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小吏，操弄刀笔——读巜汉书•酷吏传》

无极

酷吏是西汉官员中以治理速效为目的官吏群体。他们只讲短期中社会治理的成效，不以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为综旨。

以严酷苛暴为特征的酷吏的肆虐,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司马迁将酷吏特征概括为“酷烈为声”,“以恶为治”，班固将酷吏特征概括为“酷烈为声，然都抗直，引是非，争大体。.......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需要时可重用，不需要时则抛弃，其有三个特点，一是比较廉洁；二是喜用重典不畏豪强，对不服从法律的人，特别是豪门贵族，敢于痛下辣手；三是几乎都没落得个好下场。

西汉酷吏的产生有其特殊土壤：诸侯王势力日益扩张,对中央政权构成巨大威胁；富商大贾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朝廷不可轻视的力量，他们控制着一些生产行业,囤积居奇,上与官府争利,下夺百姓田产,对中央和百姓已构成巨大威胁；西汉时期战国游侠复仇之风的延续,破坏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宁，游侠在履行“道义”时常触犯国家法律,扰乱社会秩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外戚群体严重干扰朝廷决策，外戚倚仗着与皇后、太后的血缘关系,不需要依靠个人奋斗,不必通过世袭就可以获取财富和权势。许多外戚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谋取政治地位,获取更多的财富和利益。

中央朝廷要解决上述问题,去除诸多顽疾,必须依靠那些执法严厉、敢于碰硬的官员,尤其是从事刑狱、督察、诉讼的大夫。酷吏正是在这样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选用、提拔听从皇帝命令，又懂法的官吏是最佳手段，这时，那些执法严酷，懂法律条文，又擅长揣摩圣意的酷吏，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酷吏出身贫寒,他们没有高门大户的家世背景,都是由刀笔吏起步升至地方首长、廷尉、御史大夫而位列三公,逐步被皇上提拔重用。

酷吏为证明自身，不惜以非常规手段，在短期内出政绩，杀伐果断，标新立异，以严刑峻罚立威。酷吏多数玩弄法律，让法律为治理开道，任用有前科易掌控的人为爪牙，以恶治恶，以收其功。酷吏圆滑狡诈,见风使舵。

张汤处理案子,如果是皇上想重办的，张汤就派手段强硬,办案严厉的官员来处理;如果是皇上想开释的案子,他就派办案宽松随便的官员来处理。张汤善于察言观色,阿谀人主,掌握说话分寸,始终与人主保持一致。

杜周查办案件“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狱状。”杜周做法与张汤如出一辙,所以遭到旁人批评“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酷吏这种把天子意志当法律准绳,当审判依据的做法,历来为人们所诟病。它体现了西汉社会人权大于法律的现实。

酷吏还有处事偏执、好走极端的性格。这种人固执己见,敏感多疑,过度警觉,遇事爱猜疑,爱推诿责任,心胸狭隘。因酷吏好偏执,走极端,所以办案过度警觉,敏感多疑,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宁可错杀,不愿漏掉,造成用法过当,量刑过重,惩治扩大化,致使无辜民众受牵连。

比若王温舒“少时杀人越货为奸，后为吏，事张汤，迁御史，督捕盗贼，以刑杀为威。为广平都尉，选郡中豪民为爪牙，敢于杀伐。武帝以为能，迁河内太守，至则捕其豪猾，竟连坐千余家，杀人至流血十余里，无辜多被其害。为人多谄，有势即为奸多不究，无势必侵辱。后历任廷尉、中尉、少府、右内史等职。因获罪自杀，家族诛。”

酷吏性格上的弱点常影响其对案件的处理和判断,导致轻犯受重判,无辜者受惩。

什么样的性格决定什么样的人生和命运,因为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态度、行为方式和处事方法,冥冥中就决定了他的前途和命运。

汉朝初期的国内环境处在恢复的状态下，各类冲突都还平缓，缺少酷吏生存的机会。之后随着帝国的发展前行，冲突渐多，不论是内部争斗还是外在威胁，众多条件为他们的兴起创立了客观环境。酷吏凭借自身的严酷作风和对帝王的忠诚而从小吏起家，逐渐得到欣赏和提拔，成为巩固王权、捍卫统治的有利工具。

酷吏们的悲剧人生虽然与天子的喜怒无常有很大关系,但是其性格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原因。用法过于严苛，惩罚过重，管理力度太大，而他本人大多数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和魄力，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干冒天下之大不韪。

酷吏在西汉实施的各种政治措施、经济政策上是起了重要作用及贡献的。酷吏的悲剧人生有其时代性和政治性因素,也有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