉着他的手说：骆眼镜，你一定要死在我们后面，我们才有人送！ 骆大哥对我说，上半年见到巫方安，巫方安对他说，你一定要接受晓鸣采访，你才把昭觉知青的事情说得清楚。 骆大哥今天对我说，你写这本《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题目很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思维，想不到的宽广，在平凡人中还原历史，很难的题目，但是你做到了。 六月对骆长同大哥作第一次采访，当天下午我另有事，约好择时再谈。那次笔录A4纸三页。今天安排一整天时间，我们在清江路蜀江春酒楼茶坊一人一碗面条作午餐，骆大哥因胃切除三分之二，不能吃辣椒，他要了一碗清汤牛肉面。而我，要了一碗又麻又辣的牛肉面。 今天笔录A4纸10页，丰富厚重。 骆大哥主动提出还给我讲他所知道的知青故事。期待对骆大哥的第三次采访！ 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采访对象合影。 骆长同大哥送我到停车场，我突然有与他合影的念头，于是逮住路人请他给拍了张照片。 感谢！ 【刘道簾】 7月13日。 刘道簾是我采访的第23个知青，录音转文字的第14个，今天录完对她采访的录音转文字粗稿，约7000字。 刘道簾，成都27中初64级学生，1964年11月29日与成都市其他学校高初中毕业生共95人到西昌专区会东县插队落户。 她当了八年知青，响应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与当地回乡知青结婚。她实话实说，非常坦然坦率，她说：“我要找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是我们队上的大姐介绍的，他是回乡知青，读过书的。我一见面就有好印象。他穿的是中山服，而不是农村头那种中式布褂子。我问了他，他说他要洗脸刷牙。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刘道簾后来被招到海拔2800–3000米高山小学当老师八年，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县体委群体科任专职教练，85年至97年当了12年县妇联主任。当妇联主任时，她说“提个鲜红色的塑料桶儿跑遍了会东县的10个区53个乡镇318个村，把个红桶儿变成白淡的了”。97年任会东县人大副主任，2004年退休，晚年到西昌居住，又被推荐当了西昌市老年大学副校长。 我采访她那天，时值西昌暴雨，她不停打电话安排老年大学的事情，声如洪钟，干脆利落。 西昌知青博物馆马馆长把刘道簾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在成都给她打电话，看名字以为是一位大哥，电话打通了，一听，才知是位大姐。 她粗着嗓子跟我说“我正在给老年大学排知青的节目……” 我到了西昌，马馆长安排我和不少知青见面，共进晚餐，刘大姐在座。 晚餐结束后，刘道簾大姐非要送我回酒店不可。一路上她都拉着我的手不放，一边走一边讲她的八年知青生活。 【蔡应律】 蔡应律，1964年9月13日从西昌高中毕业下乡，到西昌河西公社一大队四小队当知青，1972年1月1日离开农村进入西昌地区第一砖瓦厂（西昌一砖厂）当泥工，知龄七年零四个月。 蔡应律拼命劳动拼命读书，以普通工人身份（从来没有转为干部身份）当了凉山州作协副主席20年，今年换届才没当了。 他前后出了七本书，前四本出版社出，后三本自己出。 家里这七本书都有，他一一签名，送给我。 说到知青上山下乡，说到过去的苦难和荒唐，说到我们民族曲折坎坷历史，蔡应律停顿良久，白发下那双睿智的眼睛红了，星星点点泪光泛出…… 我不认识蔡应律老师。为了寻找我心目中的采访对象，我在西昌知青博物馆住下来，一楼、二楼、广场、窑洞、食堂、客栈……留下我寻寻觅觅的足印。 我在寻觅，寻觅那种瞬间打动我的人，和能打动我的人生故事。 知青博物馆二楼，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吸引了我，白发苍苍，睿智儒雅，就是他了！ 他叫蔡应律。 我给博物馆马玉萍馆长打电话，告诉她我想采访蔡应律，请马馆长设法帮助我找到他。 很快马馆长回电话，告诉我蔡老师电话号码。我迫不及待立马给蔡老师拨过去，先来个自报家门、我的目的意义，请求蔡老师接受采访。 在我的采访过程中，我被熟悉的不熟悉的知青拒绝多次，各种理由各种情绪各种借口，他/她们不愿接受采访，不愿讲述自己的知青故事。好几位我非常熟悉的知青朋友，他/她们人生跌宕起伏、命途多舛、精彩异常，我提出希望采访的意愿后，被拒绝了。我深知，当采访对象答应接受采访，采访就成功一半！ 我理解和尊重一切不愿讲述自己历史的任何理由，存在就是合理！ 在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采访过程中，仅仅被拒绝的这一部分内容已可写篇文章了。 想起过往经历，我深怕如此冒昧，让从未见过我的蔡老师婉言谢绝。 电话那头，浓郁的西昌口音不紧不慢地说，好的，可以。然后详细说明了采访时间和他家地址。 我的开心可想而知！ 算好时间从酒店出发，按照蔡老师说的线路乘坐公交车前往邛海滨海路，很快找到一栋白色老楼，进得大门才想起忘了问几单元，只知道是二楼。于是我对着二楼喊起来，蔡老师立即出现在阳台上。 他非常诧异：你电话都没给我打就找到啦？！ 我说：西昌是我第二故乡，太熟悉了。再说，你说得很清楚，我的方位感又很强，找得到找得到！ 【俞秉秀】 在采访蔡应律老师整个过程中，蔡老师的妻子俞大姐不停的招呼我照顾我，添茶续水，摆放水果，偶尔在蔡老师说话间隙，非常恰当地插入几句，既是她的观点，也不失为一种补充。 蔡应律是西昌专区会东县人，西昌中学学生，下乡到当时西昌县河西公社当知青。 俞秉秀大姐与他是同学、同队知青，携手走过艰难困苦的风雨人生。 今天细细阅读俞大姐文字，感概万千，更没料到朋友们有阅读全文兴趣，强烈要求我将俞大姐文字发布出来。 于是，应要求发此。透过俞秉秀的文字，从另一视角了解这对知青夫妇的情感与生活。 《近看写作》（摘录） 俞秉秀  丈夫上班去了。我收拾好屋子，擦干手上的水渍，搽点护肤霜，然后坐进书房，在稿纸上写下“近看写作”四个字。这四个字在我心里孵着，已两月有余。我想，要是孵蛋，雏禽早就破壳而出了。 雨后的阳光，从通向阳台的门窗洒进来，在临海的窗边书桌上，铺一层茸茸的金黄。由窗口望出去，蔚蓝的天空令人心颤，一两朵雪白的云飘过，粼粼邛海水面上有微风轻拂，有艳丽的三角帆在无声滑动。海边上，杨树柳树披一身臃肿的浓绿......这个时候，我心里盈满了深深的感动。 ………… 读书时代，毕竟短暂又幼稚。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踮起脚尖刚望见大学的校门，一个社会浪潮打来，却让我们上山下乡，去当了农民。那文化荒芜的岁月，九年的青春和汗水洒进泥土，虽能长出果腹的庄稼，却难以收获文学的才能。等到回城进工厂，生活的艰辛，工作的重负，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都使我与书、与文学的距离日渐遥远。 好在，我还有一个寄托，就是支持鼓励丈夫，去走文学之路。丈夫招工回城，在砖厂从事原始、简单的特重体力劳动，想学技术却无门，四顾茫然之下，踏上了崎岖的文学小路。山高路远，这是一条异常痛苦也异常美丽的不归之路。文学使人看到了人生的残缺，但也使人趋向着完美。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丈夫，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天天完善着自己，完善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同时，作为我的精神的延伸，也编织着我的文学的梦幻......我则用全身心的爱，和一点一滴的努力，去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下班回来，我从不让丈夫做事，我奔厨房，他入书房，长此以往，年复一年。好多次，丈夫写到得意时，就从书房走出来，招呼拢我和两个女儿，或者就立在厨房门口，朗读他的诗文，直读得情不能已，往复叹息。我们母女往往没出息地一开始就受到感染，全家人眉飞色舞，疯作一团......这种时候，我不仅是最直接、最充分地分享着丈夫创作后的愉快，更令我欣慰的是，从两个女儿眼里，我读出了文学的魅力以及某种属于精神追求的火种，已开始在她们的意识深处，熠熠闪耀。………… 蔡应律的家在邛海滨海路边一栋老旧白色楼房的二楼，这是一栋最普通的工厂宿舍。这位人生极度坎坷跌宕却拼命挣扎的老大哥回忆起往事，数次哽咽，说完自己的历史，他感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长叹一声，双眼发红、潸然泪下。 采访是在他家狭小的餐桌上，是阳台改建的小小的“餐厅”。我坐在他对面。小楼左面是碧波荡漾的邛海，右边是绿荫连绵的泸山。无情岁月的凄凉、对命运多舛的感概，随着那一声内涵丰富的长叹，我也泪目喉哽。 我不敢在他家大哭，我怕我要崩溃。 离开蔡应律的家，思绪激荡难以平复，我不想立即返回城里。 穿过马路穿过月色风情小镇跑邛海边，雨过天晴，烟波浩渺，我既为顺利完成采访高兴，也为一代人的苦难和蹉跎难过。 面对一碧万顷的邛海我忍不住狂哭，然后，擦干眼泪，请路人给我留下笑容。 浩瀚邛海也许能够装下知青们的苦难和挫折，屈辱与心酸…… 两年前我就是在西昌知青博物馆二楼寻找到蔡应律老师的。 今年（2020年）夏天，再到知青博物馆，特意请同行知青黄永明为我拍下这个展板，展板上白发大哥就是蔡应律老师。 蔡老师伏案写作的那张桌子是他家的餐桌。我采访他时，我们就分坐在这张既是餐桌又是书桌的两边。 【林邦清、江碧华、王安寻】 这是我采访的三位南充地区下乡到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知青，林邦清，江碧华，王安寻。 他/她们是1966年5月“文革”即将开始前，从南充市到普格县五道菁农场当知青的，后来又都被招工去了拉克铁矿当工人。 今天原拉克铁矿老职工在三圣乡聚会，一些南充的重庆的都会前来参加。周英玉打电话告诉我准确的时间和地点，我决定去认识、了解、采访几位南充知青。 我写作这本《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是一首大合唱、一曲组歌，每个个体的声音和讲述，是微观样本，将他们组合起来，就是高音、中音、低音，独唱、二重唱、小合唱，就是宏观样本。 这部大合唱中，不能没有南充知青的声音！ 四川喜德拉克富铁矿,是泸沽铁矿田中的一个中型矿床。1970年12月，普格县五道箐农场撤销，部分知青分配到昭觉县集体企业工作，6名知青留在农场当看守，还有部分知青被招工到了位于喜德县的“四川省拉克铁矿”当工人。 至此，五道菁农场结束历史使命，知青们各奔前程。 五道菁农场共有成都知青108人、南充知青58人一起到了拉克铁矿工作。 他们这批南充知青，有初中65级没有继续升学的，还有小学毕业生、社会青年，甚至有初小都没毕业的14岁少年，也就是说连小学四年级都没念完。当然，还有成份不好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 今天采访/录音了三位南充知青：林帮清，江碧华，王安寻。 他/她们都是南充人，都一起到五道菁农场当知青，又都一同到拉克铁矿当工人，但是，每人的处境不同、经历不同、感受不同，对知青生活的评判也不同。 有认为好耍、把饭吃饱了，劳动辛苦但还能忍受，所以现在什么苦都能吃！没有什么后悔的，知青生活就是一个经历！ 有觉得后悔，一辈子后悔，特别是下乡后仅几个月就有机会被招工去渡口当工人的，那简直就是后悔惨了！ 还有不但后悔，还一辈子忏悔的。因为自己是大儿子，下乡后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造成终身遗憾…… 解释一下：文革前下乡的知青，与1968年12.22指示发表以后下乡的知青不相同，1968年12.22指示发表之后下乡的“老三届”是“一锅端”，不分家庭出身，只有下乡一条路；而文革之前下乡的，还有一点狭小的空间可以选择。 比如我今天采访的这三位知青，如果不是当时国家农垦总局到南充宣传说要在普格五道菁办全机械化农场，他们也许就到渡口的矿山、炼钢厂当工人了…… 这是林邦清。退休后在西昌安享晚年。 这是江碧华，从拉克铁矿回到南充，今天专程从南充到成都三圣乡参加拉克铁矿职工聚会。 这是王安寻，也是今天专程从南充到成都参加拉克铁矿职工聚会的。 这三位老知青对自己的知青生涯感受不同评价不同，相互争论不休，一些观点甚至针锋相对。 【朱成】 根据百度导航，今天上午我从桂溪立交上南三环，顺利地来到成都西郊被媒体称为“藏在菜市场里的博物馆”----朱成石刻（私立）艺术博物馆。两扇斑驳陈旧的铁门，一块锈蚀沧桑的铭牌，毫不起眼。 抬眼四望，买菜的大妈，吆喝的小贩，羊肉汤锅的飘香，突突作响的电动工具，很生活，很市井，很民俗。 打了电话，很快，一位师傅给我开了大门，他让我把车开进窄逼的院内，然后，我在木雕、石刻、墓碑、无头人像、无身头像、油画、手模之间穿越，最后来到架在府河上的玻璃小屋里，朱成已经等在那里了。 我不是第一次来到朱成的石刻博物馆，2009年，朱成接下设计西昌知青博物馆的任务，他让柴来大哥打电话给我，让我来撰写博物馆需要的文字。于是，那两年开着我那赛欧车，多次来此，我们坐在玻璃房里，任脚下府河水滔滔流淌，听朱成讲他的设计理念，和独特的天马行空的构思。 那时我就不由得想，这颗大脑真不得了呀！ 认识朱成就更早了，还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70年代因缘巧合去过他下乡落户的生产队，我下乡的公社和他插队的公社田地挨着田地，90年代中期我们一起参加西昌知青第二故乡行活动；90年代末期多次的知青活动…… 某种意义上，朱成是我的启蒙老师。刚下乡那会儿他说我，你们连普希金是哪个都不晓得就下乡，就算知识青年？最多算个识字青年！ 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是从朱成那里晓得的。 今天，因写作《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我再次走进这个貌不起眼却又价值连城的博物馆，不谈艺术，只聊人生，只聊大凉山，安宁河，四川省青年农场，还有冕宁县河边公社向阳大队的土地，以及逝去了的青春…… “朱成，生于民国35年，二战后婴儿，民国后人，很奇怪的，一个民国身体的人，长在红旗下。” 这种表述，只属于朱成！ 说起西昌知青博物馆，朱成滔滔不绝，他认为这是政府给知青的一个承认、一个道歉，表示了一丝丝歉意嘛！ 记得2010年西昌知青博物馆开馆典礼那天，一群内江知青拖带着孙儿女来了，还没走拢就泪流满面。 我插话说，记得，我拍了照片的，我一边按快门一边流泪。 朱成说：（那批）内江知青文化很低，很不成功很沦落，当年响应号召下乡，一辈子就这一件事情（当知青）有点骄傲，感觉是政府出钱建个博物馆，承认了他们的青春，我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很欣慰，很安慰！ 朱成解释道：西昌知青博物馆的雕塑，在心中酝酿了很多年很多年，十字镐是开拓，背架子是负重，破碎的眼镜埋在土里是知识无用，三个器物组合在一起，不能遗忘，要纪念那个青春。 我问朱成，2010年西昌知青博物馆开馆典礼上，时任西昌市长在致辞中说“知青们的青春是壮丽的！” 你咋个看？ 他说，每个人的体验都是个体化的，每个人都不同，也许，有的人是惨烈的，有的人是悲哀的，有的人是激昂的，甚至是豪迈的，我的吗，还没想过…… “壮丽”二字，文学修辞，官方语气。我现在想，当时很模糊，我只能用我个人的感受来表达，我是“成功的幸存的活到的！” 意思是区别于那些没有能够活到现在的知青，那些死了的！当年我也是幸运的，可能有点壮丽。离开城市、家庭、成分……到大凉山了！凉山，对我，是一个壮丽的改造！没有凉山，我可能就是一个平庸的画家。大卡车载着我们，我的心情不是赴刑场，待过了雅安，看到蓝天白云，欣喜若狂！ 纽约时间2017年12月12日至17日，中国当代艺术家朱成的作品《都市村落 —— 万户千门》及他的东方艺术家形象出现在纳斯达克大屏幕上。为期一周的LED屏幕展览，每天20余次从清晨到夜幕高频率为纽约带来了来自东方的艺术之光，吸引着成千上万的目光驻足在纳斯达克屏幕上，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荣耀，属于中国艺术家朱成的骄傲，他在纽约时代广场留下的印记将意味深长。 我问朱成你去了吗？ 他摸摸头说，硬是哈，忘了去站在纽约时代广场上，和自己合张影了！ 手写笔录A4纸11页，录音三个小时。 请静待详细文字。 朱成在西昌知青博物馆开馆典礼上。 西昌知青博物馆总设计师就是朱成。 开馆典礼于2010年11月20日举行，我坐在朱成左边，顺手用相机给他拍下这张照片。 纳斯达克屏幕上的朱成。 朱成身后是他的作品：《都市村落 —— 万户千门》。 我和朱成在他的石刻博物馆门口合影。 艺术家就是不同，裤子破了补了两个不对色的疤疤，那是行为艺术！ 何多苓说他，你硬是把两千多元的裤子穿成20来块了…… 2010年11月20日，原四川省青年农场的内江知青打着旗帜参加西昌知青博物馆开馆典礼。 这两张照片是我拍的。上图是在成都火车南站进站口，内江知青集体进站参加知青专列活动前往西昌。下图是他们排队进入西昌知青博物馆开馆典礼会场。 他们中大多数人表情严肃，步履沉重，仿佛不是参加庆典，而是走向巴士底狱……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知道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和西昌地区当知青的，除了成都、南充学生以外，还有内江知青。 于是，采访下乡到凉山/西昌地区的内江知青成为我的使命。 乘动车前往内江。 感谢小知青谢光治让我认识内江知青林锡钊，林锡钊非常热心。 我把采访内江知青列入采访计划后，把采访邀请函与采访提纲发给林锡钊，拜托林老师帮我找内江的愿意接受采访的凉山/西昌知青。而且我一再说明要本人自愿，愿意讲出自己的知青生活与故事。 春节前林锡钊告诉我他已联系好几位愿意接受采访的知青，我们约定4月中旬我到内江采访。 这次到内江采访的三位当年下乡西昌东坪农场农场知青，都是林锡钊为我寻找、落实的。 