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与日本服务贸易之点滴》(下篇)

六介草民

<h1><b>外派劳务是我国外经贸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大力扶持的产业之一,它不仅可以为我国带回大量的外汇收入,也给一方乡土开辟了致富之路。90年代末,我国的年输出劳务量,包括工程承包、海员和陆地劳务已达30多万人次,但就个人而言,收益最好的还是赴日劳务人员。因为每月平均收入高达1万以上,省吃俭用的一年带回20多万也大有人在。所以在农村也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景象。因为日本入管局审批的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的指标有限,当时我们公司派出的劳务人员连应对公司内部职工亲属的数量都不够,加上客户严格把关,竞争十分激烈。</b></h1><h1><br></h1><h1><b>首先在客户那要树立良好的信誉,必须把好人员的质量关。因为与日本人做生意,任何请客送礼都不好使,只有让派出去的人干得好,使企业觉得“物有所值”,才会把外派业务持续地做下去。对日贸易有一个好处:“从一而终”,只要质量好,建立了信誉度,没有重大过失,客户会保持稳定,轻易不换人。甚至生意会跟着人走,即认人不认公司。因此很多对日贸易,在聪明的中国人面前,最后却变成了由国企到私人的转变。在我们的对日贸易中,因为客户信用高,很少通过银行开具信用证,日本客户几乎没有欠款的时候。</b></h1><p><br></p> 广岛原子弹爆炸现场 <h1><b>客户的工作精神着实令人钦佩。面试研修生时事无巨细,从技能到特长,从性格到血型,无不严格考察,认真记录。在效率和细致要做权衡时,从来都是细心摆在第一位。研修生到日本工厂后的第一次干活,师傅会反复强调“干得慢可以,但不细心出了废品绝对不行。慢是你的能力问题,粗心就是态度问题,不能原谅”。研修生常开玩笑地说,"在日本,只有鬼才能糊弄日本鬼子”。因为严格的检查、反复的校对,要想出废品都难。自从做了研修生的外派工作,我才明白日本产品能够走遍世界所向披靡的真正原因。</b></h1><p><br></p> 大阪城下 <h1><br></h1><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日本人的时间观念强国人一般都知道,但究竟强到什么程度,大都无从知晓,我在亲身经历了一件事后才有了大彻大悟。那是2004年富山县的一家事业协同组合理事长来公司洽谈业务,随行的有事务担当小w,他在东北与二战日本遗孤的女儿是同学,后来结婚便随妻子移居日本并加入了日本国籍,且已经在日本工作几年了。来的时候,小W让我们帮二人订购返回富山的机票。当时没有在意,我们只是预订但没能出票,航空公司售票处说届时到机场交钱取票。以为是老客户,就两张机票,应该没问题,就通知了小w回程机票已预订。结果那天到机场后售票处说因为有特殊情况,没有拿到机票的旅客一律取消出票。这样就打乱了理事长的行程计划。理事长在机场大厅当着众人的面就对小w火了,嫌他没有收到机票传真件就启程。我当时想,不就是晚回一晚上、至于吗?小w不住地检讨过失,理事长仍在严厉训斥。忽然两声清脆的响声,小w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抽了自己两个耳光,五个指印顿时浮现在他的脸上,笔直的站立,70度的弯腰,嘴里不住地用日语重复:“对不起”,如同抗日神剧一般。这情景几年前在日本也见过,但那是上级打下级,而自己打自己还是头一次见。中国人去了日本才几年,就“进化”到这种程度,这让感觉到也有责任的我十分内疚。更让我认识到日本人的时间观念、日程观念是多么强烈。</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后来理事长还是坚持当天返回日本,只好改乘到东京的航班。这件事过了近二十年,但至今回想起来仍让我心有余悸:幸亏没有在日本工作。</b></p> 福冈市棒球馆 <h1><b>日本的医院在国人眼里似乎很好,因此才派生出旅行社组团去日本体检游的生意。