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叶至诚

薛明，

我的恩师叶至诚         

薛  明

我出大学校门进剧团，叶至诚先生是教我写剧本的第一个老师。1964年，我所在的无锡县锡剧团正排练根据知青下乡的典型董加耕事迹改编的七场锡剧《红加耕》。由剧团七位会写字的演员分场写了七场提纲，由我写成七场戏。后来他们七个人是剧本的作者，正式写剧本的我作了一次义务劳动。这次义务劳动，却让我拜到了一个好老师：叶至诚。

叶至诚老师随省锡剧团编导组到无锡采访，住在工运路附近的旅馆里。在上小学时，唱过他写的一支歌：“大家想一想呐，大家看一看，地主搭仔农民、到底啥人养活仔啥人啊？”作曲是叶林。当时我团在金城戏院演出。我带了我写的《红加耕》剧本请他提意见。他停下手头的工作，马上就看。次日我去旅馆，叶老师已在本子上详细地提了修改意见。喔，剧本原来应该这样写的。使我眼睛一亮。

他中等身材，板刷头，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慈善与勤奋。他是著名作家叶圣陶的小儿子、著名锡剧表演艺术家姚澄的丈夫。我团的团长张秀英介绍我拜他为师，他便呵呵地笑。当时，我无能力办拜师酒。只能从朋友的计划供应卡上买了三包青鸟牌香烟送他。从此开始我们28年亲如父子的师生往来。

叶至诚老师曾评为“金陵藏书状元”。书，大多是解放后靠他与姚澄师母的工资购买的。老师吃茶、抽烟，适量喝些酒，还得招待南来北往在南京停留的朋友，靠他那点工资，以上开销之外，多不了几个钱。姚澄师母的工资比他高，获得“金陵藏书状元”，姚澄师母功不可没。当然，藏书不一定只靠买，其中有很多书是作者签了名送给老师和送给他父亲叶圣陶的。

在老师家里，我可以随便开书橱找寻我需的资料。我亲耳听老师说过：“有这种特许待遇的，只有田野和你。”田野是田汉的女儿，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张辉的夫人，主演过《文成公主》，后来又成为导演，导过许多名剧。老师与田野自小就是好朋友。

“啥人养活啥人”这歌曲是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此后，老师与著名作家高晓声合作，写过一出反映农村合作化的大型锡剧《走上新路》。在华东戏曲会演时得了许多奖，全国各大剧种的许多剧团竞相移植演出，轰动了半个中国。我知道，57年，老师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困境中，老师还与计大为合作为越剧写了《柳毅传书》，由竺水招、筱水招主演，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了彩色电影。他与俞介君合作写了锡剧上下集《孟丽君》，由锡剧表演艺术家姚澄、王兰英分别主演。他与俞介君、姚澄合作整理了传统折子戏《拔兰花》，至今还是各地戏校的教材。文化大革命中，他写了《海岛女民兵》，演遍了江浙沪皖。正巧我改编的戏曲《艳阳天》浙江省也有数个剧团移植演出，1973的浙江戏曲舞台上，绝大多数演的是我们师徒俩写的戏。这是一件令人高兴、值得纪念的事。后来他写了小戏曲《小闯将》、话剧《江心》，与田夫合作写了《一只笆斗》。

文化大革命后，他写《红娘子》、我写《射虎口》，都是根据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在叶圣陶先生安排下，由师伯叶至善陪同，我与老师去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招待所，向作家姚雪垠讨教。我与老师因这次创作任务，在北京东四八条叶圣陶家的客房里朝夕共处了两个多月。

1982年，我考取北京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编剧进修班。老师进京写《军粮渡》，后来编25卷的《叶圣陶集》。我们在北京东四八条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多。老师把我带到南京，带到北京，我有幸认识了叶圣陶，有幸成为叶至善伯伯全家祖孙三代人的好朋友。因为有了至诚老师，我也认识了文艺界的一大批名人。学习条件和创作环境，我都得天独厚。

无论在北京，还是到南京，每到吃饭，饭桌便是课堂。南京听老师讲，北京的老师则更多。除了叶圣陶公公、叶至善伯伯、叶至诚老师，至善伯的大儿子叶三午，也知识渊博。我在叶三午那里，知道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邦、西贝柳斯、勃拉姆斯、德彪西、华彦钧、多明戈、邓丽君，他为我翻录过无数盘名曲。我们一起议论过《悲惨世界》、《百年孤独》、《绿房子》、《天龙八部》。他给我看过很多油画画册，说过怀素、唐寅、张大千,还有不便言传的各色各样的消息。他为我开启一扇又一扇艺术宝库的知识之窗，虽是同龄人，叶三午可算我半个老师。

在北京，因与老师睡前后房，每晚讲课，都过午夜。老师一再教导我：“想明白了再动笔。”有时看我写得不入眼，他会按他想的写一遍。但不许抄。我也不笨，领会了，准能写出新水平。甚至能让老师表扬我。现在我能写点文章，是老师那时手把手教的结果。