感谢你，林老师！ 感谢所有支持我为凉山/西昌知青留下真实历史的朋友们！ 采访结束后，我与内江知青合影留念。右起是曹晓梅、林锡钊、李远超、罗时英。 谢谢三位大姐大哥的充分信任并接受采访，填补了我采访凉山/西昌知青的内江知青空白。 李大哥的回忆与讲述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1969年西昌的社会环境与知青生存状态，非常真实非常生动，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很多故事闻所未闻。 感谢曹大姐坦率讲述自己的初恋与婚姻，伤害与无奈，遗憾与奋争，心酸与悲伤…… 感谢罗大姐用自己亲身经历回顾她生命中的痛苦，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数度哽咽落泪…… 衷心感谢你们。 “不止一次，我们渴望要向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 一位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 【罗时英】 2019年4月17日，我在内江甜城大厦晴风茶楼采访了我的第37位知青罗时英。 罗大姐刚开口就泪流满面，说起往事，不堪回首。 她说：我是1965年小学毕业的，四清的时候父亲被清退回来，就不准我上学，民办中学都不能上，一概不予录取。我姐姐是高65级的，我是小学65级的，那时候我13岁，不懂事，母亲靠筛鹅卵石、下沙挣钱养活我们，我们也去挑沙，挑120斤。 这种日子没有尽头，粮食又不够吃，街道上开始动员下乡，66年初，我们就报名了。 当时西昌的农场宣传得好，说是有工资，是当农业工人。安置办的雷同志说我小，但是个子高，属于自愿的。当时有个前提，两姊妹必须下一个，我姐姐是家里的顶梁柱，她走了家里咋个办？他们喊我去放羊子，我就同意了。  我是1951年11月底出生的，1966年6月我才14岁多。 同意我下乡后，给我们发棉衣、发了个花箱子。临走的一天，电影院门口20多辆车，姐姐来送我，妈没有来，给我煮了几个鸡蛋，车子一开就哭了……  我们小，好奇，觉得脱离家庭了，又有几分高兴。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一直抬不起头，很压抑。  我们到的西昌黄联关东坪青年农场，是1966年6月8号到的。前半年很正规，要军训、排队、跑步、唱歌。后来发饭票，5角钱一个月的工资，可以买点牙膏卫生纸，这种情况有半年的样子。比他们省青年农场的好。 因为东坪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因为修成昆铁路要从农场穿过，就把劳改犯迁到雷波去了，就把我们招来顶起干活。 我们才来的时候生活多好的，一个人有35斤粮食，4两油，一直到70年的元月份。 后来“文化革命”了，农场就瘫痪了，有些知青就去大串联，再后来就撤场，70年的时候，西昌的一些小农场，阿七，九龙，裕隆的解散了，也到我们这里来，最后都解散了，分到生产队去了。  知青很复杂，有小偷，各个阶层的都有。 69年底、70年初办学习班，叫“撤场插队讲清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了70年初，我们就都分到生产队去了，我去的东坪3队，我们一起的有4个人，都是女生。我们开始挣工分，住保管室。  71年招工开始了，我没走成。后来到邛海边新村的四五医院验光，做了个假，弄了个高度近视眼，病退回来的。……  70年我父亲去世了，79年平反了。  我最感慨的是，该读书的时候不让我们读书，中学都不让我进！ 【曹晓梅】 2019年4月17日，内江甜城大厦晴风茶楼。 曹晓梅是我到内江采访的第二个西昌知青，也是我写作《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采访的第三十八个知青。 曹晓梅与罗时英一样，也是小学毕业就下乡的“小知青”。 她说话条理清晰，表达非常准确完整。 曹晓梅说：我父母都是医生，49年出来的，51年抗美援朝没有过到江，后来到梅家山医院工作，所以给我取名字叫晓梅，早上的梅花。 我父母后来都到了四川省内江国营机制砖瓦厂医务室工作。1965年我小学毕业没有上成中学。1966年母亲到简阳搞四清，街道上开始动员下乡，还搞集体培训。但我的岁数不够，我妈说下乡有豌豆葫豆红苕吃，农村比城市好。我爸不想要我下乡，他说要我读大学有知识。我那个时候压抑得很。我有个姨娘是支援三线建设去了西昌工作，我妈说我去了西昌不得吃亏。 我报名下乡了，走之前照全家像我父亲不参加，因为他不同意我走。 那个时候宣传草帽上印的“上山下乡光荣”，给我们说是去当农业职工。我们去的是西昌黄联关的东坪青年农场，一个月有35斤粮食，7块钱生活费，6块5角钱吃伙食，5角钱发给我们零用。 我们农场土地宽得很，是国有资产，还有牛和羊子。当时活路没得人做，所以急到招农业工人，就把文件压了。等我们到了农场才晓得“文化革命”爆发了。后来农场瘫痪了，年龄大的跑出去串联，年龄小的胆子小，就搭五大公司的汽车在内江和西昌之间来回跑。 我不想说那么多劳动辛苦之类的事情，我想说影响了我一生的事情。 我下乡后认识了小张，那是我的初恋男友，刻骨铭心。有一天小张画漫画，看到军代表来了，就把纸揉成一坨丢到坝子里，被军代表捡起来，说他……我听说后心都提到喉咙了，大脑空白，手脚冰凉，整个人掉到冰窟窿里面一样…… 咋个办呢？要想办法！我决定第一个发言，写批判稿，高呼口号，打倒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张某某……说到说到我就大哭起来。我们场长是当地人，看不下去了，他就喊不开了不开了，煞割了！批斗会就没有开下去了…… 我给父母讲了，屋头掀起轩然大波，坚决不同意。我父亲那个时候专门跑到西昌来，他的意思是不想我找个成分高的。我父亲态度很坚决，小张见了我父亲，他一进门就喊爸爸，但是根本谈不下来。 我们自由恋爱，受阻挠，前程在哪里？很迷茫……我们两个出去散步，在安宁河边上，只有分手！ 记得那天西昌的月亮很亮，我们两个抱头痛哭！我死的心就有了，我一个人沿到公路走，太痛苦了，完全看不到光明，我就跳下去了……结果是个浅滩，一翻身坐起来，在沟沟里头哭了一整夜…… 我这一生因为婚姻三次自杀，太痛苦啦…… 后来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转业军人，可以给我解决落地证和户口问题，我就在父母强迫下结婚了。 我是父母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吃过一大把药，也跳过堰塘，想起儿女，真的不容易啊…… 他们说你要来采访知青，我就想好了，我要讲我的故事…… 【李远超】 2019年4月17日，内江甜城大厦晴风茶楼。 李远超是我到内江采访的第三个西昌知青。 李远超是个高高大大的男生，在我先采访罗时英和曹晓梅时他不停地插话，记忆非常清晰。 李远超说：我按当时成分划分来说属于红五类，我当知青的背景是家里贫困，子女多，没有出路，我15岁就参加劳动，在沱江大桥上劳动挣钱，养活自己。 16岁的时候来我们内江宣传说是在西昌办抗大式学校，喊我们去当知青，是个国营农场，比之前之后的知青待遇都好。生病了可以用记账单去看病，农场里头有猪牛羊，要收一万多斤粮食。还有伙食团、图书馆、医务室。人家交给我们就可以直接干活路，可以生存下去，不像他们省青年农场还要自己开荒种地。 67年后来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我们都打着革命大串联的幌子回内江了，内江又派专车送我们回西昌去。“文革”后农场有了军代表，管学习和生产，再后来军代表和工宣队全部撤了，整个农场开始瘫痪。 到了67年的四、五月份，集体生活没有了，生活苦，粮食不够吃，我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我们那个时候是席地吃饭，就是一个洗脸盆放地下，几个人围到蹲在地上吃。天天吃洋芋，就是土豆，吃得翻胃。 回内江家里，家里没有我们的粮食，姊妹多，艰苦的日子不可想象。无法了又回农场去，就是回去拿粮食的，那个时候很混乱，凭各人脑壳写别人的名字。……我们在农场实在呆不下去了，就打主意回家。 那个时候河西公社有个50队汽车运输公司，驾驶员耍了个女知青朋友，汽车莫得油了，立个棒棒在公路上就拦车要油。 当时都晓得东坪的知青是最横的，五大公司的司机都晓得“宁过鬼门关，不过黄联关！”就是怕东坪的知青。我们就从河西搭车过了安宁河，回成都，再回内江。 这个是1968年的事情。 68年西昌……我们根本不敢走邛海，都是绕道走经久。那个时候我们肚子饿，没有粮食，直接影响生存，把农场的牛宰来吃了。没得牛吃了，就到处跳“丰收舞”，顺手牵羊偷起走。农民的自留地席卷而空。 ………… 我在农场呆到撤场，69年底。 为啥现在讲话，接受你的采访，还有顾虑嘛，一些变化，不尽人意…… 【采访手记 · 中篇】老三届（1968～1969）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将1967年～1977年定义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运动阶段”。而将1978年～1981年定义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历史转折阶段”。 从知青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共识共鸣共情来分类，“老三届”是非常独特的一批。因此有必要将“老三届”与后面的“小知青”相区别。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在校高、初中毕业生停止升学、毕业、就业。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至此，全国各地这三个滞留在学校的高、初中三个年级学生，大多数以学校为单位，被有组织的安排到农村、农场、林场、渔场、牧场、边疆。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统计：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呆在城里，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各地迅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政治浪潮。许多地方出现“一刀切”、“一锅端”、“一片红”的极端做法。（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60页） 这三个年级学生，即1966、1967、19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史称“老三届”。 【贺小方】 贺小方是成都锦江中学初六七级学生。 贺小方说：1969年2月8日，是留在记忆中从来不曾忘记的日子——那是我当知青上山下乡出发的日子。 那天上午，锦江中学操场上三十多辆军用卡车，满载我们全校24个班的一千多中学生，一辆接一辆的缓缓启动，鱼贯开出校门。 就在我那辆车发动的瞬间，前来送行的人群中，校医裴医生大喊一声：小方！再见！当我转过头来，看到妈妈妹妹弟弟都在送行的人群里抹泪挥手，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 说到这里，贺小方自己接连说“当时好瓜哦！好瓜哦！只想到可以坐四天汽车，开始还高兴得很！” 她说：看到前面开动的车上哭声一片，本来我心里觉得自己是高高兴兴走的，当时的想法：一是响应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光荣，二是从此离家开始自己管自己，自由了，我肯定不会像别的同学那样哭。没想到我也哭了，全车的同学可能都哭了。 以至于不记得车在市区怎么绕的，直到过南郊公园，出老南门，上108国道了才渐渐平静下来。 车队一路向南，开赴会理县农村。当晚住雅安，第二天石棉，第三天西昌，第四天到达会理县益门区云甸公社，三天后生产队长领我们去了云兴三队，从此开始了我在云甸四十里山沟的十一年农村生涯………… 贺小方这张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照片，是到会理采访报道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的解放军报记者拍摄的，当然是摆拍的，后来刊登在1975年解放军画报上。 她妈妈保留下来的是农业科技通讯杂志。当时很多报刊杂志都转发了这张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先进知青的照片。 贺小方在插秧。 这张照片是当年报社记者拍摄的，虽然是摆拍，也是历史真实。 【刘正平】 今天下午在成都七中采访了1969年下乡到会理云甸公社的知青刘正平。 刘正平：“我是锦江中学初六八级学生，下乡时才17岁，跟随学校到西昌专区会理县云甸公社务农。除了没有正式犁田耙地，几乎参加了所有农活，甚至学会了泥工木工，在公社小有名气。 1973年以后，同时担任云田大队小学教师、生产队会计。1976年评为县知青先代会代表。 1977年2月19日被成都师范录取，结束了8年零6天的知青生涯。 下乡的地方比较好，老地名叫摩梭营，与三国伐南蛮有关。是会理县最北边，地处安宁河谷，土壤肥沃，出产丰富，属于四川省第二大粮仓。 当地农民淳朴，对我们多好的。到农村后没有被歧视，心情比较舒畅。后来随着知青开始回城，就发生了变化。 下乡是齐唰唰的一刀切，回城就不同了…… （19）71年，红旗柴油机厂来招工，我第一批被推荐，一查档案，就刷下来了。” ………… 1977年2月19日，刘正平一番周折被成都师范录取，结束了8年另6天的知青生涯。 说起从成都到西昌再到会理，填写完各种表格，一块石头落地，大喜过望，决心马上回生产队办户口，那时会理县客运站到益门的车已经下午5点了，已经没有去云甸的车了，实在等不得，决定走！从益门到云甸有53华里，先有10来里上坡路，到了白果湾梁子后全是懒下坡，他时而公路时而抄小路，快走加小跑。 我问他此时啥心情？ 他脱口而出杜甫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刘正平不愧为教师，讲述过去的经历，逻辑清晰，记忆准确，事实与反思交替进行，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棒的采访对象。 他对知青生活的描述与众不同，他的重点不在劳动与生活的苦与累，而是把大量篇幅放在回城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人与事。 刘正平还说到他的独特思考。他说：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看法和别人不同，对这个运动的目的、动机，我是持反对态度，那些接受什么教育都是借口，都是扯淡。实际上就是转嫁经济危机、政治危机。 我在生产队当过三年会计，分粮食的时候就知道，多一个人就会少几斤口粮，这就是做一道简单的除法题。中国的农民太伟大了，撑起了共和国的经济。 我同时又赞成知识青年下乡。但我要说清楚，我说的“知青”不是我们这种“知青”，我以我亲叔叔为例。 我幺叔刘远洸，上个世纪50年代四川农学院学生，到三台县工作，从农技员到搞农业科研、选种育苗、耕作技术，虽然没有袁隆平的成就，但他也为三台县的农业增产做了不少贡献。他退休时是农业局局长，非常受农民欢迎。我多次去三台，与幺叔一路，很多人向他敬酒，很尊敬地喊他“刘大爷”。 我觉得，有志于农业科技的人，有专业知识，这样的“知识青年”就可以下乡，他们会在农村起作用的。 我幺叔全家在三台都很受尊重，他最幸福。 最后，他说他想为回乡知青说几句话，因为回乡知青按照国家政策不算工龄，同样后来七七级、七八级读大学，同样级别的中学教师，待到退休时却因工龄工资低了很多。他的原话是“差八年工龄，工资差了一大截，好劲仗哦！” 他说：借你写这本书，希望能够帮回乡知青说一句公道话。 在成都七中校友联络办公室那个不大的空间内，时空穿越，仿佛回到五十年前的那片土地上。我们作了相当深度的沟通交流，将记忆点滴和人生碎片一一串连起来了。 刘正平还手工画了一张地图，108国道、安宁河河道、成昆铁路，以及还未通车的沿江（金沙江）高速公路。 我们足足谈了三个小时，有回忆有反思有感概！ 【王华】 对王华的采访有两次。 第一次与他微信联系采访，他还在俄罗斯冰天雪地中感受那个北方大国的文化和历史。后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只有今天（3月31日）才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和录音。于是我们电话上约好在市中心人民公园鹤鸣茶社见面。 一早开始下雨，我按照约好的地址在百度地图上查线路，地铁最方便。正准备出门，王华打电话说他行李多下雨不方便，让我到西三环外某茶社见面，好不容易把地址通过短信方式发给我，他说他的手机定位发不出来，一点开就是南昌，没有办法转换成成都！于是，我立马改变出行方式，开车去！西三环武侯立交、草金立交一路堵堵堵，等我见到王华，他已经等了我半个多小时了。 王华曾在杂志社当过记者，也有在成都商报社9年的工作经历，后又在《四川电影界》做过副主编，平素喜欢写文章，更何况他父亲就是老报人，因此，当我把我的想法、构思一股脑儿告诉他后，我们两个都明白了，最适合我们的采访方式就是我问他答。 打开录音笔，我和他开始了一个小时的交流，他健谈，坦然，不回避，不遮掩，无顾虑，有理性，我对这个下乡仅三个半月的“蘸水知青”采访顺利结束！ 四川人吃豆花儿、耙耙菜、连锅菜等，常常打一佐料碟子，俗称“蘸水”。王华说他是“蘸水知青”，意思是他的知龄短，仅仅在农村呆了很短时间，犹如在“蘸水”碟子里裹一下就起来了。 我说知龄长有长的感受，知龄短有短的感悟，何况你是因“文革”武斗受伤，因伤口不愈合回城养病，才成了为数不多的“蘸水”知青，很有代表性！ 我们在茶楼叫了两碗面条，解决了午餐。他说，吃得苦，适应性强，是知青生活带给他的收获之一。 我问他有无当知青时候的照片，他说哪里有照相机嘛？没得照片。