但日本的医院究竟好在哪里,我也是在派出的一名技能实习生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才有所了解。</b></h1><h1><b>那是2002年,一名在兵库县淡路岛做混凝土制模工的来自大连农村的劳务人员小T,因与同寝室的中国技能实习生发生冲突,一夜未眠,天刚蒙蒙亮就一人去公路对面散心,由于心情不好,摆在十几米开外的斑马线他不走,突然横穿马路,让急速驶来的轿车撞出去好几米,司机是一位急着去上早班的日本电焊工。小T被送进附近的医院时,脸有擦伤,似乎有轻微脑震荡,但神志还很清楚,CT检查也未发现什么异常。原以为住上几天医院就会痊愈,没曾想这一住就是八个月。而交管部门裁定,小T没有走斑马线,负事故的大部分责任,所以司机除了第二天带点水果来探望后,再也没有露面,因为经济拮据,他也无力支付任何赔偿。</b></h1><h1><br></h1><p><br></p> <h1></h1> 北海道的火山硫磺区 <h1><b>第二次我一个人从国内来看望T 时,大夫说,他已经出现精神问题,分析是精神压力造成的,怕出院后被送回国。病情时好时坏,发病时总说有人要陷害他,还说横穿马路就是不想活了,使案情更加复杂。虽然日本医院的诊治水平很高,但面对语言障碍、孤独空虚等现状,特别是对需要交流的精神疾病,效果也十分有限。为了对本人负责、对家属有个交代,经与公司商量后决定,由我把T带回国内在家属的陪同下治疗。然而住院8个月,仅医药费就高达350多万日元(当时约23万人民币),这笔钱我手头没有,医院能放人吗?当我忐忑地问院长是否可以回国治疗时,院长说“当然可以”,“那医药费呢?”我问,院长说:“救人是最重要的,其他你不用操心”。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连吃带住8个月,分文不收,就可以走人。临行那天,我在T的二人病房里呆了一天,看了医院定时送来的营养餐,药也在饭前送来,可是据同房间的日本病友说,他们从未说过话,但看到T常常把药扔了,很少吃。医院里住的多是老年病人 ,都是出院后结算,从不催缴住院费。据说有的老人已经住了几年了,亲属也不来,但医院无权撵人。住院的伙食费、护理费都由医院承担,没有家属陪护,病人出院前分文不交。想一想这要是在国内,什么医院能扛得住?虽然医院可以与保险公司结算,但保险公司的审核检查、付款到账还得很长一段时间。</b></h1><p class="ql-block"><br></p> 前去处理交通事故 <h1><b>把T接出医院后,开始一切正常,T还一再感谢我对他的关照,我们俩订了第二天回大连的机票。可是一夜后,T开始发病,说坐飞机会掉下来,坚决不去。无奈我又换了神户到天津的船票,终于说服T上了船。小四天的船程第一天平安度过,第二天T忽然说有人要谋杀他,连我带他上船也被说成是加害他而计划的,并告诉客船经理,“我活够了”。为了T的安全,我只能向船长求助,船上立即为T腾出一间海员的房间,并派人24小时值守,以防意外。</b></h1><h1><b>回到大连,公司拿出一张空白支票到医院,让T的妻子陪同治病。由于家人的关怀,T说出了他的病因,主要是担心没赚到钱,无法偿还家里以前的债务,压力太大、日久成疾。</b></h1><h1><b>知道了病根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对T的保险理赔申请工作,日方的保险公司(中、日政府都要求劳务人员在日必须投保“研修综合保险”)也专程派人来公司调查病因,召开调研会,虽然生病有T的性格原因,但去日本时是正常人、回来后却是精神病人,毕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最后日本的保险公司除了支付T的全部住院医疗食宿费用外,又赔付了T 300万日元(当时约21万)的疾病补偿。T在日本工作不过半年,拿到了三年的基本工资,这在2002年对他也是一笔巨款,不仅偿还了家里的外债,还略有盈余,小T逐渐放下了思想包袱,基本恢复了健康。</b></h1><p><br></p><h1><b>通过这件事,我切实的感到,日本的保险公司不是靠宣传而是发案后的理赔去赢得保单。