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往事

指手摩天

　　我去无锡的锡惠公园是冲着宋代大学者秦观的墓去的，不曾想却极其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块墓地，而这块墓地却强烈地触动了我大脑深处的神经，勾起了我儿时的一段陈年往事。

那是我儿时的一个梦想的破灭，一份恩情的愧疚，一段终身的遗憾。

那天一大早，我从位于南禅寺附近的宾馆骑车直奔锡惠公园而去。在入口处，我向工作人员询问秦观墓所在。那位四十多岁的守门人告诉我说，他在这里工作了25年，可从来没听说过秦观墓。怎么会呢？我焦急地打开手机里的百度地图，很快就找到了秦观墓，指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好像恍然大悟似的说道，哦，这个不在我们这里，应该是在隔壁的青山公园里。他的话让我明白我找错了地方。我心情有些沮丧，眉头一皱，嘴角翘起，脸上的赘肉也随之耷拉了下来。可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又让我猛然一惊，眼睛一亮，嘴，也随之张开了起来。

他说：“可是，阿炳的墓在我们这里啊。”

我睁大眼睛问道：“什么？你说的是瞎子阿炳吗？”

他淡淡地说道：“对啊，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是了。”

这可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我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关于阿炳的墓，旅游攻略书里并没有介绍，无锡旅游地图上也没有标注，因此，并没在我的计划当中。可这正是我所关心的。我当即断定，这将是我此次无锡之行所获得的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收获了。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立即向着工作人员所指的那条小路一路寻去。

我之所以对阿炳的墓如此感兴趣，不仅是出于我对这位创作了《二泉映月》的民间艺术家的景仰，还与我儿时的一段往事有关。它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让我特别尊重，也特别愧疚的人。

他，同样是一位无锡人，也是一位二胡演奏家，更是我今生今世难忘的恩师。

记得，那是1975年，我12岁。

一天，家里来了两位父亲新结识的音乐界的朋友。一位是东方歌舞团的板胡兼作曲家罗捷书，一位是中央歌舞团的首席二胡演奏家强兴龙。父亲让我叫他俩叔叔，我管罗捷书叫罗叔，管强兴龙叫阿龙叔。罗叔大约不到40岁，而阿龙叔小一点，可能也就34岁左右。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我便和他俩结成了深厚的叔侄情义，可以说，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音乐之窗。尤其是阿龙叔，还和我成了师徒关系。因为从那之后，他便开始教我拉二胡，每周一次，一教就是两年。说他是我的恩师一点也不为过，而且是我抱愧终身的恩师。

那是我一生当中一段特别特别美好的时光，也是我极其难忘的一段美好经历。

那时，我家住的是平房。每当我放学之后，回到家里，做完了功课，就躲进我家后来加盖的那间姐姐住的小屋里，开始了基本功训练。胡琴和谱架都是阿龙叔从歌舞团带来的，是他们专业表演用旧的，淘汰下来的。琴杆的顶部已经摔折了的。但是，音质依然低沉浑厚，悠扬飘逸，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完全不影响使用。记得，在我学琴的两年里，随着我水平的提高，阿龙叔一共给我带来过三把二胡，虽然是旧的，但却一把比一把好。其中一把的琴杆顶部还是一个龙头，让我真的是爱不释手。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我曾对王府井大街和前门大街里的琴行产生过兴趣，每次路过时都不由自主地被它吸引进去。当时看到墙上挂着的标价500元、1000元的那些昂贵的二胡时很是惊讶。也曾经让柜台老板拿下来，装作要买的样子试着拉过。但是，非常遗憾，这些二胡不论是在音质上还是在材质上都比不上阿龙叔给我的那几把旧二胡。

最初的教学是每周一次。很长时间里，都是阿龙叔不辞辛苦地骑着自行车从位于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的中央歌舞团来到位于木樨地以西的会城门我家里给我上课。同样的一把二胡，在他的手里却能奏出阴阳顿挫，惟妙惟肖的乐曲来，这实在是让我醍醐灌顶，大开眼界。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

事实上，我对二胡的好奇是从对阿龙叔的好奇开始的。

阿龙叔是一个与我当时认识的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无锡人，一个南方人，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二胡演奏家，一个给著名女歌唱家王琨伴奏的首席二胡演奏家。当时的东方歌舞团是和中央歌舞团里合并在一起的，还没有分离出来。