下乡前有张全家照在手机里，立马发给我。照片上有王华的父亲母亲，还有他和两个妹妹。因为他随成都七中下乡到冕宁，大妹妹也随他到冕宁当知青，后来，1975年小妹妹也去了冕宁当知青，说起其中缘故，乐观的王华叹了口气，连说三个“无奈啊！无奈啊！无可奈何啊！” “复调”式写作，是我的基调！ 这是我采访的第五个凉山/西昌知青，王华。 今天对他作补录。 他只当了三个月知青，自嘲是“蘸水知青”，来源是四川人吃豆花儿、耙耙菜等白水菜肴没有盐味，须在专门调制的佐料里蘸一下吃，蘸的过程很短，俗话说“打蘸水”，形容时间短暂。 但他对自己知青生涯却表现出强烈兴趣与感情，今天穿着印有纪念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字样的帽子和衣服走进我办公室。 下乡前的1967年8月10日，成都七中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八.一零”事件，王华从学校办公楼三楼跳下来，被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用钢钎戳中，送到空军医院后传出“英勇牺牲”，消息传到学校后，一瞬间“王华烈士永垂不朽！”的横幅就出现在校园，王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感谢人民解放军，空军医院将他治好了。 69年2月6日，本可以因肠粘连不下农村的他，担心……于是也报名跟随同学们下乡去了安宁河边的冕宁县先锋公社插队落户。 几个月后，肠粘连发作，病退回了成都。 于是，他有了两个标签：“两天的革命烈士”和“蘸水知青”。 【龙素清】 龙素清邀请我去她家里，给我发来定位图，西三环外。 按照约定时间，下午1点我从桂溪立交出发，经南三环、西三环，进了小区大门，我才恍然大悟，这里是161厂区宿舍。我有不少知青朋友被招进这个当时的“中央厂矿”工作，161厂也叫国营清江仪表厂。 1969年2月7日，成都市35中学初66级学生龙素清跟着学校同学下乡到西昌县新和公社插队落户。 她说，下乡期间三个春节没回成都过年。第一年没回成都，不是思想有多好，是因为家里穷，节省车钱。第二年春节没回成都，一是上头号召知青过革命化的春节，二来听说回成都过年的知青被街道上查户口，没有户口的就要“吆”你回乡下去，不愿意被赶，恨口气不回去。第三年春节前听说要招工了，怕错过机会，也就没回去了。 说起当年知青生活，龙素清很感概：第二故乡的情，永远忘不了，至今难忘有个“癞头”村姑被大家歧视，在生产队属弱势群体，但心地善良，对知青很好，她很感动。还有老房东老队长，知青房子没修好之前，每天队上四个知青去他家吃饭，他家儿媳背个小娃娃给知青做饭，那个背影至今难忘！ 说到知青下乡有没有贡献，龙素清快人快语，咋个没有贡献呢？文化下乡！她说，我们队上当时凡是和知青耍得好的，多多少少都从知青那里学到不少知识，现在生活得好的，就是这部分人！因为几十年前的西昌太穷太落后了，他们毕竟从知青身上学到了文化！ 说到我写这本《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龙素清说，你要去西昌的话，我们队上一个农民在湿地公园旁边有一套房子，因为我帮助过他，他把钥匙交给我了，他说龙孃孃你随便住！ 说着，龙素清当真掏出钥匙给我看，说，晓鸣，你要去写书就可以住到这里去！ 感动！感动！！ 【郭波】 一天走在路上，手机响了，一看是个陌生电话，接起来一个男士说话没有停顿：你好，你是吴晓鸣吗？听说你在为西昌知青写书，我想讲一下我的故事。我是德昌知青，初六八级的，我应该到旺苍下乡，想到旺苍我们家里完全不了解，我姨妈在陕西汉中工作，我父母就写信给姨妈了解情况，很快，姨妈回电报：山大，杂粮。我父母觉得我身体弱，就叫我跟着邻居8中的同学去了德昌...... 听了一大段话，直到有个停顿我才插进话：请问你是哪个？叫什么名字？你怎么有我的电话呢？ 这个人就是郭波。 后来，存下他的电话，加了微信，将我写作《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邀请函和采访提纲发给他，约好在我们两个都合适的时间采访。 郭波把时间定在今天，地点定在杜甫草堂里清幽的杜陵春水榭茶坊。这地方有缘，这是我第二次在这里采访西昌知青了。 今天一早下雨，百度地图上只需30分钟的路程，实际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等我紧赶慢赶到了杜陵春水榭，郭波已到。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真应了“知青”自来熟这句话，没有多的客套，点了两杯茶，打开采访笔记本和录音笔，对话很快就进入正题。 郭波说，他是成都盐市口中学的，这是一个半工半读学校，一半时间上文化课一半时间到成都针织二厂劳动。12月指示（指1968年12月22日最高指示）下来后，同学们都以为没有我们的份，我们应该到工厂去，学校也没联系下乡的地方，后来教育局通知还是要下乡。就是前面讲的原因，就跟着8中同学去了西昌专区德昌县五一公社大坪大队一小队插队落户。 生产队在德昌也算条件好的，工分值一直在8角至一块之间。而且山清水秀，自然风光很漂亮。队里一共有五个知青，1971年大招工时，第一批红旗拖拉机厂走了一个，红五类，血统工人出身。有两个看招工无望办了病转。还有一个父亲是财校的内招也走了，剩了郭波一个人。那时也没怎么参加劳动，19冶有个后勤基地在附近，去那里代了两年课，学生有19冶的子弟，也有农民的孩子。上课嘛，语文数学都教。 郭波说：这个时候，县上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知我去考，据说我考起了。因为我下乡的时候带了一把小提琴，空了就自己拉琴。那时演革命样板戏，伴奏走的西洋乐器的路子，需要管弦乐，所以也是一个机会。当时通知我下周一去。 我想讲的故事就从这儿开始了。一个知青跑来告诉我，说郭波你不要去了，宣传队长看了档案了，你父亲是右派，不要你了。…… 我1969年2月从成都下户口，到1975年在德昌的五一公社下户口，这个户口在半天空吊起一年零四个月，直到1976年5月，户口才落到西昌，正式调入西昌京剧团，粮食关系和户口才靠稳。其间的坎坷曲折，其间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还有，没有粮食关系就没有饭吃，全靠家里东挪西借把成都搭伙证换成省粮票寄给我，还有我的恩人曲团长随时接济我。曲团长是西昌京剧团团长，一个南下干部，山东人，正直，耿直。 郭波说话时语调平缓，面带微笑，轻言细语的。在说到父亲亲手为他做小提琴时，我看见他的眼眶红了。 他详细给我介绍了他父亲如何手工制作小提琴，他说他很感谢父亲。 我问他一共做了好多把？他回忆了一下，说，8把！ 在那艰苦岁月里，一个教数学的右派父亲给自己下乡招工无望的儿子做小提琴，其情之深，其举之无奈！ 说到这里，郭波打开他随身携带的小提琴给我看，这是一把意大利琴，他现在退休后在成都颐养天年，在三个乐队拉小提琴。 但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父亲为他做的琴。 【蓝炳元】 一夜风雨，气温陡降。先在导航上看了路程和所需时间，加上堵车预估，我把提前量放得较宽。谁料想南三环堵，人民南路堵，红照壁堵，过了金河宾馆才松口气。 等把车在宽窄巷子外围停车场停好，手机响了，蓝大哥一分不差在九点整打来电话说，晓鸣，我在楼上。 我立马说已停好车了马上就到！于是怀着我迟到了的歉意以最快速度锁好车打着伞一路小跑进了宽巷子的见山书屋。 守时，是做人起码要求，如果我有迟到，内心会不安，会自责。这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自我价值观念，来源于家庭，来源于母校，来源于自我严苛标准。 上午九时，中雨淋漓，宽巷子依然游人不绝。见山书屋，一个听雨的好去处，好雅，好文化，蓝大哥选了这么一个地方接受我采访，相信对话会是随意而融洽的。 蓝炳元大哥1946年出生于成都宽巷子55号，成都七中高66级学生，1969年下乡到西昌专区冕宁县沙坝公社，1972年离开农村到成都市大邑煤矿参加工作，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成都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以后调到成都市总工会工作，第八、第九届市总工会常委，任重工业工作委员会主任、生产部部长。曾被推选为成都市围棋协会副主席，成都市职工书法协会副主席。退休以后致力于家族史以及成都本土文化研究。 我从罗昌明同学那里要来蓝大哥电话，说明我的想法后，蓝大哥爽快地答应了。 去年10月，蓝大哥托同学赠我一本他的专著《家住宽巷子》，他家五代人世居成都宽巷子，是个地道典型的成都人。 匆匆浏览了蓝大哥所著《家住宽巷子》后，我为《西昌/凉山知青口述史》第十二个采访对象蓝炳元，专门设计采访提纲，还向他提出要求希望采访地址最好在宽巷子，在他熟悉的地方。 采访提纲除了保留第一人称口述实录体形式不变外，因蓝大哥是高66级学生，正进入高三准备高考，“文革”爆发，三年后去了大凉山插队落户，我想了解他那时对前途的看法。 蓝大哥下乡的地方，能够近距离了解成昆铁路的修建和通车，了解当时以为的“导弹基地”与后来的西昌卫星基地，这也是特殊地理位置让对他的采访具有独特性。 我特别请他站在高66级群体立场，说几句真心话。当然，花水湾煤矿、恢复高考、上大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我们要了两杯茶，是花茶还是绿茶我没听清楚，蓝大哥掏出香烟，我还是双保险方式，录音笔和手写笔录，我们聊了两个半小时。 窗外雨声淅沥，这地方真是读书、畅谈的好地方…… 一副儒雅气质，一抹白髯，五代世居宽巷子，成都七中，老三届高66级，三年知青八年矿工，蓝大哥讲起自己经历，通泰，淡定，从容，潇洒…… 【郑小林】 郑小林是成都市八里庄中学初67级学生、西昌市新华公社（现月华乡）8队知青、西昌市作协理事、邛泸诗社副社长，快人快语豪放不羁，一上午的采访，笑声比叹声多，击节叫好的金句频出，她独特的个性化语言，她的表达与呈现，注定对她的采访十分精彩！ 1969年2月3日，郑小林跟随成都六中同学离开成都，左胸口别了一朵大红花。她是车上哭得最惨的知青，车过武侯祠的时候，路人指着她说那个戴眼镜的小女子哭得好凶哦……一直哭到车过彭山，哭累了才没哭了。 她和另一个女生分到河对岸的安宁大队，背山面水，交通极为不便。一个星期以后，她不愿认命，她的简单想法是要去换个靠公路的队，好搭车回成都去看自己工人阶级红五类的妈老汉。没有考虑过工分值和生产队是否富裕贫穷。 她叫同伴揣上牙刷牙膏，从成都出发前当建筑工人的爸爸给了她十块钱十斤省粮票，她全部带上，准备去公社闹。 她们两个17岁的小女子坐船过了安宁河，到公社找到书记坚决要调地方，书记说都像你们那不打乱计划！她说我们不走，就在这。跑到街上买了两个糖包子，喝沟儿里头的水，坐在公社门口。她对同伴说，就在这坐三天，哭，不出三天肯定解决。坐到半夜，又冷又饿，越想越凄惨，哭，必须哭，先小放悲声，继而嚎啕大哭，还呼天抢地的喊，妈妈呀妈妈呀，你的女儿好造孽啊…… 凌晨三点过，公社大门开了，工作人员到农民家给她俩找了个住处。郑小林说那被子奇臭，还有跳蚤，但是冷得遭不住了，还是蒙着被子睡了，第二天起来一身红包。 早晨，被叫到公社吃红米干饭，吃了三碗干饭，喝了两碗米汤，吃饱了，给公社说我没有其他要求，就是要去靠公路的队，要回成都看我工人阶级的妈老汉！ 社长拿她们没有办法，问想去哪儿？郑小林说就公路边的新华8队，搭车方便！社长喊来秘书，说：这两个小女子，狗的，拿她们莫得办法，把她们整到新华八队去！回去搬行李！ 我问她，西昌话“整”内容丰富哦。 郑小林说莫得那么优雅，不得说“调过去”“安排”这些词汇，一个“整”字，我们就去了新华八队，就是知青博物馆旁边。 郑小林一千多度近视，上下台阶和楼梯我搀扶着她。 她给我念她写的诗歌，将书杵到眼前。 她的语言生动有趣形象，金句叠出。“亏得爱文学，才没跳安宁河！”“为了爱，不存在！”“只要小伙子长得标，哪怕顿顿吃kao kao （糊糊之意）”。“不得嫁农民，一心嫁知哥！” 我非常期待对郑小林采访的文字真实完整生动地呈现！ 郑小林说：“我就是一个小女子，一个小小工人的女儿，父母都莫得文化，亏得爱好文学，才没跳安宁河！ 在农村头，读普希金的诗，同学借给我七天，我读“假如生活欺骗了我…” 来来来，我给你补点，念书上的，70年5月18号…… 你看看，郑小林当时就这么才华横溢，要是没有下乡，我川大毕业，那是什么…… 我写完《油灯下的普希金》的当天，收到家书，说母亲生病，第二天搭北京车队汽车赶回成都照顾母亲，可是回到家发现粮食紧缺，我要吃家里的口粮，我又在青春期太吃得，便呆了十来天自己滚回西昌。 六月下大雨，过大渡河畔提心吊胆，所以才有《再别故乡》与《过大渡河》，真是苦难成就诗歌呵！” 附：郑小林原创知青诗选【过大渡河】 不知如何渡过去夏天的暴雨搧动着波涛的暴戾不知如何渡过去命运像水妖罗列莱坐在漩涡之上的峭壁我的心情已是残破的船即将沉没于深不可测的水底用什么打捞，我苦涩的青春期 一九七O年六月八日，于石棉大渡河畔 【肖礼忠】 一早，西昌朋友小朱开车到酒店接我，细雨濛濛，我们前往核桃村。 肖礼忠，西昌市邛海边海南乡核桃村村民，原西昌县川兴中学初67级学生，本地人，父母都是农民。当年核桃村、钟楼村、缸窑村三个村1000多人，就他一人考上川兴中学。 肖礼忠以前家里姊妹兄弟多，穷，吃不饱，父亲就在务农之余跑到普格县的拖木沟买些鸡鸭到西昌贩卖，…… “文革”后他们不上课了，只有回农村种地挣工分，他们算是回乡知青。他说主要男劳力挣八分工，他才挣五分半，那个时候才16岁。 没回乡的时候还去参加了革命大串联，去了西安、延安、武汉、重庆、贵阳、昆明，坐火车、汽车都不要钱，在重庆沙坪坝三中住了好几天。北京？没去。要红卫兵、尖子生、成绩好的第一批才去北京。 回乡后先种地，后来有知青下放，好几批，都是西昌的，没得成都的。20岁结婚了，后来72年开始招工，还是想出去当工人，填了几次表，拉拉铜矿，石灰厂，渡口民兵团，……走不到！ 他说，就是这个原因，我的知识好，写字好，在核桃村数一数二。我拼命挣钱，供娃娃读书，我三个儿女两个读了大学，字都莫得我写得好。我喂猪，八、九条猪，一年喂两槽猪，杀了拿到南街市场卖，供娃娃。老大初中毕业，老二自贡卫生学校毕业，现在州疾控中心上班，老三读的西昌学院水利水电工程系，在昭觉电力公司当生产技术科长。 他说我的思想就是想不通，有机会来了本来可以出去，不要我出去，要不然的话，可以拿退休工资了。我到乡上干部那里去吵过，骂过他们。所以再苦再累，都要把子女供出来读书，有个好前程。我们三兄弟，一共七个子女，总共有六个大学生，算是核桃村第一。 我问他后来中央下文件，知龄算工龄。他说回乡知青哪有工龄嘛，我们比下乡知青低一等。 说到现在的生活，他说，现在的政策好，你有好大能力做好大的事，你挣的钱把你“滃”到了都莫得事，…… 他感叹道，不行了，老了，如果退回二十年，四十多岁，做啥都可以。我属兔的，六十七了，现在枉谈！ 肖礼忠是我“捡来的”采访对象。 昨天是星期天，西昌朋友超哥夫妇和小朱夫妇陪我到邛海湿地公园游玩，中午就在核桃村肖大哥他家开的农家乐吃饭，随口聊天中才知道肖大哥是西昌川兴中学初六七级回乡知青。因为是出来休息的，我没随身携带纸笔和录音工具，回西昌市内酒店后，我与小朱商量，请他第二天开车专程送我到核桃村采访。 核桃村肖礼忠的家在邛海湿地公园青龙寺附近的半山上，离西昌城有将近20公里。今天小朱一早到酒店接我，特意赶过去采访。 采访肖礼忠，填补了回乡知青这个空白。 感谢西昌的朋友们！感谢小朱专门开车送我去核桃村，还帮我翻译肖礼忠的地道西昌乡音！ 【康万中】 康万中是成都四中高66级学生，1966年临近高考，他已经在看志愿了，准备报考历史系。这个时候高考暂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升学无望。 1969年1月底，他与数百成都四中的同学一起下乡到了西昌专区宁南县上游公社，当了两年零八个月的知青。 因为在水库工地的宣传栏上写了一首七律“光辉灿烂五十春”的诗，县委办公室通过知青办直接把他招到县宣传组（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宣传部）革委会上班当干部了。 后来当过公社书记、县党校校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凉山州党校副校长。在州党校教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我们刚刚开启采访模式，他就直接告诉我，他从不参加纪念上山下乡活动多少年的活动。也对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文章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他对我来采访也没有感觉，只是成都的老同学给他说我已到西昌而勉强同意。 我好尴尬啊！ 不过，什么样的采访对象我都遇见过，只要你不把我赶出门，你说的话就是我的收获。 毕竟都是老三届同学加知青，还都是成都市重点中学学生，很快我们就找到了谈话点。 康万中介绍了他们成都四中同学的情况，因为下乡后发现宁南有麻疯病，很快一些同学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转到省内其他地方插队去了，留在宁南的知青并不多。 后来大招工开始了。他说：到宁南招工的单位没有你们冕宁的好，你们七中同学走的好多单位都不错嘛！我们四中的同学后来留在宁南县和凉山州工作的却不少，像我这样的，回不去了！ 康万中是我七月上旬到西昌后，成都四中同学罗伯成帮我联系的，我给康万中打电话联系，他还是与我约定时间，约我到他家里采访。他的家在西昌市老城区，州委党校大院里面，唯一的一栋电梯公寓。我们的对话在他不大的书房里进行。 采访结束，他送了一本他写的书给我。 这里特别要感谢成都四中的罗伯成同学！ 【王金荣】 今天一早出门，与上班高峰期的青年人一起挤地铁，到了琴台路王金荣约定地点，她已到，她一见我就说吴老师好习惯，守时、准时。其实，我们俩都提前了。 认识金荣好多年了，但未深交。四月下旬成都知青艺术团赴中江县惠民演出，我们在一起好几天，我就和她约好采访。我先把采访提纲发给她，她说我一定实话实说，否则，二天熟人读到，会指责我“王金荣你说假话！” 金荣是1969年1月9日下乡的。