“点不断，思想乱”是老师告诉我的第二句话，他要为我文句中出现的疙瘩找病根：主要原因是“不知自己想告诉别人什么”、或者“主要是什么”。如果有二三层意思想一口气说完，文句就打结了。老师还说：要敢于圈句号。现在我看到有些有一定学历的人写的文章不通顺，或者干脆一个逗号点到底。我就会用老师教我的办法理清作者的原意，然后为他有层次地表达。

“天下美文多本色”，是老师告诉我的第三句话。这是作者最需要记住的。追求本色、自然，就是追求文章的美。用华丽词藻堆砌的，绝大多数是烂文章。老师说：“不希望你去写华而不实的作品。”他无情地批评一些混日子的剧作家：一肚皮的风土人情，写了几十年，还是分不清起承转合。他最反对虚无缥缈，反对剧中人动不动就说：“啊！你的语言像诗。”

有段时间，文坛高呼提高作品的文学性。老师说：“其实好些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文学性，以为用词古、怪、涩，就提高了文学性，错。《红楼梦》的文学性才称得上高。”他教导我，读古诗词赋，主要体会所写的意境。《春江花月夜》，写得真是美。他私下里对我说：“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作家是不多的，安心做个合格的小作家也很好啊！”他希望我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鹜远。

在语言的运用上，老师的观点与叶圣陶老先生不完全相同。老师认为：语言追求本色的同时，偶尔用几个古文中的词语应该是可以的。古文与白话，有时是很难分的。

老师非常勤奋，常常凌晨一二点便起身写作。自己写的台词，他可以从头背到最后一句。我受他影响，先背熟他写的《拔兰花》，后来自己写的唱句也能背，还可以运用锡剧唱腔唱出来。他写的稿子，从来干干净净，写错一字，他会整张纸重抄一遍。这一点我没学会。

老师的生活非常朴素，一只梨，一只苹果，常常吃得只剩几颗核，他在生活里没有浪费。穿着也很随便，裤管翻起常常忘记放下，所以有时会一只裤脚长，一只裤脚短。可以说他不懂修饰，胡子常忘记刮。26岁谈恋爱，师母姚澄以为他有几个孩子了。

老师到老还童真未泯，有时像个孩子。有次我约了叶圣陶先生第三个孙子叶永和、永和的女朋友燕燕一同去长城，老师也想去。但他刚睡下呀，累得实在爬不起。我们几次要走，他几次喊住，说：“我起来了！”不过他仍然躺着。那时去长城，要乘五路，转十四路，到马甸赶乘长途汽车，很挤。当然，老师也可以说动叶老，搭他的车去。可是，谁敢去说呢？“不到长城非好汉”，虽然老师十分困倦，还是挣扎起来同行了。

在北京，两次较长时间地与老师在一起。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天说地。老师告诉我，小时候，他比较粗心，所以常常挨父亲叶圣陶的骂。冬天，他进门后常常忘记关门。叶老便会骂：“尾巴尾巴！”意思是：你屁股后边是否长了尾巴，关门怕夹痛你的尾巴吧？叶老最爱我的老师，可管得他最严。

解放前夕，老师由新四军派去上海的地下工作者赵沅动员，从上海剧专，即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参加解放军文工团。赵沅是个传奇人物，他考入上海剧专，把国民党培养的剧专大学生，一半以上动员到苏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文工团。解放后，赵沅曾任无锡市文化局局长、江苏省京剧院院长。老师参军后是部队文工团的文化教员，兼编导，还演戏。57年之前，老师是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

在北京，老师还告诉我，他曾演过《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我先惊呆，后放声大笑。他对我看看，说：“不信？我是上海剧专表演系的学生。青艺的李启明是我同学。”对，我曾陪老师到东单“青艺”团部去见过李启明。我怎么忘了呢？若干年后，李启明扮演了《还珠格格》中的容嬷嬷。

除了赵沅，老师还给我讲作家欧阳文彬，讲欧阳文彬的妹妹陈岚在上海指挥十万人大合唱。陈岚是个大红人，国民党要抓她。当时欧阳文彬已是地下党员，为了要救妹妹，欧阳文彬在老师的帮助下去见赵沅。赵沅请示苏北党组织，决定营救方案：赵沅与陈岚假扮成夫妻，才惊险地逃离上海，奔向苏北解放区。陈岚后来是重庆市歌舞团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后，我在上海欧阳文彬家里见过她。

 （未完，续看《恩师叶至诚教我踏实做事》）

左起：叶至美、叶至善、叶圣陶、叶至诚合影。

叶至诚与夫人姚澄（锡剧表演艺术大家）。

左起：叶至诚、罗世杰、薛明合影。

左起：我女儿薛晓榕年轻时、著名作家欧阳文彬、薛明合影于上海欧阳文彬的家里。

老师叶至诚写的《海島女民兵》与我写的《艳阳天》同时轰动了江浙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