清楚地记得，那时的阿龙叔穿着一件灰色的立领对襟式的中式上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咖啡色的长围脖，骑着一辆双梁的自行车。嘴唇偏薄，鼻子略有弯钩。头发是偏分发型，由于经常有演出活动，平时也梳理得非常整齐，整个人显得非常的帅气，有一股艺术家的风范儿。尤其是他的一口无锡式的普通话让我这样的一个从小满口充满北京儿话音的人感到非常的好奇。

最初的练琴是刻苦的，认真的，有时也是玩命的。经常是一练就是几个小时，独自一人坐在家里的那把木制凳子上纹丝不动。因为我实在是迫切希望能够尽快拉出像阿龙叔拉的那样优美动听的声音来。那时的夏天是没有空调的，有时为了不影响周围的邻居，或者是怕周围的小伙伴儿在窗户下偷听，嬉笑，影响我练琴，窗户基本是关着的，因此屋里就更容易闷热，空气也就不易流通；那时的冬天我练琴的小屋里也是没有火炉的。那时家里住的是一个大屋，大屋的后面和侧面各连着一个小屋。大屋大约十几平米，小屋也就六平米左右，只有大屋里才生着一个火炉子，小屋只能靠着大屋传过来的热气取暖。因此，那时的人在屋里也是穿着棉袄棉裤的，更何况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练琴呢？

学琴要从练习曲开始。翻来复去的练习曲虽然枯燥，但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趣，反而更加卖力。现在想起来一定给周围的邻居带来了许多的噪音，因为那时住的都是一排排的平房。也许当时邻居们会想，天天这样拉，拉来拉去，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怎么也拉不出个曲儿来呢？是不是人太笨了呀？

是的，练习曲一拉就是几个月。

终于，枯燥的练习曲变成了《南泥湾》和《绣金匾》。

为了培养我的兴趣，每当中央歌舞团有演出的时候，阿龙叔经常让我去看他们的演出。离家近的有二七剧场、红塔礼堂、北展礼堂，甚至是首都体育馆；远的有位于东三环的农展馆，这些剧场我都曾经去过，而且不论多远都是骑车去的，近的是自己去，像农展馆那次是和父亲、姐姐一起骑车去的。从西长安街的木樨地到东三环的农展馆，一路上，我和大我八岁的姐姐在长安街上飙车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像昨天一样。那时的我是快乐的，快乐的时候是不知疲倦的，那时的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激情。门票当然是没有了，有时是阿龙叔送给我的内部票；有时是我提前早早的去，然后阿龙叔把我带进剧场，安排在最前排边上的一个空座位上；有时的演出座无虚席，实在是没有空位了就从剧场工作人员那里拿来一把折叠椅放在通道上让我坐在那里观看。舞台上，在炫丽的灯光照射下，我看到阿龙叔坐在伴奏团队的第一排，穿着深色的高档华达呢布料做的中山装，表情是坦然自信，神情是容光焕发。有时他的目光正对着坐在通道上的我，看到我惊奇的目光时，他会朝我这边不露声色地微微一笑。此时的阿龙叔在我的心目中是那样的神圣与高大，我仰视着他，崇拜着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坐在这样的舞台上，像阿龙叔一样振臂抖腕，弹指滑弦，那该是多么的神气啊。

那时的演出让我印象最深的节目是笛子独奏《梅岭的早晨》，阿龙叔和几个杨琴、大提琴艺术家为一位笛子独奏演员伴奏。那首曲子的旋律以及何时高调何时低调，何时笛子单独演奏，何时伴奏缓缓跟进，何时又突然加速，从头到尾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从来不曾忘记。甚至多少年来，有时当自己独自在静谧的房间里，学习累了，孤独寂寞了，一旦想起这段往事，这首乐曲，我会不由自主地起身，面对南窗，双臂挥舞，嘴里充满全力地嘀嗒起这首乐曲来，全身也随之不断地上下起伏，低头仰头，仰头低头，很是自我陶醉的样子。有时甚至是走在哪条大街上，哪个商场门前，或者是在哪个会议厅、哪个酒店等公共场合里，一听到这首乐曲的时候，我就会立刻眼前一亮，情绪一振，或停下脚步，或停止手中的事情，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一会儿。