那一次离开成都到西昌专区下乡的有8中、9中、24中、31中、33中，还有几所民办中学。这是12.22最高指示发表后成都市下乡的老三届第一批，是从成都市体育场出发的，一共有30多辆军区的大卡车。车队开动时现场一片哭天嚎地、难分难舍、伤心落泪…… 金荣说，下乡前工宣队和军代表给我们说的全是骗局，军代表说德昌“地肥水美，出门弯腰捡核桃，进门腊肉打脑壳（形容当地农民十分富裕），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景象。结果去了才知道，生产队在半山坡，只有梯田，一个工作日只有2角8分钱，而男工最高分10分，女工最高分只有8分。而且因为家族内近亲结婚，生产队里“信人”（西昌地区土话，意即“傻子”“瓜娃子”）很多。 而在下乡之前，金荣已经深感社会的险恶和人性的黑暗。她出生于一个“旧军官”家庭，父亲是江苏淮安人，祖上三代贫农，三代独子单传，姨夫可怜她父亲，将她父亲带到上海念书，因酷爱文艺，父亲后来当话剧演员、导演，抗战爆发后被迫离开上海，到了西安被胡宗南部队收编，穿上国军军装。49年后随母亲回到家乡四川，无奈之下拉过夹夹车，蹬过三轮车，家里儿女众多，生活颇为艰辛。 由于生活来源仅仅依靠父亲蹬三轮车，家里穷吃不饱，两个弟弟经常饥肠辘辘，连莲花白丝丝加玉米面煮的糊糊都要使劲舔盘子，一见到下乡通知，金荣就赶快报名下户口，她对我说，“我心里的真实想法就是立即走，给父母减轻负担和压力，家里少一个人吃饭，让弟弟妹妹吃饱一点……”瞬间，眼泪狂奔，模糊了她的眼，模糊了我的眼！ 金荣下乡后拼命挣工分，哪样活路工分高她就去，出早工送公粮挑100斤谷子，来回四、五十华里，挣两分工，回来再出白工加晚工挣女劳动力最高工分八分工，这样一天就能挣十分工。还和队上女社员一起去挖瓦泥，那是重体力劳动，一天可以挣双份工分十六分，就是想要自食其力，还要给成都的父母弟妹带些葫豆大米回去。 金荣说她运气好，队里贫下中农对她非常好，在三年多的知青生活中，和一些社员结下了深厚情谊，一个女社员为她手臂上三个大粪毒脓疮用嘴吸吮里面的脓血，她上山修路摔成重伤，女社员们一夜不睡用被子裹着她……她说这是她当知青的最大收获！ 金荣敞开心扉，我们一共聊了四个多小时，录音笔工作着，我也奋笔疾书记了A4纸7页，她详细讲了她返城经历，个人命运。 她说：吴老师，休提起，休提起，一提起就泪水长流啊！难得我们两个坐下来说这么多，话匣子打开了就关不上了…… 【黄蜀利】 今天驱车前往青城山下，采访西昌专区冕宁县泸沽区先锋公社白坭一队知青黄蜀利。 1999年凉山/西昌知青联谊会编辑的画册《梦落大凉山》，2010年建成开馆的西昌知青博物馆墙壁上、二维半浮雕和立在蓝天白云下的巨幅铸铝照片墙，许多照片都出自黄蜀利，说他是知青摄影师不为过，说他留下历史不为过。 一张张生动真实知青生活照片，客观具体的反映了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场景，今天看来无比珍贵。 七月上旬我去西昌知青博物馆采集资料，博物馆工作人员对我说，希望能够了解更多照片背后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 于是，采访黄蜀利就成了我的任务，列入采访计划。 约了好几次，今日终于成行。 黄蜀利是成都七中高六七级学生，1969年2月6日下乡，1972年5月顶替回成都市邮政局工作，1978年考入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数学师资班（现在七系）。 当年他为知青生活留下影像资料的照片，全部出自一部“华山”牌135相机，那是1967年同学舅舅送给他的。 当时这部产自甘肃光学仪器厂的相机要八元钱，一般人还是很难拥有的。 黄蜀利大多去购买刚刚过期的进口处理胶卷，最昂贵的就是去买保定生产的代代红胶卷，2块5一卷，自己配置药水冲洗。 1969年下乡时他就把这部价值八块钱的宝贝相机带下乡了，那时，全先锋公社可能就只有这一部相机。 三年知青生活，黄蜀利估计最少拍了几百张照片。 杀猪宴后大家聚在一起拍合影，黄蜀利爬到土墙上才把全部人装进镜头。 这张照片被雕塑家、西昌知青博物馆总设计师朱成放大制作成照片墙，永远屹立在凉山高原上。 黄蜀利、刘建力、黄永明是一个大队的知青。他们站在这张黄蜀利拍摄的照片前，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青春的永存。 【刘建力】 刘建力是成都锦江中学初六八级5班学生，属于投亲靠友跟同班同学黄永明的姐姐来到冕宁县先锋公社白坭四队下乡的。 昨天采访黄蜀利、刘建力是一起，他们两个是老朋友、好朋友。 刘建力生产队知青的照片，全部出自黄蜀利，知青博物馆里不少照片，拍摄内容是刘建力队上的，摄影师一定就是黄蜀利。 刘建力回忆他的知青生涯，特别谈到对老三届知青影响至大的一件事： 我和黄蜀利大哥一起下乡，69年2月8日到生产队，被分到白坭4队，是全公社最穷的队，工分值才两角多，水田最少，人口最少，食堂化的时候饿死不少人，加上我们十来个知青全队才一百多人。 70年底，当时老知青老翟招工走的消息传到白坭，这里是红成大本营，大家开会表示要庆祝，我们队主动表示场地宽，正准备在过年前杀猪，还没喂肥，那就提前杀。 这样，很多知青就到我们队上来，下门板，请了两个农民帮忙，杀猪，两口大锅烧水烫猪毛，照集体相，开篝火晚会，畅谈美好，因为老翟的走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黄蜀利爬到土墙上才把这么多人装进镜头，这样就留下了千古一照。就是后来老知青、雕塑大师朱成用在西昌知青博物馆照片墙上那张照片，永远屹立在大凉山！ 我们杀的那头猪一顿就吃光了，风卷残云！ 我们队上的知青很老实，大家都认认真真出工挣工分，70年底分红，好像分了好几百元，我们是共产主义，这个钱没有分就提议买收音机，买有短波的，光听中央台没意思。 春节回到成都在春熙路交电公司排队，买了个五波段的，红灯牌收音机。开始听一般的，后来发现最清楚的是莫斯科之音，还听过……我们在莫斯科之音最先听到《南京知青之歌》，我们还把谱子记下来。…… 后来听同学讲中央路线斗争激烈，有人与毛主席不同心同德。到了国庆节之前，九月二十几号，记不清了，就听说三叉戟失事了，九具烧焦了的尸体，还有一具女尸。我们晚上十点之后就静静地守在收音机面前，静听，就晓得出了大事了，当时苏联分析，林副统帅反对……，事情败露仓皇出逃。我们是在国庆节前听到的，不敢说，想到写进党章、宪法的，不敢相信。十月份就听说抓人，黄吴李邱。 十月底公社开会传达，我们队长王元明躬起背来说出大事了，他从羊皮褂子里面摸出中央文件，是中央和军委发的，他说啥子瘟猪儿汗，上面的字认不到，喊我来念给大家听。 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着，太震惊了，想不通！第二天下午早早收工，在板栗园里开会，念到副统帅栽到温都尔汗了，我念得抑扬顿挫的，婆婆大娘些听不懂，只晓得说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慢慢觉醒了，开始忧国忧民，想“文革”还能走好远？我和黄蜀利两个曾经想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想反映民间疾苦。那个时候我们彻底觉醒了。 我是1974年10月离开农村的，工农兵学员，四川省粮食学校加工专业走的。 我们虽然思辨能力强，但是科技知识欠缺，没有完整地接受教育，否则贡献更大！ 刘建力所在生产队共有知青18人，分为两锅吃饭。他所在的这一锅有知青12人，团结谦和，大的照顾小的，别的生产队知青们为了油盐柴米早都吵吵闹闹分锅了，他们队还团结一致，直到最后都没分锅。 刘建力为老知青杜昆三理发。 黄蜀利拍摄。 【采访手记 · 下篇】小知青（1972～1978） 就四川、成都地区来说，“老三届”下乡后，69级、70级、71级大多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史称“支边青年”。 从72级开始，各年级学生依然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直至1978年。 从数量上来看，这批知青人数最多。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统计数据显示，1974年～1977年再次出现高潮。 这个阶段有几个重大事件发生，影响深远。 1971年2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结束。会议确定1971年计划招收固定工144～155万人。招工对象包括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87页）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科教组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与回乡知识青年一样看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可适当多分配名额。”（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100页） 1973年7月3日，国务院决定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开始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0岁以内的青年职工、退伍军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及应届初中毕业生。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停办中专、技校后的第一次正式招生。（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104页）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7月19日《辽宁日报》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刊登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此后，张铁生便成为风云一时的“反潮流”新闻人物。（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105～106页） 这批知青史称“小知青”。 【高宇】 我和高宇事前约好的采访地点有很多人，为了寻找清静之地，我们逛进了杜甫草堂，在一个名为“杜陵春水榭”的茶坊寻觅得一处闹中取静的角落，一张巨大的原木长桌，一间高敞阔大的厅堂，只有我们两人。这个意外之地，我俩都非常满意。 高宇是我采访的第一个西昌当地户口下乡知青，我们把这种知青称为本地知青，以区别于从成都、南充、自贡、内江等地下乡到凉山/西昌地区的知青。 高宇的父母上世纪50年代分别从荥经、乐山到位于当时西康省雅安市的西南干部学校学习，后来分配到西昌水电局和金沙江水文分站工作。高宇在西昌出生、上小学、初中、高中。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高中生，1974年从西昌二中毕业，唯一出路就是下乡，不能不下乡。那个时候的宣传口号就是“扎根农村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母考虑到高宇身体柔弱性格软弱，怕她受欺负，于是通过亲戚的战友去了西昌九龙公社插队落户，这个生产队只有她一个知青。 在她与我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谈到她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她说得最多的词汇是“空虚”、“无聊”、“郁闷”、“精神上完全受不了”。 当时生产队无水无电无钟无广播，看太阳估时间，吃水用水都要到沟里去挑回来。在田里干活的时候，如果听见太和铁矿的广播她都兴奋不已和无比向往，觉得那是现代文明！望着不远处公路上跑着的汽车，也充满了向往。 高宇在乡下养了一只公鸡一只母鸡，没多久公鸡被农民偷了，她又骂不来怪话，只有自己生气。母鸡下了两窝蛋后也被农民偷了，觉得自己很受欺负。 她说当知青那两年是一辈子最深刻的日子，度日如年！很多知青不像她的感受，她觉得精神上无比苦闷，也许是她的DNA原因。 当了两年半知青后，1977年招工进了父亲所在单位水电勘测设计队当工人，没多久被单位送到成都工学院土工试验室学习半年，1983年考入成都科技大学（成都工学院后来更名）水利系，后在凉山州水电设计院规划部门工作。 谈到“青春悔不悔”，她斩钉截铁地说“无法悔！”“青春无法悔！要能够悔，一定悔！……是解决当时不能解决的就业问题。” 她还说：“农民是不欢迎知青去的，我们就是去分农民嘴里那微不足道的口粮的。农民说知青是政府硬分配来的，才不缺你一个17岁的丫头来当劳动力！” 高宇认为自己上大学以后开始了思想上的启蒙，在此之前，全是……老师的话，报纸上的话。上大学以后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对知青运动，高宇的看法是“完全是国家的权宜之计，解决就业问题……。” 【李少谦】 因为李少谦很忙，经常出差，我和他夫人在微信上不知约了多少次，终于敲定今天下午到他们位于郫县犀浦的家去采访。我提前吃了午饭，驾车经二环高架折向西去，从羊西线再转到犀浦。李少谦昨天才从北京出差回来，明天上班，只有今天下午能挤出几个小时来接受我的采访。 回家后我在百度上搜索：“李少谦，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博导，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总体组成员，国家“863 计划”5G 重大项目总体组成员，国家“973”计划咨询专家组成员，国家通信与网络重点研发计划专家组成员，IEEE Fellow等。革命烈士车耀先的外孙。” “1975年下乡到凉山自治州盐源县，1977年从盐源县参加高考进入西安电子科大，1982年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84年在电子科技大学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除了上述任职外，李少谦还是四川省委省政府科技顾委团顾问、成都市委市政府科技顾问团顾问、全军抗干扰通信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四川省电子学会常务理事、通信与信息专委会主任、四川省通信学会移动通信专委会副主任、四川省科技青年联合会常务理事、成都市科协常委。 李少谦的研究方向是：移动通信与无线通信、个人通信、抗干扰通信技术、扩频与跳频通信、通信专用集成电路。 这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男，科学家，而我却在他宽大的书房兼办公室兼会客室的桌子上，发现很人文很思想的书籍：英国彼得·沃森的《思想史— 从火到弗洛伊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因为我们20多年前见过面，我和他夫人又很熟悉，我们就先聊了其他话题，天南海北，旅游见闻，真是海阔天空。 进入正题，李少谦从他们盐源县卫城公社知青编辑的一本书《卫城岁月》说起，他说就是想留下历史，给后代，给后代的后代。 他说：我们这批知青应该有个定位，我们和66年之前下乡的老知青不同，和你们那批老三届知青也不同。我们在知青中的“辈分”低，是“小知青”。我们盐源卫城公社的知青没有代表性，太特殊了。当然，感谢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说了真话，我们受益了。 他说：我们下乡时知青运动已发生根本变化，下乡口号也变了，不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农村需要我们。”这时国家树立的知青典型是朱克家，要知青们用文化科学知识去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宣传的核心在这儿！ 我们下乡时动机更单纯，更具理想主义色彩，有劳动的自觉性和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主观性，又与盐源卫城的环境相配合，交通特别落后，农民特别贫穷，乡亲们特别淳朴，于是，造就我们这帮知青发挥了作用，半年后知青就掌握了生产队的权力，我当了副队长，主管生产，其他同学当了保管员、记分员、民兵连长。我们1974年和75年下乡的这批知青，出了十几个队长，周渝霞熊本庆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我们之间的谈话既围绕主题，又随意自然，录音笔静静地工作着，我发挥老记者的娴熟技能，满满的记了7页！ 谢谢少谦接受我的采访，尤其感谢少谦深刻的思想和对知青运动，知青经历、知青贡献的客观见解！ 【孙锦屏】 这是我采访/录音的第二十四个知青，也是这次西昌行采访的第四个知青。他是昭觉县本地城镇户口下乡知青，昭觉中学高74级毕业生，孙锦屏。 孙锦屏，是我请西昌知青博物馆马玉萍馆长帮我寻找的采访对象。 孙锦屏听说我有社会学教育背景，马上说他是中央民大社会学进修班毕业的，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给他上过课。 孙锦屏说他是彝族，我左右端详，才发现自己眼拙了。 他家是老凉山的大家族，祖辈是土司。他父亲彝族名字叫斯兹木呷，他的彝族名字是斯兹木柳。母亲叫惹兹阿呷。 1949年前孙锦屏的父母从西昌走路15天，去当时西康省的康定读书，是彝族里少有的文化人。父亲还是彝族书法家，哪怕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下放劳动改造，在树上写的禁止偷摘之类文字，都是地道颜真卿书法。 1974年，孙锦屏高中毕业，那时已有政策，独子可不下乡，他既是独子又是幺儿，本可不下乡，但觉得同学们都走了，留在昭觉城里不好耍，就也报名了，于是下乡到昭觉县四开区大坝公社知青点。 