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登罕山“石门洼”发现辽代长泰县大型寺庙遗址

池建学

        辽金时期“长泰县”遗址，坐落在十三敖包镇敖包后村西营子，因出土金代石碑被人知晓。

     《辽史•地理志》记载“长泰县，在京西北，户四千。”1962年夏天，敖包后村西营子六队（当时称西兴隆庄村）村民打墙取土时，发现一通96公分高、58公分宽、12公分厚的金代石碑（此碑现存于巴林左旗博物馆）。正面阴刻“明堂”二字，左边直书“临潢府长泰县黄贞建”，右边直书“大金贞元三年五月三十日”。“明堂”二字下阴刻整齐均匀的莲花图案。根据1984年《巴林左旗志》459页记载：敖包后遗址占地约百亩，有古井、古石磨，出土过许多铜币和铁镞，人们称之为“四方城”。《金史•地理志》也记载，临潢府长泰县有“立列只山”。金天德四年（1152年），海陵王完颜亮田猎于此。依据辽金的历史记载和出土的文物分析，敖包后村应是长泰县一个重要的区域。

     该村村北五华里处，有一座被称为“石门洼”的奇山。此山峭壁陡立，位置特殊，为海陵王完颜亮在此狩猎的“立列只山”无疑。

    “立列只山”，今称“乌登罕山”（乌登，蒙古语，柳树条）。位于敖包后与五号两村北南之间的交界点，地处S307公路西侧。雄伟矗立，层峦叠嶂。主峰存有两个敖包（一个已被盗掘）。站在敖包处向北望去，整个乌登罕山景色尽收眼底。以乌登罕山命名的（乌登）五号、（乌登）西沟等几个（乌登）村庄与解放军军营旧址，缩小为平面地图。铺绕在罕山脚下，与沟壑林地红绿相间，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敖包东南下方，约百米处，突现两块天然石门。石门嵚崟磊落，高大壮观。东侧石门，高约百米，东西向外呈弯曲之形。西侧石门高约70米，四周攀藤附葛，东侧略低。两门相隔距离大约30余米，形成拱手抱拳之状。远远望去，像一位饱受风吹雨打的老人，在层峦叠嶂的罕山中央，默默地注视着前方，坐观世态炎凉。

　　石门中心区域，是一片顺山而下，约100余亩的坡地，今称“石门洼”。洼地正中被山水冲毁形成了沟壑，沟壑西侧有古人修建的路基，南北方向紧靠西侧崖下绕行。路基最宽处约有3米，窄处也近1.5米，整个长度断断续续大约200余米。从垒砌手法上，能够辨别出契丹工匠的高超技艺。东侧高处有一处坡地，坡地北是一堆被洪水冲倒的嶙峋怪石。怪石南便是缓坡山路。山路曲折杂草丛生，最深处能淹没膝盖。山路紧挨西侧石门，在石门西北崖壁下，有一片呈东西向，约10余亩的宽阔坡地。坡地上有5处由西向东自上而下人工垒砌的台基。

　　第一处台基呈曰字型，中间被人盗掘，它紧靠西侧山崖下。第二处台基在东西方向的缓坡处，与第三处台基相隔距离10余米南北平行，地表上散有少量辽金时期砖瓦碎块。第四处台基与第五处台基也是南北方向，相隔距离大约20余米。其中北侧台基已经人为盗毁，中部还有被山水毁坏的痕迹。在第五处台基北侧石崖上，疑似许多墨书文字，由于雨水冲刷和年代久远，已辨别不清，期待进一步考证。

　　2020年11月8日，我与同事照日格图对此进行了实地踏查。根据遗址上的砖瓦残块，确定其为辽金时期寺庙遗址。虽然它的建筑规格不如辽祖陵木叶山“九层台”雄伟，但它却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辽金社会佛教兴盛与衰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就听说，敖包后村一队社员王学彬在“石门洼”放羊时，拣过一个二尺高的鎏金铜佛和几个小铜佛像。因此断定，“石门洼”是辽金时期长泰县的一处大型寺院。

　　辽和金的帝室都信仰佛教。为了让世人能够摆脱尘世的束缚，在寺庙里专心静修，把寺庙建在险要的山中，是他们的一贯做法。辽代建国伊始的太祖太宗时期，帝室经常前往深山佛寺礼拜。而金太宗则常于内廷供奉佛像，举行祈愿成为惯例。他们都对寺院特加保护，辽朝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年～1100年）佛教臻于极盛。到金代，熙宗、世宗、章宗三朝（1138年～1208年）则是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

　　可以说，“石门洼”遗址在当今考古界极为重要，它不但为我们了解辽金时期佛教兴衰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还为我们确定“立列只山”的地理位置，提供了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