这也是日本人投保意识超强的重要原因吧!</b></h1><p><br></p> 到爱媛县工厂探望电焊技能实习生 <h1><b>相比之下,劳务人员在出国前公司也为他们在国内保险公司投了境外意外险。然而理赔却截然不同。1998年我们派到千叶县的一名研修生因工作期间不按操作规程,被冲床压掉了小手指上面的一节,日本的保险公司定损后赔付约7万人民币。而国内说按境外险条例规定只能赔付400元,但公司交的保险费是800元(日本缴费不到2000元),听到这一答复后我又找到要求我们投保的外办反映情况,很快保险公司打来电话,"这点事还用惊动处长,考虑你们的特殊情况,就再给他增加400元吧”。</b></h1><h1><b>当然这个案件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随着国内保险体制的不断壮大和完善,现在的服务或许比以前好的多,但这段真实的经历,毕竟在伤者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b></h1><p class="ql-block"><br></p> 在神奈川县工厂对技能实习生传达公司的问候和要求 <h1><b>然而日本企业也有一些不到之处,在我们派出的缝纫女工的个别会社里,企业不按日本政府规定的小时加班补贴标准支付劳务人员,以串休形式安排节假日加班、变相降低报酬。为此我们多次去企业调节劳资纠纷,2015年甚至在长崎发生了几十人的罢工事件,主要原因是企业为节约成本,没按规定给派去的缝纫女工缴纳厚生年金(养老保险,回国后个人部分可退还本人),我们到会社后与会社阐明厉害关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迫使企业补交了养老保险并立即恢复了生产。</b></h1><p><br></p> <h1><br></h1> <div>连接本州和四国的鸣门大桥石碑前</div> <h1>在中日劳务合作中,各种突发事件五花八门,但给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一次盗窃纠纷事件。那是有十几名中国女研修生的日本企业,在发工资的那天,突然一名日本女工说她的工资在更衣室被偷了。会社领导马上认为是中国研修生所为,并扬言不交出来就报警并开除所有研修生。他们的依据是,以前未曾发生过此事,为什么中国研修生一来就会出现呢?事件迅速发酵到了停工调查阶段。公司的常驻管理代表也来到工厂,在逐个与研修生谈话后,得到的答案均是否定的。事态进入胶着状态时,会社社长忽然想起来一个在日本社会经常使用的“良心发泄法”。即放一个投递箱,让每一个有关人员投入相同的信件,如果偷窃者良心受到谴责可能会把偷窃物放进箱内。这样即保全了已认识到错误的犯错人的面子,又找回了被窃物。于是会议室立即摆好一个投件箱,让所有相关中、日女工回去考虑整理半小时,然后开始投放相同信封。就在这时,中方管理代表提出意见,因为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偷窃是中国人所为,即使最后发现被窃工资回到箱内,日本人也会认为是中国人干的。因此建议要设两个箱子,中国人和日本人分别投放信封。社长考虑后同意了这个提议。最终真相大白,工资袋是在日本人投放的箱内发现。</h1><h1>这件事大涨了中国劳务人员的志气。虽然劳务人员当年很穷,到日本是来捞金,但中国人的骨气还有,良心还在......</h1><h1><br></h1><p><br></p> 静冈县养牛场 <p><b>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内工薪从90年代的五、六百元涨到五、六千元,而日本的工薪却一如既往,招收赴日劳务人员也从一呼百应到一人难求。</b></p><p><br></p><p><b><span class="ql-cursor"></span>赴日打工的峥嵘岁月见证了中国二十多年的 高速发展、民富国强的变迁,也令我们第一代外派公司的开拓者欣慰和自豪</b></p> 冲绳县美军嘉手纳空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