下乡那天，父母姐姐送他，母亲和姐姐为他拿东西，父亲用彝话斩钉截铁地说：好好干！ 因为昭觉海拔高，气温低，没有蔬菜，他们知青点的知青又被安排去了昭觉县与美姑县接壤的地方，在那里又当了一年知青。 后来开始招工，他都不去，一心想开车，迷在驾驶里了。最后去了拖拉机厂（维修站），开了拖拉机，继而调入文化局，后来西凉（西昌地区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合并，他到了西昌。 孙锦屏的爱好多，当主持人、写诗歌、打羽毛球、当教练……今天上午，我就是在凉山州网球中心采访他的。 【陈伯才】 这是这次西昌行采访的第五个知青。 前天约的一位知青临时有事，孙锦屏现打电话，把他班上的华罗庚叫来了。 这位同学叫陈伯才，也是昭觉县本地城镇户口下乡知青，昭觉中学高74级毕业生。他是汉族。 陈伯才1974年下乡，去了普格县大坪公社，下乡三个多月后因父亲去世，家里叫他回去，当时也有政策，他就回到昭觉县家里。 他说很感谢李庆霖给毛主席写那封信，他们这批后来下乡的知青比老知青们的处境、待遇好多了。 他从农村回到昭觉县城，一时也没有合适的工作。一天他走在路上，遇到从前的中学老师，老师得知他手上有一个招工名额，就问他愿不愿意回母校教数学，他说回家商量一下，就这样，他一个高中生没有经过师范学校培训，直接到昭觉中学教初中数学了。 很快，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理科328分成绩成为凉山州状元，因喜欢数学，志愿填报为川大数学系、川师数学系、北师大数学系。我说你这个顺序错了，怎么可能把北师大数学系填报在川大数学系后面呢？他说啥子都不晓得，乱填的。 结果有个熟人还帮他把志愿改了，最后被当时的长沙工学院、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固体力学专业录取，毕业后分到梓潼核工业部九院工作，直到退休。 我还是那话：每人都是一本书！ 【刘效成】 刘效成是西昌本土人，从小在西昌南街长大。一口地道的西昌口音。 刘效成说：我家是七代中医世家，我的成分是自由职业。 我是74年7月高中毕业，8月下乡当知青的。当时的红旗街道办事处在南街统计，多子女家庭符合条件的必须下乡。我家兄弟姐妹六个，我和弟弟当了知青。我下乡到了川兴公社海丰大队10队，朱家河湾，就是现在邛海湿地公园小渔村那儿。 （19）74年涨大水，工分才两角钱。大部分房屋被淹，我们知青出门都划船。白杨树允许砍来当柴烧，可惜了！农业学大寨，砍完了，可惜了！ （19）76年，三位领导去世，后来又地震，我们公社组织知青修海河，我喜欢写诗，写了很多战天斗地的诗歌。还修了一座知青桥，在大修厂那里，那些石头都是知青抬上去的。 到了（19）76年底（19）77年初，那时候考大学还没来，半推荐半考试，下乡知青回乡知青一起考，好笑得很，大专中专是混合表，交叉填报交叉录取。我填了川师中文系、民院中文系，因为我喜欢。根据家里面的要求，我还是填了一个成都卫校。结果后来被西昌卫校录取了。拿到录取通知书不咋个高兴，又只有接受。 （19）77年2月份我进入西昌卫校，结束了知青生活。 刘效成回答我关于知青生活给他带来的利弊时，他很谨慎，几乎是字斟句酌地说：农村还是一个熔炉，我们在里面千锤百炼，不论顺境逆境都是锻炼。我们有得到锻炼的一面，也有受到伤害一面。我们街坊一个知青，也是一个大队的，得了钩端螺旋体病，肺出血型，死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贡献还是有的，稳定了社会，减轻了城市就业负担，锻炼了知青的思想。 刘效成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他家在西昌新城区，高层电梯公寓，西昌特有的灿烂阳光下，从他家窗口望出去，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喜欢文学，后来担任西昌市政协副主席，西昌市作协副主席，还是邛泸诗社社长。 【许政模、王崇建、谢黎平、宋远惠、史树康】 今天的采访犹如小合唱，一口气采访了冕宁县中学初72级四连一排同学，许政模，王崇建，谢黎平，宋远惠，史树康。 “文革”后期，老三届齐刷刷下乡了，小学累积起来的几个年级学生集中安排，66、67、68年应该小学毕业升初中的学生，一个批次集中上初中，他们各家都出现了兄弟姐妹在一个年级上学的现象，这就是按照军事化管理方式的冕宁中学“四连一排”。 四连一排的同学们，同读一个幼儿园～冕宁县幼儿园，同上一个学校～冕宁县中学，大多数同下一个公社当知青，有的还在一个生产队，摸爬滚打几十年如一日，感情十分深厚。 采访小知青是这次我到西昌的重点任务之一，那天来了更多小知青，尤其是前凉山州副州长许政模，不但来了，摆起当知青的若干故事，坦率实在，绘声绘色，没有一点官场作派，更没有官话套话空话。 这批冕宁县小知青大多出生在冕宁生长在冕宁，有几人是很小的时候随父母来到冕宁的。 许政模是副州长，谈起问题来条理清晰，他说，他们的父辈大致分为三类：山西来的南下干部、正常工作调动从成都雅安过来的干部、因为各种……问题一撸到底的干部。 许政模的父亲原是四川省人民银行拨款科科长，后来从成都到雅安到西昌到冕宁再到砖瓦厂，……。 谢黎平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藏族。 王崇建的父亲是解放军，山西人。 宋远惠的父亲是冕宁县劳动局长。 王宪的父亲是冕宁县新华书店经理。 1972年，当时有个政策规定，未满16岁可升入高中，年满16岁就下乡。于是，他们这批拥有冕宁县城镇户口的学生一起来到离冕宁县只有三十来公里的惠安公社插队，开始了知青生涯。 我的录音笔打开，他们每个人都情绪激昂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知青经历，许政模讲他父亲的故事；王崇建说他帮一个同学掐灭了152个虱子，然后烧开水烫衣服上的虱子蛋；谢黎平讲他如何利用父亲管物资的关系帮生产队买猪肉买化肥…… 一切都那么遥远，又那么真实。 对一个原生态单位（四连一排）的采访，用群访之形式，更生动更有趣更真实，因为他们之间要相互纠正，相互补充。 非常感谢王宪前后张罗，四方联系，低调朴实，寡言少语，却又热心踏实。 没有王宪，我不会寻找到这样的采访对象，完成我的使命和任务！ 王宪，谢谢你！ 【史树康、宋远惠】 史树康下乡在惠安公社的迫夫大队，当知青三年，调回城第一份工作是在冕宁县毛猪厂当屠宰工，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六年干的活只有一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冕宁县广播站招考，五十多人考试，他和两个中学语文教师的语文成绩及格了，因此调到县广播站当了记者、编辑。后来到了凉山州广播电视台，当过总编、专题部主任。 宋远惠当了一年多知青，1973年参加大、中专考试，去了位于内江的省统计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会理县统计局工作，当过副局长、县团委书记。 她说“文革”中没事干，就跟着大娃娃上山砍柴，所以下乡后干农活很适应。加上她在中学时是标枪运动员，体力好，在乡下可以背一百五、六十斤，她的工分就评到九分，比好多男知青还高。 她认为她当知青没有吃到多少苦。 而史树康则对知青运动持不同看法。 【采访手记 · 别篇】叶永林、王宪 截至今天，我采访名单中已有两位知青病重离世，心痛之际又万分遗憾。思来想去，特为他们设立《别篇》，谨以此记录文图告慰他们的灵魂，祝他们在大凉山朵朵白云中俯瞰我们，与我们共同讲述曾经的青春。 【叶永林】 成都四中（现石室中学）高六五级同学今日（2018年9月12日）在望江楼公园碧鸡坊聚会，听说他们要去接叶大哥，我去了，就是想看看这位可亲可敬可佩的老大哥。 成都四中是西蜀名校，历史可上溯至汉代，就是从现代意义的学校考据，也在名校中拔得头筹。至六十年代，成都素有“四、七、九”的说法。 高六五级同学自述他们毕业时很尴尬，那时已大面积执行阶级路线，学生按家庭出身分为一、二、三、四类，于是，一些成绩优异家庭成分为四类的同学，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 这些学生先进入成都市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继而到四川省青年农场当知青。 省青年农场于“文革”后解散，农场的知青被分到西昌和冕宁两县插队落户，有的去了西昌，有的去了冕宁。 我在冕宁县遇到过一位曾经在知青办工作过的老人，老人告诉我：省青年农场的知青分到冕宁的四个公社：复兴公社、红模公社、先锋公社、河边公社。先锋公社的双河一队、二队、三队、六队，我所在的长兴大队的二队，还有兴隆大队、白坭大队、光明大队、跃进大队，都有老知青。袁晓祝、朱成他们在河边公社。 我老早就闻听叶大哥叶老二大名，直至2009年才近距离接触他。2009年秋天，我接下为西昌知青博物馆撰写全部文字的工作后，在西昌知青博物馆施工现场见到了叶永林。 叶永林大哥个子不高，胖胖的，慈眉善目，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说到西昌知青博物馆，或你到博物馆参观，除了看到打上历史印记的建筑物、实物、文件资料信函书籍、老旧照片，还应了解博物馆建设的来龙去脉。 要知前因后果，必须提到叶大哥！ 叶永林，外号叶老二，比他小的知青和村民叫他叶大哥，村民的后代叫他叶伯伯，后代的后代叫他叶爷爷，他的学生叫他叶老师叶校长。我叫他叶大哥，他叫我小吴。 他是成都四中高六五级高材生，因当年贯彻执行“阶级路线”无缘升学，先到成都市上山下乡青年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后到位于西昌县新华乡的四川省青年农场当知青，就是现在西昌知青博物馆所在位置。 2009年，时任成都列五中学党总支书记的叶大哥接到留在西昌的知青老友信件，说农场留下来的窑洞要拆了，希望能够设法保留下来。 为了保存农场窑洞，叶大哥给他的学生、时任西昌市政协副主席罗开莲写信，洋洋洒洒详述保留这十三孔窑洞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这封信引起西昌市委市政府重视，时任四川省某领导也积极支持。 最后，一系列因果关系，有了这个全国四大知青博物馆之一的西昌知青博物馆。 叶永林是西昌知青博物馆头号功臣！ 听说他患阿尔兹海默症，我给他打过多次电话，无人接听，又听说他搬家了，一直无缘再见，直至今日。 两位老大哥接来叶大哥，大家一一问候，叶永林，叶老二，叶大哥，叶伯伯，叶爷爷，叶校长，叶书记，你怎么就这样了呢？ 在我确定撰写《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最初时刻，你就是我的理想受访人之一！ 我问叶大哥，我是哪个？他口齿不清的说“你是小吴。” 西昌知青博物馆墙上的叶永林日记，1966年2月6日。 2009年9月，西昌知青博物馆开建。 原四川省青年农场残存窑洞列为保护文物，我们作为筹备组工作人员在此留影。 右起：叶永林，柴来，尹兴会（西昌市教育局负责知青博物馆建设项目工作人员），黎明，我，邓清来。 叶永林、柴来、黎明、邓清来均是原四川省青年农场知青。 叶永林等一众现场知青工作人员观看正在布展的博物馆。 2009年九月和十月，我两次前往博物馆建设工地，与叶永林大哥、邓清来大哥、柴来大哥驻守在新华村，陪伴博物馆成长。我们回到原插队的生产队，黎明大哥推回一辆鸡公车，我要来一个背架子，全都送给知青博物馆当文物陈列。 在那里，我完成了撰写知青博物馆前言的案头阅读和文章立意、框架结构的思考。 保留下来的原四川省青年农场知青宿舍～窑洞。 昔日窑洞已成文物。 2011年11月，叶永林与冕宁知青罗昌明在西昌知青博物馆。 2018年9月12日，老同学将叶永林大哥接到望江楼公园。 拍完合影后将叶大哥推回来，我听见叶大哥清楚的说了两个字：“高兴！” 2019年4月28号，我和巫方安大姐、胡大哥夫妻俩一起去医院看望叶大哥。他刚从ICU出来，已处于弥留之际。 接到叶大哥病危的电话，纠结又纠结，思考再思考，我和巫大姐商量又商量，还是决定要去看看他，否则，我们两个会遗憾会内疚会自责。 尽管有各种设想，也听说了具体状况，一见到被单下那个呼吸困难骨瘦如柴的躯体，还是忍不住流泪。 生命之意义是什么？ 对叶大哥来说，他的生命挥洒在西昌月华乡新华7组的山山坡坡沟沟坎坎，礼州中学的教室课桌食堂宿舍，知青博物馆墙上永恒的日记，还有甘洛县的脚印，列五中学的晨昏…… 遵从叶大哥意愿，2019年8月8日，叶大哥魂归第二故乡，与西昌山水相伴，同凉山日月共辉！ 叶大哥永远陪伴着他付出心血的知青博物馆。 村民们依依不舍送叶大哥最后一程。 【王宪】 认识王宪很偶然。 2018年春天，五月了，阳光明媚春花灿烂。先生的同学邀约着在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聚会，作为家属我参加了，负责采买茶点水果、安排午餐、点菜买单。 喝着盖碗茶，我静静地听他们聊天，听见一人说他1972年下乡在冕宁县，是冕宁县高中毕业。 我一阵窃喜：冕宁县高中毕业，说明是当地知青，我正缺这种样本；1972年下乡，属小知青，正是我寻找的采访对象。两项叠加，再好不过的采访对象！ 他就是王宪。 于是，我马上与王宪加微信，说明我的意思，并将采访提纲发给他，冒昧的拜托他帮我寻找冕宁当地下乡的小知青，我想采访这样一个不怎么发声的群体。 他“嗯”了一声，然后说“吴姐，好的”，再没话了。 盛夏7月，我乘大巴车到了西昌，我给王宪打电话。王宪问清我住哪里，很快就到酒店看我，然后把我带到西昌航天大道一家餐馆，只见他一边点菜一边打电话说着餐馆地址。不一会儿，七、八个人陆续到了，都是王宪的中学同学，冕宁县的小知青。 热气腾腾的鱼火锅烟雾缭绕，在这个温馨轻松的环境中，王宪向他的同学们简单介绍了我和我的想法，话不多，简洁明了。 过了几天，王宪给我打电话，说安排好了，正式组织了他的同学兼知青朋友接受我采访，在西昌老城区。我按他给我的地址，坐公交车前往。 包间里满满地坐了一屋子人，有人说“我愿意接受采访，讲一讲知青生活！” 有人说 “我就来参加聚会，好久没见老同学了！” 那天，我一共采访了6个知青，获得了与老知青、老三届知青完全不同的信息，对1972年以后下乡、当地户口到当地郊区下乡的本地知青的生活状态，有了全新了解。 王宪是他/她们的召集人，他始终面带微笑不声不响，张罗各种杂事，饭后陪着我穿过彝海结盟广场，一直把我送回宾馆。 回想去年三月，为纪念我们下乡50周年，我们从冕宁到生产队，从生产队到西昌，王宪提前张罗好一桌丰盛美味，一直饿着肚子等着我们，非常热情地款待我们。 禁不住长叹一声：再到西昌，哪里去找你，忠厚踏实的王宪！没了你王宪，你那些冕宁县的知青兄弟姐妹我怎么去找…… 今天（2019年10月12日）下午去省肿瘤医院看望冕宁县惠安公社知青王宪，他是西昌市粮食局局长，非常热心知青活动，厚道实在，很好的人。我去年到西昌采访，他帮我联系、张罗，邀请了一拨小知青接受我的采访，其中包括前凉山州副州长许政模。 王宪于2019年四月发现肺癌，先在西昌治疗，后到成都，今天看来好多了。去看望王宪的都是原西昌地区的知青，分别来自冕宁、会理、西昌。 生命是什么？一树花开。 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 生命，一呼一吸之间。 那天下午急匆匆打的赶到肿瘤医院，王宪情况非常糟糕，他本人希望回到500公里外的大凉山，他的父母安葬在冕宁县，他要回去陪二老，他知道他的生命已到终点。 家属遵从他，立即联系各方，连夜上路。他的女儿从西昌往成都赶，恐怕来不及赶到医院，约定在蒲江高速路服务区等着见父亲一面…… 10月12日我们到医院看望他，他还能与我们说笑，今天…… 祝他如愿！ 16:50，看着他心率130，呼吸29，看着他被搬进救护车，看着他夫人腿一软瘫倒在地，看着他弟弟从重庆赶来立马登上救护车陪着奄奄一息的王宪连夜回凉山，救护车缓缓离开省肿瘤医院第三住院大楼，我和国薇都哭了…… 王宪，感谢你默默的奉献！ 【采访手记 · 阅读篇】 走进西昌知青博物馆，首先面对的就是一堵铝墙，灰白色底板，黑色字体。正面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和《凉山/西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背面是《西昌知青博物馆前言》。 这些文字都出自我心、我手。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二版。主编：顾洪章。全书18.5万字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由原在国务院知青办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用三年时间完成。当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在复审时认为：“书稿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历史价值。作者态度严肃，观点明确，有史有论，立场比较客观、公允。书稿线索清晰，重点突出，点面结合，史料翔实，是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信史。”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记述了1955年～1981年长达27年间涉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事、要事。收编范围以中央一级（含办事机构）的工作活动为主，适当选编地方的一些重大活动和突出问题，力求忠于史实，真实地反映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摘录部分段落：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广大下乡知青积极地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在农村和边疆经受了磨练，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历史教训是深刻的。”