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不唯书 行万里路只唯实 ——记沙洋中学校友、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教授

德先生okok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教授1987年毕业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中学。听当年的师生讲，贺雪峰高中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做读书笔记。众所周知，《资本论》理论深奥，多专业术语，又是译著，句子长，修辞多，成人读起来也十分费劲。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学的是理科，功课那么紧……同学们说他“怪”，当然也没少挨老师批评。

带着好奇心，2020年9月24日，我们沙洋中学校友联谊会一行专程到武汉大学拜访了贺雪峰教授。

踏进贺教授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满屋子的书。占满一面墙的大书橱，装满了书，写字台上放着书，茶几上、沙发上、地板角落里都是书。再看贺教授，身着蓝色中式衫，一头花白头发，操着浓浓的乡音，如果不是门牌上写着“院长办公室”，我们真难把他与一位全国知名学者联系起来——走到田间地头，他就是一位“老农”。

贺雪峰教授

我当时想：贺雪峰不过五十出头，正值壮年，个头高高，相貌堂堂，为何不打扮打扮自己，如染一染发，再弄一身名牌，可显年轻5岁呢。但读了他的书，看了有关他的一些资料，我有所明白了：他就是这么个人，本色表现，不装不作。

杨继宁副校长代表母校向贺教授问好，表达我们的敬意，访谈也由此开始，从贺教授曲折的求学经历，聊到近年工作岗位的变动；从著书立说聊到教书治学，从远在山东的“合村并居”事件聊到家乡的“能人治村”事件……不知不觉2个小时过去了。因晚上贺教授还要主持学院的一个会议，访谈不得不结束。

杨校长采访贺教授 合影：朱明金 陈钰 贺雪峰 杨继宁 熊道德

回学校后，杨校长要我写一篇专访，可我迟迟没有动笔。在拜访其他校友时，如企业家校友，工程师校友等，我都能很快地完成写作任务。企业因涉及商业秘密，技术内容非专业人士很难弄懂，所以我无法挖掘得更深，只能做做“表面文章”。而贺教授研究的是社会学，社会学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联，加上贺教授理论成果丰硕，文章著作汗牛充栋，仅靠这短短的两个小时的“访谈”写什么呢？要写贺雪峰，先读贺雪峰，于是我先读了贺教授的两本书《新乡土中国》和《治村》。

一

费孝通写了《乡土中国》，贺雪峰写了《新乡土中国》，贺雪峰说“是想沾费老的光”。但看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2013年修订版自序中这样说，“反观费老的《乡土中国》，也是既无时间，又无空间。无时间，是因为费老所观察的1940年代的乡村还未发生如2000年开始的真正巨变；无空间则是，费老将中国的乡村当作了一个整体，是对他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中国农村理想类型的描述，这个理想类型，一半来自费老对农村的有限调研，一半来自费老对中国传统的有限感悟，一半来自对西方社会的有限理解。三个‘半通不通’写出了一个融会贯通的《乡土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乡土中国》真是天才式的作品。”（《新乡土中国》自序IV,下同）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属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我读了《新乡土中国》觉得比《乡土中国》是有所突破的。第一、贺雪峰对中国农村的调研工作比费老做得更扎实，“到现在，我驻村调研的时间早已超过1000天了，几乎在除边疆地区的全国所有农村地区都进行过调研，且我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驻村调研时间超过3万个工作日，几乎每个时间段都同时有10人住在全国不同地区农户家中做调研。”（自序I）这样的调研强度，在费老那个时代、那种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费老做的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在国内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只能是“对中国传统有限的感悟”和“对来自西方社会的有限理解。”而贺雪峰“早在2006年，就自称要继承毛泽东、梁漱溟和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修订《新乡土中国》就是这个学术继承努力之一”（自序V）。也就是说，贺雪峰有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优势。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贺雪峰赶上了好时代！费老所处的中国是怎样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民不聊生，饿殍遍地。而贺雪峰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大部分农村早已摆脱了贫困，正在奔小康的路上。贺雪峰更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作指导。拿不同时代的人作比较没有意义，也不应该。突破前人并不是否定前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长江后浪推前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进则退。

贺雪峰酷爱读书，但他不唯书；贺雪峰尊重权威，但不畏惧权威，他只唯实，即实事求是。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出现一股否定潮，颠覆潮，以否定和颠覆为时髦，对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成就全盘否定和颠覆，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村合作医疗这样的亮点也要否定，但贺雪峰没有随波逐流，他写道，“回顾历史，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点没有夸张。中国数千年来危害最烈的自然灾害是水旱灾，尤其是旱灾。”在实行“包产到户”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全国江河整治、水库修建、堰塘渠坝建设、梯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凭借人民公社强有力的组织网络大规模展开，仅仅凭人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效的向自然开战的人定胜天的伟大壮举取得了决定性成功。到了1970年代，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和江河整治使中国人民第一次可能坦然地面对自然灾害。”（P255）“因为有前20年大规模水利建设的成就，所以没有人感觉到水利建设的重要”“1980年代是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P256）