瞬间，几十年前的画面又呈现在眼前。心情会立刻愉悦，但愉悦过后便是一振的伤感。

后来，阿龙叔为了进一步提高我的乐感，每周末骑车过来带我去他们团里，先观摩他们乐队的排练，然后再到他的宿舍里给我上课。他们排练时，我搬张椅子坐在他们的旁边，仔细聆听着每一个音节的变化，注视着他们指法的转化。乐队中有拉二胡的，有弹杨琴的，有拉中提琴的，有弹琵琶的，有吹笛子的，规模大一点的还有敲大鼓、小鼓、架子鼓的和打大镲、小镲、编钟、木板鱼的等等，甚至还有了指挥。有时我被排练室内逼仄空间里产生的宏大音响效果所震撼；有时又被悠扬顿挫抒情的曲调所陶醉。那种亲临其境的感受是坐在剧场里也无法体验到的，整个人都被音乐所裹卷，心绪也随着音乐在空中飘荡着。

上午的排练结束后，阿龙叔会从歌舞团的食堂里买来饭菜，有时也会只买来主食。阿龙叔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为了我，有时他还特意买来一两个馒头。然后回到宿舍后，他亲自动手炒一两个菜。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宿舍是灰色的排练大楼旁边的一排红窗红门的小平房，里面住着一个个的音乐家。隔壁就是一位秃顶的，比阿龙叔岁数还大，也是南方人的琵琶演奏家。他和阿龙叔说话时用的是南方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在阿龙叔家里第一次吃到了南方菜。与我家的不是炒土豆丝就是炒土豆片不同，阿龙叔做的是炒土豆丁，而且是加糖的，他是先把土豆丁用开水焯一下，然后再炒；我也第一次吃到了无锡粽子，那种加着一条腊肠的肉粽子让我十分的好奇，心想这粽子怎么不甜呢？不加枣的也能叫粽子吗？当然，也曾见到过阿龙叔的母亲，一位连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的慈祥的无锡老奶奶。

下午，阿龙叔没有排练，便教我拉琴，并且亲自给我做示范。我也有幸尝试了一下他的专业的，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二胡。

傍晚时分，在结束了一天的观摩，体验学习，训教之后，阿龙叔又亲自骑车带路，跟我有说有笑的，把我又送回到位于会城门的家里。那时候，我只知道阿龙叔是可爱的，可敬的；自己是幸福的，快乐的。但长大以后，尤其是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奢侈的，幸运的。对于阿龙叔来说，我是愧疚的，今生今世也是无法报答的。

就这样，我学会了简谱，学会了一首二胡独奏曲《瑶族舞曲》。还从阿龙叔那里知道了他的老家无锡曾经有个瞎子阿炳，不仅是中国最好的二胡演奏家，而且还创作了名叫《二泉映月》的二胡独奏曲。我当时就想，阿炳既然眼都看不见了怎么还会把左手按弦的位置找的那么准呢？简直是不可思议。

但是，以后的发展却让阿龙叔非常的失望了，也让我自己感到非常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我的二胡水平终究没有达到阿龙叔所希望的那种专业水平，甚至连接近也谈不上。这让我深深的内疚，辜负了阿龙叔对我的殷切希望。觉得终身都对不起阿龙叔对我的栽培。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拨乱反正，很快就恢复了高考。学校里也结束了动乱时刻，重新树立了学习的风气。白卷英雄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我的兴趣也随之转变到学习上来，对二胡的训练渐渐放松，直至最后的彻底放弃。

我无比的沮丧，我知道，我的一生终将与《二泉映月》和《万马奔腾》无缘。我是个没有毅力的人，我的一生终将是一事无成。我对自己完全失去了希望。

但是，我对二胡的兴趣并没有完全丢弃，以至于后来当我考上了大学，被国家公派到朝鲜留学时，还带着那把阿龙叔给我的心爱的二胡，坐着国际列车，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留学期间，在朝鲜的最大节日4.15金日成生日那天，还在金日成的诞生地万景台演奏过。

二胡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民族乐器，朝鲜是没有的。因此，我演奏起来很神气，朝鲜人听起来也很稀奇。

毕业后我就回国参加了工作。国内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上下一片沸腾，似乎所有人都投入到了挣钱的行列当中。这和上边的“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开放一点”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我也不甘落后，从安稳的设计院跳槽出来一步步的加入进了轰轰烈烈的独立单干的行业当中。