（第60页） 1978年2月1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向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参加 “ 三大革命 ” 运动，增长了才干。今后还会有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第137页） 197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第138页）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第三，对于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建设边疆的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当给与充分的肯定。对于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当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 第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作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主要途径。至于今后城镇知识青年去农村和边疆的具体形式和办法，应该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形势的发展，把它搞活，讲究实效。（第169页） 1981年11月25日，随着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需要重新安排的插队知青人数也不多了。基于这种情况的变化和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日益繁重，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国务院知青办和国家劳动总局进一步合署办公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为了加强城镇劳动就业的统筹管理，国家劳动总局成立就业司，由国务院知青办和国家劳动总局的有关人员组成，把知青场队工作和插队知青遗留问题统管起来。国务院知青办的牌子对外继续保留。 国务院领导人批准了这一调整意见，省、市、自治区也可仿照办理。 至此，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告结束。（第170页） 中国·西昌知青博物馆展馆文字/吴晓鸣摘编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按时间为序） 1953年12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劳动》，成为后来“上山下乡”的源头。 1955年5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 1955年12月       毛泽东为介绍河南郏县大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作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2月--4月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说：所谓就业，就是要就农业，绝大多数要安排到农业。每年几十万、几百万初中毕业生去当农民，这样，中国就好了，农村就好了。这为上山下乡打下了思想基础。 1957年10月26日  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正式公布。第38条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新中国历史文献上第一次提出“下乡上山”的用语，并且把下乡上山的主体明确为“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并将其视为一项长远的规划。 1962年6月29日－7月10日   中央召开六个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这是国家首次明确提出“有组织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活动”。 1963年6月29日    周恩来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上，提出了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提到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自此，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稳步展开。 1963年10月2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全国大中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安置方向主要是下乡上山，下乡上山的主要办法是到人民公社插队。 1964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指导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同月，中央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立。 1966年6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年底，许多知识青年因“文革”动乱由安置地返回原籍，形成知青运动史上第一次返城浪潮。 1966年7月上旬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到新疆视察时，对生产建设兵团接收支边青年工作作了指示：要把接收和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作为一项政治任务。7月5日下午，周恩来、陈毅到石河子垦区看望上海青年连并进行座谈。 1966年7月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式。 1966年11月-12月  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涌向北京上访，认为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求返回城镇“闹革命”。 1967年7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中央权威性报刊首次使用“上山下乡”一词。从此，陆续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 1967年10月9日     北京市25中的曲折等10名初、高中学生自愿上山下乡，奔赴内蒙古插队落户，“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序幕拉开。 1968年5月2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报告清晰地指明，全国1966—19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数百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将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转引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开始。 1970年2月19日   南京知识青年任毅因创作《南京知识青年之歌》被捕入狱，罪名为“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原判死刑，后改判10年徒刑。 1971年2月1日   国务院在《关于下达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的附件《劳动工资计划》中，对招工作了若干规定，其中包括“经过劳动锻炼2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给福建省莆田县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在给毛泽东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的困难。 1973年７月19日   《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发表了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 1974年1月1日    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健全知青工作办事机构，成立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 1978年10月31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对城市中学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 1978年冬        以云南知青为代表掀起了“我们要回家”的返城浪潮。他们以罢工、静坐、上京请愿，直至集体绝食的形式表达他们的诉求。此事惊动了北京。“云发22号文件”使云南“知青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也改变了全国知青的命运。 1978年12月10日   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1979年3月20日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决定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统筹解决农村的知青返城问题。 1979年下半年       全国知青大部返城。 1981年10月       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1981年11月25日   中央决定劳动部门统管知青工作，以解决知青遗留问题。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全书33.7万字。 作者定宜庄，北京人，1968年赴内蒙古插队，1974年回城，史学学士、硕士、博士。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作为《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起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绝大部分篇幅集中在“文革”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上。 尽管这一时期并不像后来“老三届”的活动那样轰轰烈烈，但是既然是从学术角度，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来思考这段历史，就必须探寻它最初的源起和发展脉络。         定宜庄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场长达20余年、涉及人数几达2000万的活动（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然而，这一运动即使一度取得了成功，却最终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      定宜庄在第七章“到农村去安家落户”里写到：历史进入1963年以后，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大规模的城市精简人口工作已经停止，上山下乡的知青以及在城市等待分配的社会青年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盼到了回城和在城市就业的机会。         却不料，真正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却正是从此时才正式开始，意思是：它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已作为国家的一项专门任务，而成为国家经济计划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随着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命题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被赋予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色彩，以至于将它所根源的经济原因完全掩盖了。         而在具体执行中，在“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所谓“剥削阶级子女”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       定宜庄在书中引用了成都知青回忆录文字：1966年2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鸣注：四川省青年农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 这段文字见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知青档案》夏晴的文章《抹不去的岁月》。       夏晴是我的老大姐老朋友了，1993年我们一起参加西昌市委市政府组织的《成都知青第二故乡行》活动，读到此，这段文字让我倍感亲切，也倍感凄楚…… 《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全书60.8万字。 作者刘小萌，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赴内蒙插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大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研究清史之余，自发研究知青史，著有《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是国内从历史学角度较为完整梳理上山下乡运动的代表著作。 《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作为《中国知青史》的后半部分，起止时间为1966年至1980年。 刘小萌认为：完成一部完整、客观、科学的上山下乡运动史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中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仍有待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协同并进。 刘小萌在前言里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初掀起波澜，“文革”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从1962年到70年代末期，曾经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而家居农村在城镇学校读书后来回乡务农的知青为数更多。 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牵动着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散布到广大农村以后，又使为数众多的农民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 因此，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把上山下乡运动波澜起伏的历史如实告诉人们，是这本书的首要任务。 历史是不应忘却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在几十年风风雨雨中经历了不少挫折、走过了不少弯路的民族来说，时时聆听历史的回响，从中汲取教训，获得启迪，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全书43万字。 