我与贺教授是沙洋同乡，也出身农村，对此深有体会。我家乡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是公社首富村（大队），分田到户前村里有集体资产300多万元，现金亦达100多万元，按通货膨胀率现在应称亿元村。1980年代初，镇上还没有修建大礼堂，我家乡村先建了大礼堂（兼电影院），镇上开大会都来村里开。那时农民穷不是生产没搞好，而是分配政策问题。那个年代时髦的话叫“一大二公，壮大集体经济”，实行的是“留六分四”甚至“留七分三”的分配政策，也就是说，农民生产收入的六成要留在村集体，只有四成分给农民个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生产生活更自由了，这是受农民欢迎的。计划经济，统得过死，那是需要改革的。但农民的富裕不是媒体吹嘘的“一包就灵”，而是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分成比例大大提高了，生产收入的七成甚至八成归了农民个人，叫农民如何不比以前富多了呢？但负面效应则是村集体垮了，村村负债了。更糟的是，农田水利长期失修，人民公社时的老本吃光。最近几年，我家乡村里的三个村民小组竟然“四年三绝收”——沟渠堵塞或人为破坏，内涝完全排不出去，眼看着庄稼被水浸泡，淹死。好在农民现在收入已不以种田为主，而是来自年轻农民进城务工或经商所得。

贺雪峰接着写道，“国家长期对水利的忽视，终于在1990年代使微观层面的水利成为严重困扰农业的大问题。在1990年代的农村调查中，纠纷最多、矛盾最大、工作最难做、效果最差的事情大都与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水利设施被大规模破坏，以前可以廉价将水灌到农田的水渠不是渗水严重，就是已被毁损；以前可以灌溉10万亩的水库现在可能只能灌溉1万亩。”（P257）

后来国家意识到农田水利建设问题的严重性，大资金投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补课”，但效果仍然不好，解决不了水利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即国家大型水利工程与单家独户生产经营无法对接的问题，动脉血管通了，毛细血管不通，农民仍然为用水问题扯皮、斗殴甚至发生打死人的恶性事件。后来农民干脆各自打井灌溉，几乎每家都打一眼机井。我们是江汉平原、鱼米之乡啊，靠近汉水、长湖，还有解放后兴修的漳河水库等大小水库和堰塘，一直都是靠地表水灌溉农田。现在每家每户都打井灌溉，不仅投入高、浪费大，而是极不环保。刚开始打井时，打几米深就能见到水，现在要打十几米几十米才能出水，可见地下水位下降得多么厉害。“看起来是工程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其实并非工程问题而是组织问题。”（P258）贺雪峰又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毛主席说，组织起来。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就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农民无法与水利工程单位对接，无法与提供农业公共服务的七站八所对接，最后一公里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也将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命门。”（P259）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如根治黄河、淮河、海河，几万座大小水库的建成，如北京的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我们家乡的漳河水库，纵横阡陌沟渠的开挖与修理，如著名的红旗渠等，全是靠人工肩挑背扛完成的，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作业。新中国第一代人干了三代人的事，吃了三代人的苦，建了三代人的功。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乘凉人或许不知不觉。但把树砍了，恶果就显露了。

又如，贺雪峰对“公知”的批评，“最近几年兴起了一群跨专业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盘踞新兴媒体，以学者身份对所有领域发言，他们完全不理解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将具体的问题普世化。既无力回应今天复杂的社会现实，又不能为正处在伟大复兴艰难进程中的中华民族贡献任何有用的智识。”（P159）“用第一世界的理论来解决第三世界的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存在的最为严重的也是最为幼稚的毛病。”（P194）

面对“农民收入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之所以反复且普遍被解说为政策和制度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大多有制度决定论和市场浪漫症的思想，深且久矣”那些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像美国那样办资本主义农场，中国农民就能富起来，中国农村问题就解决了。这完全是不顾中国国情。美国农业人口只有300多万人，平均每个农民拥有1700多亩土地，而中国可是几亿农民啊！除了东北等地区农民拥有的土地多一点，大部分地区农民每家只有几亩地或十几亩地。贺雪峰认为：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农村劳动力再生产方式，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支撑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中无可匹敌的竞争力。”（自序II）代际分工即年轻农民进城务工或经商，年老的父母在家务农，务农收入解决温饱之需，务工或经商收入解决家庭重大开支。即使进城农民务工失业或经商失败，农村还有地，还有家，还有退路。“中国农村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贺雪峰多次在书中提到这句话。这个结论太准确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没有出现像印度、南美国家那样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正是得益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可以返乡的制度安排。