　　工作后，我曾经去阿龙叔家探望过一次。阿龙叔的家已经从原来的那个旧平房搬上了单位新盖的职工宿舍楼，分到了一个两居室。房间虽然不是很大，但比起原来那十平米左右的平房小屋来说还是宽敞多了。而且是向阳的，而原来的平房则是朝东的，昏暗的。阿龙叔也成了家，还有了一个聪明乖巧的小儿子。时隔多年再次见到阿龙叔我的心情既高兴，又有一种愧疚感。我为他曾经为我付出了那么多而我却无以报答而感到愧疚；我也为他曾经把我当成一个拉二胡的苗子却看走了眼而感到难过。而阿龙叔却安慰我说，没事的，挺好的，你现在的工作比专业拉二胡要好多了啊。是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民族音乐并不是那么景气，中央歌舞团依然属于国营单位。一个二胡演奏家在收入方面甚至还远远不如一个开面的的出租司机。阿龙叔的安慰让我的心稍稍释然了一些，但是，他对我如山的恩情我依然是无法释怀。要知道我学二胡从来就没有花过一分钱，所有的所有都是阿龙叔无私付出的，一切的一切都是阿龙叔为我安排好的。这样的事情与如今动辄一小时二三百元的音乐课相比，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在当时的社会也许也是不多见的吧。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想，阿龙叔就是我的贵人，是我不是亲叔的亲叔。

在之后的几年里，阿龙叔与罗叔一家和我家依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时不时的还互相走动走动。每逢谁家有喜事，比如我哥结婚；或者是谁过生日，比如罗叔五十几大寿，或者干脆是哪个节假日，都会把对方请来，在家里炒菜熬汤，热热闹闹地大吃大喝一顿。

我也是马不停蹄地走南闯北，用小扒犁不知疲倦地往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呼噜噜地划拉着。当时，我天真地认为，挣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快乐。如果能够天天数钱，我宁愿365天，天天都不休息。

但是，有些东西是金钱永远也买不来的。

就在我拼命地为钱而四处奔波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噩耗，阿龙叔病了，而且是癌症。父亲从医院探视回来后，语气沉重地对我说，去医院看看你阿龙叔吧，已经是晚期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惊呆了，我的心里万分的痛苦，赶紧去了医院。

病榻上的阿龙叔已经十分的消瘦，但依然慈祥地看着我。我轻轻地抚摸着阿龙叔那双艺术家的手，那双曾经活灵活现地演奏出一首首悠扬婉转、美妙动听的二胡乐曲的手现在却无力地软软地放在我的手上。

我喉咙梗塞，无语凝结。

阿龙叔说不出话是因为病；我说不出话，是因为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只能说，您好好养病，过两天我再来看您。

但是，阿龙叔并没有等到我再来看他。

就在我去医院看望他之后的第三天，阿龙叔就走了，他走的是那样的年轻，才五十几岁。

记得那天我从阿龙叔的病房出来，阿龙叔的爱人送我到楼梯口。她沉重地对我说，阿龙叔跟她说哪怕老天爷再给他十年的时间也好啊，如果能看到儿子娶妻生子那就无憾了。

但是，阿龙叔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在八宝山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时候，我默默地鞠躬，默默地流泪，默默地向他说道：

永别了，阿龙叔，您一路走好！

这年我三十出头，和他当年教我拉二胡时的年龄一样大，但是，我知道，我远远没有阿龙叔那么善良，那么纯真，那么舍己为人。他是我一生都崇拜的人，是我一生都怀念的人，是我一生都愧疚的人，他是我人生的榜样，是我一生都值得学习，值得爱戴，值得怀念的人；他是我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的恩师。

今天，此时此刻，当我走进阿炳墓园，肃立在阿炳的雕塑面前时，我凝视着阿炳的面孔就仿佛看到了阿龙叔的面孔；我抚摸着阿炳拉二胡的手就好像握住了阿龙叔的手。是的，阿龙叔就出生在这座城市，从小就是学校乐队的骨干成员，由于音乐天赋考入了北京的中央歌舞团。阿龙叔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度过的。这座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个角落一定还有他生活过的遗迹；这座城市的某一个学校或某一个礼堂也一定回旋过他演奏的二胡曲。

岂止是这座城市，还有北京，还有美国，还有东南亚，当然还有更多的中国城市都曾经回响过阿龙叔演奏的乐曲。

他，是一个优秀的二胡演奏家；是一个阿炳似的民族音乐家；更是一个言传身教，不求回报的人。

无锡让我心痛，因为它，让我想起了这段儿时的往事，想起了曾经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阿龙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