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13章《社会经济方面的总结》中写到，减轻城市压力问题，上山下乡与城市就业，当年“文化大革命”令几百万城镇青年骤然变成了待业青年，1968年下放农村的政策在短期内帮助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 然而，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来自人口或经济，而是来自政治。  上山下乡对城市扩展的影响，除了就业困难，人口过分稠密，导致供应、住房、交通等等方面都万分紧张，以及犯罪问题都构成了将一部分青年从城镇疏散出去的最好理由。  上山下乡运动确实为城镇减缩了一部分人口，运动开始一年半以后就达到了500万，是城镇人口的5%左右，从1974年起，在出发与回城的人数互相抵消之后，这部分离开城镇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加，1977年达到了大约9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城镇人口的7.5%。这个外迁人口数字要比“下放”的干部及知识份子数字高几倍。  上山下乡与发展农村前几章已经描述了大部分之知青在怎样不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充当农村劳力。 1957年到1977年间，从全国总面积来看，可耕地面积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 在中国，1978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11公顷，而在美国是48公顷。  被下放去落后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和那些不只是当农村劳动力的知青，的确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应该承认。 在中国边疆以及内地某些不毛之地的垦荒移民与开发上，有一部分就是知青的功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直引以为荣，就算在后来许可的条件下，他们选择了回城也仍然是这个观点，这个可以看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陆续有些中国专家的文章指出，其中的局限性实际上当时在这方面的政策，有两大漏洞。 第一，不考虑经济效应，第二不考虑生态平衡。 一位中国专家列出了下面几个惊人的数字：国家在“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投资了46亿人民币建立农垦农场，结果是亏损了32亿。 当年送去的知青太多了，远远超过当地的接待能力。 此外，再教育的思想和人定胜天的过分乐观理论，经常使某些负责人头脑发热。 研究“上山下乡”问题仅仅强调经济动因而忽略分析政治因素，尤其是下放知青去农村是为了让他们“接受再教育”这一动机，而不是成为“新一代农村精英” ，这等于是在官方的话语中选择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部分。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文化大革命”前的运动中，由于城镇就业和教育经费问题，经济动因曾经是首位，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运动，表面上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混淆了各个层面因素的重要性。 陈墨著《口述史研究：多学科视角》。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全书30万字。 《口述历史：个人记忆与人类个体记忆库》  ，口述历史，其实是采访人对受访者个人记忆的挖掘和记录。 个人记忆不仅能提供公共历史信息，还能提供个人生活、情感经历、心灵历程、社会关系、语言特性、个性心理、身心状况乃至记忆方式、表述方式和表述能力等多方面的信息。 个人记忆可以丰富人类生活的数据信息库，是包括历史信息在内的广义的人文资源，这也是未被认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思想。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辩护。  记忆又堪称最为珍贵的资源，在它看似琐碎、平淡、片面的表向之下，埋藏着前人留给我们的无形财富。 精英化的历史观念年深月久，早已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我们今天的口述历史采访当中，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开始联络的时候常常会拒绝受访，理由是“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或者“我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因而“我没有什么采访价值”。 他们的潜台词非常明显，就是只有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人物，或者曾经参加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为社会或历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才有资格接受口述历史的采访，才可以进入历史事件和历史的书写范围。 这种几乎本能的反应，来自传统的历史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历史是要人和名人的历史，而不是普通人的历史。 在这一个观念下，人们自然的本能地认为，作为普通人，只能是无名化的“沉默的大多数”，在公共历史的事情之外，自生自灭。 口述史依据新史学发展理论，视角向下，将普通民众作为受访者，将普通人的生活经历纳入历史记录。 口述历史具有多学科视角：是记录采访对话与叙述，这与新闻学、传播学和语言学有关；是基于个人记忆，这与心理学有关；是讲述个人生平经历，这与历史学有关；每个人的讲述都受到其社会身份与视野的影响和限制，这与社会学有关；口述历史作为人类个体经验、知识与智慧的信息记录与传承，这与教育学有关；在大数据时代，建立人类个体记忆库，这与档案学有关。 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5月第一版。全书41万字。 （摘录一）口述史产生比文字更早，在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历史就都是口述史。 追根溯源，西方可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乃至更早的荷马史诗；在中国，通常就以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为例。                                               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是史学上的革命。 在史观上，它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它主张史学研究应该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去把握；在方法论上，它倡导多学科合作，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口述史研究结果表明，口述史的目的已经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发展为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的认识深度。        美国口述史学家威廉姆斯认为：“我越来越相信口述史的价值，它不仅是一种编纂近代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为研究过去提供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即它可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审视过去。”         口述访谈可以运用到任何阶层、任何族群的人身上，成为可以表达和证明普通人生活的得力工具。 广大民众可以通过口述史，特别是没有舆论话语权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和经历挑战传统的历史观，表明什么是“历史的重要性，并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我特别赞同以下观点： 1）“自下而上”的角度。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上层精英人物转为普通人民大众，不是政界商界科技界文化界的上层精英，而是默默无闻的普罗大众。这种平民化历史，能够让不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包括社会底层百姓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 2）特有的“个人性”。口述史是最具有“个人性”的一种。口述史以记录由个人亲述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体验）为主，重视从个人的角度来体现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并不仅仅是大人物，是名人，更多的倒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小人物。 3）社会记忆成为可能。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综合考察，力图从整体上去把握它。从对往事的简单再现深入到大众历史意识的重建，把关注的焦点从“真实的过去”转移到“记忆的过去”。         口述史是“为一批普通的经历者立档”，是“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怀”。         我正在采访/录音/写作的《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的写作宗旨，与上述观点一致！ 口述史的方法，特别适合知青这个群体。 （摘录二）继续阅读定宜庄、汪润主编的《口述史读本》。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的文章《语言、记忆与认同：口述记录与历史生产》。 从对象的选择，到转化成文字，口述史的生产过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口述史的生产与访问者也与访问者和被访问者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认同相联系。 口述史究竟是可以探寻历史真相还是走入一个个“罗生门”？访谈者还能够保留多少历史的真实性？我们是采取客观主义立场，还是相对主义或者怀疑主义立场？这些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历史哲学问题。 口述史是用来寻访各种被遗忘的历史。 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包括士农工商各个阶层。这些成果所带来的直接冲击是历史重心的转移和历史书写的多元化。 以前所谓的历史，主要是依赖精英阶层所掌控的文字书写。口述历史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之内突破了精英与文字的双重限制，使我们能更广泛地竖起耳朵倾听过去的声音。 历史重心的转移和历史书写多元化的发展，表现在不同的族群、性别、阶级、年龄等等。这些口述历史访问记录的问世，使得历史的图像更为多元更为丰富。 换句话说，这些过去被忽略的声音，使我们得以从边缘的被压制者的立场，回观历史现场，使他们的视野与核心的统治阶层自然迥异，因而使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个面貌。 过去掌握政治、文化霸权的精英分子垄断历史的发言权，现在随着民主化的发展，历史从教科书式的“一言堂”，转为“众生喧哗”的热闹场面。  然而，什么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呢？还是说历史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写出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客观的过去”，而只是“罗生门”似的各说各话。 从受访者的角度来看，口述工作所依赖的，是受访者的记忆，多数的口述访谈都依赖录音机来记录访谈的过程。然而声音其实只是访谈情境之中的一个面相，访谈在声音之外，还包括肢体语言、感受、气氛、情绪等等，尤其是相当细腻的心理反应，往往是录音机所捕捉不到的东西。访谈记录工作，如果只依赖录音带来做整理的话，已经是对一个复杂情景的简单化。  我们在做口述史的时候，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说，有两种极端不同的立场。 第一种是客观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掌握“历史的本来面目”的看法。我们认为口述记录，虽然有误会、有记忆的错误等等，但是透过合理的检验，包括史学方法所说的内考证与外考证，等等方法，我们可以依赖口述记录，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 第二种是相对主义或者怀疑主义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把历史等同为“罗生门”的想法，每一个人各说各话，而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法官做最后的裁决。  而村上春树认为：揭露是改变的开始。 N次阅读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塞耶维奇的非虚构作品《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 她在书中不说话，全部由受访者讲述。 在最后，她以作者后记作了简洁表达。 她说：“我是在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浸染中长大的，我认为作品的尺度可以更辽阔，所以我把这一段血肉横飞的情景写下来。三年来，我四处旅行，在人群里访问，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命运、职业和个性，但是切尔诺贝利却是他们生命中共同的重心。从事实当中衍生出的这些感受，以及这些感受的演变过程，才是令我着迷的。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感受，收集这些感受，并且把他们仔细地保护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记录着未来。” 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塞耶维奇因为她一系列非虚构文学作品，尤其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写成的口述实录《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继丘吉尔之后第二个非文学作品的获奖者。 面对逐渐被世人忘却的历史大悲剧，白俄罗斯女作家兼记者阿列克塞耶维奇用眼用心用脑创作出了自己的力作《切尔诺贝利的回忆》，并发出了自己出自肺腑的巨大哀叹： “切尔诺贝利灾难过去了三十年，但我们从未真正反思过那次大灾难。人类如不正视这个问题，必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当然，还有比环保更重要的，就是凡事讲真话，凭良心，因为一切都将葬送于谎言，毁于昧了良心。” 数遍阅读，每读皆有收获。 《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全书18.3万字，共计采访98人，有一对一单访，有一对七、一对三、一对十七群访，无序无前言。作者本人仅在后记发声。 【后记】 列车在崇山峻岭奔驰，一路向南，离成都越来越远，窗外，平原、丘陵地貌渐渐变为高山峡谷，很快就跃上了高原。好像我穿越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淡忘了的时空越来越清晰，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如从天上垂下的巨手用力拽着我向大凉山飞去。 我从卧铺起来，找到列车员说：“到泸沽时请你叫我，我要下去站站。” 列车员说：“天都没亮，只停两分钟，又没人下车，那么冷你下去干啥？” 我又像对他说又像自言自语：“我在那里当过知青。” 他愣了几秒，说：“好嘛，到时候我叫你。” 春寒料峭，大凉山的风，刺骨，夜，深沉。 