对于那些不了解农村实际的经济学家，写过《我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也曾予以讽刺，“L先生的主意实在是高，农民该喊L股份万岁了”，他应该下农村“接受再教育”（ 当时经济学界曾有“W市场”“L股份”的戏称）。私有制，土地自由买卖，中国几千年一直这样，其结果是土地兼并，农民破产。旧中国农民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情景并不遥远；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也是一面镜子。如果私有化、市场化能让中国农民致富，中国就不会有农民革命了。

中国是个巨型国家，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与中西部农村情况不同，大中城市城郊农村与远离城市的农村情况不同，北方和南方农村情况不同，中部和东部农村情况不同，哪怕在同一个县里，山区和湖区农村情况也不同，更别谈国外了。贺雪峰团队虽然被称为“华中乡土派”，但他及他的团队调研足迹踏遍祖国农村的东西南北，并且是长期下到农户家里、住在农村亲自获得第一手资料，而不是走马观花。

有人说，贺雪峰是“三农问题”专家。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对他还有些降低，他是“三农问题”专家，而又不仅仅是“三农问题”专家。如果一个人只研究“三农问题”而不研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个“三农问题”专家就不是真正的专家，是不能解决中国农村千差万别的实际问题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很复杂，需要开综合药方来治理。贺雪峰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不仅从经济的角度，也从文化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看了这些文章，反正我本人非常认同。但毕竟我这篇小文篇幅有限，我也没有能力写出贺雪峰的全部。我们来看看北京大学苏力教授是怎样评价贺雪峰和《新乡土中国》的。

北京大学苏力教授为《新乡土中国》作序

贺雪峰主要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但他的理想是打造一套话语权不在西方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

二

今年年初，全国人民都经历一次了躲避新冠病毒疫情的隔离，而山东农民更惨——既要躲疫情，还要拆房子住窝棚。什么意思呢？原来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牵头搞了个“合村并居”。何谓“合村并居”？就是把几个村合为一个村，把农民现住房拆掉，统一搬到政府指定的“定居点”里住。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山东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行政村过小过多，密度过大，“合村并居”后能解决“三高两难”问题。三高指的是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空心村比例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两难指的是村级管理水平低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民主管理难。按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可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呢？

针对山东农民对于“合村并居”事件的强烈反应，贺雪峰及其团队到山东农村进行了调研走访，且听贺雪峰怎么说。

《为什么山东非得花费财力去合村并居，拆农民房子建社区》2020年5月12日，《我为什么说山东合村并居是大跃进》2020年6月19日，作者：贺雪峰

2014年我到山东德州调研，当时德州市规划将德州8000个自然村全部拆掉，建1000个左右的大型社区。初步算下来要超过千亿资金投入。而德州是个财政穷市，这笔建设资金只能靠举债。即使政府给出了“三高两难”的理由，但山东省着魔于拆农民房子的理由不成立啊。相对于德州计划花上千亿资金来“合村并居”，每年4000万元村级组织运转成本何足挂齿！空心村比例高？农民进城自然就会有空心村，仍然还有无法进城农户需要留村务农，还有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将来需要返乡，村庄对农民生活的保底显然极为重要。2020年新冠疫情条件下，幸亏农民在农村有房子，他们可以返乡安全度过疫情。

“两难”就更不能成立了。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群众增收致富的机会在城市，指望村干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怎么可能！民主管理难？将小村合并成为大村就可以防止家庭宗派治村的痼疾了？大村有大村的管理难处，小村有小村的管理优势。从来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民主管理难不难与村庄规模大小有关系。

最奇怪的事情是，山东牵头合村并居的居然是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就是过去的国土资源厅。本来行政建制应当归组织和民政部门管，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自然资源厅只管理土地，何以会管到合村并居上来？手也未免伸得太长了一点！之所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手会伸这么长，与自然资源部曾发布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有关。为了节约土地资源，原国土资源部出台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同时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然后用这个指标卖钱），动起歪脑筋，通过合村并点来拆农民房子。原来是这么回事。

以前农民在自己房子住得好好的，现在非得被强拆搬进社区，还要自己出钱，社区的房子质量差、面积小，也没有可以存放农具的空间，距离承包地太远，之前庭院种植蔬菜也没地方了。

更弱智的是，这样的“定居点”不在县城，甚至不在镇上，而是在政府划定的某个区域，农民干什么都不方便。还有的地方，新社区还未建成，先拆了农民的房子，农民只能住在窝棚里。

农民的房子被强拆 临时搭建的窝棚 新社区外观看起来气派，但室内面积小，建筑质量差，还要农民掏钱。农民住在这里不能种菜，不能养猪养鸡，也没有地方存放农具和粮食。农村家庭人口普遍比城市家庭人口多，几代人挤在这鸽子笼里，生活不便，心理上尴尬，日子过得不舒心。 社区远离城镇，农民生活出行都十分不便，很多农民离责任田更远了

贺雪峰团队的吕德文研究员写的《山东合村并居的真实情况》披露了更多拆迁过程中的细节。简单地说，就是强拆。所谓的“做工作”不过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以“不顾大局”等帽子和将来影响子女上大学、考公务员相威胁，甚至用断路断电，毁坏农作物、在家门口放鞭炮、砸门窗玻璃进行滋扰，逼农民就范。

山东的“合村并居”因此成为农民不满意、地方高负债、国家利益受损失、大量资源被浪费的多输的折腾。

因为有贺雪峰及团队的介入，文章在网上的点击量达几千万人次，影响很大，山东方面感受了巨大的压力。6月27日，山东省召开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视频会议作出决定：“合村并居”先一律暂停。

人们对于那些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的人往往大加赞扬，而对于挽回国家损失的人则可能忽略了。不要小看贺雪峰及团队的几篇文章，或许为国家挽回了数以亿计的财产损失呢，它实际起到的作用与为国家创造了亿万财富是一样的。而它更大的意义还在于：给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畸形政绩观、瞎折腾敲了一次警钟！贺雪峰作为一位学者，他对得起知识分子的良知。在此要为我们的校友贺雪峰点赞，他是母校的骄傲！

实际上早在此之前，贺雪峰就一直很勇敢，如对1990年代湖北农村“谱九验收”，对家乡市的“能人治村”的典型，对精准扶贫中形式主义之风等等，他都有文章发表，都进行过批评与质疑，都提出过自己看法和改进措施，文章有理有据，充满了真知灼见，只不过这次影响较大罢了。

像贺雪峰这样有理论、有实践又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仅仅把他们作为普通学者，太浪费了。大学的研究机构本是国家智库的一部分，还应该提高其地位。除了邀请专家们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吸纳他们建言献策外，还要发挥他们的监督作用，要给他们佩“尚方宝剑”。监督机制缺失，监督不力，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如果由大学研究机构里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一支监督队伍不是一条很好的路径吗？他们不需要什么政绩，与地方政府亦无利益瓜葛，还能从专业的角度科学地看问题，加上他们有知识，社会地位较高，地方官员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瞎折腾，为国家挽回巨额的经济损失，也能使社会更加风清气正。

三

贺雪峰求学经历很曲折。访谈中，杨校长问，您既然高中时期就读《资本论》，怎么不读文科呢？贺教授笑笑说，那时不是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数理化成绩稍好的同学有几个读文科啊。贺雪峰高考发挥不稳定，只考了一个专科，毕业后分回沙洋农村乡镇中学教初中，三年调了三个学校。

“我1987年考入黄冈师专（现黄冈师范学院）时，心有不甘，因为我希望自己将来能研究国家和世界大事，而生物科教育目标却是做一个好的中学生物老师。”“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华中师范大学跟随张厚安教授读政治学研究生。”“临近研究生毕业，张厚安老师要求我的硕士论文选农村题材，我才开始关注农村研究。研究生毕业后，分到荆门市委党校（后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现荆楚理工学院）工作多年，在教学之余，读书、调查和写作，逐步进入农村研究。”（《新乡土中国》代跋 我的农村研究之路P459）

2001年12月年调入华中师范大学，聘为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仍兼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2004年调入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任主任。2017年11月，聘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1998年以来，贺教授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上发表20多篇学术论文，在CSSCI刊物发表179篇论文。发表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近200篇次，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贺雪峰所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其研究风格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核心的研究团队被称为“华中乡土派”。经过他培养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数十人，几乎全部以学术研究为志向，毕业后大多成为所在大学的优秀老师。

贺雪峰从一个农村初中教师做起，现在已是一所全国知名大学的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算得上“人往高处走”。但他不是高高在上，社会地位高了，而身段仍放得很低，他坚持进课堂，坚持下农村，永远和学生在一起。“回头发现，也许正是师范教育让我懂得做一个好老师的重要性，我现在做好老师的热情甚至高过了做学术研究的热情。”（代跋P459）他到武大后，给学生们开了一长串书目，几乎都是国内外经典名著。此事曾引起争议。我在网上看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摘录如下（着重线为笔者所划）：

真是问题不争不明。这是知乎上的发言，很多是匿名的，我想应该是真心话吧。它使我这篇小文里的主人公形象更丰满了，贺雪峰的为人怎样，就不需我多言了。

总之，贺雪峰是一个不唯书、不唯上、不畏权势、只唯实的真学者，一个严谨治学、不搞歪风邪气、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一个经历曲折、意志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不装不作的真实人。

（沙洋中学校友联谊会 熊道德 2020/11/3）