车停了，列车员为我打开车门，我轻轻的但坚定的走出只有脚灯和鼾声的卧铺车厢，站在站台上。 天还没亮，几个稀疏人影匆匆走过，灯光昏黄，早春二月的高原晨风让我打个寒颤，太冷了！ 看了一眼简陋的候车室，我把视线转到右前方，越过山坡下黑影憧憧的街市，越过梳妆台大桥，越过安宁河，越过先锋坝子，定格在一个小山村。 依稀可见村口的大树，大树后的陋巷，陋巷深处的院坝，院坝左边的大柳树，大柳树后面的破旧房屋，两扇厚重的会吱呀作响的黑褐色木门，木门里面，一盏煤油灯在灶台上孤寂摇曳。 无声，无人。 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眼前一片漆黑。那河流、大树、陋巷、院坝、柳树、房屋、木门、煤油灯和灶台，在我心底深处，慢慢地，从浅淡斑驳的灰白色，一点一点浓艳起来，像极了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又像快速切换的蒙太奇，清晰，鲜明，有了色彩，还有了声音，人声，狗吠，鸡鸣…… 我的双脚实实在在地站在大凉山的土地上，它们复活了…… “上车了！” 列车员喊。站台上只有我。 擦了擦刚刚冲出眼眶的热泪，我转身快步踏上列车。 列车继续沿着安宁河前行，终点站是攀枝花。我和几位省内新闻单位记者、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与四川省地理学会的一群大学生、硕士生年轻人去攀枝花开会，会后将考察虎跳峡。那个会议后来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把神州大地的长江、黄河搅起万丈波澜，奏响一曲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我撰写编辑的《壮歌不尽话长江》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四方八面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来到磨子桥旁边科分院成都地理所，决心继承饶茂书遗志，无动力漂完长江。 我是应邀参加论证会的唯一女记者。 那是1986年，春节刚过。 那个我一定要下去的火车站是千里成昆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只停两分钟，泸沽站，现在叫冕宁站。 那摇曳的煤油灯影和灯影周围的一切，是我生活过五年的场景。 我在那里当了五年知青。 离开泸沽已13年，离开时发誓“变蚂蚁都不爬到这个地方！” 没想到双脚踩在大凉山的土地上，那逝去了模糊了淡忘了的一切，无比清晰的复活了！ 好像从那一刻起，我努力割断了的历史，那曾经的知青生涯，重新调整、链接，我的后知青时代开始了。 1993年，我应邀参加了西昌市委市政府举办的一百名西昌知青《第二故乡行》大型活动。 1998年，成都电视台制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节目，我应邀参加并就“有悔无悔”发表我个人意见。那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8年开始的。 那一年，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纪念文集，回忆录、图片集、知青歌曲集成……我是见一本买一本。 凉山/西昌知青联谊会应运而生，各种大型活动此起彼伏，毛家湾、月亮湾和应龙湾三次大型活动被戏称为“三湾改编”，参加人数最多时达数千人！ 1999年2月，1500人的西昌知青专列从成都出发，急驰在大凉山，呼啦啦地五百冕宁知青及家属、知青后代将泸沽火车站的月台铺满，冕宁县委、县政府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还有一千西昌知青和家属、后代、曾经送知青下乡的干部、6.26医疗队医务工作者……在西昌火车站受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警车开道的欢迎！ 2009年，应黑河知青博物馆之邀，我当团长，率领 “成都知青代表团” 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知青博物馆参加开馆典礼，那场景终身难忘。 知青的故事逐渐钻进我的耳朵，悲欢离合、坎坷跌宕、曲折离奇，听多了，就有了写下来的冲动。这些人生故事在我脑海在心肺在腹腔里打滚儿的时候，往往是万籁俱寂之时。 我认为我无力驾驭这么宏大的场面，又不愿轻描淡写码下大多知青回忆录里那种苍白肤浅的文字，仅仅诉说个体的艰辛与苦难、饥饿与劳累、贫穷与挣扎……我想，视野应该更宽阔，尺度应该更广大，思考应该更深邃。 于是，阅读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岁月蹉跎，到了2009年，原四川省青年农场知青、著名雕塑家朱成受西昌市委、市政府委托，担任西昌知青博物馆总设计师，他让我为西昌知青博物馆撰写前言、大事记。 接下任务，大量系统阅读和亲临现场感受，那山那水那风，还有凉山独特的阳光和月色，一下子激发出来灵感，我不再发怵。 数年案头准备，数年腹稿打磨，数年田野作业，今日，数十万字的《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全书终现雏形…… 这是我在西昌专区冕宁县泸沽区先锋公社当知青时的照片，我和我的同学们。 摄影黄蜀利。 1999年2月西昌知青专列到了泸沽火车站冕宁县委县政府举行欢迎仪式。 穿蓝色格子外衣的是我。 2001年12月18日，成都菊乐路举行凉山西昌知青与云南知青首次联谊座谈会。 2009年8月，黑河知青博物馆。 2019年3月，重返第二故乡，我站在长新三队村口。 那棵大树一直长在心头。 那是去年（2019年）3月17日，我们成都七中老三届部分同学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周年重返冕宁，我所在大队只有长新一队莫传俊和长新三队的我回去了。 站在破败荒凉的村口，我请莫传俊为我拍下这张照片。 新盖的小洋楼，陈旧的瓦房，孤零的大树，残存无几的周家祖坟（全队90%人员姓周，墓碑上有“恩”字辈字样），岁月沧桑，一个小山村的百年历史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2019年3月，西昌知青博物馆，我背后的铸铝幕墙上镌刻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和《凉山/西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是我交给历史的作业。 铝墙背面，是我撰写的《凉山/西昌知青博物馆前言》。 岁月流逝，往事灰飞烟灭。 老知青、哲学家邓晓芒说：“幸好我们还活着，否则死无对证！” 感谢西昌知青博物馆，感谢所有为建设西昌知青博物馆做出大大小小贡献的人。 数千张黑白照片，数十个逼真的雕塑，无声讲述着岁月与命运，不少人影像还在，身躯已逝，站在那些真实得潸然落泪的照片前，留下历史，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历史，为知青，为两千万人，努力！ 以记忆还给记忆，以尊严还给尊严。 岁月留痕。 口述回忆这种方法是由历史学家借助访问而获得的第一手回忆，通常被称为口述史。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口述方法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被越来越多的使用，尤其因为它有助于说明最近的社会历史状况。 口述史和口头传述最初被评价为直接了解过去的手段，今天它们被越来越多的视为表现非精英群体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而建构和修正他们的文化内涵的证据。  而且这种访问的方法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工具。 在20世纪30年代趋于成熟的人类学、社会学、女性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学等等社会学科，研究者典型的接受的一种参与性的调查方法，也是文学家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法之一。 特别是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口述史成果，后来被证明是对历史学家有帮助的。 当我坐在社会学的课堂里，就产生了用这种方法去记录知青的念头。 口述史是一些普通人的传记的片段，这些人绝不会梦想到，他们的回忆会以这种方式受到学术界、出版界的尊重。 作为一种个体经历那是普通的，然而，同时也是特殊的生动的具体的，就像哲学家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每一个知青，哪怕他们在一个农场、一个生产队，他们的个人际遇和个人感受也是不同的。 口述史提供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生动描绘，而这些描绘基本上都存在于年龄比较大的人的记忆当中。通过口述史，我们能够听到普通人的声音。  现代口述历史的先驱、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教授生动地把他有关口述史方法和成就的书命名为《过去的声音》，就是如实的揭示历史和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过去人们的经验。 “过去的声音”是重要的。同样道理，知青的声音也是重要的，尤其是普通的平凡的知青的声音，而不是邢燕子、董加耕、候雋那样政治符号化的知青的声音。 历史的存在不仅仅是学术著作，也不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中。那些个人回忆的具体性生动性是口述历史的力量所在，鲜活而独特。 生命中的伤痛值得被记取，那是人生救赎的第一步。讲出知青真实的故事，是一代人的自我救赎。 我期待着…… 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终将沉没于尘土，不带走一丝云彩，一滴水珠。 我用知青们真实的声音，转换为真实的文字，建一座小小的纪念碑，向所有的知青，致敬！ 纪念第21个记者节～我的《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采访手记终稿于2021年1月7日。 《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全书敬请期待。 吴晓鸣于成都锦江西岸。 2021年初，远在加拿大的西昌老知青李大哥邀请我加入知青图书西南交流群，观察几月后，我写了一篇书面发言稿交组委会。附录于此。 华东地区知青图书腾讯会议书面发言稿 2021年6月6日 我叫吴晓鸣，成都人，老三届初六八级，在原四川省西昌专区（现属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插队落户五年。 我希望借此知青图书交流腾讯会议，作一个书面发言，为四川省西南山区的凉山/西昌知青发点声音。 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西昌专区划归四川省，1968年改西昌地区。1978年，撤销西昌地区，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州，而原来首府在昭觉县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迁驻西昌县，“西昌”二字仅仅属于“西昌市”，原来下乡到“西昌专区”的知青从行政管理来说只能说是属于“凉山知青”。而这个属性得不到认同。后来，我们就把“凉山/西昌知青”这样的文字表达出来，作为我们的身份认同。 我是记者出身，在寻找写作方法的过程中，一直纠结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虚构”是我短板，“非虚构/记录”是我专长。最后，我选择了“非虚构、不文学、纯记录”的“口述史”方式。 我采访的这39位知青，全部采用录音笔记录和手写笔记两个方式同时进行，最后根据录音如实转换为文字。 目前已采访到39位在原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原西昌地区的知青，其中，1966年之前下乡的“老知青”17位，1969年下乡的“老三届”12位，1972年及以后下乡的“小知青”10位。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39个样本是比较多样化的。 这里面有1963年从成都高中毕业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彝族村寨下乡的巫方安，她在彝族山乡生活了整整20年，后来调任甘洛县任副县长，再后来回到成都。巫方安是知青先进代表，全国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人大代表。 有1964年因家庭出身问题小学毕业无法升学、在家里吃不饱饭的“社会青年”，听说下乡有饭吃报名下乡的，下乡时仅14岁。 有1964年从成都下乡，嫁给回乡知青在山村安家落户的女知青，最后从会东县人大副主任位上退休。 还有从南充市、内江市下乡到原西昌地区的老知青。 著名雕塑家朱成是1966年到原四川省青年农场的知青，文革后农场解散，他们又被分配到冕宁县插队落户。西昌知青博物馆的陈列布展、雕塑，所有设计就是朱成完成的。 我采访的老三届知青阶层跨度大，有下岗工人，有普通教师，有大型国企员工，有高级工程师，有继续留在西昌生活经历十分坎坷命运多舛的成都姑娘。 还有一位西昌本地农村回乡知青，他是初六七级学生，后来回乡，知青享受工龄的待遇对他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1972年以后下乡的“小知青”，在经历、思想、生活上与“老知青”和“老三届”有巨大的变化，那时下乡口号已发生变化，不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农村需要我们！”电子科大国家5G重点实验室主任李绍谦就是1975年从成都到原西昌专区盐源县插队落户的知青，他和他的知青朋友们具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反思也更深刻。 老凉山的当地彝族知青是我寻找的重点目标。孙锦屏就是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本地城镇户口的下乡知青，彝族，祖辈是土司，父母算是当地少有的彝族文化人。 犹如小合唱的采访让我一次性听了五位冕宁县本地中学生的知青故事，他/她们是冕宁县中学初中72级的同班同学，当时是按照军事化管理方式，他/她们班被命名为“四连一排”，他/她们同读一个幼儿园、同上一所小学和初中，大多数同下一个公社当知青。其中一位知青后来担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这种群体我们视为“原生态”，是社会学研究田野调查中极具诱惑力的样本。 这本《凉山/西昌知青口述史》，我努力争取今年底完成吧，口述实录中涉及的历史背景、当年政策、法律法规，敏感词太多，争取自印书能出来。 受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特别是多元现代性的出现，记忆、情感和认同越来越成为当代国家、群体和个人寻找意义感的途径和表现。 对记忆、情感和认同的研究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历史变迁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和窗口。 在众多有关记忆、情感和认同的研究之中，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和认识论，因其对“活的历史”和“多元历史”的强调而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个人历史与公共议题的结合，口述史不仅连接了记忆、情感与认同，也十分鲜明地展现了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要义。 事实上，作为认识论的记忆、情感和认同不仅在社会学理论上有其重要价值，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分析视角和框架。 这个理论用在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和知青口述史上，同样有用。 我个人十分偏爱口述史这种非虚构写作方式。 感谢拉我进入西南地区知青图书交流群的李幼鹏大哥，他也是西昌知青；感谢拉我进入鸿雁群的新朋友四川尚勇；感谢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做的功在千秋的事业！ “幸好我们还在，否则死无对证！” 邓晓芒回应“上山下乡”：“幸好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 深以为然。 2021年6月6日凌晨 补记：2021年7月4日，我多次浏览、阅读、审核、润色这篇采访手记全文后，决心将此文做成美篇书，一来提供给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辑的《中国知青图书要目2021年版》，二来自己保存纸质版，以免电子版不保险。 至今天，此文阅读量已达8765，自己觉得还好。 真实的历史，非虚构的故事，力量无限！ 终稿于锦江西岸 2021年7月4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